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国医”即“中医”。作为1929年“废止中医案”抗争的成果，国医馆的出现看似风光，但借用李零的说法，事实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医学“国将不国”的境况。自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海禁重开以后，西洋医学携解剖学、微生物病原论两大利器，以及其后不容置疑的“科学性”进入中国，来势汹汹，攻城略地。中西医论争兴起，其间中医界虽有抗拒和汇通的努力，但却总是左右支绌、疲于应付，阵地步步丧失。更重要的是，在近代中西强弱对比下，医学还被卷入国族和身体的论述中，与民族主义、国民身体和现代价值观扯上关系，成为国家建构的一部分，折射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
关于这段近代中西医论战和汇通的经过，以及民初中医在面对中西药物、疾病定义和民族国家时观念的转变，在19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讨论。但遗憾的是，对中西两种医学文化和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个人，他们的患病经历，以及他们在中西医论争及近代国民性讨论中的态度和声音，目前我们还知之甚少。“人的消失”似乎是本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见现象，但个人的日常生活、疾病经验，以及在中西医抉择中的思想和心态，却是构成近代中国历史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台湾学者皮国立的新著《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从病人的角度出发，将小我的、私领域历史放置于近代民族国家和中西医论争的大背景下，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梳理，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全书除绪论和总结论外，共六章，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三章独立成篇，对二十世纪“国医”的建构和近代中国医学的转型与再造进行反思；其余几章则从胡适、鲁迅、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等人的疾病和日常医疗入手，探讨他们对中西医和民族国家关系的看法分歧，以及实际医疗实践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困境。
《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
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后，早期的中医界尚有“中西医汇通”的思想，但1920年代以后，讲“汇通”者已然不多，医学界中以“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保存中医”的言论最为盛行。这一时期也是中医发展最为关键的阶段。在西医乃至整个国家卫生行政体系的压力下，此时的中医不得不思考自身的学术定位和框架，“国医”这一概念的出现亦在此时。
然而，“国医”的建构在学理和现实层面都并非易事。一方面，它要突显“国”，亦即中医的独特性，与西医的差别。1920年代中后期，可以看到，早先中西医兼容并包的概念被逐渐放弃，中医与中国民族、身体、思想、文化系统的关联逐渐紧密。另一方面，要成为“国医”，中医也必须展现它对“国”的责任。雷祥麟曾经指出，传统中医之所以在近代饱受诟病，在于它不能参与进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之中，而皮国立则进一步指出，“不科学”是中医为西医所质疑的致命伤。因此，要展现中医对国家的意义，“科学化”是中医最后的保命符。
1931年国医馆成立后，“中医科学化”的说法普及于国内，成为时髦名词，中医界也以此作为再造国医形象的关键。但到底哪些是国医可以采用的“科学”，“科学”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既保留中医的特色，又能摆脱中医原有的落后印象，这些却又是令中医界头疼的事情。
1930年代中医科学化进程中，最终“国医”采取了两分的做法，他们接纳了西方医学的器具、解剖及生理形质，但在触及中医基础理论和经典理论，如伤寒、六气时，国医却坚持不让步。这样“非驴非马”的两难困境，形塑了现代科学中医的复杂面貌。1936年中医也得以进入国家卫生行政体系之中。但在国家权力庇护下，国医中的“国”也与原先的“国粹”渐行渐远，成为“国家”医学的一部分。中医最终被置于国家的管控之下。（第三章）
近代中西医之争并非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个人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的组成部分。在本书多篇个案研究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近代以来，接受西方教育，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式知识分子常常展现他们对现代卫生、健康和强国的关怀和期许，但当他们兼具病人身份，病情的威胁实际存在时，他们如何在“医人”与“医国”、中医和西医之间做出选择；在民族国家论述的笼罩之下，小我的私人病痛和医学观念又将如何自处？
在五四知识分子中，胡适和鲁迅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讨论。他们对待中西医的态度，也是很有趣的对比。
胡适较为温和，他相信西医，但也不排斥中医，他也曾因脚肿、肾病和痔疮多次看过中医，效果似乎也比西医好。但在公开的表态中，他时刻注意维护西医的权威，而不提自己看中医的事。因为对他来说，“医国”比“医人”重要。疾病是“我们种弱的最大原因”，是中华民族的“五鬼”之一，要振衰起敝，中医早已被证明无效，只能依靠西医，因此西医的科学性需要被维护。即使是中医中药的科学化，也不能交给中医，而必须由科学家来做。（第一章）
相较于胡适，鲁迅的对待中医的态度要严苛的多，这可能跟他父亲早年的病及他在日本所受的医学相关。但更重要的，他对中医的批判与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一脉相承。在他看来，中医是中国文化最固陋的一环，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把中医连根拔除。民国时期中医界提出的所有“调和”和“科学化”的主张，在鲁迅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中国人一定要做科学和西方医学的忠实信徒，中西医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两歧性”和中间地带。胡适和鲁迅对中西医态度的差别，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人身体与国家身体冲突之间的艰难选择。（第四章）
胡适、鲁迅
与知识分子相比，主要政治人物的医疗经验和卫生观念更为重要，它不仅关乎自身健康，同时对于国家卫生行政的走向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皮国立用很长的篇幅梳理了1937年以前蒋介石的患病经历和他的医疗卫生观。蒋早年留学日本，受军队管理的影响，比较能接受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卫生观念，对于他的统治之下，民众的卫生、身体和道德状况也有很高的要求。在近代中国危机日深的境况下，公共卫生还是国家和民族自救自强的基础。
不过，蒋虽然有向西方看齐的决心，但吊诡的是，他的医疗卫生观却是一种西方“卫生现代性”的断裂。在推行公共卫生时，蒋并未过多地诉诸卫生设施的硬件建设，而是反推到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倡导以儒家的道德和修身观念来教育人民，以国家的力量去塑造个人的公德观念，养成个人的身体卫生习惯。他相信这样一种个人意志和身体军事化的训练，最终能够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国家落后的状态。1930年代，蒋在全国大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个人医疗卫生观念和经验的体现。（第六章）
中西医论争在现实的医疗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激烈，它不再只是思想层面的分歧，更是个人和社会现实的反映。书中有两章，分别以孙中山和梁启超为例，探讨在现实的医疗中，个人和社会对中西医的选择，以及其间中西医学所面临的困境。
1925年初，孙中山被检查发现肝癌末期，入北平的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协和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现代西医试图造就“负责任的医生”和“有信仰的病人”。因此，入院之初，孙中山即感受到现代医疗体系的规制，协和对整个医疗过程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不允许病人请中医、服中药，即使是他这样的名人也不能例外。对此，西医学校毕业的孙自然没有异议。
然而，随着孙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党内和社会中出现了大量质疑西医的声音，认为西医的独断排外断绝了其他可能的治病救人的机会。在协和治疗无效后，孙搬出医院，回到自己的寓所休养，中医得以正式介入治疗。不同于西医的绝望，当时的中医多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有与西医一较高下的姿态，当然最后也是束手无措。一向信奉西医的孙中山，在生命的尽头同意下属的安排接受中医治疗，对他来说也许是种无奈。但对中医而言，也很难算是幸事。近代以来，随着西医地位不断巩固，很多人在求助西医未果后选择中医，进一步将中医边缘化，成了中医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第二章）
此后不久，梁启超的“医疗疏失”给了社会和中医界更多质疑和批评西医的机会。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医生诊断后进行手术治疗，但手术后病情依然未能得到好转，后来还衍生出割错肾的传闻，最终于1929年初撒手人寰。梁启超本人对这起“医疗事故”并无任何怨言，反倒站在维护西医的立场上为协和说了话，但该事件在社会中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一是对西医医疗体制进入中国初期粗糙和不尽理想之处的批评；二是对西医科学精神和实际效果的怀疑。西医院要求病人对医生和西医疗法抱持绝对服从，但医院草创阶段，许多医疗行为并不合理；医院过于西化，等级森严，有钱有权者可以享受高规格对待，平民则望而生畏。西医多过于自负，墨守西医教科书的成规，用治疗西方人的方法来医治中国人，忽视中国传统习惯。这些在时人看来，都是值得诟病的地方。
即便当时西医所宣扬的科学精神，也有很大漏洞。西医讲科学，但科学也有局限，再加上一些医生不负责任，日常医疗中查验的疏忽、诊断的错误、手术的马虎也比比皆是。最要命的是，现代西方的实验医学中，人消失了，医生看不到病人，满眼所见只有病症，这让医院成了冷酷无情的实验室，病人也成了试验品。这些批评虽然有些偏激，但它的确点出了近代西医初入中国社会时的困境。（第五章）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属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
《国族、国医与病人》一书由皮国立近年来的多篇相关论文构成，虽然撰写时间不一，讨论主旨有所差异，但它们共同关切于个人在社会中的遭遇，以及他们的病痛和生命经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重新发现“人”。同时，在近代广泛的“国族”、国民性和国民身体的讨论之中，引入了“国医”这一新的维度，也拓宽了现有医疗史研究的视界，呈现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复杂面向。即使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样一本行文流畅、历史细节丰富，同时又饶有趣味的书，也足以满足他们对近代中国疾病、医疗史的期待和想象。（文/李恒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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