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级战犯是如何进入靖国神社的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靖国神社法案”向日本国会提出，到70年代中期自民党国会议员提出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慰灵表敬法案》，靖国神社问题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是令人关注的大事。而1978年，靖国神社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合祀进去，使本来就争议很大的靖国神社问题更加复杂。

1979年4月，日本的共同通信社发表了一条令世界都感到震惊的消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国际法庭上被作为甲级战犯而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人，已经在前一年的10月被秘密地合祀进了靖国神社。

这一消息的惊人之处有两方面：一是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是早在战后初期就被处决的人所共知的战争罪犯，这一审判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已经明确承认的，而将这些人合祀到靖国神社，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二是这样一件涉及重大原则的事情，靖国神社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当被披露出来时，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

那么，甲级战犯是如何被合祀到靖国神社的呢？我们还要对战后靖国神社合祀的情况做一些简要的回顾。

1946年2月2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宗教法人令修正案》，宣布废除神祇院官制及有关神社的一切法令，从制度上完全消除国家神道，还宣布今后在皇宫的祭祀活动均属于天皇个人的行为。但是同时也提出：对“战时或事变时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特别是因公殉职的军人、军属或有关人员”的合祀的选定标准不改变，但宗教团体的神社不能自行决定，而应得到国家的认定。也就是说，仍然允许作为宗教法人的神社，包括靖国神社进行合祀活动。

1945年9月11日，东京，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用自动手枪向心脏开枪，但自杀未遂

与此相呼应，日本国会又在1952年通过了《对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的援护法》，开始由国家对遗族进行援护。而1953年对该法加以修正后，因战争审判而死亡者，即被判处为战犯的那些人的遗族，也与一般战殁者一样，可以享受年金和慰问金。1954年修改《恩给法》后，规定在拘禁中死亡或被判死刑的人的遗族也享受与一般战殁者的遗族同样的待遇。1955年再次修正《恩给法》，规定战犯的拘禁时间等同于其在职时间，拘禁期间受伤或生病的人与在职期间受伤与生病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也就是说，作为战犯被审判而死亡的军人与在战争中阵亡的军人是同样的，而在拘禁中受伤或生病也与在战争中的伤病一样。这样一来，无论是甲级战犯还是乙、丙级战犯，都与战争中的军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可以被认为是因“公务”而死，不属于国内法意义上的“法务死”。从这个意义上，那些人的战争责任已经被免除，那些人的战犯身份大大淡化。

根据这一原则，靖国神社在对战争中阵亡的军人进行合祀的时候，也开始考虑曾经被判刑死亡的那些人。1956年4月19日，厚生省援护局以局长的名义将发给靖国神社的通知转发各都道府县，要求各都道府县和地方复员局将调查统计的名单报到厚生省援护局，厚生省援护局将通知神社，神社根据通知的结果，在春秋两次合祀祭上进行合祀。

从1956年到1971年的15年，靖国神社将战后陆续调查清楚的阵亡军人合祀到神社中，而且合祀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了根据军队的要求参加战争的满洲开拓团、义勇军，根据国家动员法被征用的国民义勇队和被征用船只的船员。而战后在各地被判刑的战犯也从1959年的春季合祀祭时开始一起合祀了。1965年，厚生省引扬援护局把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7人以及后来在巢鸭监狱中死亡及未判刑而死亡的7人共14人的名单——祭神名票送到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在崇敬者总代表会议上表示接受，理由是“由于战争事变而服从国家的命令，为公务而献身”，当然应当进入靖国神社。

当时，国会正在审议自民党提出的“靖国神社法案”，而且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由于担心一旦对这14人进行合祀，可能会遇到更强烈的反对与批评，为了不制造“麻烦”，靖国神社就没有进行实际的合祀，一直拖到1978年。这一年，在靖国神社的崇敬者总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将14人合祀的决议，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季的合祀祭上进行了合祀。但是消息是在1979年4月19日才在报纸上披露出来的。

上述经过说明，对甲级战犯的合祀，是作为厚生省行政活动的一环实施的，而且声称是根据在国会通过的《对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的援护法》。靖国神社的合祀是在厚生省和都道府县的协助下得到了“祭神名票”后才进行的，并不是靖国神社独自进行的。

战犯被合祀到靖国神社，使本来就矛盾重重的靖国神社问题更加复杂，同时也更加暴露了靖国神社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立场。关于甲级战犯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认定他们的战争责任的问题。对于将战犯合祀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公开表示：因为他们是为国家尽忠的人，是昭和的殉难者。遗族会福祉事业部末广荣称：“从当时国内外的情况与战争的形势来看，是不能不打的（所以当时开战并不是他们的责任）。合祀的人确实是当时的军队与中枢的首脑人物，但他们都是在执行命令。说他们是独断误国过于苛刻。”其实，14人中的武藤章早已经被合祀在熊本的护国神社中了，而松冈洋右也早被合祀在山口的护国神社中。将他们专门合祀到靖国神社，与其说是对这些人的纪念，不如说是对当年审判战犯的抗议，是公开违背了日本政府曾经表示过的对东京审判的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日本社会早就存在对靖国神社法案与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反对力量，尽管甲级战犯被合祀到靖国神社的消息在1979年被披露出来，但并没有成为国内批评靖国神社的理由。所以在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人们关注的仍然是正式参拜还是私人参拜的问题，而没有涉及甲级战犯被合祀的问题。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战后第一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为了强调这一参拜的正当性，作为内阁官房长官私人咨询机构的“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恳谈会”提出了报告，修正了政府历来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见解，而且通过内阁法制局提出“正式参拜合宪”的解释，还是在正式参拜与私人参拜的概念上做文章。

但是，由于这一年中曾根首相是名副其实的“正式参拜”，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响。中国外交部在批评中明确指出由于日本首相参拜“合祀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可以说，甲级战犯的问题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批评才凸显出来的。所以也有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关于靖国神社的问题，历来在日本成为焦点的是正式参拜的问题，而由于中国的批评，成了靖国神社中合祀的甲级战犯的问题。

靖国神社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引起中国及亚洲许多国家的批评，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这一问题的背后反映了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但是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看来，这是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干涉，因此抱着极大的反感。1985年10月28日，日本政府首脑与执政党首脑会谈时，金丸信干事长想确认：“中国方面认为成问题的是甲级战犯的问题？是东条英机的问题？”10月30日，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会见中国驻日大使的时候说：“战犯和一般战殁者合祀的事我还不知道。”但是到了1986年，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8月19日，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承认“甲级战犯的合祀是继续正式参拜的障碍”，暗示要解决靖国神社中合祀的甲级战犯的问题。

日本方面暗示的解决靖国神社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分祀论”的提案。其实，还是在1984年，首相中曾根就在为解决靖国神社问题而建立的恳谈会上讨论过，提出将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而“分祀”，不过没有得出结论。后来到了1985年，自民党首脑两次通过“自主宪法期成议员联盟”（会长岸信介）事务局向靖国神社了解甲级战犯的合祀问题，提出新建神社，或在靖国神社中另设新社。但是靖国神社明确答复“一旦进入，就不能移动”，断然拒绝了“分祀论”。

1999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再次提出“分祀论”，仍然遭到拒绝。

2001年以来，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分祀论”再次被提了出来。2001年6月20日，日本各政党首脑在国会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进行讨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提议：应将千鸟之渊的战殁者墓地扩大，新设国立墓地。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提出充实完备千鸟之渊战殁者墓地，将来可引导外国来宾到那里。25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公明党议员也表明同样的意见。但是，小泉首先反对，提出：“国民中也有许多人认为战殁者的慰灵的中心设施是靖国神社，无视了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呢？”显而易见，小泉在这里提出“国民中也有许多人”，是为他的行动找借口。靖国神社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是不能作为悼念的基本原因的。抛弃这一点，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政治家不考虑培养国民的正确意识，而利用国民的消极落后意识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这是拙劣的政治家。

2004年，在就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福冈诉讼判决后，日本社会又一度出现了将东条英机等战犯与靖国神社分开，即“分祀”的舆论。据日本《每日新闻》2004年12月30日报道：日本首相辅佐官山崎拓9月在靖国神社的社务所与靖国神社负责人南部利昭等三人见了面。山崎拓首先申明：“不是代表首相来的。”然后又表示，“（赞成分祭论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直主张天皇陛下参拜靖国神社。为了实现天皇参拜，必须实行分祭”。对此，南部利昭在表示了“请陛下一定来参拜”之后又说：“我是刚刚上任的，我不能改变过去不能分祭的立场。”山崎拓曾在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时候担任内阁副官房长官，所以，他提出“分祀”，也是中曾根主张的延续。

（本文节选自《步平文集》第二卷，马晓娟、徐志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