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青天：东西文化中的蓝色诱惑

荷马看不到蓝色吗？

人们常常认为，爱琴海的蓝色借着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重要源头，从而使蓝色在欧洲文化意涵中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维度。然而，真实的状况却有可能令人瞠目结舌。早在19世纪，曾经四次担任过英国首相的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作为荷马史诗的疯狂拥趸，曾经详细研究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提及的所有颜色，他惊讶地发现其中从未提及过蓝色。在荷马的描绘中，明确的颜色只有黑色、白色、黄绿色（多用来形容蜂蜜和血液）以及紫红色——这也是他用来指代葡萄酒和海洋的颜色。在荷马笔下，大海常常被描绘为“如酒一般的深色”。因此，格拉斯顿在三卷本《荷马及荷马时代研究》（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1858）中，专门有一章来解释荷马对色彩的感知与运用，认为传说中是盲人的荷马“似乎有某种色觉的缺失”。甚至后来有学者认为，人类对于颜色的感知从视觉光谱上来说首先是红色，其次是黄色、绿色、蓝色和紫色，因此荷马时代的人类在色觉的发展上还没有进化到能识别蓝色。也许这种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但在19世纪“科学主义”和“进化论”盛行的时代，还是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格拉斯顿三卷本《荷马及荷马时代研究》于1858年出版，启发了不少古典学者和语文学家。

还有一些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于语言而非视觉。他们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希腊某个岛上的居民对于黑、白、红有明确的词语，除此之外，对其他颜色的描述则往往需要借助某些场景进行类比，以用来描绘自己所看到的颜色，但他们的视觉仍然能够非常清晰地分别出深蓝和浅蓝。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们经过探究后认为，在各个文明当中，用来形容颜色的词都得经历若干个发展阶段，而形容蓝色的词汇往往是最后才出现。拉撒路·盖革（Lazarus Geiger，1829—1870）作为犹太裔的德国语文学家，最早关注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去探索各个文明对颜色的感知以及描绘颜色的术语，并通过长期研究形成了古代文本中颜色术语的基本序列。他也认为，人类的眼睛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能够辨识出更多颜色的，甚至怀疑“一千年前的人类感官气管是否和现在的人类处于相同的状态之下”？在他看来，黑色、红色、白色和黄色是人类最早识别的颜色，这也是德谟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所假定的四种基本颜色。之后被识别出来的是绿色，而蓝色则最为特殊。盖革在《人类语言和理性的起源与发展》（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Sprache und Vernunft, 2 vols., 1868-1872）中对印度吠陀经感慨道：“这些赞美诗有几万行，充满了对天堂的描写……大洋和黎明的色彩、白天与黑夜、云朵与闪电、空气与以太，所有这些都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有一件事是没有人能从这些古老的诗歌中学到的——那就是天空是蓝色的。”

德国犹太裔哲学家、语文学家拉撒路·盖革（Lazarus Geiger，1829—1870年），他所开创的颜色理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色觉进化理论乃至语言学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代人如何获取蓝色？

在古代世界，各种颜色的染料并不容易获得，那些更难获得原料的颜色常常被赋予高贵的含义。除了我们熟悉的紫色被作为皇室的象征之外，蓝色染料也极为难得。

我们现在能确认的是，埃及人最早的蓝色颜料是从进口的天青石中获得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使用一种特殊类型的杵和臼来获得一种研磨得很细的颜料。甚至在考古发现中，人们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陶釉和玻璃中发现了钴的化合物。不过，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更可能是因为制作过程中的污染所造成的，并非刻意为之。在古老的埃及文明中，蓝色就被认为与神性相合。埃及的阿蒙神皮肤常被描绘为蓝色，至今在地中海地区仍然流行着蓝色的“上帝之眼”可以作为护身符抵制恶灵的传统。埃及人曾经发明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制作蓝色颜料，被称为“埃及蓝”，主要是通过加热硅石、孔雀石、碳酸钙以及天然碳酸钠（俗称泡碱）来制作，被广泛地运用于绘画、玻璃制品等。

埃及蓝的陶器和彩画。

在中世纪早期，“埃及蓝”的秘方消失了，制作蓝色颜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在中世纪的抄本和建筑中所发现的蓝色虽然很多，但那些器物往往都被作为重要且精美的艺术品。在中世纪欧洲，蓝色颜料主要源自于蓝铜矿石（azurite）或群青（ultramarine，青金石颜料，意为“远自海外而来的”）。有的时候，艺术家和抄书员们也用天青石（lapis lazuli）研磨成粉末，混以松木树脂进行熬煮，最后用碱提炼出蓝色。但是随着熬煮的时间越长，蓝色就会逐渐变得污浊，因此用第一批蓝色颜料所绘制的抄本价格最为昂贵。而且由蓝铜矿和靛蓝制成的颜料虽然节省成本，但时间久了会逐渐黯淡，趋向于绿色。最为鲜艳生动的蓝色，必须使用青金石颜料，而青金石的主要产地在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地区。

古埃及的青金石戒指

在文艺复兴时期，青金石的价值比黄金还要昂贵。15世纪初伯里公爵的存货清单中甚至记载他们从12世纪的温切斯特赞美诗集的抄本中仔细地刮下青金石颜料以进行再利用。到16世纪，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一封信中说，他为13克群青颜料花费了12枚金币，约等于41克黄金。到了17世纪，低地国家的画家们开始大量地使用钴料，使蓝色变得更为廉价。到1706年，人工合成的普鲁士蓝首次制作成功。当时的工匠试图使用碳酸钾和硫酸亚铁的混合制作出一种新的红色，但出乎意料地获得了鲜艳的蓝色。到18世纪，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群青也变得可以通过化工手段合成了。1787年，歌德发现在一些石灰窑当中常常有一些蓝色的结晶体如同群青一般。与此同时，法国著名的圣戈班（Saint Gobain）玻璃厂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为此，法国的国家工业促进协会悬赏6000法郎，请科学家和工匠们破译其中玄机。1828年，让·巴普蒂斯特·吉美（Jean Baptiste Guimet）完善了相关工艺，使人造群青的价格降低为400法郎一磅，而天然群青的市场价则是5000法郎。此后，人工合成群青的价格每千克只要300法郎。随着科技的发展，蓝色在生活中变得越发普遍。

圣母蓝与忠诚蓝

然而，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蓝色并不这么易得。在9世纪的时候，蓝色并没有占据积极的主流位置。蓝色向积极意涵的转变大致缘起于10世纪，到12世纪才最终完成。

从12世纪以来，蓝色就成为了欧洲备受喜爱的颜色，蓝色在中世纪欧洲的广泛运用甚至被称为“蓝色革命”。迈克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在其作品中也强调，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似乎都极为忽视蓝色，甚至怀疑他们不能识别蓝色。到了12世纪的时候，“就在几十年间，一切都改变了，蓝色被‘发现’了，并在绘画、纹章以及服饰中获得了显著位置”。帕斯图罗认为，12世纪的花窗玻璃是这个转变的重要见证。蓝色在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的广泛流行，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起点是圣丹尼斯教堂的重建。许热（Suger of St. Denis，约1081—1151年）院长在这次1130年代的修缮中，大量使用了蓝色和红色组合而成的彩色玻璃花窗，使蓝紫色的光线充斥着整个天主的圣殿，而那种深蓝色的光就成为了尘世和天界的区隔之所。同为12世纪著名神学家的圣维克多的雨果也说：“有什么比光更漂亮，虽然它本身没有色彩，但却使天地万物的色彩清晰地展现出来？”

圣丹尼斯教堂的蓝紫色花窗，19世纪后期重新修复。

在宗教画中，圣母身着蓝色逐渐成为主流。今天的许多欧洲各地教堂的装饰雕塑和著名圣像画中，圣母玛利亚常常被描绘为身披蓝色袍子。使用蓝色描绘圣母的罩袍具有悠久的传统，因为蓝色代表着天空的颜色，以表明圣母是天人之间的桥梁。在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也在绘画技艺变化的同时调整群青颜料的使用方式，切尼尼对群青极为赞赏，称它为“所有颜色中最完美的一种”。比如拉斐尔喜欢在群青中加入白色颜料，使圣母的深蓝色长袍变成更接近于真实天空颜色的蓝色。而提香的作品中也经常有意地混用精细研磨或粗糙研磨的手法，使蓝色呈现出更为丰富而微妙的变化。

英国著名的威尔顿双联祈祷画（The Wilton Diptych），大约绘制于14世纪后期，将圣母玛利亚和贞女们都描绘为身着深蓝色。

法国的路易九世和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两位国王都对蓝色十分青睐，这也使蓝色逐渐变成了象征皇室的颜色。在中世纪晚期的文献中，蓝色代表着坚定和虔诚，尤其是中古时代的骑士文学和虚幻历史当中。在纹章、骑士美德和典雅爱情中，颜色与某种品质的关系开始联系在一起。勇敢、慷慨、彬彬有礼、品格高尚，以及谦卑和坚忍不拔，都被视为骑士的重要品质。

亨利三世和路易九世的画像，都以蓝色为底纹，并装饰红蓝长袍。

在14世纪的作曲家和诗人纪尧姆·德·马修（Guillaume de Machaut）的创作中，各种颜色与特定意涵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中，黑色代表着悲伤与哀悼，绿色代表着多变不定，白色代表欢乐，红色象征热情，而蓝色则与忠诚联系在一起。在荷兰诗人德克·波特（Dirc Potter）的美德寓言诗中，正义夫人穿着的蓝色斗篷象征着坚持信念。

蓝色的流行却使一些人的生计遭遇了困惑。一些生产红色颜料的商人为了阻止蓝色的流行，甚至试图贿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画师，让他将魔鬼画成蓝色的，以试图为蓝色赋予负面的含义。在英文语境中，所谓的“蓝血家族”（blue-blood family）用来代指贵族家庭，这种说法的背后其实带有非常强的种族观念。所谓“蓝血”，主要是指由于肤色较浅，所以身体的血管能够更为清晰地从皮肤下展现出近似蓝色的颜色。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过程中，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基督徒的方式就包含查验他身体的血管状况。如果这个人是高加索人种，即大概率是基督徒，呈现出“蓝血”（sangre azul），因为一般的穆斯林摩尔人和犹太人大多带有近东地区的血统，肤色较深，血管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地呈现为蓝色。

除了颜料之外，在金属、木头和羊皮纸上绘制颜色还需要特殊的粘合剂。古代欧洲工匠常用的粘合剂包括核桃油、阿拉伯树胶等，但最为常用的还是鸡蛋。尤其是在绘画作品当中，蛋彩画（tempera paint）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绘画艺术中非常流行。本图为1490年前后的一幅圣母领报蛋彩画作品。

蓝色与“忧郁”“悲伤”联系在一起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古老的英格兰习俗中，如果一个新娘选择在白色婚纱上披一条蓝色的绶带或选用蓝宝石戒指则表明她的忠贞。蓝色与“悲伤”含义的联系应当是大航海时代以后形成的风俗。如果一艘航船的船长在航行期间去世了，返回母港的时候就会在船头挂上蓝色的旗帜表示哀悼。在德语世界中，“blau sein”指醉酒的状态。我们现在不太确定其词源演变过程，但有可能是因为染制蓝布的过程中需要人的尿液，而醉酒的人则在这方面的储备比较充沛。

中国蓝与青花瓷

在古代汉语中，“青”字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蓝色所指示的意涵，因此也就延迟了“蓝”作为一个独立单字的出现。如同荷马常常将天空的颜色描绘为黑色，古代中国的天空也常常用“青”“碧”来形容。在五行当中，青色属木，代表东方，寓意万物生长的春天。李商隐著名的诗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除了描绘一时冲动而造成永久失去的遗憾外，也展现了中文色彩术语对夜晚天空颜色的理解。

大明遗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说“凡蓝五种，皆可为靛”，故而蓝又叫“靛蓝”，这五种分别对应的蓼蓝、吴蓝、马蓝、苋蓝和菘蓝。在中国，“蓼蓝”的使用非常早，《荀子劝学篇》中所说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字面意思就是说青色虽然提取于蓼蓝这种植物，但其颜色要更深。而且，蓼蓝所提取的染料不易褪色，因此为下层阶级所热衷，所谓“青衣小帽”之类主要指代普通百姓或低级官员。著名民间歌曲《探清水河》中住在“蓝靛厂火器营”的松老三家所在地，也是因为此处种植大片的蓼蓝、山蓝和菘蓝草，是明清两代织染局的所属的青蓝色染料基地。

中国常见蓝色染料均来自于植物提取。《诗经·小雅·采绿》中就有“终朝采蓝，不盈一襜”的诗句，宋《本草衍义》则说“蓝即堪揉叶染翠碧”，表明青、翠、碧皆由蓝草染色而得。

而在中国西部地区，由于和西亚、中亚地区交往密切，也有一些青金石青料的遗留。比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著名的克孜尔石窟中发现的蓝色颜料，就被证明是使用提纯过的青金石颜料且混有阿拉伯树胶，莫高窟中的蓝色则是青金石和石膏的混合颜料。

蓝色和中国文化发生紧密联系，最主要的代表首推青花瓷。虽然黑石号沉船中出水过蓝色青花，但真正的青花瓷（blue-and-white porcelain）的大流行却发生在13世纪之后。这个时期，随着蒙古西征和伊斯兰审美观念的传入，使白底蓝花的青花瓷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

青花瓷显现如此奇特的颜色，其秘密就在于钴蓝（Cobalt）。在中国的古籍中，常将原产于伊朗的优质钴料称为“苏麻离青”。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传承的波斯人，将高雅的审美和精湛的技术结合，最早运用钴料作为琉璃瓦上的釉彩。如上所述，在黑石号上发现的青花是目前不多见的完整唐青花瓷盘，但也有一些唐代器物展现了部分人对白底蓝花审美的偏爱，特别是在巩县窑址发现的大量青花样装饰器物。元代的青花大兴与帝国的扩张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遍布器物的对称填充纹样是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波斯文化中的密铺手法的重要体现。到元代末期，中国文化要素才逐渐进入到青花瓷中，特别是动物形象和人物形象的进入青花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伊斯兰教严格禁止偶像崇拜的青花瓷风格。当然，在伊斯兰世界中，波斯地区还是有以动物为装饰的青花瓷。

伊朗地区生产的青花“瓷”，其中的狮子形象在中国青花瓷中非常罕见，但整个的装饰纹样和构图布局与中国青花瓷非常相似。

事实上，在明代初期，一般的士大夫阶层并不喜欢青花瓷，觉得这种装饰特别艳俗。一些读书人更加推崇宋瓷所展现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含蓄之美，甚至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青花瓷》中“天青色等烟雨”的意境和技艺更符合属于单色釉的青瓷。

明代作为重建汉族政权的朝代，更加强调华夏气派，使原先异域风情浓厚的青花瓷逐渐转向了中国风格的审美。钴料中在铁含量高而锰含量低的情况下，器物的装饰颜色就显得极其浓艳，在永乐朝的青花器物最为明显。但在永乐之后，随着进口钴料的减少，匠人们不得不采用浙江等地的本土钴料，但其所含铁锰都很高，因此成型后的色彩更为淡雅，且器型也变得更为小巧，尤其是在成化和宣德年间。到万历、嘉靖年间，更多设计传统中国文化、佛道二教等内容融入青花瓷的装饰当中，青花瓷也彻底成为了中国日用瓷器的精品。康熙朝浙江钴料经过进一步提纯，变成翠蓝色，使青花瓷再次焕发生机。青花瓷的广泛流传，也使蓝色在中国文化要素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但在生活中却仍然多以其他形式出现。因为瓷器的特殊质地和精美装饰，加之欧洲人对于蓝色的喜爱，使青花瓷迅疾开拓了欧洲的市场，使“中国蓝”的流行远远早于“中国红”。

现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明正德景德镇窑青花阿拉伯文碗，以及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德景德镇窑青花梵文出戟盖罐。

在流行文化中，蓝色往往与天空、大海、宁静等意象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天才诗人诺瓦利斯因为未婚妻的去世，开始思考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他在《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中，将“蓝色的花朵”作为对生活意义的渴望，并且这种渴望能与神秘的体验结合而最终战胜死亡。这种诠释也与中世纪欧洲将蓝色与“忠诚”相连有关，都是为人的行为和生命的本质赋予一种遥远而积极的意义。“蓝花”在19世纪的反复出现，也展现了浪漫主义者对未知事物的憧憬与期盼。环视四周，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蓝色，但或许在这个时候，我们还真的想再亲眼目睹自然界中更为纯粹的“雨过天青”和“碧海青天”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