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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窑史的最后百年:摘自阎崇年著《御窑千年》

清代御窑到嘉庆以后,伴随清朝内忧外患,日薄西山。随着大清皇朝覆亡,御窑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清朝御窑史的最后百年,也是中国御窑史的最后百年。

清代御窑到嘉庆以后,伴随清朝内忧外患,日薄西山。随着大清皇朝覆亡,御窑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清朝御窑史的最后百年,也是中国御窑史的最后百年。

清代御窑到嘉庆以后,伴随清朝内忧外患,历史大势,日薄西山。其前六朝天(命)、天(聪)、顺(治)、康(熙)、雍(正)、乾(隆),180年,御窑随着清朝兴盛而兴盛;后六朝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116年,御窑也随着清朝衰亡而衰亡,如“九斤嫂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随着大清皇朝覆亡,御窑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清朝御窑史的最后百年,也是中国御窑史的最后百年。

御窑史的最后百年——摘自阎崇年著《御窑千年》

清同治黄地梅花喜鹊海碗图样

最后百年

乾隆后期,国家承平日久,改革动力渐失,痼疾逐一显现,明显呈现颓势。景德镇御窑也一样,从乾隆帝死到大清朝亡,皇帝重视不足,国家财力不支,工匠墨守成规,战火不断燃烧,百年之间,江河日下。

——嘉、道、咸三朝66年,是御窑缓慢衰落期。嘉庆朝的内忧如白莲教民变,道光朝的外患如鸦片战争,咸丰朝的内忧加外患——如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和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加速了清朝的衰落。其间,从嘉庆朝开始,国家不再派专职官员驻厂督陶,仅由九江关监督遥领,严重削弱了御窑的管理。嘉庆四年(1799),御窑经费从乾隆时期每年银10000两,减少为5000两。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后,降为2000两。在内外双重击压下,咸丰五年(1855),御窑停烧。

——同、光、宣三朝50年,是御窑加速衰落而又回光返照期。这一时期,慈禧太后柄政,三个幼帝继位年龄——同治帝6岁、光绪帝4岁、宣统帝3岁。清朝在慈禧太后把持朝纲的48年间,战争一仗败一仗,割地一片又一片,赔款一笔又一笔,耻辱一遭又一遭。然而,尽管国难当头,危机四起,外债高筑,民怨沸腾,但慈禧太后仍然大办儿子的婚礼和自己的庆寿盛典,挥金如土,穷奢极欲。

先是,太平天国时期,景德镇遭兵火,窑厂毁于一旦,瓷业街市萧条,工匠四处流散。太平天国平定,景德御窑恢复。同治三年(1864),九江关监督蔡锦青在御厂旧址上,复建堂舍72间,重点御窑柴火。同治五年(1866),筹银13万两,重建景德镇御窑厂。后每年御窑支出,恢复乾隆一万两旧制。同治年间,景德镇御窑首要之务,是同治皇帝大婚所用瓷器。光绪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窑火未停,烧造未断。此期,除光绪帝大婚之外,恰逢慈禧太后甲申年五十大寿(光绪十年,1884年),甲午年六十大寿(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辰年七十大寿(光绪三十年,1904年)。御窑为慈禧太后祝寿,烧造大量瓷器,并为她烧造“大雅斋”和“体和殿”瓷器。从烧造费用来看,同治、光绪两朝耗费于御窑的银两,与乾隆时期比,已然大大超过。

在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是什么样子?幸运的是当时烧造在两件瓷器上的御窑场景图留了下来。

一件是清道光粉彩御窑厂图螭耳瓶,故宫博物院藏。高63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22.5厘米。瓶外壁通体以粉彩描绘清代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实景,细致描绘了当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繁华景象。以御窑厂内倚珠山而建的“御诗亭”为中心,东、西辕门上各挂一面黄色大旗,旗上以黑彩书写“御窑厂”三字。两侧白墙青瓦,有回廊、拱门。正中的高大厅堂内,几名监工在议商事情。厂内工匠,各司其职,聚精会神,专心劳作。画面反映了原料开采、送料、成形、制坯、运坯、画坯、施釉、画彩、满窑、烧窑、出窑、装运等各道工序。所使用的彩料有红、黄、绿、紫、蓝、黑、金彩等,所绘人物有六十一个。瓶上所绘图案真实反映了清代御窑的生产场景,是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管理状况的珍贵实录。

御窑史的最后百年——摘自阎崇年著《御窑千年》

清道光粉彩御窑厂图螭耳瓶

另一件是清后期青花御窑厂图瓷板,首都博物馆藏。直径72.5厘米。瓷板用青花绘饰以御窑厂为中心的景德镇图。瓷板面上端为石岭地区,西侧是奔流的昌江,中渡口、老鸦滩分设“奉旨卡”,查验来往船只。中心绘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分三进院落,东西跨院为制瓷作坊。御窑厂大门为“仪门”,门内有“奉上旨御窑厂”标旗,仪门前可见看相、茶局、命馆、赛会、风水半仙等招牌。仪门东西两侧街口,分置牌楼,东西对峙,岿然屹立。御窑厂右侧,大戏台影壁正中书写“指日高升”,右侧有程家巷、毕家街。画面下端是御窑厂大门,上悬“御窑厂”匾额,门外高挂“宪奉御窑厂头门”旗。大门、仪门间有关帝庙、火神庙,大门两侧有浮梁县衙、监管窑务的“景德司”。瓷板不仅是清代景德镇整体布局、衙署建筑的形象资料,而且是清代景德镇机构建制、文献记载的图文印证,既是重要文物,也是珍贵史料。

名工雅匠

清朝御窑,嘉庆以后,随着皇朝衰落而衰落。道咸年间,御窑衰落,不再垄断工艺,御窑相对于民窑的工艺优势、财力支持,逐步丧失,标志之一,便是民窑出了瓷雕艺术家、瓷匠大师——陈国治。

陈国治(?—1861),安徽省祁门县人。早年入私塾,因家贫失学,转而学习砖雕、木雕技艺,20岁左右到景德镇谋生。据记载,他的艺术活动,在道、咸年间,是先学雕刻,后学瓷艺。这让陈国治有机会把雕刻技艺和陶瓷艺术相结合。陈国治的主要成就,是仿生瓷艺术具有极高的造诣,“其仿木、仿竹、仿象牙之制,尤极神似”。前面我介绍过乾隆御窑烧造的仿生瓷和唐英烧造的仿生瓷山子。陈国治继承了御窑仿生瓷技艺,又有所创新。下面欣赏一下陈国治雕刻的笔筒。

笔筒全称是清道光反瓷雕王母庆寿图笔筒,沈阳故宫博物院藏。这件笔筒的基本情况是:其一,为反瓷雕。反瓷雕,也叫“生瓷”,就是在瓷胎上直接雕刻图案花纹,不施加釉料,入窑烧造的瓷器。其二,笔筒高16.3厘米,口径16.9厘米。其三,雕刻王母庆寿图。陈国治在这件笔筒上,以透雕、圆雕、浮雕、线刻等手法,刻画出“西王母庆寿”的神话仙境和动人故事——八仙踏海、仙女踩云,各路神仙,飘然而至,栩栩如生,至为传神,艺术意境生动,技法娴熟精绝,是一件绝品。其四,笔筒底部刻有阳文篆书“陈国治作”,四字两行方图章款。

以今人眼光来看,陈国治是一位纯粹的民间艺术家。“漂泊无家室,亦不谋衣食”——除了艺术之外,没有别的追求。他的作品“海内无两”,时人重金求购,却不轻易出手;如果缘分和兴致不到,“虽啖重金或迫以势,不得也”,软硬不吃。

这样一位“名工雅匠”,自然不肯与俗人往来。史料记载,陈国治交往的人,既有画家如峡江知县蒋予检,也有诗人如浮梁知县冯询。

蒋予检,号矩亭,河南睢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道光年间,他任江西峡江县知县,与陈国治相识。蒋予检擅画兰,时人论画,曾列为“逸品”。“夫兰为国香,传写者不知万几,欲如矩亭之雅秀出尘,真不可多得也!”如此名重一时的画家,却对陈国治这位工匠格外垂青。由器观人,入木三分。他曾送给陈国治一副对联:“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这是说陈国治的作品贵重、人品高尚。其实,人的一生,贵在双品:作品和人品——作品求真求美,人品求善求朴。他还送给陈国治一块匾,上书“陶隐”。“陶隐”是指南朝大学问家、医学家陶弘景。他备受帝王青睐,却辞官隐居茅山。《南史》记载,梁武帝曾请陶弘景出山,陶弘景以画作答。画了什么呢?“唯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梁武帝看后,笑而不怒,未加强求。蒋矩亭把陈国治比作陶弘景,一是赞赏他艺术才能之高超,二是敬佩他不求富贵之风骨。

冯询,字子良,广东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道光年间任浮梁县知县。当时,冯询“诗名满天下”,曾国藩称他为“诗伯”,可谓尊崇。陈国治虽对客户很挑剔,但只要冯询有求,他都高兴地答应,并会融入自己的创意。冯询将陈国治奉为知己,为他赋诗一首。诗云:

陈生手持寸铁笔,刻划灵奇百不失。飘然买棹入市来,汝亦过江好人物。景镇窑工古所闻,巧与造化争陶甄。成名执艺各立户,陈生突出俱无人。一丸到手遂千古,能使泥沙入珍府。兴酣放笔随所如,为龙为虎为虫鱼。神仙歌舞山鬼语,顷刻满堂诧风雨。嗟尔绝诣虽神通,不经百炼安成功。一器乍出万誉同,尔自惨淡神从容。我闻——

学艺之专无汝比,摆脱功名弃妻子。纷纷重购不轻与,为我精营独呈技。嗟予困苦五十年,雕心镂骨千百篇。大半覆瓿无人镌,费神无补真徒然。不及尔艺能值钱,呜呼安得为尔传!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陷景德镇,陈国治“以骂贼遇害,其所手制散亡殆尽”。幸运的是,他的技艺,代有传人,流传至今。一代巨匠,四海传颂。

女人的瓷

同治初年,御窑恢复。时慈禧太后柄政,景德镇御窑瓷器,图案纹饰,花鸟为主,色彩艳丽,鲜嫩细腻,大雅斋、体和殿瓷用红彩字款,留下女人印记。这个时期,御窑烧造瓷器,主要是“二婚三寿”的喜庆瓷器,就是同治帝、光绪帝大婚和慈禧太后五十、六十、七十大寿的御用瓷器。清帝举行大婚仪式的只有四位:顺治、康熙、同治和光绪,而在御窑大量烧造大婚用瓷的只有同治帝载淳和光绪帝载湉二人。

景德镇御窑恢复后,接旨烧造同治帝大婚御用瓷器。同治七年(1868)三月,内务府造办处交下御瓷官样。翌年,御窑烧成同治大婚瓷器“共一万零七十二件,均烧造粗糙,不堪应用”。结果九江关监督景福照数赔补。同治九年(1870)传旨景福,补造瓷器,务必精细:

各项瓷器,总要端正,毋得歪斜。其里外花釉以及颜色,均着烧造一律精细鲜明,勿使稍有草率。仍着景福赶紧办理,照数赔补,迅即解京。钦此。

这批大婚瓷器,虽赶烧出来,却不合格。清廷不得不从承德避暑山庄调拨一批瓷器,以勉强应付大婚瓷器之需。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举行同治帝大婚典礼。翰林院侍讲、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被册封为皇后。从国库拨银1100万两,为造办大婚之用。皇后大婚妆奁600抬,经过六天,抬进皇宫。皇后用瓷,数量惊人,风格独特,工艺复杂,故宫博物院留存达6000余件。

同治帝大婚瓷是成套组合的,共烧造二十三种纹样、10072件,为黄釉粉彩瓷,用淡黄色作地,绘以蓝、绿、粉红色纹饰。纹饰有兰、竹、梅、百花、百蝶、百蝠、八吉祥等图案,及“囍”“寿”“万寿无疆”等字样。这二十三种纹样的画样,现有二十种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大婚瓷款识有“同治年制”或“燕喜同和”四字双行款识,用红彩楷书题写。

大婚瓷包括餐具、茶具、妆奁、花盆等。成套的餐具是在太和殿大婚筵宴用的,仅碗就分为海碗、大碗、中碗、汤碗、饭碗、盖碗和怀碗,盘分九寸、七寸、五寸,碟分四寸、三寸和二寸五等规格。

清同治粉彩黄地梅鹊大碗、羹匙,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碗高9.5厘米,口径20.9厘米,足径8.1厘米;匙长16.5厘米。这套餐具,明黄色地,外壁绘梅树、梅花和喜鹊。以赭石色勾染树干,以桃红色点染花瓣,喜鹊穿翔于花枝间,寓意“喜上眉梢”。

故宫博物院还珍藏了当时烧造这套瓷器的内府官样。画样以墨线勾勒海碗表面半幅纹样,图右用毛笔书写:

照此样:海碗四十件,大碗四十件,中碗四十件,汤碗四十件,饭碗六十件,怀碗四十件。九寸盘四十件,七寸盘四十件,五寸盘四十件,四寸碟四十件,三寸碟四十件,二寸五碟四十件,酒盅四十件,羹匙四十把,茶盅二十件,大茶盅二十件,盖碗二十件,茶缸二十件。二寸五见元奓斗十件,二寸见元粉盒四件,二寸五见元刡头缸四件,一寸见元胭脂盒四件。

一尺五寸见元花盆三对,腰元水仙奁二对。

从这件官样可以了解到,这套梅鹊纹瓷器,共烧造24种、692件。由此,我们可知当时宫廷在御窑定制成套瓷器时的纹样、数量和品种。

另如清同治淡黄地红蝠金彩团寿字纹盘,故宫博物院藏。高4.9厘米,口径22.2厘米,足径13.1厘米。整只盘子洋溢着喜庆气氛。在淡黄釉地上,口沿金彩,分为五圈,绘以二十四只红彩描金蝙蝠、二十九个金彩圆形“寿”字、十二个蓝料彩描金“卍”字。纹饰和图案寓意“福寿万年”。

这件盘子的画样也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图样以墨线勾勒半幅海碗表面纹样。右侧用毛笔题字。

为祝福同治帝后多子多福,慈禧太后懿旨在景德镇御窑定制五彩百子瓷——百子大果盘二对、大瓶二对、茶缸八对、饭碗四对、碗八对等,共三十二对,装成九桶,由景德镇装船,运达北京。但是,同治帝结婚后不久病死,年仅19岁;皇后阿鲁特氏也死于非命,年仅22岁——这对新婚皇帝和皇后,既无子,也无福,更无寿。

同治、光绪两朝,御窑薪火,没有停歇。除了继续烧造御用瓷器外,还特为慈禧太后烧造以“大雅斋”和“体和殿”为款的瓷器。

第一,大雅斋瓷。大雅斋是咸丰帝的居室,原有两处。咸丰五年(1855),咸丰帝下令写了两方“大雅斋”匾:一方挂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另一方挂在养心殿平安室(今养心殿后殿西耳房)。咸丰帝住在哪里,懿嫔(后来的慈禧)就随侍在哪里。大雅斋的命名、赐匾,象征着咸丰帝对懿嫔的宠眷。两处大雅斋,命运各不同。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的大雅斋化为灰烬。剩下的养心殿平安室的大雅斋,慈禧对之非常珍视。同治帝大婚,慈禧搬到长春宫居住,“大雅斋”牌匾也跟着搬到长春宫。所以,“大雅斋”不仅记录着慈禧青春的黄金岁月,而且成为她尊贵身份的象征。

大雅斋瓷是慈禧太后懿旨景德镇御窑烧造的专用瓷器,纹饰颜色艳丽、饱满,上施粉彩华美、繁缛,书“大雅斋”三字,镌“天地一家春”印,以双龙纹环绕。慈禧作为女性的审美取向与男性帝王有所不同,这也反映到大雅斋瓷上。如慈禧爱花,狂热痴爱,大雅斋瓷中的花盆、花缸、花瓶特别多,形态各异,色彩绚丽。大雅斋瓷器的纹饰,以花卉、花鸟题材为主,以工笔绘就,女性味十足。

清宫还藏有大雅斋瓷器画样。内务府档案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传旨景德镇御窑,并交付大雅斋御瓷画样三十三件,令其“照式烧造,统限于本年九月内呈进”。瓷器烧成呈交,是在光绪初年。此时,同治帝已死,光绪帝新立。此后,大雅斋瓷器继续烧造,成为慈禧威权的象征。下面介绍一件大雅斋瓷器。

清光绪粉彩花鸟纹圆花盆、盆托,故宫博物院藏。花盆高11.5厘米,口径17.6厘米,足径11.9厘米;盆托高3.6厘米,口径17.6厘米,足径13.5厘米。这组花盆,体态娇小,玲珑秀巧,釉色娇艳,通高15.1厘米,外壁满绘牡丹、梅花和鸟雀;口沿绘蓝彩回纹。上下呼应,合为一体。引人注目的是,花盆有红彩楷体“大雅斋”三字款及篆体“天地一家春”印章款。

纵观千年御窑历史,御窑为皇太后大批量烧造瓷器,绘有双龙纹饰,并有专门的款识、印章,“女皇”慈禧,空前绝后。

第二,体和殿瓷。光绪十年(1884),慈禧太后为庆祝自己五十大寿,从长春宫移住储秀宫。之前,在西六宫大兴土木,把原翊坤宫和储秀宫打通,连为一体,格局大变。新的储秀宫,有一处宽敞明亮的穿堂殿,沿用了原来的名字——体和殿,慈禧太后常在此用膳。

体和殿瓷是慈禧太后命景德镇御窑为自己烧造的专用瓷器。其款识为篆体“体和殿制”。落款的位置,不在瓷器的口沿下端,而是仿照明代以来御窑的传统,写在瓷器外底。这表明,慈禧太后俨然就是皇帝了。下面介绍一件体和殿瓷器。

清光绪藕荷地粉彩花卉纹捧盒,故宫博物院藏。通高17.2厘米,口径30厘米,足径17.3厘米。这件捧盒是为慈禧太后五十大寿而烧造的。盒呈馒头形,上下子母口套合,盒内施白釉,外壁以粉彩花卉纹装饰。这件捧盒外壁以藕荷色为地,满绘桃花、水仙、牵牛花,色彩浓艳,花形烂漫,而盒盖顶部中心的正面五爪龙,更增添其至高无上的尊贵气质。外底署红彩篆体“体和殿制”四字。

慈禧太后的大雅斋瓷、体和殿瓷,有大量藕荷色地粉彩瓷器,这种颜色在慈禧太后的服饰上也常见。这应当与慈禧太后的喜好相关。大雅斋瓷、体和殿瓷,在晚清御窑瓷器中独具装饰风格,于其时粗滥之风中,显见其精细艳丽。究其一因,是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位女画师缪嘉蕙(又作“惠”)。由宫廷女画师缪嘉蕙参与设计的瓷器,成就了御窑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晖。

宫廷女画师

缪嘉蕙,字素筠,云南昆明人。她少年不幸,嫁给同乡某当继室,才一个月,丈夫去世。她终身未改嫁,给两个前房儿子当后妈,把他们都养育成人。不幸遭际并未泯灭缪嘉蕙的才气。她出身书香之家,父亲任鹤庆州学正,兄长中举,自己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缪嘉蕙读史著文,工诗抚琴,能书善画,名动一时。光绪年间,慈禧常以书画自娱,想找位随侍,兼做代笔。缪嘉蕙被推荐入宫,开始了漫长的宫掖女画师生涯。

缪嘉蕙尤其擅画花鸟,深得慈禧钟爱。人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亲、信、富、贵”四个字,缪嘉蕙都沾上了:论亲,慈禧把她带在身边,朝夕不离,就连西逃时都命她随侍;平日她就住在慈禧寝宫的偏房里,每月准假十天。论信,慈禧不但向她学画、命她代笔,而且经常与她谈天说地,排闷消遣。论富,慈禧给缪嘉蕙月银200两,至于年节赏赐,岁时红包,数量不定,亦甚丰厚。论贵,慈禧于缪嘉蕙“特赐三品服”,免跪拜之礼,“命内监扶掖出入,天下以为奇遇”,宫人都尊称她为“缪先生”。

亲、信、富、贵俱有,夫复何求?缪嘉蕙自有难言之苦。苦,也有四样:宫规难守、后师难当、尊重难得、画技难伸。

先说宫规难守。缪嘉蕙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对内廷规矩陌生。民国《申报》曾刊过一则逸闻:

光绪之季,云南缪素筠女士供奉内庭。召见之日,慈禧皇太后传旨御膳房上膳,比例贵妃,盖隆之也。有顷,御膳房持菜牌入,请女士采择,曰:“须点十六色。”女士如其言。膳时肴馔尚丰,味亦不恶。晚餐亦如之,明日复如之。女士厌其不变更也,商之守监,则曰:“择定之物已奏明太后,行文光禄寺、内务府。如须变更,必请旨而后可。”女士遂安之。居数年,每日必如前所择者。不得已,一月假出宫,至亲戚家大嚼一次而去。可见宫中日用俱有例,在臣下不能自主张,然亦苦矣。

次说后师难当。缪嘉蕙既为太后之师,又为臣,两种身份,很难协调。末代皇帝宣统帝之弟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曾回忆说,慈禧绘画时的礼仪:

由“如意馆”人跪地手托颜料碟等伺候着,照例还有一位云南女画家缪嘉蕙在旁“指点”。所谓“指点”,如太后说:“这仙鹤腿画不好。”缪嘉蕙便须恭恭敬敬地画出仙鹤腿的样子来。

缪嘉蕙与其说是后师,不如说是画奴。

三说尊重难得。缪氏虽获得亲信,富贵加身,但身为臣下,想要得到慈禧尊重,却是难上加难。《清稗类钞》有“孝钦后戏缪素筠”条:

滇中缪素筠女士,以代孝钦后作画,供奉宫中,躯肥而矮。孝钦尝觅得大号凤冠一顶,及玉带、蟒袍之类,命着之,侍立于旁,以为笑乐。凤冠、玉带、蟒袍,都是御用服制,怎么可以给画师穿戴取乐呢?慈禧太后这么做,既违反了祖制之规矩,更伤了缪嘉蕙之自尊。

四说画技难展。缪嘉蕙身为宫廷画师,要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愿作画,毫无自由探索空间。这些对于提高画技没有任何帮助。不过,因为供奉内廷,缪嘉蕙得览历朝名家真迹,增长见识,提高品位。一般认为,缪嘉蕙创作高峰,是在慈禧去世、隆裕太后放她出宫以后。

缪嘉蕙的一生,见证世事冷暖。她早年丧夫,中年伴君,晚年鼎革。她的内廷经历,倏然从万人艳羡,跌落为千夫所指。昨天还被喻为班昭再世,今天则被斥为“老寡妇”。落差之大,令人咋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3岁的溥仪继位,是为宣统帝。

清宣统黄釉盖罐,故宫博物院藏。高28.5厘米,口径9.5厘米,足径11厘米。黄釉罐内外及圈足内均施黄釉,颈部釉下头青料自右向左书写楷体“坤宁宫祭器”,为当时在坤宁宫举行萨满祭神祭天仪式时所用的祭器。外底釉下以青料署楷体“大清宣统年制”六字双行款。这件宣统御窑烧造的黄釉罐,颜色与清朝盛时不可同日而语,但造型规整,端庄典雅,釉面匀净,釉色纯正。

这件大清末朝宣统黄釉盖罐祭器——既是清朝御窑的绝唱,又是大清皇朝的绝唱,还是千年御窑的绝唱,更是两千年帝制的绝唱。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统逊位,民国肇建,御窑历史,随之终结。(文/阎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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