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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仓院的唐代五弦琵琶

日本正仓院,除中国外收藏唐代文物最著名的机构。正仓院的唐代文物不同于考古出土品,均为传世品保留至今。并且文物规格很高,品相完好,其完整、精美程度是出土文物不可比拟的。

【编者按】

日本正仓院,除中国外收藏唐代文物最著名的机构。正仓院的唐代文物不同于考古出土品,均为传世品保留至今。并且文物规格很高,品相完好,其完整、精美程度是出土文物不可比拟的。因此正仓院备受日本及中国研究者、爱好者的关注。

从2012年起,每年秋天,扬之水先生都会赶赴正仓院,她将赴正仓院看展看成是一次次“约会”,正如她书中所说:“京城的银杏树黄了,京都的枫叶红了,便是与正仓院约会的花信,于是带着唐人故事走进正仓院。”七次“约会”之后,她将所见唐代宝物与生活史的细节以及诗歌对应的物事结合起来,十年后写成了这本《与正仓院的七次约会:奈良博物馆观展散记》,本文摘自该书第一部分,由澎湃新闻经上海书画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所拟。

求嘉木于五岭,取殊材于九折。剖文梓而纵分,割香檀而横裂。若乃琢玉范金之巧,雕文镂采之奇,上覆手以悬映,下承弦而仰施。帖则西域神兽,南山瑞枝,屈盘犀岭,回旋凤池。——唐虞世南《琵琶赋》

图一

图一

我们七次前往参观,获见物品凡四百六十二件(中有少量系重复展出)。名品如绿瑠璃多曲长杯,鸟毛仕女屏风,螺钿镜、盘龙镜、骑鹤仙人镜,红牙拨镂尺,等等,俱曾在展览中一睹真容。每一回里都少不了乐器,而乐器也正是正仓院藏品中的珍物。螺钿紫檀五弦,骑象鼓乐图捍拨螺钿枫苏芳染琵琶(有“东大寺”铭),狩猎纹捍拨木画紫檀琵琶,山水人物图捍拨木画紫檀琵琶,鸷鸟纹捍拨紫檀琵琶,螺钿紫檀琵琶,一共六面,其中螺钿紫檀五弦为北仓藏品,此外均藏南仓。而可称珍中之珍者,是藏于北仓的一面五弦[图一]。它在《东大寺献物帐》(《国家珍宝帐》)中留下的纪录是:“螺钿紫檀五弦一面,龟甲钿捍拨,纳紫绫袋浅绿臈缬里。”贴嵌在腹板当弦处的捍拨是一方玳瑁,便是《献物帐》所云“龟甲”。玳瑁上面用螺钿嵌饰芭蕉、鸿雁、鹦鹉和花草间骑在骆驼上弹琵琶的一个伎乐人。琵琶之背即所谓“槽”,更是遍身螺钿填嵌出牵枝抱叶的花朵流云和一对衔绶鹦鹉。且不说它的风华绝代之美,难得在于唐代五弦琵琶,这是存世唯一的一面。日人林谦三《东亚乐器考》(钱稻孙译)说它“虽属千年古器,保存比较好,益以明治年间的修补,几乎恢复到完全的原形。通过这个,可以悉知唐制五弦的构造”。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称它“为天壤间之瑰宝”。这一面五弦在各种图录里屡屡见到,但我们的历年参观,却都无缘和它相遇,直到第七十一回,方了夙愿。展厅里同时滚动播放五弦的复制品以及制作工序,可以见出,螺钿花心的彩色美石,原是先在美石的背面绘出花纹,然后镶嵌。这也是唐代工艺普遍的做法,近年唐墓出土实物中即有同样的例子。

图二

图二

第六十四回展出的螺钿紫檀琵琶[图二],它在《东大寺献物帐》中录作“螺钿紫檀琵琶一面,绿地画捍拨,纳紫绫袋浅绿臈缬里”。不过腹板亦即琵琶正面的“绿地画捍拨”今已不存,它在明治时代曾因破损而修补。然而螺钿、玳瑁、琥珀镶嵌缠枝花叶的紫檀槽依旧光采奂若。玳瑁为蔓,螺钿嵌出花和叶,琥珀点缀于花蕾,两边的花心上各一个手捧果盘的迦陵频迦。螺钿细施毛雕:花叶各镌纹理,又或于叶心刻画鸳鸯。人面鸟身的迦陵频迦长羽如鸾,眉心花钿,两颊笑靥,面若宫娃。唐虞世南《琵琶赋》“求嘉木于五岭,取殊材于九折。剖文梓而纵分,割香檀而横裂”,“若乃琢玉范金之巧,雕文镂采之奇,上覆手以悬映,下承弦而仰施。帖则西域神兽,南山瑞枝,屈盘犀岭,回旋凤池”。出自良工之手的唐代琵琶,果然有如此风采。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所谓“上覆手以悬映,下承弦而仰施”,是腹板亦即琵琶之面的装置,便是缚弦和捍拨。前面提到的螺钿枫苏芳染琵琶,捍拨是骑象鼓乐图,覆手用螺钿嵌出花叶、蝴蝶和飞鸟。第六十七回展出的山水人物图捍拨木画紫檀琵琶,所谓“山水人物”,也可以名作观瀑图[图三]。所云“鸷鸟纹捍拨紫檀琵琶”,当弦处张一方皮革捍拨,捍拨的“红蛮”地子上彩绘远山近水间俯冲而下的老鹰拏天鹅[图四]。演奏的时候琵琶腹板向外,唐代图像中琵琶表现的便多是这一面,因此常常在捍拨上布置图案,它自然也是诗人格外留心的细节。李贺《春怀引》:“蟾蜍碾玉挂明弓,捍拨装金打仙凤。”王建《宫词》:“红蛮捍拨帖胸前,移坐当头近御筵。用力独弹金殿响,凤凰飞出四条弦。”王建的好友张籍也有《宫词》(二首),其二句曰“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可见捍拨虽原本为保护琵琶的拨弦处,却因妆点的美艳,使得琵琶竟意外生色。

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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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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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之外,装置捍拨的还有阮咸,阮咸拨面上的捍拨多依腹板之形造型近圆,其上也常绘制或妍丽或古雅的图画。第六十六回展出藏品中的一面桑木阮咸[图五],花朵形的捍拨上面是一幅松下弈棋图[图六]。松林山石间,二老坐鹿皮荐相对弈棋,一老旁坐观战。傍树置投壶为游戏具,又一个胡瓶为饮酒具。看见它,很容易想到这一类不俗的绘事小品在宋代派上的新用场,即作为砚屏的嵌饰。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研屏辨》中说到,“屏之式止须连腔脚高尺一二寸许,阔尺五六寸许,方与盖小研相称”,“取名画极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难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碗者,亦宜嵌背”。不论琵琶抑或阮咸,捍拨上的图画皆或出自名家,乃至御笔,宋徽宗《宣和宫词》:“玉钩红绶挂琵琶,七宝轻明拨更嘉。捍面折枝新御画,打弦唯恐损珍花。”捍拨本为保护琵琶的拨弦处,却是因为贴了一幅御笔折枝花,而使得捍拨之珍竟逾于琵琶。宋室南渡,捍拨绘事也还有继踵者,并且风气播向民间。邓椿《画继》卷二道:“士遵,光尧皇帝皇叔也,善山水,绍兴间一时妇女服饰及琵琶筝面,所作多以小景山水,实唱于士遵。”因此宋人用它来妆点案头清玩比如此际尚算得新生事物的砚屏正是合宜。唐之风流,遂成宋之风雅。

《与正仓院的七次约会——奈良博物馆观展散记》,扬之水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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