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流行并不注定流于肤浅

最近，学者刘擎出版了新书《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在这本书中，刘擎开篇即亮出观点，这本书是关于公共领域和公共问题的写作。

引起刘擎写作的一个现实背景是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问题都会引发争议，而当代公共讨论的问题又常常事关重大。而从个人角度来讲，作为一位长期浸淫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中、长于思辨的学者，他似乎也有义务在一种庞大的失序中并不因其复杂性陷入举棋不定、语焉不详的处境。学者刘擎受到汉密尔顿等公共领域写作者的鼓舞，认为在每个人都可能淡忘节制与审慎的智识美德的焦灼时代，知识人应当有自省意识，并在无论面对激烈挑衅与争议时，都能平和地、积极地与大众进行对话。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既然本着与大众对话的态度，刘擎在开篇文章《我的非经典阅读》中就亮出一条“免责声明”，意在指出读者大可不必因为刘擎教授的身份就太苛求文章的学术性。

这篇文章中刘擎写道：“最初影响我职业生涯的两本书，都不是经典名著”，其中一本是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L.J.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刘擎认为：“这部书在当时为我提供了一张有用的关于西方思想的知识地图，让我懂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困境，人们信奉不同的多元价值，各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与冲突，难以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被调和化解。”即便后来刘擎发现这本书不过是一本普通而且有点过时的教科书。

另一本影响了刘擎的书是《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这是英国BBC广播公司为知识大众制作的哲学家访谈节目文本。

《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

这篇小文章的启示性在于，当我们一再强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并希望从最经典的（有时也是最艰涩的）作品入门时，常常会让自己还没出发就折戟，而在更快节奏的、时间被更严重地挤压的当下，读者需要从自身出发去找到更适配于自己的阅读水准、阅读习惯的作品。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分上下两辑，是刘擎写作于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的小文章整合，并没有一条逻辑暗线将所有文章串联起来。

书的上辑是对政治哲学思想家们经典著作进行导读，每一篇聚焦一本书、及其引出的重要观点；下辑针对的是当下政治哲学各种派系与新视角，如怎样理解学术研究中的“中国范式”的提出、民族主义、后真相时代等等。文章篇幅都不长，有的内容倒也符合现在最被推崇的“公号体”文章的观点先行、紧张凑泊，如《爱国何以成为一种美德》《思想工业与明星学者》等等。

虽然本着这样一个亲民的态度，但是《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中相当体量的文章并不好理解，比如对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刘擎在文章《没有幻觉的个人自主性——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中译本导读》即论述了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这是所谓“现代性之隐忧”的要害所在。

这种反思也延续到第二辑“视角与世界”中，这一辑的《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不满》都回应了自由主义的问题，尤其是讨论了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

书中也有很多文章是想告诉大众，政治哲学也没有那么复杂和疏远，比如可以理解为是一篇影评的《〈革命之路〉中的爱欲与政治》中，刘擎就饶有趣味地论及具有高度相似结构的“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两者都始于某种人生理想，都会有制度性的“常规状态”（婚姻和政体），也都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潜力——或出于对苦难不公的抗争，或出于对平庸无聊的反叛——走向颠覆制度的“反常规状态”（解体与变革）。并从柏拉图、苏格拉底、马尔库塞对于“爱欲”的讨论来佐证观点。

《革命之路》

而关于那些总是隔三差五被拿出来讨论一番的关于“娜拉出走之后”“公共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效”“后真相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时代”等公共讨论界的疑难杂症，刘擎也谆谆善诱，关于“第三条道路”，刘擎写道：

也许，永远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在平凡中眺望远方的巴黎，反观此刻的庸碌与乏味，在愤怒出离的冲动中，再看看眼前的草木与餐桌上的食品，并思考“改良”的可能，更想一想“娜拉出走之后”的严峻问题。然而，第三条道路总是脆弱的，它要求审慎、耐心、智慧以及长程的视野。这在美学上毫无吸引力，既无风雅，也不够浪漫。而更深刻的指责在于，这不只是美学趣味与心理气质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当的政治问题。因为所有折中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维持现状”的借口托词。

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与“思想领袖”之争，刘擎认为，可以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并认为，“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活跃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而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

刘擎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刘擎本身因为以教授的身份介入国内综艺《奇葩说》而成为学术明星，在《思想工业与明星学者》这篇文章中，刘擎分析了德国哲学领域的深刻变化，但似乎也像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他提出疑问：“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并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么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浮士德协议——以交付深刻来换取流行。”

刘擎以马库斯·加布里埃尔的案例作为对上述疑问的回应：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学者，在29岁时成为德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哲学教授，目前在波恩大学就任认识论讲席教授，已经发表了20部哲学著作，既有精深的研究专著，也有较为通俗的作品。在广受赞誉的《为何世界不存在》一书中，他同时批判了科学的傲慢以及后现代的相对主义黑洞，而且写作的文风遵循了维特根斯坦所确立的原则——“凡是能被言说之事，都能被清晰地言说”。这部著作获得了国际畅销的商业成功，同时也保持了思想的深刻与严谨。

刘擎也仅此坚定相信：“流行并不注定流于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