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骚扰

无论男性和女性，在性的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都会有诸多的场合和机会，去尝试表达“性”这种生理机能赋予人的“脉冲”。女性的表达往往会变成“性的展露”，这在她们孩童时期就很普遍：对漂亮衣物的独特眼光，喜欢编织发辫和其它一切可以编织的物品，喜欢照镜子，喜欢连衣裙，喜欢穿着连衣裙欢快的舞蹈。同时，“性的抑制”也在同期发展，比如说见异性会害羞，对于袒露身体的隐私部位有着羞耻感。

假如说“性的展露”是正向作用的话，那么“性的抑制”则是负向作用。正是在这样“正-负作用”调节机制的基础上，一个“性感”的女性形成了，她既懂得如何展露自己的性魅力，同时又懂得如何抑制自己不要过份暴露。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女性个体对于身体的装扮，仿佛是一条抛物线，从赤条条走向包裹严实，又从包裹严实走向解除装束。

如果要审视这样一个过程，它的确和每个时代的思维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也展现了道德和审美以及权力之间的冲突。有时候，女性倾向于以此取悦于男性；有时候，女性批判男性造成了这种“女性的物化”。然而观察网上的一幅1970年代的照片，年轻的女性排着队坐在一起，既便齐耳短发、英姿飒爽，有着不输给男性的战斗力，绝非是取悦男性或是男性在“物化女性”的时代，女性的审美依然要选择在耳边发际插上一朵小花。可见，女性的顽强自我选择，依然是在抑制年代里，去进行“性的展露”——有时，它是以美化的方式发生的。

其实，既便观察宗教界，修女或尼姑，她们在长袍面巾之外，也要展示独特性，有时是一串精心缝边的头巾，非常朴实，然而却有着花费大量时间的手工刺绘。有时，是一串念珠，也经过无数次的精心编织。当然，很多时候，连她们自己也意识不到，这是“性的展露”的一部分。如何体现独特？如何不泯然众人？从共性当中体现出个性，这就是“性的展露”。因此，“性感”首先是一种极具个人化的行为，并非说要到唤起异性的性欲的程度才叫“性感”。

然而现代化的“性感”要令人“迷醉”得多。铺天盖地的互联网、视频、图片以及广告等视觉系统，似乎向人示现着如何成为一个“绝佳”的女性：她要是独立的，有着经济基础的，能消费得起物质商品的；她的形象和气质是完美的，冷感的，中性的，令人仰慕的；她符合西方男性（又传递给东方男性）对异性主导的想象，有人说她是男性权力主导下的审美，既便如此，她还是令女性疯癫，朝着这样一个包装出来的形象发展自我。

不管是哪一种权力，发展权力必然导致冲突。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权力是在自动情况下获取的，它必然需要你或代理人去争夺。也没有一种权力的壮大不是伴随着另外的权力的缩小的。权力就是你多一点，别人就少一点。因此，权力的“对等”或者“相对平等”就是“现代性”的要义之一。因为自古至今的权力有一条主线：凡是权力向下移动，它则是进步的；如果向上收紧，它则是退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进入现代性的指征之一，就是权力在促进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人和动物平等。

具体到两性而言，女性相较男性仍是相对弱势的。首先她们体力上的力量对抗就先输一筹；其次她们在职场上面对的男性集团是庞大的，而且她们还要面临生育和家务的传统任务；当然，她们中的大部分也没有男性那样的野心，她们很少雄心勃勃或者要做一番惊天伟地的事业这样的想法，她们分泌的雌激素以及孕激素使她们渴望变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以此来达到一个哺育后代的安定局面；还有，她们会成为男性的猎取对象，打猎是男性一项从原始社会开端的本能，获取女性作为自己性欲的对象，所带来的快感是双重的：征服猎获的快感和性欲满足的快感。“性”从来不仅仅是“性”，它大约是个体的生理性、群体的社会性、人类学的积淀性的总集合。有人说，性什么都是但就是不是它自己。显然这样的论断虽然失之偏颇，然而却颇具哲理性。

对于男性而言，“性的展露”和“性的抑制”同样适用。有一个我道听途说的说法，脑科学家研究发现：男人5秒钟就会想到一次性。我们姑且大为延迟——5分钟想到一次性也是惊人的。也就是说，“性的脉冲”是一项生理本能。它促使男性展示获取世界的能力，以此获取女性的青睐。19世纪最重要的三个思想家可以说是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弗氏的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性欲”之上，他认为“利比多”这样的性冲动是解释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之因。尽管后来的心理学家认为这有失偏颇、教条主义，但没有人否定“性”所占的比例是巨大的。

男性的“性的展露”比女性更具行动力，而且他们对“性的抑制”是薄弱的。也正是如此，“道貌岸然”“伪君子”“人面兽心”这样的贬低之词层出不穷。“柳下惠坐怀不乱”被视之为一种难以抵达的道德模范。

许多例子表明，当“性冲动”发生时，男性的智力会下降，此时由多巴胺带来的奖赏，会冲破一些禁忌和伦理规范。智力正常时，人会相对理性；而激情到来之时，那熊熊大火使人受到煎熬。情欲的煎熬使男性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逐异性，这和猎人在森林里跟踪猎物、设置陷阱、接近目标，最终经过一番搏斗的本质是一样的。当这种平衡态稍微过激一些，会演化成人类对于暴力和色情的需求；而当它不足一些，则会变为宗教和性冷淡。古希腊的“英雄人格”和中国的“自古英雄爱美人”是一样的。人们视“阴”和“阳”的互相般配是一种美好。“才子佳人戏”和“大团圆”的结局是东方古典中屡见不鲜而又屡试不爽的戏码，它甚至建构了某种心理模式：门当户对，传宗接代。这和“种姓”和“阶层”的般配也是一致的。纳博科夫所加入的“现代性”则让另一类隐情大众化，中年男性疯狂爱上了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它部分嫁接了某种爱恋的产生：少女的恋父情结和父亲视女儿为小情人的情结。这也和原始习俗有关，“野蛮”的原始时代，父亲拥有女儿的初夜权。后来经过文明的驯化，“性资源”得到相对容易以及公平的分配，同时对于乱伦的苦果有所验证，近亲之间再也不敢如此造次了，有的村落由于亲族聚居，甚至不允许同姓之间发生联姻。然而表亲之间的性事彻底被社会规范抛弃，则要到近现代了。还有多性伴侣，尤其是男性合乎社会制度的三妻四妾，和近亲联姻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都一直存在，而仅仅到近现代才得到废除。

显然，文明的驯化对于“性的抑制”功不可没。四处饥渴的进行“性的展露”是一种“野恋”“未开化”的状态。而将性的注意力转移到创造、艺术、事功上，转移到建设世界上来，则似乎成为一种“性的圈套”，男性通过事业的成功来获取女性的包围。妓院的产生，就是满足这样一种生理需求的产物。更进一步，当男性的能力足够拥有众多女性，而社会规范又不允许如此时，二奶、小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然而男性的时间精力又不够用，于是二奶、小三又会再养新的面首。可以说，阶层越往金字塔顶端走，社会调节机制对“性的抑制”则愈加苍白无力。

“性骚扰”的本质是“性的抑制”不足，而“性的展露”又太过。中国人讲究“发乎情，止于礼”，则将“抑制-展露模式”作了一个基本的规范。当今社会，表达性的渠道更多，但也更随意，但前提条件是“你情我愿”，如果当事的一方觉得身体接触或言语刺激时心理不舒服，却又迫于“难为情”或各种压力而不得不接受，以致于当时或事后产生了心理不适感。这对于被迫接受或隐忍的一方来说，其不适程度不亚于吞了一只苍蝇。人和人交往的“边界感”被打破，弱势的一方意识到这是一种“侵犯”。

然而“性骚扰”的一个普遍现实是，整个社情尤其是男性群体会倾向于认为，性骚扰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体。原因很简单：事实也的确如此，性骚扰的结果无非是三个——承受、躲避和对抗——而绝大部分的女性都选择了前面两项。甚至于在一些权力体系中，女性会主动配合这种骚扰，成为一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社交常态。主动喝交杯酒、搂抱合影，或者是将性骚扰隐藏在表现暖昧的动作之下。由于现代社交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基础的大幅提升，风气奢浮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女性在权力和地位不对等时，更容易“渡让”出自己的身体权力。其中一些主动“投怀送抱”，以及怀有“扑倒富人”之心的女性也做了不好的示范。

“性骚扰”因此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它常常被包装成“暧味”或“调情”，这也成了男性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进行“性骚扰”的经验。女性往往难以在这种场合“撕破脸”，因为这会“破坏气氛”或“扫兴”。她们必须显得很从容或老练地“挣脱”，这或许是她们职场要学习的第一课。问题是，这样的课程设置显然是不合理的，不是她们的错——当她们显得格格不入时，会怀疑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当强势的男权无论是在家庭、工作地还是社交地都显示出了他们的“领导者”地位时，与其说他们是在性骚扰，不如说他们是在权力的光环下满足自我的“性的路演”。此时，“性的抑制”已然失控。显然，有了权力，人就不用抑制自己。而对此愤愤不平的男性，往往又是失权者。

一个健康的男性，应该是在可以行使权力时，而不去行使它，这才是控制权力，否则，就是被权力控制。同样的，当男性有了性骚扰的行为时，他不是在控制性欲，而是受性欲支配。女性只是他性欲的对象物而已。男性有赖于进一步控制性欲，这样他们才可以进化得更好。

由于人类的普遍法则是倾向于男施女受，在两性之间，男性更主动，充当进攻者的角色；而女性更被动，充当防守者或接纳者的角色。由于这样两性的角色设定，男女之间的游戏更像是追逐和应允的关系。然而不管怎么说，前提条件是，男女双方互相拥有好感，至少不感觉讨厌或憎恨，这样的两性关系才发展得下去。因此，如何判定“性骚扰”，其实是有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女性是否对男性有“好感”。而“好感”属于一种主观感觉，必须依赖女方的感觉。然而亦有不少时候，男性会充满乐观的想入非非，认为女性的花枝招展是对自己的中意，或者将女性的恼怒看成了媚眼。于是两性间就这样出现“严重的冒犯”。

因此，必须进一步厘定性骚扰的程度，触碰身体、言语刺激还是视觉暴露。很多时候法律总是后知后觉，而强大的社会压力，受指责的往往是女性这一方，当女性受伤害时，她的家人甚至会责怪她“没有保护好自己”。似乎社会默然认可了某种逻辑关系：男性是无可救药的性欲动物。“男人都那样儿”与其说是一种社会指责，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纵容。

尤其是，除了当事人自己，没有人知道“性骚扰”的心理伤害有多大。恶心、自我否定、自我怀疑、对社会秩序的失信、无助、自暴自弃、陷入死循环等等。当强大的习俗力量使女性难以启齿、难以言明，尤其是有时候要面对长期受伤害的现实，他人指认的“荡妇羞辱”反而是小事，自己对自我的矮化则要严重得多。要知道，女性是一种天生追求完美的生物。

女性为了追求权力平等而发展出来女权运动。所有的运动必然激进，否则就不成其为运动。而一旦某一个运动走向激进，不可避免地要误伤或伤及无辜，这或许是必然的代价。有时，一个观点被过份放大，则会掩盖其余的问题，甚至会冲击到不持此观点的人。有时，仅仅是某一句话的谬误，会使人否定整篇文章，甚至怀疑作者的价值观。这种“归类”和“夸大”的逻辑谬误在激进者身上，很容易重复发生。而某些时候，激进者之所以变得激进，是一种应激式的反应，这种反应源于自己曾经受到过伤害或迫害。激进者对某一特定的命题，会比普通人较为敏感。然而不能因此批评普通人“麻木”。普通人要为生活或生存而付出琐碎的时间，他没有义务去讨论或争辩各种议题。普通人也很容易受干涉和调动，因为他并不拥有专业性的分辨能力。因此，网上大量的言论，其价值仅仅在于他们有发表言论的权力。

两性的交往，前提是互相抱持着欣赏与尊重。欣赏才能互相产生好感，而尊重才能不逾越边界。但这又是个理想或抽象的模型，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你很难遇见这样的时刻。因为一些事务，你不得不与你不乐意交往的人交流，或者要么你看不起对方，要么对方瞧不上你。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各处各样的情绪所笼罩，也很容易被某些话语、某些强权牵着鼻子走。尤其是当你信任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失去防范，而这时又会因对方的行为而产生新的苦恼。

指望法律解决一切问题是不现实的，指望道德更不现实。当然更不能指望心灵鸡汤，抚慰某些业已受伤的心灵；或者指望某些技术性的指导，比如防范性骚扰的若干方法。不乐观地说，性骚扰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存在，在运动来临时，它可能规矩几天，此后又故态复萌。因为人性的进化是很缓慢的，我们当然可以抱持在一朝一夕内大快人心、除恶务尽的想法，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此消彼长、永无宁日。我们也可以借题发挥，通过“性骚扰”来表达其它的愤怒：中国国情的、体制差别的、司法与媒体不独立的。在“性骚扰”的议题上设置或转换其它的议题，并非不可以，有时还很及时雨，只要遵守一个前提：封闭式的探讨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开放式的探讨遵循每个人尽量去表达，同时又避开逻辑谬误和人身攻击。

由于身处一个洗脑的时代，每个人对“复杂性”和“丰富性”没有相当程度的处理能力，简单的指认“对”“错”“事不关己”或“好”“坏”“就那样”以及“是”“否”“那又怎样”，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也是程序自动运行的省电模式。它使我们因一句话会否定一个人的言论，因一个人的某次言论会否定一个人的所有言论，继而否定这个人的人格，继而将他打倒，推至万劫不复之地。这是我们至今还在干且乐此不疲的事。

长期来看，“性骚扰”受害者的这一方，正是由于得不到法律的和道义上的即时支持，她们眼中的世界是变形的，而自我也是必须学会不停游走的，寻找能够生存以及舒心的缝隙。而且，“性骚扰”的普遍程度令人大为吃惊，如果不是强行遗忘，几乎在每个女性的回忆中，至少都能明确指认出一次相关经历。有的可以化险为夷，有的则留下长期的阴影。这对于女性而言，实在是不公平的事。因为男性受女性骚扰的案例毕竟要少得多。然而须注意的是，一谈到“性骚扰”，就会想到女性是受害者，这种自动联想，在当下是暂时可以的，但男性受性骚扰的情况和程度，将来一定也会揭开。这种发展趋势是平权运动的必然。

那么，我们姑且聚焦于女性的性骚扰，女性不仅在公开场合充满危险，被强权者搂抱一下，借故肢体接触一下；如果是在私下场合，这种危险性更巨，极有可能从“性骚扰”发展到“性侵”。无数坦露的案例表明，要用道德品性或意志力考察男性的阴暗心理是靠不住的，年轻的女性必须谨慎的防范，如何穿衣打扮以及肢体姿态如何动人当然是自由的，然而用这种自由去面对所有的男性，则要冒着相当大的危险。显然，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收放自如，否则，这种自由就有成为傻瓜的危险。这就像一个平民置身于战士之中，他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枪杀平民是有违国际公约的，他有获取生命权的自由。然而没有人会冒这种危险，而停留于辩析式的争论，我可以行走你不可以枪杀我。因此，我劝年轻女性自保的方式是，在目前社会形态破绽百出的情况下，与其相信真理，不如相信经验。与其为了捍卫权力而以身犯险，不如做一个能屈能伸的“犬儒分子”。因为，你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性骚扰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的。佛教说人间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称之为“娑婆”。能克服“缺陷”的，方能成为人间的圣者。然而“克念作圣”，一般人是“知得行不得”。而且，多少圣人面对“性骚扰”，也都败下阵来，因此千万不能作此倚念。

在中国，一名公知，一定是将制度性的根源问题放在第一位的；一位女权者，看到的则一定是男权的强盛与欺凌；一位媒体人士，又会将问题归结到新闻的没落；一个律师，则首先想到是法律优先、保留证据；而熟练的网民则首先想到把问题公之于众，期待网络的卷入；一名激进人士，则会暴露自己的火力和观点，而且不遗余力；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扮演“沉默的螺旋”，跟着搅动，期待真理指引自己上升，然而不免有暴戾之气。如果不加抑制的话，人性必然得不到“救赎”，而是走向罪恶的渊薮。

常常，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复合身份。他的观点也是摇摆不定和复合式的。他的立场和态度往往代表着某一些人士共同的看法。一个人的意识状态，要能容纳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能观察到不同人士因为站在不同的观测点，有的是当事人，有的是亲友团，有的是看客路人，有的是出于研究——研究者的观点，往往较为公平，但也会被视为“风凉话”。有的人士比较激动，则往往出言不逊；另外一些则较为冷静，也因此显得不近人情。还有一些沉默的人，他们往往由于仍然在思考中，或不偏向于对此议题发言，也会因为“不表态”而暗暗被人仇视。“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假如有小将要诋毁此人，证据也是有的，“莫须有”。

假如在对事态的审视上，我们扔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更加具有同理心，对于一个施害者和一个受害者，都能有所包容的话，这就达到了相对的公平。所以前提是，“千万不能站队”。要么站在施害者这边，要么站在受害者这边，都是有失偏颇的。或者，要么认为甲说的对，从而攻击乙，这都是思维僵化的问题。

多元的声音，有时也会汇入洪流，形成几股强大的力量。个体因此被裹挟，在洪流中前进。尽管我们处在话语的洪流之中，不自觉地受推动和摆布，但亦要深知，所有的洪流，其发端之处是一而不是二。所有的争论，更像是一场自说自话，因为着重于一些侧面而忽略另一些要素，放大某个局部而无视另外某个局部，这样的争论可以辩析出一些微观的、值得珍视的事物，但同时也会使大局受到损失。假如你想大局无损，全知全能，那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你只能代表一部分人利益而无法代表全体，你无法使敌我双方甚至多方同时满意。

目前来看，在“性骚扰”的议题上，有一些主次支干的问题。首先，站在女性立场上，替她们设想，支持和声援她们，是道义的选择，而且，历史上她们在此议题中能发声的空间太小了，因此需要竭力去维护她们的尊严，倾听她们的感受，如同面对自己的姐妹；其次，在这样一场发声的运动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误伤，或一些方式方法上的不妥，这些也是有修正空间的，但它是次要的维度，对它的修正和批判，应该控制在不影响和否定上一个维度的区间里；再次，以性骚扰议题为名进行的延伸式讨论，关于权力、公平的讨论，关于国民性的讨论，关于网络、道德和法律的讨论，这样的辐射性议题，读者也应该有个清晰的位置感，知道它们是发散议题，而不会取而代之成为你关心的核心议题，因此它们同样不会否定或影响上两个维度。

建立这样的讨论模型很有必要，它会使我们的思路和言路更为清晰，你分门别类的将其置于自己的“思维导图”或自己的“思维树”，就会获得更多清晰流畅的思维意见力。

至于一些杂音或干扰音，一些用某个议题掩盖另一个议题的方式，抱持警惕即可，事物皆有来路，皆有归途，时间早晚而已，因果律也是一种科学铁律，事物的发展转归，各有时日。何时爆发，何时隐归，都有其流变规律。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声音，尽管微弱而不成熟，有时百口莫辩，但认真的思考和梳理，抵过莫衷一是的朋友圈争论。将他人之思化为自己之念，一个人心智的发展有赖于这种写下来的文件。

记得有一位人士曾经说过：不要测试人性，人性是经不起测试的。在法理上，当然是女性不管如何“性的展露”，男性如果没有得到女性的允许，男性针对女性的言语或肢体刺激就是一项违法的行为。然而法理毕竟是法理，现实的情况没这么理想，如果你真以这种方式去测试男人的人性，九成九的会大失所望。因此站在法理的角度去辩论是一回事，碰到实际情况又是一回事。立场不同，争论问题的焦点不同，但并不是说，一个叮嘱自己女儿出门见陌生人要穿着保守一点的教授，就不认可这项法理。

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人们心平气和地来探讨。如果不换个立场看问题，你的角度只能看曲面，对方的角度只能看到直面。看起来曲和直是无法统一的，会争论不休，而且二人都有绝大的道理。但换个位置呢，原来这项事物一面是弯曲的，另一面是平直的。这还只是事物的两个面向。而大部分事物超越了单元、二元，而是多元存在的。有时为了深入探讨，我们要设立模型，予以抽象和简化，设立一个前提和局限，进行封闭式的探讨。而在网络上，这种探讨就变得开放式了，每个人注重于不同的角度，并且不会去设立一个讨论的前提条件，因此变得众说纷纭，互相攻讦。这时，明智的读者就会采纳其“言之有理”的部分，对于“言之无理”的地方，要给予宽容和理解。有时，一个人只是没找到更恰当或精确的词汇，就会造成广泛的误读。

……

另外需警惕的是，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力会倾向于腐败。人们经常愿意让渡出来自己的权力，交给圣者统一打理。这在圣者那里形成一种矛盾的观念：如果要成为一个圣者，他必须把权力的垄断打破，平等地分发给众人；他因此获得了众人的信任，于是众人又将更多的权力交付于他。然后到某一天，圣者的权力大到了众人已经对他无可奈何之时，权力就变成了绝对权力，这便形成了权力的“铁幕”。

此时与其说是圣者在控制权力，不如说权力在控制圣者。绝对权力会造成权力绝对地失控。绝对权力不会以一个首脑的意志为转移，它拥有自己的意志：倾向于更大的权力。

能控制的权力就是“圣道”，而不能控制的权力就成了“魔道”。这就像驾车人一样，起初是他驾驶着汽车，朝着一个目标进发。后来，众人给他的汽油越来越多，他可以去向任何地方，于是起初的目标消失了，汽油倾向于去更多应许之地，而不是由驾车人说了算。

当然，这样说冒着一个危险：为圣者或驾车人开脱。似乎他也是受害者，他被心魔掌控了。但是亲爱的读者，你要知道，假如有人这样指责我，显然他并没有跟我在一个维度上探讨问题。他可以在整篇文章当中寻章摘句，找出不准确或有失水准的话语，以此判断我露出了价值观不正确的尾巴。然后用上纲上线的方式，说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透露出文化精英的优越感”之类的“扣帽子”的话。

你看，我们经常会偏离议题，说一些旁枝弦外的话。从“性骚扰”而至“权力”，从“权力”而至“作者对读者的担心”。人的思维往往会不小心进入逻辑谬误，它自动联想；因为忧心忡忡，而放大某些局部，甚至于将放大的局部当作整体来观照；由于敏感或过激，以及由于自身所受洗脑或教育的背景，说一些自己事后想起来脸红的话。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人会变得逐渐容纳不同的异见，但也会因之变得见怪不怪，或感觉“迟钝”，或懒于发言，或陷入原有的知识结构而无法更新。

作为男性，有必要反省，自己在“性骚扰”的欲念和行动力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思维的谬误”。“性骚扰”是一种特殊而过份的“性的展露”，它有违社会规范。惟一的方式是对其进行“性的抑制”。那么加大社会的谴责力度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比法律的成本要低。法律在此的确有些滞后，以及目前来讲，对伤害者的惩戒不力，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又过高。

然而运动总会平复，人的神经又无法总是聚焦于某一个事件。当谴责的声浪过去，男性们又会蠢蠢欲动，这简直是必然的。性骚扰必然是长期困挠人类的一个事件，它就像上帝造人时，留下的“Bug”。或许女性的反扑，就是将来再一次把母系的权力社会化，这样一来，诉苦和痛苦不堪以及饱受折磨的，终于可以是男性了。

对于男性在当下的使命而言，他们要搞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是满足私欲而惹人讨厌的，以及，如何用体面的绅士的状态来约束自己。“求欢”当然是一项本能，而如何求欢，则充满各种高超的技巧，它们理应是艺术的，而不是粗鲁莽撞的。阿Q当年的“吴妈我要跟你困觉”，人们只是意识到不妥，当作玩笑处理，他这种“性的展露”莽撞直给，令人不适。然而时代不同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今天的男性要深知，假若吴妈对你没有好感，这样的话语就构成了“性骚扰”，会对女性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困扰。

电影《阿Q正传》剧照

如何使用身体及言辞，对于两性而言，都是一门新的学问。身体的边界以及言辞的边界在哪里？当我们两情相悦时，为什么会让渡出身体的权力，供对方支配？而当我们互相无感时，为什么又会变得无限敏感，对此心理不适？你既可以说人是一种奇妙的动物，也可以说人还没有进化得特别完美。总之，当你喜欢一个人 ，这个人就变得无限美好起来；而当你讨厌一个人，他的一切所做所为都是不洽乃至不洁的。情绪会左右思维的理性判断——顺便提一句，网上充斥着各种包装成观点和知识的东西实则是情绪。

同样是摸一下，是福是祸，云泥之别。诸君伸手前大可不必如此自如。

本文为作家胡赳赳即将出版的最新思想随笔集《论孤独》中的一篇。

《论孤独》，胡赳赳/著，中译出版社·胡杨文化，202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