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杜凤治日记中的晚清官场

【编者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描绘了晚清官场的贪腐残暴，其实小说中的情节并非完全杜撰，在晚清广东州县官杜凤治的日记中，很多细节都能得到印证。杜凤治（1814-1883），浙江绍兴人，1866-1880年在广东任州县官。宦粤期间，他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记录了考试、催征、缉捕等公务详情，还有大量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逸事等内容。杜凤治日记现存40册、近四百万字，藏于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邱捷教授积20年之功，阅读、点注这部日记。他随手摘录有趣片段，参考其他文献对日记内容进行分析、解读，著成《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一书，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刊行。晚清官场是怎样的图景？州县官怎样审案？他们与地方乡绅如何相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就上述问题专访了邱捷教授，以下为访谈正文。

邱捷教授

多姿多彩的晚清官场

澎湃新闻：您研读杜凤治日记20余年，当年是什么机缘接触到这部日记，又为什么保持对其的兴趣达20年之久？

邱捷：杜凤治日记何时开始收藏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现在已查不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老一辈学者周连宽、冼玉清都阅读、引用过这部日记。我相信周先生比较细致地读过全部日记，但两位前辈的文章对这部日记的引用都很少。为何几十年间这部日记没有起学者注意？我想，这与很长时间内中国史学界过于关注“重大问题”的倾向有关。这部日记的作者是个州县官，日记对研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没有多少用处，加上分量太大，又很难读，所以读和用的学者就不多了。

青年学人何文平（现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98-2002），为学位论文《盗匪问题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社会》（修改补充后写成《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收集资料，阅读和引用了这部日记的若干内容。我忝为指导教师，自不能不跟着他阅读日记的相关部分。读开了头，就觉得其中内容很有意思，于是继续读下去。从2006年起，利用日记的内容写了几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把杜凤治日记全部影印，以第一册的题署《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作为全名，收入《清代稿钞本》出版。

影印本出版后，张研、徐忠明、陈志勇、王一娜等学者利用日记部分内容写了论著。但大部分内容尚未有学者充分利用。估计还是因为分量太大，不好读。201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商请我对日记做点注，又读了七八年。做点注必须每个字都认出，每句话都读懂，做起来不容易，很辛苦。经常会为认一个字查多种工具书，或请教几位书法家，有时还得靠猜。因为杜凤治写草书未必规范，有时还会写错字，仅仅认字就够我烦心的。此外，搞清“谁是谁”更是一个难题。日记所记人物数以千计，多数是不见于史籍的小官、幕客、书吏、士绅、庶民等。杜凤治很少以本名、全名、正式官名称呼官场人物，多以其字号、绰号、官名别称、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如巡抚称为“中丞”，布政使称为“方伯”，按察使称为“廉访”，道员称为“观察”，知府称为“太守”。有时甚至用更冷僻的别称（如称布政使为“薇公”）。同一个称谓又可能指不同的人，如日记多以“方伯”称布政使，但杜凤治宦粤十几年，其间实任、署理的布政使前后有十几人，如果搞不清各个布政使的交接时间，就很难知道日记某处的“方伯”指谁，该处大段记述也就无法读懂了。

我开始点注时已是“奔七”的人，大部分工作是70岁后做的。幸亏广东人民出版社给了很多鼓励、支持，柏峰、张贤明等编审、编辑对书稿做了非常专业、非常细致的编辑。这项工作终于得以完成，一两个月后，近400万字10册的《杜凤治日记点注》即可出版。我在阅读、点注时顺手抄下一些资料，写成《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后文简称《镜像》）一书，今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点注杜凤治日记和写那部书的过程中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和指点。例如，由于年老和其他原因，我一直没有到过绍兴收集资料，连杜凤治的卒年也未能查清。《镜像》出版后不久，绍兴市柯桥区实验中学邓政阳老师设法查到我的电话，告诉我杜凤治的卒年以及《会稽杜氏家谱》的若干记载，使我可以在《杜凤治日记点注》出版前补上。

因为日记的内容既有学术价值又很有趣，相信其他学者有时间读也会不断读下去。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私人理由：先高祖是道光年间宦游来粤的州县官，与杜凤治身份、经历很相似，但比杜稍早。我在日记居然发现几段关于先高祖、先曾祖、先伯祖、先祖姑的记载，这就增加了我阅读的兴趣。

澎湃新闻：请您介绍杜凤治其人，您对他如何评价？

邱捷：杜凤治（1814-1883）是浙江绍兴山阴县人，举人出身。1866年起在广东任过广宁（两任）、四会、南海（两任）等县知县，罗定直隶州知州（两任）和佛冈直隶同知。终其一生，是清皇朝一名中下级文官。

评价杜凤治，不妨以其日记为主要资料，分三个层次谈谈。第一个层次，作为一个人，杜凤治体魄强健、精力充沛，人也聪明，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待人接物很正常。第二个层次，作为一个士大夫，他受过系统、严格的儒学训练，学问不错，对三纲五常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政爱民”等等是真心信奉的，立身尚算谨严（如一生都不纳妾，远避女色）。他好学不倦，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对世界的了解比一般士大夫多。第三个层次，作为一个官员，他勤于公务、谨慎细心，该巴结上司的地方从不怠慢，编织官场关系网更是不遗余力；对治下的百姓不算过分，恤孤悯贫、兴利除弊的事（如在罗定州努力防止溺女婴）也做了一些。当然，他在维护“王法”、维护官府权威、维护自己利益时对百姓也会很强硬、凶暴。按当日清朝官场的状况，很难说杜凤治是清官还是贪官。不过，他在钱银问题上相当精明，抓紧一切可以获取收入的机会，该拿的银两坚决拿，该花的大方花，尤其是馈送、打点上司的银两只会多不会少。他收受“法定收入”（俸禄与养廉）以外的银钱注意不留把柄，又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所以辞官归里后，宦囊积蓄足够本人、家族过上富裕生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背景下，他一方面不无忧虑、期望抵御外侮，但又同上司一样既害怕又不了解“洋鬼子”，在咄咄逼人的外国在华官、商面前无能为力，不得不经常妥协退让。他愿意读《瀛环志略》等书，还经常读报，但对世界大势、近代科技等又不可能有较深入的理解，对官场种种迷信、愚昧的规矩都奉行如仪。

上述矛盾表现集中于杜凤治一身，但这又是非常合乎逻辑、完全可以理解的。总的来看，杜凤治可说是清朝一个标准的士大夫、有代表性的州县官。如果今天要研究晚清的士大夫或中下级官员群体，杜凤治是个很有代表性、很值得注意的研究对象。

澎湃新闻：本书书名是《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杜凤治日记描绘了晚清官场怎样的图景？

邱捷：杜凤治对官场的一切都有兴趣，自己也不遗余力地谋取功名利禄，为当官补缺使出浑身解数。他写了十几年、几百万字的日记，绝大部分都有关官场，可说杜凤治全面、细致、准确、生动地描写了晚清广东乃至全国官场的的方方面面。要用几句话概括这部日记有点难。我觉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杜凤治的日记既反映了大家想象中清代官场的图景，也反映了不少人们以往未注意，甚至不知道的图景。

例如，我们以往都知道晚清官场“无官不贪”，官员颟顸横暴，上下级之间尊卑分明，官员们为升官发财毫无廉耻、尔虞我诈，等等，这都是真实的，日记提供了大量具体的例证。清代官场上下的利益输送链，或者所谓“潜规则”，在日记里有淋漓尽致的展示。清朝的制度设计决定了所有官员都无法靠“法定收入”维持正常的公务开支，更不用说官场馈赠、贿赂与维持自身、家庭、家族的生活了。所以，官员们必须千方百计谋取“法定收入”以外的钱银。从督抚到未入流佐杂的各级地方官员，大小武官，北京的各级京官，乃至“清贵”官如翰林以及学政、乡试主考等，无不如此。日记有些细节，还可以让我们对清朝官场的黑暗、专横、贪腐加深认识。例如，我们都知道知县大老爷可以随时、任意打平民百姓的屁股，但未必知道，尽管清朝王法并未给州县官杀人权，但州县官可以相当随意地处置疑犯甚至无辜者的生命。日记以平实的语言写了州县官使用立毙杖下、站笼、钉人架子以及折磨之法杀人的例子，有些甚至是其他文献很少提及的（如用钉人架子把人钉死）。

但是，清朝官场又有另一面，包括不少今人想象不到的一些细节。例如，在遵循上下尊卑原则的前提下，官场有一套调适上下关系、互相关照抱团的伦理。上司对下属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任性妄为，做得过分会有物议，影响威信。个别不顾后果的“牛二”小官，有时可以把官场上下闹得无可奈何，上司们还得设法安抚。又如，今人想象中清朝官员彼此交往都会谨言慎行，但杜凤治日记反映了他同其他官员私下谈话时往往百无禁忌。巡抚也会同杜凤治谈论自己同总督的矛盾，议论总督受贿。总督、按察使也会同小官杜凤治闲谈其他官员的八卦新闻。

清朝官府很少为平民百姓着想，官员残民以逞的事，日记记载不少。但日记又写了一些今人会觉得惊讶的细节。如省城有百姓建房时利用巡抚衙署的围墙做自己的屋墙，以节省一堵墙的建筑材料，还在抚署围墙上开窗以利通风采光。督署、藩署等高级衙署内竟有很多下层“执事人”乱搭乱建的房屋。官府对穷人在城壕一带的“违章建筑”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予以容忍。总督、按察使亲自过问被审讯官员打伤的未成年“住年”（常年住在雇主家的下层雇工），官府每年都向盲人发放救助钱文，等等。又如，在今人心目中，州县官的“家人”（长随）都是文化不高、借助官威为非作歹之徒，这种看法在杜凤治的日记可找到不少例证。但也有些州县官的“家人”比官员还富有，有些“家人”是榜眼的好友，有些“家人”属于士绅，“家人”还经常作为州县官的代表参与公务。杜凤治日记所反映的清代官场图景是多姿多彩的，日记所记细节当为事实，至于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就要结合各种因素解读了。

澎湃新闻：杜凤治日记所记的官员以州县官为多，《镜像》也写了不少州县官的事。在一般人心目中，知县大老爷威风八面，有很多机会舞弊贪污；人们又熟知知县是“七品芝麻官”。杜凤治日记所记与一般人的认知似乎不尽相同，请您再说说清朝州县官这个群体的一些情况。

邱捷：您所说的一般人的认知也大体没有错。从制度上，知县出于官僚层级偏下的位置。知县虽被称为“七品芝麻官”，但全国只有一千几百个知县职位，高于知县的文官职位全国大概只有几百、千把个吧，而低于知县的七八九品、未入流文官职位可能有几千、上万个。这样看来，知县在清朝文官序列中又不属于底层。而且，每县只设立一个知县，属下的文官少则一两个，多则十个八个。县衙是“一人政府”，在一个县，知县说了算。如果拿今天公务员的职位不确切地比附一下，知县相当于县委书记兼县长，又兼任财政局长、国税地方税局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兼考试中心主任、法院院长（按制度全县只有知县一个官才有权审案）、检察院检察长、主任法医（知县虽不必亲自验尸，但必须到场监督，承担检验结果的法律责任）。当南海知县时还兼广州市市长、城管局长、水利局长、省外事办主任。

知县的职权如此多，但属下却没有设立职能部门，专职专任的下级也很少。大部分公务经费朝廷和上司不提供，知县必须自筹。这样看来，当知县很不容易、很辛苦。不过，知县基本不为平民百姓提供服务，他管全县的教育、考试，其实只管一两个或几个书院以及科举的县试，对青少年读书识字的事就不管了。知县一切施政，就是维护清皇朝的统治秩序，保证按时足额上交赋税。尽管清朝法规对知县的权责有详细的限定，但基本上是“纸上空文”。各级上司实际上对知县也管得很少，有些事是管不了，有些事是知道了也不管。知县在行使征收、司法等权力时近乎不受监督，所以，确实是威风八面，而且有很多谋取法外收入的机会。不过，知县的法外收入不能一人独吞，其中部分要馈送给上司，部分要用于公务，剩下的才是宦囊收入。当知县能否不亏累，能否发财，能否发大财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

杜凤治日记两次引用了流传于官场的一段顺口溜：“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这是州县官们的调侃。古今中外都经常会有人说官不好做，很艰难的。清朝州县官也确实不容易做，首县知县又比一般知县难做，全省首县知县更不是一般官员能胜任的。然而，官员们尽管调侃、抱怨，但都愿意到富庶的广东当州县官，尤其是愿意补上南海知县这种要缺、优缺，杜凤治当然也是如此。

因为州县官的上级基本上是“治官之官”，州县官才是真正的“治民之官”和“治事之官”，所以在文官系列中，这个群体很值得重视。然而，州县官人数多，品级不高，在一般文献中又记载不多。杜凤治本身是州县官，从州县官的角度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其中大量内容又写了州县官。这部日记大概是存世州县官日记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这就为研究州县官群体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

杜凤治在日记中引用的一段“官场口号”

州县官如何审案？

澎湃新闻：您在《镜像》中说过，杜凤治日记“是研究清朝法制史相当独特、相当有用的史料”，可否再具体说明一下？书中您写了杜凤治十几个审案案例，这些案例反映清朝州县官审案时最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邱捷：清朝法制史是相当热的学术领域，中外法律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学者进行研究，成果之多，可以说数不胜数。清代的司法文书原件，目前存世的不少，刑部档案，巴县、南部县档案，新竹、淡水档案都为学界熟知和重视。还有很多官员、幕客编撰的公牍、公案、官箴书、文集等，都是研究清代法制史重要的资料。但学者较少引用州县官的日记，除个别学者外（如徐忠明用杜凤治所记梁宽杀妻案做了很出色的研究），基本没人用过杜凤治的日记。

该日记所记案件大概有几百宗，涵盖了《大清律例》大部分罪名。众所周知，目前我们看到的清代司法档案，都经过书吏、幕客、官员的加工，公牍、官箴书加工的情况就更多了。出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献所写与真实案情不一定相合。有时，改写的原因甚至有点匪夷所思。如杜凤治在广宁任上，有县民“争夺祀神利市花炮相殴”，引发人命。但上详此案时司法文书改为“索逋起衅争殴致死”。本来，“争夺祀神利市花炮相殴”与“索逋起衅争殴”于情于法都没有多大差别，为何上详时要改动案情？对背后的原因，今人就只能猜测了。于此可见，即使是档案，其中案情也未必可信。

杜凤治日记所记案情当然也未必可信。日记所记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案情真相，也不在于杜凤治“如何”审案判案，而在于他“为何”如此审案判案。有些案件，杜凤治把前因后果写清楚了，有些案件却写了一半没有下文，但每宗案件，杜凤治都写了自己对案情的了解、疑问、分析、判断以及判决的理由。杜凤治所写案情是否真实我们今天很难判断，但他写自己的思考却是基本真实的。他往往不顾案情、绕开王法办案，日记有时写明了理由，有时没有写，但我们可以根据日记的前后文猜测出杜凤治为何如此判案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到，清朝州县官行使司法权力时的种种考量。

作为清朝官员，杜凤治当然标榜奉行王法，也不会公然不顾案情。然而，他自己记录的多个案例，却没有遵循《大清律例》来审理，有时也有意忽略案情真相。今人一般认为，清朝官员不按法律办案都是因为贪赃枉法。杜凤治即使在行使司法权时受贿，当然也不会写入日记。从一些案件看，贪赃枉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有些案件，涉案者都是穷民，没有纳贿能力，杜凤治也不依法办理，甚至不惜自掏腰包赔贴点小钱让案件尽快了结，用“贪赃枉法”就解释不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杜凤治办案常用的手法。避免缠讼，客观上有一定合理性。清朝审理案件，无论原告被告，通常都会先行羁押，以使当事人能随时赴审。而羁押期间所有费用，包括饮食，都要由当事人自己承担。但凡打官司，即使按规矩，涉案各方也都有很多交费项目，而且必然会受书吏、衙役等人的勒索、凌虐。所以，杜凤治让案件尽快了结，甚至不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未始没有为当事人着想的因素。

但州县官做事，大都不会太多为小民着想。杜凤治绕开王法审案，当然首先是为自己考虑。一些大案、重案进入司法程序，如果疑犯是穷人，那么解送、复审、打点上级衙门等费用就要杜凤治出。而且案情越复杂，越容易被上司衙门、刑部书吏挑剔索贿。一些重案（如严重的乱伦案）发生，上司会批评知县没有做好教化、防范，官场对头也会予以利用来倾陷自己。总之，州县官如何审案判案，首先是要不影响自己的官位，不给自己带来麻烦，不会让自己增加开支，如果能得到法外收入当然更好。在这个前提下也会从人情、实际出发，适当照顾、体谅当事人。在清朝司法制度下，任何官员都难以做到公正，杜凤治就算有心做青天大老爷为小民申冤，也有心无力，搞不好还会让受害者遭受更多伤害和损失。所以，从日记看，杜凤治对自己不遵循王法审理和判决的案件都很心安理得。

澎湃新闻：《镜像》用一章写了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但看起来冲突似乎更多。官、绅都是清朝的统治阶层，为何会有如此尖锐的矛盾？杜凤治日记为了解清代官绅关系提供了哪些新的认识？

邱捷：我的书没有对官绅关系做全面研究，只讨论杜凤治日记中的官绅关系，而且，对“人所共知”的事就不写或少写，所以会让读者觉得官绅矛盾很多、很尖锐。其实，官、绅之间有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在维护清朝统治秩序这个根本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在重大问题上和多数情况下，官绅都是合作的。咸丰、同治年间的农民大起事，就是官、绅合作镇压下去的。杜凤治日记中有大量官、绅合作的事例。

官、绅的矛盾与冲突很多因钱粮征收引起。清朝地丁向土地业主征收，一般而言，士绅拥有的土地多于庶民，而清朝对士绅并无减免赋税的优待，州县官经常责成士绅带头交粮，以及谕令其催收本族、本村的钱粮。如果州县官“催征严酷”，或与当地士绅的头面人物闹翻，就有可能引发官绅冲突。士绅会采取上控、散布匿名揭帖、通过本州县在省城或京城任职的高官干预、罢考闹考，甚至鼓动民众暴力对抗的办法对付州县官。但只要事情闹大，通常是官绅两败俱伤。所以，双方都会尽量避免冲突，发生后也会尽量寻找体制内解决的办法。

杜凤治初任广宁知县时，由于经验不足，在征粮问题上同当地士绅产生矛盾，广宁士绅便发起闹考抵制县试，使杜凤治相当狼狈，而发起闹考的广宁士绅也面临严厉惩处。杜凤治由于得到上司的支持，自己也处置得当，闹考事件得以化解，广宁士绅屈服而免受严厉处罚，杜凤治只是从优缺广宁调去瘠缺四会继续当知县。官、绅各有损失，幸而不致伤筋动骨。这次广宁的官绅互斗，虽稍有溢出“王法”之处，但终究在体制内进行，最后也在体制内息事宁人。这一方面与广宁士绅的相对弱势有关；另一方面，各级官员，包括杜凤治本人，都不想、不能对士绅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广宁的官绅较量，多少反映了这两个统治阶层间较量时的一些“游戏规则”。后来杜凤治吸收经验教训，很注意处理同地方绅士的关系，尤其注意笼络地方绅士领袖，这也是他十几年做州县官做得顺顺当当的原因之一。

咸丰、同治年以后，广东各级官府鼓励、督促各地士绅设立“公局”，公局得到官府的授权，具有缉捕、征收、拘传、调解、羁押、初审等权责，并拥有直接指挥的武力，成为典章制度所无而实际上运作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县衙与公局文书往来、知县与局绅相见礼仪等也参照官府的程式。杜凤治日记有大量依靠局绅征收钱粮、缉捕盗匪、调解纠纷、调查案情的记载，甚至默许、委托局绅直接处置案件。这都是州县官与士绅合作维护清朝统治秩序的事例。

杜凤治日记

晚清广东的“变与不变”

澎湃新闻：杜凤治十几年间在广东治理过几个州县，包括省城广州，接触过的人不少，处置过的事很广泛。从杜凤治日记，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社会怎样的面貌？

邱捷：杜凤治日记，绝对是研究晚清社会，尤其是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广东社会极有价值的史料。因为“社会”这个词含义太丰富太广泛，要从“社会面貌”来谈这部日记，可以有很多个角度。例如，我们常说晚清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杜凤治日记就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位于广东省城卖麻街旧两广总督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毁于英法联军，原址后来还被法国人用以修建教堂（广州圣心天主堂，又称石室），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记下了当日督署迁到司后街（今越华路）新址。日记还记下了布政使衙署部分园林被法国占据为领事馆。日记多处提到，驻粤外国领事官员对两广总督以下的清朝官员都诸多苛求，干预中国司法，介入各种民刑案件，经常态度蛮横、不容分说，中国官员却只能委曲求全，尽量满足外国人的要求。民间的揭帖（匿名传单或小字报）称“广东无福，遭夷淫毒，为今之官，番鬼奴仆，受鬼使令，有如六畜”，反映了中外、官民矛盾的尖锐。但我不准备从这个角度多谈，因为大家都上过历史课，都很熟悉，无须我多说。我下面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的角度谈谈杜凤治日记。

杜凤治的乡试同年李鸿章（杜凤治60岁生日李鸿章曾致送贺联）说过，当日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所发生的内忧外患，确实是上至君相，下至庶民从来没有经历过，甚至没有想象过的。今日我们研究晚清历史，着眼点主要还是在“变”的方面。杜凤治是小官，说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样的话，但日记很多地方都反映了这个“变局”。杜凤治记下了很多来自外国的新事物，如他一再写轮船，再三感叹西方科技的“夺造化之奇”。有一次针对轮船失事的新闻，杜凤治议论说，即使偶然出险，外国人还是会乘轮船来，中国人也不得不乘坐轮船，轮船代替中国帆船不可避免。官员们公私事务也经常乘坐轮船。杜凤治还奉总督之命参与对外交涉，处置过多宗中外经济纠纷。他使用外国的温度计、钟表，记时干支、钟点并用，以洋酒招待客人，出高价为自己与家人拍摄照片。日记多处记载了广东绅民很容易到港澳与出洋。遇到中外交涉的大事，从总督瑞麟到小官杜凤治都感受到世界大势的变化造成的压力。

然而，日记又在很多地方反映了社会停滞不变的一面。例如，杜凤治在日记里基本没有提及自己和家人购买洋布做衣料。对照海关对当时洋布入口的统计数字，可以判断大多数官、绅、民穿衣并不靠洋布，洋布远远没有取代土布。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就在南海县辖地，但杜凤治两任南海知县共5年多，日记却完全没有关于他本人及家人请西医诊治的记录。杜凤治知道地球是球形、月球围绕地球转的事实，但每逢日食、月食，还是进行祈禳。清朝的所有制度，包括官制、科举制、税收制度等等都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对洋务运动，杜凤治只作了一些零星、侧面的记载，上司花钱购买机器，杜凤治认为是不急之务、浪费金钱，不如用于赈济。广州城市格局也与千百年前大同小异，城市居民生活似乎变化不太大（只是粮食不少从越南等地进口，消费某些外国商品）。尤其是无论杜凤治本人，还是他的上司、同僚、下属，或者日记中的绅民，没有谁想过中国必须彻底变革。杜凤治对清朝制度丝毫没有怀疑，对如何发展民生经济、如何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没有思考过，对学习外国政治法律制度，改变中国传统思维、行为方式更是不会容忍。前面说过，杜凤治在士大夫群体、中下级官员群体都一定代表性，他自己以及日记中很多人物，思想和行为方式基本上仍未走出中世纪。从杜凤治等人身上可以反映出，即使到了光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基础仍很薄弱。

至于城乡居民的年成物价、衣食住行、风俗祭祀、演戏赛会等，日记记下不少，这也是社会面貌的内容，都是研究者很感兴趣的史料。

澎湃新闻：比之全国，晚清的广东独特之处在哪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能否在杜凤治日记中找到日后广东成为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策源地的一定关联性或者启示？

邱捷：晚清的广东，是反抗外国侵略中国的前沿，又是外国先进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同时，广东民风强悍，勇敢活泼，富于反抗精神，开放包容，容易接受新事物，善于经营贸易。广东人“富于反抗精神”这一条，特别令清朝统治者头疼。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广东人。19世纪50年代，天地会领导的洪兵起事席卷广东，清朝官绅联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压下去。咸同年间，粤西土客大械斗造成的死亡数以十万计，有人称之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广东的盗匪问题也比大多数省份严重。因此，治粤的清朝官吏无不把防止下层人民反抗、维护清朝统治秩序当作首务。在晚清，清廷确定粤督人选时都很注重其军政能力。杜凤治宦粤这十几年，是晚清广东相对平靖的时期，日记记下了不少“太平景象”。但作为直接统治百姓的“亲民之官”，杜凤治对广东的强悍民风有切身体会，敏锐地感受到很多人的不满，到处充满致乱因素。

杜凤治对广东的富庶颇为赞叹，但对广东的民风、民情却始终不看好。他认为广东盗贼多，原因是广东风气奢侈、加上生育过多，人满为患，父兄管束不严，人心浮动，因此他预言“设有仗义疏财、辍耕叹息之奸雄出，攘臂一呼，势必人如归市，十万众可立致也”。他当然不可能认识、理解引发大动乱的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其知识和经历，使他只能想象太平天国、红兵、盗匪这类反抗运动。他所说的广东“十年内外必有事”没有应验，然而，杜凤治离粤后十几年，日记里多次出现的人物康赞修的孙子康有为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波澜；而在杜凤治来粤当年出生的孙中山在19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这些，杜凤治不可能未卜先知，但他设想的广东千万“思乱”人群被发动起来，却成为现实。广东果然成了冲击清朝统治的“大乱”发源地。杜凤治日记大量关于社会动乱因素潜滋暗长的记载和议论，也可使我们可以对广东后来成为近代政治改革以及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看到一些远因。

近代中国，特别是近代广东有两个对社会变革影响较大的群体：新式知识分子和商人。杜凤治与其时人数极少的新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触，同从事新式行业的商人很隔膜，所以，在他的日记完全看不出这两个群体的思想动向与变革要求。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

日记研究的注意事项

澎湃新闻：《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不少情节，在杜凤治日记中都可以找到印证。您觉得这些晚清文学作品对历史研究有何作用？可否与杜凤治日记比较一下？

邱捷：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晚清谴责小说有关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等情节，虽有漫画化、夸大的倾向，但多数并非无中生有。早有学者考证过，《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小说中不少人物都有其原型。《官场现形记》所写的总督、巡抚、布政使在官员补缺、委差问题上的徇私纳贿和权力争夺，州县官按缺分优苦定期定量向上司馈送银两，所有官员都极力谋取法外收入，有些州县官隐瞒父母去世的消息抢收钱粮，有些州县官在交卸前“放炮”征粮（减少成数提前征收）致使后任少收，等等，在杜凤治日记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事例。李伯元的《活地狱》写了某些州县官以站笼和其他酷刑大批处死只有轻微犯罪的人，甚至无辜者。以往我们会认为这是小说家言，未必真有其事，就算有只是个别现象，读了杜凤治日记才知道州县官普遍这样做，只是非刑处死的人数不会像《活地狱》说的那么多而已。

这些晚清谴责小说，除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之外，也是史学研究值得重视的资料。以往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读小说，晚清谴责小说对官场贪腐残暴的描写刻画，与其时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所见所闻是很吻合的。在这些小说中，从朝廷到各级官府，从大学士、军机大臣到未入流芝麻官，没有一个好人，个个官员都是颟顸可笑、卑鄙无耻、横暴贪腐的人物，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官府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一般人未必容易读到和读懂《民报》和革命党人其他宣传品，但很容易读到《官场现形记》等小说（清朝对谴责小说似乎没有查禁，《官场现形记》在上海、广州多次公开出版）。我觉得，晚清谴责小说在解构清皇朝的“合法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有人去研究晚清谴责小说受众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影响，会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不过，我在晚清文学领域只是读者而不是专家，上面这几句，随便说说而已。

因为您问起，话题扯远了。简而言之，晚清谴责小说虽来源于生活，但情节夸大、虚构都在所难免，而且，毕竟是小说，学者在研究时很难直接引用为论据。而杜凤治所写都是亲历、亲见、亲闻，又写得平实，故更可信，作为史学研究的论据更符合学术规范。

澎湃新闻：日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就推动了蒋介石研究，从而也推动了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等领域的研究。相信杜凤治日记影印本、点注本先后出版也会对清代州县制度研究的领域起一定推动作用。您认为，利用日记进行史学研究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邱捷：历史研究的史料很广泛，学者历来都重视日记，尤其是分量较大、连续记载多年的日记。日记通常是当天写下（即使补写的也不会隔太久），记忆失误的可能性小些，日记也会更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真实想法。而日记因其私密性，会记下其他文献没有反映的事实。地位重要者的日记，如《蒋介石日记》，因涉及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自然更受研究者重视。

一般而言，在政治、军事、学术等方面有很高地位者，会预见到日记日后一定会被公开，所以，下笔时自觉不自觉都会有所顾忌，学者引用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杜凤治是小官，进入仕途时已53岁，他又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他当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会名垂青史，写日记不是为塑造自己形象以流芳后世。在当日，几百万字的日记绝无刻印出版的可能，日记中大量对上司、同僚、下属甚至至亲好友刻薄的评论，甚至记下了自己的一些隐私，也说明杜凤治写日记时并不打算把日记示人。日记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平实记下，并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最多只是想通过记日记宣泄一下情绪而已。作为史料，这种“为写而写”，并无刻印出版预期的日记更可信。

但我不会认为杜凤治的日记全部符合事实。我阅读全本日记的体会是，杜凤治有关上司指示、同僚谈论，以及自己催征手段、滥施酷刑、各种支出、财产处置等记述基本可信，他也没有理由编造事实自己骗自己。但他对广东社会、广东风俗的记述与评论，肯定有片面甚至失实之处。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记述，也会因兴趣、亲疏、好恶有所选择、剪裁，传闻失误、判断不当、知其一不知其二等情况肯定存在。因此，不可以把杜凤治在日记所记内容简单地视为信史，但日记所反映的杜凤治的心态应该是真实的。对史学研究者而言，如何利用史料是一项基本功，既然这部日记史料价值很高，只要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去利用，肯定对很多课题的研究都有用处。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