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他者”：希普利笔下的伊特鲁里亚文明

西方文明视希腊-罗马为其源头，正如我们认同孔子的说法一样，视“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为华夏文明之基。当历史注视着这些幸运的文明遽然勃兴、成长为主流并最终将自己的“文化DNA”传至恒久时，那些与之并存于世的其他文明却因此沦为“他者”，要么融入主流，要么渐渐湮没。这些被掩盖或忘却了的“他者”，便是今人口中所谓“失落的文明”。对于西周而言，这个“他者”是殷商；而被掩盖于罗马光辉之下的“他者”，便是露西·希普利（Lucy Shipley）的著作《鸵鸟蛋、黑陶与铜肝：神秘的伊特鲁里亚人》的主角——伊特鲁里亚文明。

[英]露西·希普利著《鸵鸟蛋、黑陶与铜肝：神秘的伊特鲁里亚人》，戚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7月

对于不熟悉古罗马历史的读者而言，伊特鲁里亚无疑是个陌生的名词。伊特鲁里亚是什么？和德鲁伊有什么关联吗？这当然是玩笑话。伊特鲁里亚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南边紧邻罗马城。这种地理位置上的亲缘关系使居住于此的伊特鲁里亚人与罗马早期的历史密切相关。罗马人不仅从伊特鲁里亚人那借来了字母系统，改造为如今依旧通行于世的拉丁字母，还有三位伊特鲁里亚人在罗马的王政时代出任国王。其中最后那位被称作“高傲者”的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因为放任自己的儿子强奸了贵族妇女卢克丽霞而被愤怒的贵族推翻，罗马由此走向共和。

这两个例子生动地诠释了罗马和伊特鲁里亚之间的关系：虽然罗马从伊特鲁里亚人那获益良多，却也同时是在反抗伊特鲁里亚国王的暴政中崛起。因此，对于罗马人而言，伊特鲁里亚人便是自己文明的“他者”。正如周人笔下的殷商遗民宋国人常常因迂腐而被当作笑料，透过罗马人的文献来看伊特鲁里亚人，同样很难避免这样或那样的刻板印象。所幸伊特鲁里亚人留下的文物并不被罗马的“意识形态霸权”所左右，让后世学者得以避开罗马文献的“透镜”直面一个真实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希普利这本书就是借出土文物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伊特鲁里亚文明最好的航标之一。

在介绍一个文明时，首要的问题是，他们来自何方？希普利说，从伊特鲁里亚地区发现的骨灰瓮来看，此地曾经历过从火葬改为土葬的文化转变，这种转变很可能是大规模民族迁徙造成的。那么伊特鲁里亚人是迁徙而来的吗？古代的地中海世界是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族大舞台，各路民族来来去去，谁也搞不清自己的源头在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来自东方的小亚细亚，而罗马的李维则认为他们是来自北方的蛮族。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问题一直争议不休，直到现代DNA测序技术的出现，才为这一问题带来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测序的结果最终支持的是近代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看法：伊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的原住民。

尽管伊特鲁里亚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生活在亚平宁半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便是“纯正的”意大利文化。在第三和第四章中，希普利用带有近东风格，装饰着斯芬克斯的鸵鸟蛋以及希腊制造的红黑陶器，向读者说明东方与希腊的艺术风格如何通过商业网络潜移默化地改造伊特鲁里亚文明。无论是鸵鸟蛋这种精美的奢侈品还是红黑陶酒杯这样的日用品，它们都作为商品流动于不同社会之间。得益于古典时代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网络，从“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罗陀）到两河流域，一个跨地中海的精英群体分享着彼此的文化与富足的生活，上述文化涵化的过程正是随着繁荣的贸易而悄然发生的。这种文化涵化是双向的，虽然希腊人自视甚高，在文献中将伊特鲁里亚人描述为没有艺术品位的暴发户，接受着希腊高超审美水平的熏陶。然而伊特鲁里亚买家强劲的购买力使希腊艺术家不得不在商品的设计上投其所好，因此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希腊制造的陶器上，描绘着伊特鲁里亚风格的酒局场面。这也许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吧。

这些从希腊进口的酒杯价值不菲，并非一般平民能享用，所以大多流入伊特鲁里亚富裕阶层的家中。在第五章中，希普利介绍了被称作“宝藏平原”的奇维塔特山丘遗址。这个遗址是伊特鲁里亚富裕阶层的乡村豪宅，遗址内发现的美酒珍馐、华美骨雕以及高头骏马遗迹都展现出令人艳羡的富裕生活。在豪宅的四周，围绕着服务于豪宅的仆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换来主人浮华的生活，得到的却只是一些残羹冷炙。垃圾堆中的大量婴儿骸骨反映出极高的夭折率，也控诉着阶级分化带来的残酷。

不过伊特鲁里亚社会的阶级分化却并未呈现出性别特征。伊特鲁里亚的妇女常常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希普利在第六章中介绍的那座同时陪葬着长矛和香水瓶的女性坟墓，就是这种社会地位的证明。相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其他社会，比如把女性当作“不完整的人”的希腊和父权即为法律的罗马，伊特鲁里亚的妇女显然享有更多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体现在财富与地位，也体现在伊特鲁里亚人的性观念上。在第八章中，希普利用一尊公开展示于伊特鲁里亚社会中的裸女塑像为切入口，向我们展现了伊特鲁里亚人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性风气。然而伊特鲁里亚女性的自由却成为希腊和罗马人攻讦的对象，希腊人嘲笑伊特鲁里亚人因为父辈私生活混乱而都是私生子，而私生子是不具备合法的土地继承权的。也就是说，只有希腊人才有资格占据这些土地。针对性别的歧视，最终却转化为了支持帝国主义论调的证据。这与19世纪的“东方主义”构成了跨越千年的神奇共鸣。

伊特鲁里亚人私生活上的混乱并未使社会失序，相反，马尔扎博托的遗址为我们展现出伊特鲁里亚人在城市管理上的高超技巧。这座伊特鲁里亚城市沿宽阔的主干道整齐地排列开来，设备齐全的私宅鳞次栉比，其间点缀着充当公共空间的神庙。伊特鲁里亚的城市生活和上述乡村豪宅内的浮华与残酷截然不同，体现着公民社会的平等意识，被称为“兹拉斯”（Zilath）的市政官很可能也是由公民选举而出，仿佛希腊城邦的理想图景所描述的那样。

在最后的三章中，希普利带领我们深入伊特鲁里亚人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我们尚无法识读伊特鲁里亚语，因此无法从伊特鲁里亚人留下的断简残篇中窥知他们的想法。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借宗教接近伊特鲁里亚人的灵魂。皮亚琴察地区发现的铜肝告诉我们伊特鲁里亚人宗教生活的核心乃是占卜术，这种占卜术通过观察动物的内脏（主要是肝）来预测吉凶。伊特鲁里亚人将肝脏分为不同的区域以对应天空的各个部分，通过剖析闪电和飞鸟，以及肝脏本身，对未来的事务做出预测。这种占卜术源远流长，后来罗马人也沉迷于此，甚至罗马军团中都有所谓的“内脏占卜师”。然而有一件事从来不需要占卜就能得知，那就是人会死。在面对死亡时，伊特鲁里亚人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体现在他们墓葬的壁画上以及对于来世的消极态度。或许正是对于彼岸的彷徨让基督教给出的解答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伊特鲁里亚人自身的宗教传统，也就此隐秘不闻。

伊特鲁里亚浮雕，公元前4世纪

希普利用出土文物为线索，为我们描绘了伊特鲁里亚文明所留下的浮光掠影。用物件串联历史的做法让我想起了卜正民那本著名的《维梅尔的帽子》，卜正民在那本书中用维梅尔的画作中呈现的物品串联起一幅17世纪全球贸易的图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这种叙述方式对于作者的笔力要求相当之高，所幸希普利文笔优美，中译也相当流畅，配合上大量精美的文物彩图，使原本枯燥的文物解读变得令人读之兴趣盎然。凝视着这些图片，读者便想象着自己如何在生活中使用这些器物，再对照希普利的叙述检验自己的猜想，这一过程仿佛跨越时空的互动，着实是阅读此书的一大乐趣。

以物证史并非新奇的做法，近代学者王国维就强调所谓“二重证据法”，让文献与出土文物相互佐证，进而得出客观之历史。希普利不仅在论述中很好地达成了文物与文献的交叉考辩，还在论述的角度上别出心裁。她巧妙地将地区史、社会史、性别史等史学前沿理论融入自己的叙述之中，这使她的作品不仅是传统政治史那种帝王将相的事迹编年，而是进一步推及凡人的日常生活与想法。这些角度使作品显得亲切动人，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才是我们了解一个异文明最有效的途径。

最后希普利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告诉我们伊特鲁里亚文明“是什么”。她还希望深挖这些“失落的文明”如何在后世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书中的每一章都关切着伊特鲁里亚文明与后世的联系：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问题关切着意大利现代民族主义的塑造；19世纪有关伊特鲁里亚与东方艺术的关联的研究得益于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因此也带上了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式的文化偏见；希腊-罗马文献中对伊特鲁里亚女性的开放与独立形象的诋毁一直以来也都是男权社会规训女性的利器；甚至上述那展示这平等与繁荣的马扎博托遗址，在二战中也见证了法西斯主义的残酷屠杀。

所幸的是，当下大部分地区的学者可以放下沉重的政治包袱，用最纯粹的眼光看待这些神秘的古代文明，但希普利所讲述的故事却始终提醒如今的学者和大众应慎重地看待那些遥远的古代文明。我们既不能将其视作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而漠不关心，也不能自以为是地将这些文明随意诠释，以满足自己的目的。或许只有在摆脱了这种观察“他者”的滤镜之后，这些古代的文明，才能焕发出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