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与军事启蒙以战争隐喻为中心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忽略了与启蒙运动相伴的军事启蒙，而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述便是以批判军事领域的启蒙与反启蒙作为出发点。围绕“战争是什么”，启蒙者与反启蒙者皆使用了结构性的战争隐喻。前者借用“钟表”的隐喻，强调战争行为存在法则，物质实力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借助“戏剧”的隐喻，凸显偶然性和精神观念的力量。克劳塞维茨对这两者都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钟表”隐喻忽略了观念性和不确定性在战争中的地位，“戏剧”隐喻贬低了理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理性、情感和决断的三位一体，并以实践为本体的论述，为理解战争和启蒙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视野，为当代战争研究提供了灵感。

刘树才,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呈现出“走出法国”、“发现差异”和“克服静态观念”的趋势。所谓“走出法国”就是要拓展启蒙运动的空间单位，将苏格兰、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启蒙运动纳入其中；“发现差异”旨在发现启蒙思想家的差异性以及启蒙与反启蒙的争论；“克服静态观念”的核心是讨论启蒙观念变成知识体系和社会规范的过程。在此趋势下，启蒙运动被看成是一个立体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动态现象，其影响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外溢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具体领域启蒙与反启蒙的对抗也受到学者的关注。

启蒙与反启蒙的紧张在军事领域同样存在。这里的军事启蒙不是启蒙思想家的战争论述，而是军人围绕启蒙展开的争论。启蒙思想家多站在战争之外讨论战争是否合理。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认为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斯密等人坚持战争不是人类的命运，战争不再带来财富，贸易与和平才是财富的源泉。军人在军事内部讨论启蒙，其焦点是战争的理性化。军人围绕启蒙争论范围很广，涉及战争观念、作战理论、军事体制、军事教育、后勤保障等多个分支领域。限于篇幅，文章将聚焦于战争观念，以克劳塞维茨(1780—1831) 的《战争论》为文本，回到他所处的思想语境，借助战争隐喻分析他与军事启蒙的复杂关系，以期丰富我们对启蒙、战争以及二者关系的理解。

克劳塞维茨与军事启蒙的关系，盖特(Azar Gat)的研究最具开创性，其作品《军事思想的起源：从启蒙运动到克劳塞维茨》受伯林反启蒙研究的启发，把克氏还原到时代语境中，在启蒙与反启蒙两种世界观的对抗中，发现其“战争理论”的独特性。盖特认为，面对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紧张，克氏通过“战争的本质”完成理论建构。盖特正式提出军事启蒙这一概念，并运用语境主义从战争认识论入手分析克氏独特的理论观。但他在突出“如何认识战争”时，却忽略了“战争是什么”的问题。

由军事启蒙的视角，“战争是什么”这一老问题值得重新探讨。通过启蒙时代的军事论述，我们发现军事启蒙者与反启蒙者皆使用了“战争隐喻”的手法来论述战争，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是以此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通过战争隐喻这一视角，首先它将“如何认识战争”和“战争是什么”统合起来，其次隐喻有助于理解《战争论》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书中除了战争的定义外，还存在大量对战争的形象描述。而战争隐喻可以将书中的定义和直观描述结合起来。

一、隐喻与战争

长时间以来，我们都视隐喻为修辞手法，其功能在于让表达更加形象生动。这种“隐喻修辞论”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挑战。乔治·拉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年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该书系统阐述了他们对隐喻的新见解。拉考夫认为我们的思考离不开概念，而概念的形成离不开隐喻。隐喻是通过另外一件事情来理解、经验某事，其首要功能不是让语言鲜活生动，而是“理解”和“感知”。为了理解某种陌生或抽象的事物，我们需要参照相对熟悉的事物来实现理解。例如，为了理解辩论，我们常常把辩论比作战争，辩论有输赢，有策略，有击中要害，有绝地反击。拉考夫认为我们不仅是通过“战争”来谈论“辩论”，还运用“战争”来理解和经验辩论。一旦“辩论即战争”的隐喻建立起来，它就会筛选和加工我们对辩论的感知，影响我们的思维、决策和行动。这样，隐喻不只是语词，它还是认知和行动。

隐喻并不是锦上添花的“摆设”，它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的思维以概念为前提，概念又分为自己萌生的概念和隐喻性的概念两种。空间、时间、世界、物质、观念等自己萌生的概念并不多。剩下的多是隐喻性的概念，它们潜移默化地构建我们的认知框架，进而影响到我们对自我、世界和他者的经验性理解。因此，正如拉考夫的书名所说，隐喻是“我们生存的必须”。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拉考夫按照喻体的差异把隐喻区分为方位性隐喻、本体性隐喻和结构性隐喻三种。方位性隐喻指喻体涉及上下、左右、高低、前后、中心-边缘等方位的隐喻，本体论隐喻指客体、质料等，而结构性隐喻指所喻和喻体之间存在完形上的相似性。例如：时间是金钱，这个隐喻的背后隐含着时间是商品，时间是稀缺的，时间可以被购买等一整套相对完整的论述。陈嘉映对拉考夫的分类提出质疑，他认为方向性隐喻和本体论隐喻并不是隐喻，因为他们的喻体是“维度”，不是“结构”。“隐喻是具有具体经验的完形” ，结构性是隐喻的核心要素。以具体比喻具体，那只是属性上的相似性，例如张三是猪，这是明喻；以具体比喻抽象，例如生活是一场赌博，就是结构性的隐喻；用抽象比喻抽象只是一般意义上将概念联系起来。本文中讨论的隐喻都是结构性的隐喻，并未涉及方位性的隐喻和本体性的隐喻。

结构性隐喻中所喻和喻体存在相似性和不对称性。相似性指结构性相似，不对称性指这种相似是片面的相似。就是说，选择了某种隐喻就意味着所喻的某个层面被凸显，而其他层面被遮蔽。因此，隐喻的选择不是天然的，它受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以“时间是金钱”为例，金钱只是时间的一个属性，不是唯一的属性。但一旦某人认同时间是金钱的隐喻，时间的其他属性可能会被遮蔽和淹没。

可以说，每一个具体隐喻都隐含了某种结构性和片面性。学者研究具体隐喻的结构性和片面性，可发现所喻背后不同喻体间的竞争。从更深层次来看，拉考夫的隐喻学说挑战了西方的概念认知模式。概念是为了寻找“抽象的共相”，通过“属加种差”的方法为概念下定义。拉考夫却发现概念很难找到“抽象的共相”，找到的只是不同的“相”，每个“相”都自成体系，众“相”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我们如果从隐喻出发研究像“战争”这样的概念，有助于发现该概念不同的面相，为认知提供反思性的参照。

概言之，隐喻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借助隐喻我们把有形的已知世界和无形的未知世界连接起来。作为理解的手段，隐喻是一种片面的结构，所喻和喻体间存在不对称性，某个隐喻背后常常隐含着一组相关的隐喻群，而且隐喻的具体选择常常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

战争是与人类社会相伴的复杂现象，长时间以来人们尝试通过定义式的概念寻找其“抽象的共相”。然而，现实中的战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人们只能通过在战争前面添加形容词来理解它：有限战争，无限战争，开源战争，总体战争，外科手术式的战争。形容词的增多让人越来越难以找到战争“唯一的抽象共相”。这样的困境同样出现在学者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研究中，学者们总是试图寻找作者语词背后的“本相”，进而找到战争的本质性定义，可惜的是，《战争论》文本的复杂性让研究者陷入冲突之中。拉考夫的隐喻认知学说提醒我们，战争不具有唯一的抽象共相，它本身是多维的共相，不同的共相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

因此，借助“结构性隐喻”，挖掘《战争论》中的战争隐喻，思考启蒙与反启蒙在战争隐喻上的对立，有助于准确把握克氏战争论述的独特性。具体的战争隐喻具有结构性、片面性等特点。在其结构性之下，它隐含着一系列的分支隐喻，各种分支隐喻和结构隐喻间存在着融合性和互塑性；在其片面性之下，战争只展现了某一个层面，其他层面可能被遮蔽了。

二、钟表与戏剧：启蒙时代的两种战争隐喻

凭借“战争的结构性隐喻”这一工具，我们回到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梳理当时的战争隐喻，分析克氏如何在各种战争隐喻间的“争辩”中形成对战争的独特理解。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军事界主要流行两种战争隐喻：战争是钟表与战争是戏剧。启蒙与反启蒙之争也随之变成战争隐喻之争。

18世纪的欧洲人用钟表的隐喻来理解世界。造物主像一个钟表匠，他创造了世界，世界像精密的钟表，其中存在着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在外在动力的推动下，自然按照某种规律和法则运转着。在这样的宇宙观之下，牛顿相信借助分析理性可以发现自然世界背后的数学原理，并可用数学公式将自然的秩序和法则呈现出来。牛顿的三大定律揭开自然的“奥秘”，他的成功激发了其他领域学者的信心和求知欲，他们纷纷借鉴牛顿的方法和工具探究心灵世界和社会世界，试图发现其中的秩序和法则。

牛顿的影响力也扩展到了军事领域。有一部分军事学者渴望成为军事领域的牛顿，发现战争的“数学原理”。这批学者坚信战争与自然界一样，是一块精密的钟表，战争的运行遵守着必然的法则，而借助牛顿式的方法和工具，他们就可以发现战争的“制胜法则”。这批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比洛(Von Bulow，1757—1807) 和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比洛是普鲁士的军事学家，著有《现代战争体系的精神》一书。约米尼是与克劳塞维茨齐名的军事学家，代表作是《战争艺术概论》，晚于《战争论》出版，但书中的核心思想与其年轻时的作品《论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无大的变化。

比洛认为随着火器的出现，战争已经从古典战争过渡到现代战争。古典战争时代决定成败的是勇敢、坚韧等精神因素，现代战争决定成败的关键是军队的人数、武器的质量等物质因素。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扩大，让传统军事指挥艺术演变成军事指挥科学。“战争不再是艺术，而是科学；因为艺术是科学的应用，科学存在于观念中，艺术却从观念降格到行动的领域”。

比洛的战争科学主要运用几何学，发现现代战争原理。比洛发现火器的普及和军队数量的急速扩张，军需供应是现代战争关键。因此他以提供后勤保障的军事基地为起点，建立了战争几何学。他认为军事行动包含三大要素：行动的基地、行动线和目标。基地保证基本军需供应，当行动线开始时，基地的目标是保护撤退和支持进攻。连接基地和行动线的是军需线，保障军需线安全是战争的核心。比洛反对18世纪正面交锋式的会战，主张通过迂回运动，攻击敌人的基地和军需线，迫使敌人不战而降。可以说，战争科学不是杀人的科学，而是关于“抢劫的科学”，屠杀只是抢劫的手段。接着，比洛运用点、线和角度定义论证了战争中的战术和战略问题。比洛用距离和运动界定了“战略”和“战术”的区别：两军对垒，“视线和炮弹射程之内的军队运动的科学”是战术，“视线之外的军队运动的科学”是战略。围绕军需线，比洛分析了平行的、离心和成钝角三角形的进攻策略，论证了平行和离心两种退却战略。

比洛坚信战争是一个钟表式的体系(system)，借助几何学，运用点、线、角等几何术语把战争简化为原理和公式，军事将领需要掌握这些原理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进而取得战争的胜利。沿着军事基地这条原理，比洛认为小国无法为现代大规模的军队提供给养，故它将被大国兼并。而大国也受制于军事基地，疆域无法扩展得太大，大国都有自然的疆界。自然疆界建立之后，欧洲会进入政治均势和持久和平的局面。比洛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等不同版本，在欧洲军事界广为流传。他对战争的公式化表述成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批驳的对象。

约米尼和比洛一样，坚信战争并不复杂，战争是一个按照固定规则运转的精密体系，他自称1803年就发现了战争的原理：“战争是战略的关键；一切战略都由不变的科学法则支配，而且这些法则规定：如果战略要导致胜利，就必须采取进攻性行动，亦即狙击兵力，在某个决定性的点上击败敌军。”

约米尼对战争“普遍法则”的信仰受到了英国军事学家劳埃德(Lloyd，1718—1783) 的影响。“战争基于少数原则，它们依照其本性是不变的”。劳埃德批评先前的“格言式”和“历史式”的研究方式过于粗疏，战场的选择、作战计划的制定、军队调配的状况都不够精确。因此他在研究中重视几何学和算术，仔细研究战争中的地理因素和具体作战计划，通过细节性的研究发现战争的原理。约米尼认为劳埃德对战略问题的论述并不系统，但仍是“指出正确道路的第一人”。约米尼从启蒙时代的军事辩论进入战争研究，并在腓特烈二世莱顿战役的作战报告中发现了战争的秘密：“集中他的主力去攻击敌人的一翼”，把这一战术上的原则运用到整个战争中去，将“发现全部战争科学的锁钥”。带着这个发现，约米尼狂热地投入到战争科学的构建中。

沿着“决定点”这个核心概念，约米尼构建了他的战争体系。战略是“军队把大部兵力投到战争区或作战地区的决定点上去的艺术”，战术是“在决定的时机，决定的地点，使用大部兵力投入到决战的艺术”。约米尼承认战争中存在偶然因素和不确定性，也承认精神因素的重要，但他坚持战争存在普遍的法则和原理，而这些战争法则和原理是获胜的保证。具体而言，一个将领制定作战计划需要遵循如下原则和步骤：1) 要研究好战区的情况，判断敌我双方机动地区的利弊和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2) 着手准备作战基地；3) 为作战主力选择合适的作战区，按照战争原理布置战区；4) 正确选择作战线和作战正面；5) 进攻部队选择机动目标彻底突破敌军，占据有利位置。指导战争的步骤和计划的又是两条基本原理：首先是“通过发挥机动性和快速性的方法取得优势，以便能逐次把自己的主力只投向敌军战线的几个部分”；其次，“必须在最具决定性的方向上实施突击”。

与比洛相比，约米尼很少用“战争科学”这个术语，仍使用战争艺术，但这里的战争艺术是运用战争科学的艺术。尽管在战争和战术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他们都相信战争是钟表，相信战争背后存在着普遍的原理，他们的探索也是将战争科学化的第一波尝试。

战争的钟表隐喻与18世纪军队的专业化和战争的理性化相辅相成。18世纪的欧洲战场，火器的出现和不断改进，战争人数增多，规模扩大。为了维系战场上的秩序，加强军种间的协调配合，军事指挥逐渐理性化。战争的钟表隐喻既受惠于又加强了理性化的趋势。军事学家寻找制胜的普遍法则，如比洛对作战基地的强调，约米尼对决定点的重视，这些都反过来指导战争，减少战争中的不确定性让战争更加合理有序；战争合理化在实践中带来的巨大绩效又强化了军事学者寻找战争普遍法则的信心。

启蒙时代军人对战争的理解，除了钟表隐喻，还存在戏剧隐喻。首先，战争不是钟表般的军队间的较量，而是英雄的对抗；其次，决胜的关键不是物质上的优势，而是英雄人物的品格、才能和意志等精神因素；再次，战争中的运气、天意等偶然性的因素仍会左右战争的胜负；最后，不存在普遍的战争法则，作战不是知识，而是一种能力。简言之，战争是一门艺术，是意志、创造力、勤奋和天赋间的较量，战争是军人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战争，军人的品格得到淬炼和完善。

钟表式的战争受到了牛顿物理学的鼓舞，而戏剧式的战争则从古典战争传统和德国的浪漫主义潮流获取养料。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的《高卢传记》等古典作品在描述战争时大多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英雄以丰功伟绩和荣耀为诉求，他们凭借勇气和信心战胜危险、劳累和不确定性，领袖的天赋、品德和勇敢等精神因素是战争叙事的核心。18世纪的军官大多是贵族出身，他们熟悉古典的战争叙事，相信古典历史仍适用于现代，他们从古典作品中寻找指挥战争的“技艺”。贵族军官们将个人的阅读所得与实践经验结合，总结出各种“战争箴言”。箴言是工匠大师的经验总结，它融合了“技艺”和“修养”，多种多样，风格各异，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军官们应用这些箴言时，需要考虑具体环境，结合实践经验，灵活应对。

除了古典传统，德国的浪漫主义潮流也刺激了战争之戏剧隐喻的复兴。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运动出现，并与启蒙运动形成竞争态势。浪漫主义者眼中的世界，不是钟表，“非常复杂，由各种独特的元素和事件组成，并且一直处于流动状态”，特别是与人相关的世界尤其丰富和复杂。浪漫主义不反对理性，但反对唯理主义和理性的暴虐，强调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的作用。对人的理解上，浪漫主义者赞同外部世界会影响我们的认知，但他们反对洛克式的经验主义，反对他们将人看成是一块被动的白板，鼓吹人的独特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历史观上，他们反对线性进步论，采用了历史主义的路径，强调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浪漫主义的思潮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战争文学。战争是精神的历险，席勒在《华伦斯坦》(1795) 中描述了三十年战争中德军的统帅华伦斯坦违抗君命的事迹，剧中充满了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和惋惜。歌德在关于《法国战局》和《围攻美因茨》中歌颂战争的光荣和辉煌。1804年席勒的名剧《威廉退尔》激发了德意志的爱国主义，这部作品是克劳塞维茨被流放期间反复阅读的作品。克莱斯特(1777—1811) 身兼军人和戏剧家两种角色，其戏剧《洪堡王子弗里德里希》讲述了个人与战争机器冲突的故事。他以一个军官违抗军令，擅自行动，反而带来了战争的胜利，但军官仍要受到军法的处置。这里我们看到了信守纪律的战争机器与个人意志的冲突。

除了上述思想资源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实践为思考战争提供了现实参照。人民主权，民众战争，为自由而战，为祖国而战，这些新的精神理念冲击了既有的王朝战争理念。当时的德国军事界，克劳塞维茨的老师伯恩霍斯特(Von Berenhorst，1733—1814) 是戏剧隐喻的代表，出版过三卷本《反思军事艺术：进步、对立和确定性》(1796—1799)。伯恩霍斯特是德绍的利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 of Dessau，1676—1747) 的私生子，而利波德王子是普鲁士军队的缔造者，是腓特烈大帝的重要助手。伯恩霍斯特很早就入伍服役，参加过七年战争，战争结束后从事外交工作，1790年退休，开始从事军事写作。

在伯恩霍斯特的思想轨迹中，启蒙与反启蒙的紧张是一条主线。年少时的伯恩霍斯特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的影响成为唯物主义者。广泛阅读了蒙田、贝尔(Bayle)、伏尔泰的作品，这些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和宗教宽容让伯恩霍斯特成为了自然神论者。30岁之后，伯恩霍斯特开始阅读剧作家莱辛(1729—1781) 的作品，并开始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产生怀疑，逐渐抛弃了自然法和自然神论，重新发现了“内在生活”、“情感”、“自由意志”等精神力量的价值。

晚年写作时，伯恩霍斯特正是以“精神力量”为基点批评普鲁士军队为代表的钟表式的战争。他认为古典战争是面对面的战争，这种战争需要勇气和体力，与现代战争相比将领指挥的艺术性更强。现代战争中军队的组织形态、纪律和训练上都有很大的变化，但军队的力量源泉是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战争中军官们的禀赋不是源自法则，而是精神的改变和不可知、不可控的机遇或命运。科学为军官们提供的仅仅是知识，如果将其作为法则只会带来教条和虚假，而钻研战争艺术和军事史让他“成人”。据此，他批评腓特烈二世以来普鲁士军队依靠雇佣军，借助严格的纪律，机械的训练和线性的战术，军队如钟表般的协调行动，但这种钟表式的军队只有效率，没有灵魂。

钟表式的战争，以建立战争科学、寻找制胜法则为诉求。战争是物质实力间的对抗，效率是决胜的关键，因此它借用几何学做到效率的最大化，它不追问胜利的目的和意义。点、线、面、力、重心是描述战争的核心范畴。而戏剧式的战争，借助浪漫主义对理性主义展开批评，从个体出发来思考战争，战争是生命的冒险和考验，荣誉、勇气是思考战争的核心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两种隐喻，都是理想类型。具体个人的战争观，大多徘徊在“钟表”和“戏剧”之间，是两种隐喻的混合。作为戏剧隐喻的代表，伯恩霍斯特并没有反对科学知识的意义，他反对物质性力量优于精神力量，知识要为精神性力量服务。同样，作为战争科学的倡导者，约米尼也发现，“战争是一幕伟大的戏剧，有上千种物质和精神性的因素在里面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在钟表和戏剧之间，伯恩霍斯特更倾向于戏剧，用精神来指引物质，约米尼更倾向于钟表，战争艺术是应用战争科学的技术。面对两种战争隐喻的冲突，克劳塞维茨是如何选择的？

三、流动的“三位一体”：超越启蒙与反启蒙

战争是一场戏剧与战争像一个钟表，这两个隐喻都是片面的结构，它们都侧重于战争的某个面向，并在战争的核心要素、军事知识的性质和战争活动的特点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钟表”与“戏剧”的对立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探索提供条件和挑战，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紧张出发，指出它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并以实践为本位提出了战争是三位一体(暴烈的民众、理性的政治家和自由的将领三者的混合)的隐喻，走出了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

首先，三位一体隐喻回应了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之争。钟表隐喻和戏剧隐喻一大冲突的核心是：战争中的决胜因素是物质还是精神。克劳塞维茨赞同钟表隐喻重视物质力量和数量优势，运用工具理性，追求效率和确定性。他借鉴了钟表隐喻，并用力、线、重心等术语来研究兵力的数量、配置等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但这种隐喻的问题是它与现实战争存在鸿沟，是“片面贫乏的理论”，将复杂的战争行动简化为数量计算过于死板。具体而言，它有以下缺陷：1) 钟表隐喻追求“肯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2)“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的作用”；3)“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现实中的战争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4)“将天才排除在理论之外”。钟表隐喻为了寻求简洁和确定，将现实战争中的不确定性、精神因素、互动性和天才等因素过滤掉了。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中充满危险，勇气等精神因素非常重要。戏剧隐喻将战争的胜负归因于天才，使精神因素例外化，进而变成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克氏将“精神因素”纳入进来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他在经验的基础上对精神因素的必要性和类型等做出考量。精神因素包括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军队的民族精神等。军队的武德指的是“良好的秩序、技能和一直以及一定的自豪感和饱满的情绪” ，统帅的才能主要指“眼力”和“果断”，军队的民族精神指勇敢、机智、刻苦和热情等天赋品质。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一起发挥作用，物质因素和结构是刀柄，精神原因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

其次，“三位一体”破解了军事知识与军事能力的紧张。钟表隐喻将战争比作静态的钟表，发现主导钟表运转的法则性的知识，将领只要掌握了这些知识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而戏剧隐喻却认为战争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决胜的关键是将领的能力、天赋和精神意志。知识是人借助理性和后天的教育可以获得的，而能力却是天赋的，知识可知，能力不可知。

克氏先从战争的属性出发来破解“知识—能力”难题。战争不是人与机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它是“活的反应”，是敌对双方的互动。单纯的数学计算无法包含这种互动。作为一种行动，战争“都仿佛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劳累、危险和信息的不完整，这些战争的“摩擦力”都让情境充满不确定性，军人不是按照法则，而是依靠才能和运气行事。这样，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克氏坚持战争充满了概然性。

为了应对这种变幻不定的环境，将领需要战争理论。“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借助理论，探讨战争的组成部分，“考察战争中目的和手段的性质”，发现“战争的内在联系”，为未来的指挥官提供指南，培养他们的智力，使他们顺利前进，并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和思考问题的基本线索。战争是“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战争近似“赌博”。现实战争中充满了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要想战胜意外事件，军官必须具备“眼力”和“果断”。眼力，即辨别真相的能力，离不开对战争理论的研习。这种见解也就回应了戏剧隐喻中对军事天才的理解。军事天才，不是天生的，他“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具有钻研精神的人”。

概言之，克氏的战争理论打破了知识和能力的冲突，从战争的不确定性出发，强调知识要转化为能力，能力不完全是天赋，可以通过后天培养。

第三，“三位一体”批评了钟表隐喻和戏剧隐喻共享的前提：战争是孤立的行为。战争在钟表隐喻下是一台按秩序运转的机器，战争在戏剧隐喻下是英雄的历险和考验。这两种隐喻都把战争同具体时空抽离开来，将战争与其他的领域割裂开来。机器的运转离不开外部环境，战争也不是英雄生活的全部。战争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不是短促一击，战局也不是绝对的。战争是发生在具体时空中的一个过程，它会对后来的战争，以及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影响。所以，克氏认为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像贸易。战争本身无法决定自身的目标，它服务于政治，“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之争，知识和能力的冲突，战争不是孤立的。克氏统合这三种冲突，形成了克氏关于战争的经典隐喻——三位一体。他借用了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隐喻，认为战争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能是盲目的自然的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工具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克氏认为盲目的冲动主要与人民有关，自由的精神活动与统帅有关，理性行为主要是政府的事情。这三种因素都不可或缺，理论建构中若忽视其中的一种，就会与现实出现矛盾。建构战争理论需要在三种倾向之中保持平衡。在具体的时空中，战争是一条变色龙，会依据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样，作为暴烈、理性和自由的混合体，在具体时空中，三种因素的比例各不相同。这样，战争会发生变化，“三位一体”具有了流动性。

三位一体隐喻下的战争是一种复杂的实践，其中有大量理性的、可测量的因素，也有大量不可测量的因素；确定性和非确定性并存，理性和非理性兼具，偶然性、人的情感意志和科学计算都占有着重要位置。军事将领、人民、政治领袖都是战争中的重要角色，三者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外部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单独的某个角色或因素并不决定着战争的形态和未来，战争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其未来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知。以实践为本位的克氏用概然决定论游走在偶然和必然之间。

克氏的战争观是隐喻式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的，而不是先验性、封闭性和单一性的。如果我们将克氏的三位一体隐喻简化为单一的“政治的工具”，就会忽视了战争的“暴力性”和“概然性”。分析具体时空下战争的形态，我们需要分析政府、军队和民众三者的具体形态，以及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何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在比较中确立具体时空下战争形态的变化。军事技术革命使得战争越来越可知、可控，战争变成了比钟表更加高级的机器，但战争的迷雾和摩擦并未消除，精神力量仍然是战争的重要内容。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下战争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紧张性，了解战争有可能是理性的，也有可能变成残暴的游戏，人的“洞见”和“决断”仍然重要。因此，克氏的战争隐喻没有过时，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开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陷阱，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战争提供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

结语：作为实践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是军事启蒙与反启蒙激烈交锋的时代，这种交锋在战争隐喻的分歧上得到了体现。“钟表隐喻”代表的是科学传统，它把战争看成钟表式的机器，坚信存在主导战争的法则，并以数量优势来获取胜利。“戏剧隐喻”则是以人为本位的战争观，它认为每一场战争都是特殊的，从天赋、情感等精神因素来思考战争。克氏的三位一体隐喻，它本身是启蒙的产物，又以实践为本位来克服启蒙与反启蒙的张力。战争是一种在具体时空中展开的社会互动实践，其中混杂着理性与情感，物质与观念，必然与偶然。战争作为实践，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战争有自己的语法，却没有自己的逻辑，它服从于政治目标。

回归当时的语境讨论《战争论》，有助于在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启蒙和战争的复杂互动，丰富我们对启蒙运动以及启蒙时代的理解。启蒙运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军事启蒙”，打破我们将启蒙—军事对立起来的单面化认知。反过来，从启蒙看战争，战争本身也存在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但这种理性化是有限的，战争本身的“迷雾”和“摩擦”无法消除。克劳塞维茨的“实践范式”无法为当下的战争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但它可以为理解战争问题、反思我们的战争观提供必要的参照和概念工具，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阅读《战争论》的缘由所在。（文/刘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