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的工人：恩斯特·云格尔
1932年敲响了后人类的钟声。人类及其组织机构达到了进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在工人的统治中找到了它的社会与生理形态。对于这一后人类的英雄来说，尼采的超人与作为超动物的蚂蚁成为了榜样，“工人的代表……既是个体提升的最高阶段，如同他们在超人中预见到的一样，在现存社群的工作命令下又是像蚂蚁一样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个性的要求可以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无谓表达”。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工人》一书中从两个方面接近这种“蚂蚁一样的”类型，在他的时代，没有其他学科能像现代昆虫学那样理解他的思路：（１）将工人确定为某一属类的新物种；（２）涉及工人的社会组织的特点。属类特点与社会秩序两者都处于一种进化的条件关系中。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联袂而来，并随时可为对方在“生存斗争”中提供优势。作为单一的样本，工人代表了20世纪初的人类肉体与精神上在力量与敏捷、沉着与自律、勇敢与坚毅、奉献与智慧方面的可能性。这位可敬的前少尉回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当士兵时看到的，只是如今变成一个新的人类类型的征兆。云格尔在《工人》中谈论“个体提升的最高阶段”时，指的绝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作为其属类之样本的个体。一个系统发育的过程将人变成工人。这一发展自然也造成了严肃的社会后果并因此开辟了新时代，而它本身同时就是社会动乱与技术革新的结果。
属于“新时代的确切标志”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从剧院到议会、从协会到图书馆的所有设施发出的死刑判决。这种社会变革表现于工人的生理特征之中。对于云格尔来说，工人是一种类型，一个概念，它意味着集列性，替代了资产阶级的个体性。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心灵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的痕迹。其原型是钢盔之下士兵那剃光胡须、无表情、坚毅的脸，这张脸的样貌与他的战友们并无不同。当然，一个士兵不仅有一个编号，还有名字，但给他打上标记的是他在部队中的位置，而不是能够培养其与他人的不同点的个体性。为单个的工人赋予“价值”，指出他与队列中“其他分支的关系与不同”，是结构主义的、受过动物学分类问题训练的眼光。对于云格尔来说，他们跟资产阶级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只要睁开眼看看：
在钢盔或保护罩下看向观察者的脸也改变了。如同在集会或群像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脸的样式图缺少多样性并因此缺失了个性，却获得了个体表达的清晰性和确定性。脸变得更具金属感，它的表面仿佛经过电镀，骨骼结构楚地显露出来，线条凹下或凸起。目光安静而固定，习于观察在高速状态下有待捕获的物体。拥有这张脸的种族开始在独特条件下发展新的风貌，每一个人并非作为单个的人或个体，而是作为类型来代表这一种族的。
云格尔称工人所建立的秩序是蚂蚁一样的。在“突出的骨骼结构”中，我们难道认不出昆虫的外骨骼吗？在“电镀的表面”中，难道看不到蚂蚁光滑的甲壳吗？在反个体化的类型——由于“功能”做出的自然“选择”，其形态在工作进程中不断变化——中看不到昆虫社会的结构吗？还有戴着防毒面具和护目镜的样子，难道不像昆虫一样，冷酷且毫无个人表情？所有这些联想似乎是说：这些陷于类比的联想，跟恩斯特·云格尔的文本无关，然而云格尔却是有过动物学训练的昆虫学爱好者。我认为他的蚂蚁学知识参与构建了工人的世界。他在小时候就读过让·亨利·法布尔的《昆虫记》。在阵地战的战壕中，这个年轻的士兵写了一本昆虫学发现日记。在一次受伤之后，云格尔于1915年的康复假期期间，在故乡海德堡旁听了世界知名的动物学家汉斯·德里施的课程。在他那里，云格尔获知了个体与类型的区别，这在后来成为《工人》构想的核心。正是这位德里施在威廉·莫顿·惠勒《作为有机体的蚁群》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发挥了重要角色，惠勒的作品在昆虫学界引导了一场范式革命，直到今天仍被当作研究社会性昆虫超有机体的第一个例子而被反复征引。
昆虫学的文本结构化
鉴于士兵云格尔并不仅仅是粗略地接触到了昆虫学，他可能会注意到，他的连队拿下的304号高地被命名为“白蚁丘”。这个名字不但从地形上看很适合堑壕战，对一个关于社会性昆虫之语义的话题来说也是最合适不过的，莫里斯·梅特林克在1926年说道：“（白蚁的）天敌，与生俱来的死敌，两三百万年以来的敌人，是蚂蚁。”白蚁在它们碉堡式的建筑中挖掘；蚂蚁则发动攻击，试图攻占“堡垒”。但不光是——从这一语义上来说——白蚁一样的法国人在堡垒中藏起来，以抵抗他们“英勇无畏的”天敌。蚂蚁也是建筑大师。在它们“混乱、无限伸展、扩建成的地下都市的十字回廊与横向回廊”中，梅特林克遭遇了“建筑学”中的“卧式风格”，这种风格横向分叉，而非纵深发展。云格尔的小说《在枪林弹雨下》所表现的“军事城市”，读起来就像梅特林克对蚁巢的描写。它们所有的“弹药库、仓库、社区会堂……谷仓……和贮藏室”在地下连接成网。但战壕城市与蚁巢的一致性不仅存在于比喻中，还存在于地形和社会性上。公共与私人、军事与民事之间“没有界限”。所有财产都被集体化了。这种根茎式架构不仅代表了一种西线典型的战壕，还代表了社会性昆虫的组织结构，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如何将不同的才能与“力量结合起来”。在老欧洲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也最终走向了没落，虽然并不是全然同步的：如今只讲究效率和作用。云格尔1923年的小说《施图尔姆》中，主角就在他的“战壕编年史”中认定，单个的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要看他对国家有多大价值”。为了这一需要，在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之中“产生了根本不可能单独活下去的人类”。读者得知，小说主人公施图尔姆少尉“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在海德堡学过动物学”。总体战的需要摧毁了个体，这让他在情感上一方面仿佛感到价值的丧失——“这种隐藏起价值，但又不再做一只蚂蚁的感觉”；另一方面又感到混乱，“战壕就像一个动荡不安的蚁丘”。但两种感觉都呈现出一种社会性昆虫的形象。
许多证据表明，云格尔对堑壕战的这种看法是在战后受他的昆虫学研究影响才发展起来的。在他贴近事实的《战地日记》中描述蒙希村的防御工事的段落里找不到与《在枪林弹雨下》中的阐述相类似的东西。根据《战地日记》所说，云格尔的地下防御工事就像是一个“宜居”的营地。关于在士兵之城中显露出某种新的社会与工作秩序的说法在这里是没有的，而云格尔此时也还没有受伤，还没有去海德堡休养，也因此还没有开始他的昆虫学研究，在出版《施图尔姆》的同一年，即1923年的10月，他将在莱比锡继续这项研究。在事后，昆虫学使他的战争经历的文学表达具有了结构。
在他重新阐释战争经历，因在后来的魏玛共和国中的政治表态而改写《战地日记》的同时，云格尔的蚂蚁社会形象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简洁，到1932年终于变成了：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是出于组织效率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他的阶层或他的出身。这种语义的转换可在文本的形式中找到对应：在网络状的军事城市和挖得“蜿蜒曲折”的战壕中，社会上的那些中心与边缘、上与下之间的区别失去了意义。水平消解了垂直，一种让人想起“沉船”恐慌的喧嚷杂乱取代了集中围绕突出领导位置（旗帜、指挥中枢）的随从地位。名义上存在的“高级指挥者”终归不能“俯瞰整个战场”。《在枪林弹雨下》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空间秩序转变为一种嘈乱，在云格尔看来，就“像是不安的蚁丘”。如果在战斗的浪潮中还会出现社会单位的话，那么它不再是有秩序、有组织的社群，而是“群”。在法国巴赞库尔将一所学校变成一处军营的“秩序感”，屈服于一个破碎建筑的“混乱”，在它的废墟之下诞生了地下士兵之城。
昆虫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告别了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秩序模式，但也告别了个体，它所提供的社会构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早期的划时代变化。如惠勒在1911年所说，蚂蚁社会里既没有国王，也没有统治者，“其社会形式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它是合作的、自组织的、自协调的。云格尔在《工人》中将战争设想为根据不同功能、分别培养的类型共同完成、合作、自控制的劳动，这可以追溯到他的战争经历以及对此的文学加工与世界观塑造，但也可以追溯到对巢穴组织形式的昆虫学研究。1923年，这位退役的前军官来到了莱比锡大学和那不勒斯大学，即使不是在搞研究，也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工作。在这一时期的名片上不仅写着“退役尉”，更主要的是写着“动物学研究生”。这个头衔似乎是他自己发明的，因此对于他的自我表现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那不勒斯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地方。就连威廉·莫顿·惠勒都曾于1872年在安东·多恩的动物学系做过研究，并在那里碰到了同一批学者，比如海德堡和莱比锡的教师德里施。这些年间最著名的昆虫学专著要数奥古斯特·福勒尔的《蚂蚁的社会世界》。福勒尔在原版第一卷的封面上放上了一句格言，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云格尔的《工人》上：劳动战无不胜。
在这里取得胜利的是劳动，而不是单个的劳动者。蚁穴是一个劳动的国家。如同在现代工业中的轮班工作一样：“劳动在夜里也不停歇。”哪怕运动和游戏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一切都在功能上向蚂蚁国家以及工人国家的要求看齐。“目光所及之处，尽是劳动……并没有人来引导它。”每个个体的生命循环都体现在一系列的劳动效率中。即将到来之时代的这种“完全的劳动特征”，其后果是，“劳动伴随着什么样的个人形象、伴随着哪些名字”，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云格尔的例子都来自高度程序化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劳动过程和节奏是由传送带、自动装置、计时器和公式构建的。产业研究所讨论的这种“程序下的心理负担”，只是对资产阶级个体成为问题，对于“蚂蚁似的”组织化的“匿名”集体劳动而言却不成问题，在这种劳动中，人类被证明是通往新的社会生理秩序的“桥梁”——也就是说，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正如尼采在论证超人时所说的，云格尔再现了尼采的话。
资产阶级在看待自己，也就是人类时，却反过来，把自己在类型上归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工具。因此，他不愿意与其他人一样，无论是在内心里还是在外观上；工人却愿意整齐划一——并只在一个可量化的意义上出类拔萃：他想要更快、攀登得更高、飞得更远、潜水更深，他想要超越目标，赢得胜利；他追求的不是个性，而是创造纪录。纪录是可测量的。资产阶级创作自传与诗歌，因为他相信自己与自己生活的独特性，而工人则记录下功能数据。19世纪的人四处游荡、散步、遛弯，而工人则“像蚁群一样齐步行进，他们向前的运动不再是随意的，而是遵从于自动化的纪律”。资产阶级从根本上就是自由的：他保持其个性的私人领域，是由一种为他量身定做的法律秩序所保护，使之不受国家的权力与要求的侵害。他的权利是防御性权利。他的自由也相应地被定义为消极的。工人却从不会脱下他的制服，因此他绝不会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个人。他完全献身于社群之中，他就是这个社群的组成元素。他在其中找到最初的和最终的目的。他的自由不是国家基于各种人权与民权所赋予他的，而是一种义务。云格尔在1950年的《森林漫步》中仍写道，“当个体决定奉献时”，他才维护了他的“自由”。在18世纪建立起来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区分不复存在，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士兵不同，工人与社会之间不再有区别，他就是社会。
这正是惠勒《作为有机体的蚁群》一文所要传达的信息，奥古斯特·福勒尔也知道这篇文章，莫里斯·梅特林克在《蚂蚁的生活》中吸纳了此文的思想，用一种更直白的语言转述出来，并用一系列冒险的类比丰富了它。云格尔将惠勒所发展的超有机体构想转变为“蚂蚁国家”的“共同身体”概念。《工人》中的生物政治革命来自昆虫学。只有在这一学科中，才有可能完全抛弃社会哲学的传统，“轻装上阵”。
超有机体的媒介
最新的“交通和通信手段”随时随地将工人联系在一起，并让他们与“劳动网络”相连。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无法逃脱这种完全的通信手段，它在云格尔的笔下组成了劳动共同体。劳动的国家是一个技术体系。梅特林克则从蚁穴中众蚂蚁的完美集体劳动组织中得出结论：人类“有一天会发现一个依靠电磁、以太或精神链接的完整网络”。哪里有社会，哪里就有媒介（反之亦然），这是一句相当现代化的箴言。新的媒介对应着新的秩序，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完全的”，仿佛它们试图触及并抓住所有东西和每一个人，没有替代，不存在例外。这些意见形成交错的链接，因此当大众媒介被看作社会稳定因素的时候，它们就很有可能会谈到昆虫国家。这些链接也属于米歇尔·塞尔意义上的通道，它使社会与自然、生物学与社会学——对于这些学科来说也很是出人意料——之间的转化成为可能，也由此有了创新。蚂蚁社会的形象打开了这条通道，越来越多的人踏上这条通道，仿佛不仅是专家，而且外行人也能用它导航。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山、海和巨人》就能证明这个猜测。首先作为魏玛年代反乌托邦的典型，它描写了一个完全的远程传输媒介系统：所有人都能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然后照着做同样的事情。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意义上，这是一个模仿的媒介，这个媒介概念又是社会学家塔尔德从昆虫学中拿来的。
信息得到传播。城市里有着制作精良的神奇设备，它们向所有其他地区汇报着，这里的人们在做什么，互相之间说了什么，他们怎样改变了习惯，他们之中有什么正在流行。远程图像传播着人与物的形象。一个刺激出现，就像一场大火，刚刚还只是一朵火花，立刻就席卷整个街区、整座城市……图像在他们眼前不断出现，诱惑着他们。
这种“诱人的”电视的力度与范围被比作一场大火，但它却不是破坏和混乱的因素，而是像在云格尔笔下一样，最终成为融合的手段。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二点，与社会性昆虫的联系。在德布林的小说中，这种对大众的“刺激”也导致一种堪比昆虫国家的秩序的形成：“在技术的伟大强制及其对大众的独特作用之下”产生了一种社会秩序，它受到“强大的目的性”与“几乎是机械一般的共同劳动”的影响，就像人们“在动物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严格说来，德布林谈到的不是动物国家，而是昆虫国家：
在这里，每只动物都遵循着特定的、对全体有益的劳动欲，它们收集草茎、咬断蘑菇、建造巢穴。这些事情是一个工作组按照自己的力量平均分配的，是无个性的、遵循本能的、反射性的。
就这样，切叶蚁和蜜蜂的社会秩序被当作完全劳动秩序的典范，一种社会的概览呼之欲出，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更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社会的运作。《山、海和巨人》将作为文化批评的社会性昆虫之语义概念化了。蚂蚁国家提供了一个基准，现代社会必须以此来衡量自己。
我们不能说，人类碎片化的状态与之相比是一种进步。过私人生活、容忍个性是错误的……只要有少数人类去发挥某些特殊功能、思考如何成就个人就够了。为广大群众制造一种长期的平均状态，取消、铲除他们本就从来没有过的私人生活，是符合人类利益的。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个人的平静与幸福。
1924年的这部作品，读来仿佛是在转述《美丽新世界》中世界总统穆斯塔法·蒙德的话。如此惊人一致的原因并非在于德布林对赫胥黎有什么直接影响或者什么互文性关系，而很可能是因为昆虫学与社会学以文学为媒介的转化与逆转，召唤出了这样一种社会形象。对于德布林来说，属于昆虫国家的这些“国家培养”“生物干预”、合成饮食与在生物政治学标准上的“无情的筛选与淘汰”，对人类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的话语形势，并非只有小说要把昆虫国家套用在“人类社会”上，要从进化转为培育、用类型替代个体或用淘汰的生物政治取代传统的“人道感”。如同在云格尔笔下一样，随着新的昆虫般秩序的确立，历史终结了：“以此确定：给历史以终结，给人类以保障。”随着蚂蚁社会的建立，后历史来临了。这很重要，因为这种超有机体的秩序千百万年来从未改变过。
在《山、海和巨人》中，所批判的“人类的碎片状态”被大众媒介所克服，媒介将一帮单独的个体变为一个“植物性的群体”。云格尔说，在媒介的“魔力”下，工人是一个“蚂蚁一样的”集体。在当代昆虫学的背景下，“像蚂蚁一样”意味着每个个体都顺利地嵌入整个有机体之中。正如我们上文对云格尔的引用，再来考虑一下查拉图斯特拉的话，他是“桥梁”（有时是在字面意义上），而不是“目的”。工人的概念与蚂蚁国家中的工蚁一致。事实上，对于蚁穴中的蚂蚁和厂房中的工人来说，每一种“对个性的要求”似乎都同样是“私人领域的擅自表达”。谁如果与众不同，他就会被淘汰。正如没有人能够逃脱云格尔所描述的“劳动总动员”（因为资产阶级个体逃避“全能信息媒介”的命令与训诫的私人空间不复存在了），在蚁群中，也没有任何（健康的、理性的、智慧的）蚂蚁能够逃脱蚁穴的“集体心灵”。蚂蚁的动员与工人的动员是完全相同的。诺伯特·维纳认为，这种情景就是美国的未来。这种社会秩序与蚁穴秩序的效率基于劳动分工的共同原则，以及云格尔所称赞的蚂蚁的牺牲精神——想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昆虫学。在“蚁丘”中出现了“严格国有的劳动国家的原型”，“蚂蚁为它而生，为它而死”。在社会性昆虫之中表现出一种超高效的、超理性的、功利主义的、反个体主义的秩序。单是“蜜蜂、蚂蚁和白蚁就给我们呈现出一种理性所主宰的生活方式、一个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形象，它从母亲和孩子的根本性结合出发，逐步地、在某种发展的过程中（如我所言，发展的各阶段重现于不同物种之中），达到一个硕果斐然的顶峰，达到一种完满。从纯粹的实用和功利的角度看去——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标准——也就是说，从能源利用、劳动分工和物质生产能力的角度看去，我们尚且达不到它们的高度”。
云格尔当然知道这些对比。他自己就明确地指出，工人的世界就像是“某种新的昆虫种类的舞台”。尽管魏玛共和国四分五裂（并且不止他一人指出过这一点），到处都是内战似的斗争，云格尔仍然找到了这样一个描述社会的方式，它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社会秩序。他从被认定要毁灭的资产阶级世界的中心，从彼此势不两立的那些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发现了这种新秩序的前哨。所有这些先锋都要完全献身于即将到来的社会有机体，正如蚁穴中的工蚁—在高科技的条件下，但同时又是革命性的，被一种自然力量所驱动。蚂蚁社会的形象成为一种秩序的样本，并从中抽离了所有的政治或智识争议。在云格尔的未来架构中，昆虫学具有一种特殊的战略功能，因为它允许将工人确定为一种生物类型，这种类型自然应当具有特定的组织形式。云格尔所看到的逐渐来临的新鲜事物，其实已经为人所知了，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昆虫。
稳态与交哺：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也是在1932年，即恩斯特·云格尔将他对士兵与昆虫的长年观察写成《工人》的那一年，另一部同样描写人类及其发展可能性的小说诞生了。在《美丽新世界》中，阿道斯·赫胥黎在昆虫国家的镜像之中呈现了一个社会的自描述。这两本书可以互为评论、互相说明。云格尔所描写的行为主义的、社会卫生的、生物政治的极权情境，被赫胥黎转化为技术程序：体外受精、睡眠教育、用药物控制情绪、通过媒介对大众进行暗示。区别在于评价：云格尔肯定了他所描述的发展，而赫胥黎则对之断然否定。他笔下世界中的格言“团结、本分和稳定”不仅可以装饰每一个蚁丘，也可以挂在云格尔的工厂大门上，它仍然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体、个体性及其所支持的变化的全盘否定，无论这些变化可以被叫作启蒙、进步、成长、创造性破坏、创新还是天才。与众不同在赫胥黎的乌托邦中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还是一种犯罪，相反，与他人一致则是一种美德。即便在他这个虚构的世界中，工作人员追求的也是纪录，而不是独创性。
云格尔没有说从资产阶级到工人的转变最终会导致什么。如果一个物种终于在全世界占了上风，他们的使命会是什么？《工人》没有提到新的秩序是什么样子的，只是说了它将取代什么。赫胥黎在此则给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它受到了昆虫学的启发：完美的社会会达到一种稳态，一种能够在任何时候都维持平衡的最优的“稳定状态”。这种超级稳定的天堂堪比阿尔诺德·盖伦和恩斯特·云格尔的“后历史”。作为“整体”的昆虫社会追求的是所有力量的“均衡”，从而长久地呈现其“完整性”。从惠勒1928年的《社会性昆虫》一书中可以看出，其关键在于一个“不育的工蚁阶层”，这个阶层没有繁衍自身的兴趣，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抚育后代以及生产为此所必需的食物上去。这一工蚁阶层负责“控制和调节不同阶层的大小规模，也包括其自身”，并在对人口规模和阶层强度与资源之关系的持续适应中将社会生物系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在其中，任何变量的变化都将使某些个体的境况恶化。“稳定”是一个社会的种群生物学目标，当供给的“后勤”曲线与“出生率”达到一种“均衡的”关系时，稳定就会实现。除非环境灾害打断这永恒的套路、迫使它们调整新的参数，否则蚂蚁社会将会持续地进行相同的工作，就如同现在这样：一个稳定的、一致的繁衍自身的社群。凭借《美丽新世界》中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艾普塞隆阶层，赫胥黎也让一个新的昆虫种类登上了社会和生物学进化的舞台。
《美丽新世界》当然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但对于每个读者都是如此吗？1932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面对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地缘政治分歧，以这些模型寻求某些可能的社会形式似乎不无吸引力。毕竟美丽新世界的璀璨的“后历史”可是在现代性的危机、战争和灾难过后出现的。再也没有阶级斗争，再也没有出于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动机的战争，再也没有帝国主义，再也没有通货膨胀或紧缩，再也没有饥饿、疾病、犯罪，再也没有生产过剩、人口过剩、老龄化的危机。“再也没有战争、烦恼和苦难。”其代价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了整体的利益付出，在“轻装上阵”的意义上，某些人反倒可能会看到某种沉重。“无名的幸福。”每个人都放弃了利己主义、个体性和风险，在一个稳定的社群中换来一个稳固的、得到认可的位置，这个社群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无意识的有机的统一性”安排着人的生活。在《工人》中，这种观点是纲领性的。与赫尔穆特·莱滕一样，“寒冷行为学”的云格尔版本中也可看到某种减负的动机：个体穿上制服整齐划一，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完全交由外部掌控，由此摆脱个体性的束缚。云格尔的劳动社会的原型，即军队，因其不间断的命令链代表着一种秩序，每个个体在其中都像一个继电器，像一个开关电路一样运行，依靠每一次的命令输入对既定的任务作出反应。人类在此变成了机器，个体性只能作为干扰项来考虑。《美丽新世界》里对个体性的看法也是如此——这里不再使用“耶稣纪元”，而是采用“福特纪元”——标志就是永无止境的流水线，流水线要求操作团队的精确度，而非独创性。
“个人一动感情，社会就难稳定。”《美丽新世界》中一句押韵的格言如是说，与之相应的就是睡眠教育法。个体性被打上了文明之根本恶的烙印，因为它隐藏着不可预知的异常风险。在一个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所有环节都经过了标准化并为广大民众所定制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是没有标新立异的位置的。在《美丽新世界》中，数十亿人的幸福取决于所有人只做自己被培育成、被调节成的样子。如果人成为他所操作的机器的对应物，那么每个人的幸福就得到了保障。世界经济的车轮必须转动起来。“机器转动着，转动着，转动着，还要永远转动。”总统说。他的设备需要的不是阻碍，而是老练的员工：“机器必须永远转动，但没有动力的话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人，要有像四根轴上的齿轮一样稳定地安于生活的人去驱动它：理性的、驯服的人，具有坚定的习惯的人。”理想的人是健康的、稳定的、驯服的、可测度的。在《美丽新世界》中取得胜利的那些人因工程原理，也正是束缚云格尔的工人的那些。而云格尔所断言且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动员经验的统一化与对劳动任务的无条件服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则是一种对人类的大规模人工授精、孵化、培育、调试的结果。云格尔所说的“培育”还有一层精神训练的意义，让工人专注于他们像士兵一样的激情，而在赫胥黎这里则变成了一个产业化的生产过程，即“波坎诺夫斯基程序”。要成为一个阿尔法，需要的不是态度，而是相应的人工授精和孵化的过程。
在小说的第一章中，伦敦孵化与调试中心主任带领一群学生参观他的人类加工厂，他们“非常年轻、稚嫩、乳臭未干”，就像刚孵出来的蚂蚁，但已经组成了一支队伍。卵子在试管中受精，在胚胎时期就已被分配了不同的心理和生理能力；在儿童时代，根据未来的不同任务分别接受训练，在睡眠中仍要接受教育。生产过程也根据各个等级而有所不同，从阿尔法加到艾普希隆减。每个等级都拥有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必需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他必须要做的事，能力不会更少，但最重要的是，也不会更多。他的欲望刚刚好能被社会所满足。因此，每个人都对自己因计划和能力而在世界上获得的地位感到满意。如此一来，社会主义不仅对于蚂蚁，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可能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伽马、德尔塔和艾普希隆组成的工人阶层代表了为无需智力或要求体力的工作优化过了的不可或缺的大众原料。为了生产他们，一个单一的人工受精卵通过细胞分裂产生尽可能多的基因相同的后代。伦敦车间迄今的繁殖纪录是1６个。在造人工厂中也运转着一条“永不停歇的生产线”。一个学生问，这能有什么好处。主任很快就让他和我们都明白，在对基因相同的人类的大批量生产中，蕴藏着社会稳定的关键：
带有完全一致的特征、在统一的团体中的人。一个经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过的卵子为一家小型工厂提供全部职工。“９６个完全相同的兄弟姐妹操作９６台完全相同的机器！”他的声音几乎要由于激动而颤抖了。“人们这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地位！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引用了全球的格言。“团结、本分、稳定。”至理名言，“如果能够无限使用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都将被一模一样的伽马们、完全一致的德尔塔们、整齐划一的艾普希隆们解决了。数百万计的同卵多生。大批量生产终于被引进了生物学。
这里所解决的，完全符合社会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完美的、稳定的、建立在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统一之上的社会是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用完全相同的教育、需求和技能培育数百万完全相同的同卵多生子。这一工人阶层的唯一目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再生产：社会的所有阶层和结构。这部小说也废除了历史。
动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出版的两年前写道：“没有理由相信人类注定要阉割护士或流水线工人、培养有战斗力的武装士兵、研究鲸鱼大小的集体生育机器或没有身体和头颅的智慧。不，根本没有理由去相信人类会发展成为一种机械化的、超稳定的存在形式。”他的弟弟却恰恰将这样一种汇集了一系列类比的设想写成了作品。“凭借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无情的经济结构和对个体的贬低，《美丽新世界》显然与一个蚁穴中的生活非常相似”，认知史学家夏洛特·斯莱如此断言，这是为了将她的观察与这个关键的问题联系起来，为何阿道司·赫胥黎的科幻小说对待“人就像社会性昆虫一样”。就像社会性昆虫！他自己曾多次证实自己的所作所为。赫胥黎说，人类从天性上说并不比狼或象更有能力去组成更复杂的社群。相反，“文明”是一个“将原始群落转化为社会性昆虫的有机社群模拟物的过程”。如果一个模拟物都登上了社会自描述的舞台，那么昆虫——它们的劳动分工、功能分化、专业化的社会跨越了文明的门槛——在某种意义上说，即在同一、稳定与融合的意义上，就已达到了一种最优状态。因为正如一位社会学的创始人所说的，“这些昆虫的组织”在“复杂性、丰富性和适应性上都无限优越于我们”。
奥尔德斯·赫胥黎来自一个动物学家和进化理论家的家族。他的祖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达尔文理论最突出、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斯莱认为，将社会性昆虫作为投射面，对于赫胥黎之所以是手到擒来的，是因为他的兄长朱利安不久之前在一部篇幅不大的专著中讨论了这个主题：他的《蚂蚁》出版于1930年。这部作品也介绍了福勒尔和惠勒这样的生物学家的理论，如蚂蚁社会发展出了某种“社会媒介”，蚂蚁依靠这种媒介繁殖，而它也对应于人类的社会交换：交哺。斯莱认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正是一个“交哺的”世界。这是什么意思？“交换食物。”朱利安·赫胥黎解释道。蚂蚁有能力储存预先消化好的食物，再在需要食用时任意取出来（反刍）。这种食物可以与蚁巢里的其他成员分享。奥古斯特·福勒尔将这种分别存储与分配的机制称为蚂蚁的“社会胃”。在惠勒和福勒尔之前，博物学家们尽管观察到了这种行为，但并不把它理解为蚁穴经济的交换媒介（公共交换），因此并没有从中得出社会学性质的结论。只有惠勒这样接受过社会学训练的昆虫学家，才在交哺现象当中看到一种社会媒介，其运作方式与金钱的流通非常相似。
“相互喂食”在蚁巢建造之初就开始了：蚁后喂养第一批幼虫，并食用幼虫的分泌物。在训练有素的蚁群中，没有一只蚂蚁能够不靠交哺而生存下去。因此，惠勒在这种“液体食物的交换”中发现了“超有机体”的“社会媒介的核心特征”。莫里斯·梅特林克，一如既往地善于模仿和耸人听闻，将蚂蚁的嗉囊描述为“集体的或社会的器官”，描述为“社会胃”。他在“昆虫”的“这种器官的或多或少完美的利他主义与文明程度”之间建立了关联。朱利安·赫胥黎反对这种解释：他认为交哺并非道德的，而是经济的媒介，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得以建立，并不需要所有成员都要走教育、启蒙、鼓舞、养成等不确定的弯路。利他主义不是必须的，流通才是。
交哺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甚至被当作反现代性的媒介，然而，一个在自描述上不知所措、在基本结构上风雨飘摇的社会中的交哺群体，提供了另一种秩序选择，这种秩序断然消除了所有文化或个体的不确定性，让国家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人们对于一个社会媒介的昆虫学模型如此感兴趣的原因，非常类似于恩斯特·云格尔写作《工人》或《总动员》的原因。云格尔坚信，中等强国之所以会在大型战争中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做到正确地进行全社会总动员，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一种劳动关系上，而美国在这方面则取得了示范性的成功。《工人》为《总动员》中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其后果是在德意志帝国中形成了“劳动时代的开端”。德意志帝国若要建立蚂蚁国家中一直存在的完全统一的劳动关系，缺乏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决心”：
对于蚂蚁来说，国家就是一切。而为了国家的利益，正确的劳动分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迫切地需要劳动分工，不仅要在同样的个体之中分配一个人做这份工作、另一个人做另一份工作，还要创造出特定的工人类型，以使其出色地适应某种特殊的工作。
交哺就意味着，全能国家的臣仆们彻底投入到无休止的劳动之中：“它们就爱这样。”赫胥黎笔下交哺的等价物唆麻让个体产生服从的意愿：团结、本分、稳定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全部。惠勒所说的社会媒介在整个蚁群中推行了工蚁的行为方式：“除了自我保存之外，所有这些重要的行为方式，建巢、防御、储食和哺育……就是它唯一关心的。”按照惠勒的说法，在蚂蚁国家中产生了一个没有自身阶级利益的“不育的无产阶级”。它以云格尔所描述的全部方式为国家劳动。“作为动物之中引人惊叹的范例，这种矛盾的无产阶级……从来都不缺。”
《美丽新世界》的结尾是理所当然的：工人阶层得到培育。熟读惠勒并且给予他兄弟以灵感的朱利安·赫胥黎得出结论说，人类正处于一个发展阶段，此时人类可以将进化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是通过改变行为（培育），还是通过对细胞质的某种操控。在阿道司·赫胥黎的培育概念中，这两种干预组合到了一起：福特之后的历史新发现与对基因的操控。每个阶层都有其在生活中的地位。但奇迹是，从艾普希隆减到阿尔法加的每个阶层都万分热爱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分工，这是唆麻带来的。“可怕？”总统惊奇道，“他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怕。他们喜欢着呢。因为简单，非常容易，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不会劳累。七个半小时轻松不累的工作，然后是唆麻、运动、无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他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如果说蚂蚁是所有政治动物的典范，那么蚂蚁九千万年来所实行的交哺就是一切社会媒介的原型。交换的行为象征性地点缀了福勒尔《蚂蚁的社会世界》一书的封面。这部成功作品的格言由这幅象征的画作了评注：人人劳作为人人，人人付出所有又取得所需。对于社群来说，不仅劳动是必要的，交换也同样关键。表现为社会媒介的是两只蚂蚁头部交换的蜜露，而不是蚂蚁本身。霍布斯作为社会形象的利维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因为代表社群的不再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巨人，而是19世纪的博物学家们尚未发现的毫不起眼的蜜露构成的媒介。曾经如此有效的政治体范式在此失去了效用。与霍布斯相比，现在颠倒了过来：不是说政治体也有其血液循环，而是说蜜露交流的社会媒介构成了作为超有机体的蚂蚁国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卡莉·哈斯金斯也认为，交哺让蚂蚁组成了一个社群。她比较了蚁巢内流通的食物和单个生物体内的血液循环，并且毫不奇怪地，也拿它比较了两组有着“经济交换关系”的人群的“社会体系”。不断交流，才有社会，无论对于蚂蚁还是对于人类都是如此，因为“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体必须相互间进行交流”。对于群体的科学建模来说，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在方法论上迈出巨大的一步——无论他们感兴趣的是蚂蚁还是人类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并不是要去理解人类，而是要去观察交流媒介，以便掌握社会的运作方式。自古以来的假设，“各部分的特性决定了整体的特性”，“全部社会学……就是建立在这条假设之上的”，如今对于掌握了昆虫学知识的作者来说却成了过时之言。社会并非像《利维坦》开篇所说的那样是人的集合。作为社会承载者的个体失去了地位。个体不再必要。云格尔会说这是“轻装上阵”。
那么赫胥黎呢？夏洛特·斯莱指出，唆麻这种药物代表了交哺的功能性等价物。
如同单只的蚂蚁一样，穆斯塔法·蒙德的世界中的每个居民都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的角色都完全被一种社会药物预先决定了。唆麻的分发实现了与蚂蚁的蜜露相同的社会功能。因此，唆麻在《美丽新世界》中的流通其实是一种交哺，只是顶着不同的名称。
正是如此。不过这条通道却要宽得多。赫胥黎显然接受了他的兄长朱利安的摘录及其对交哺的表达，但我们不应忽视另一个事实，即在许许多多昆虫学和社会生物学的论文中，人类社会都被描述成了昆虫社会。提出交哺对这种对比来说甚至不是必须的，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唆麻并非《美丽新世界》的核心主题，只是主题之一。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分析这部小说时再进行一次类比。单单朱利安·赫胥黎的《蚂蚁》中就充满了这种转化，包含从社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直到基因控制划分社会阶层的一切。在一篇1936年的种群生物学的文章中—它似乎要再现《美丽新世界》的计划—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交哺的对比领域：
人类的社会秩序趋向越来越接近白蚁的组织，这在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即已显见：对工人阶层愈加严格的区分，对个体行动自由的取消，以及依旧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经济上层建筑，没有它就再没有人能养活自己。所有这些都是高人口密度条件下生活的直接影响。
在狭窄的空间中，一个昆虫群体中的个体数量可达上亿只，并且不存在治安、卫生、经济或后勤问题。几百万年来，它们的组织就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人口稠密”的问题。珀尔和戈尔德在1936年得出结论，不断增长的人口只有通过极强的纪律，通过“严格的”秩序与对个性的遏制才可能维持。如同在云格尔和赫胥黎笔下一样，他们也到社会性昆虫的组织形式之中去寻找解决方案。
然而，他们的秩序却并非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自然状态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偶然的科学假设与修辞表现上。因此，珀尔与戈尔德的假设绝非将昆虫社会作为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建设蓝图的唯一选择，正如云格尔与赫胥黎所描绘的也并非唯一的可能性一样。再次强调：社会性昆虫的例子显然说明，高人口密度导致了“对工人阶层愈加严格的区分”，其成员没有“个体自由”，致力于高度专业化的、单调的流水线劳动。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明证性，因为它是由于回避了其他可能性才显得突出。事实上：当代的群体研究—同样着眼于社会性昆虫的例子将会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的关联。云格尔与赫胥黎所设想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最激动人心的替代物，由群体表现出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它就已登上了社会自描述的舞台。它的出现应当归功于昆虫学—社会学的通道以及媒介、经济、社会学和技术话语之间的链接。只是，这条蜿蜒的小径通向了一个完全不同、出人意料的目的地。云格尔与赫胥黎同时代人的一部小说早于几代人预言了群体智慧研究的诞生。我将勾勒出这一新的范式为蚂蚁社会所创造的认识论纪元，以便能够正确解读奥拉夫·斯塔普里顿1930年的小说《最后和最初的人》。
（本文摘自尼尔斯·韦贝尔著《蚂蚁社会：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王蕾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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