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由沈建中编著的三卷本《北山楼金石遗迹》出版，包括《北山楼集古小品举要》、《北山楼藏碑见知辑目》、《北山楼藏碑经眼百品》，详细整理了施蛰存北山楼金石拓本鉴藏。本文是沈建中写在“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前面的话，是为“代前言”。
《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沈建中/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三十余年间，施蛰存先生北山楼金石拓本鉴藏，以单片纸本为聚积主体，无论是品种广泛性、数量丰富性，还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史学层面的金石学考据研究成果上，如今审视，处在那特定历史时期，可谓“空谷足音”，是否可说，量夥质佳，一时无俦。然俯仰之间，北山楼已为陈迹。
晚清民国时期学者江阴艺风老人缪荃孙、南陵随庵老人徐乃昌，搜集金石拓本数皆过万；后艺风堂藏本专存北京大学图书馆，随庵旧藏则半数上下归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存。而今，究竟怎样纪念施蛰存先生，如何缅怀北山楼金石鉴藏。我亦三复寻思，遂有志于编撰藏碑目录、辑录所藏金石拓本，尽最大可能以文本形式存念这已逝去的人文学术踪迹，供给广大读者欣赏，提供专业学者和爱好者征引、研究，以此践行我的学术理想。
先生为纪念戴望舒写到：“职责，只是为他经营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田地、房产、企业，而只是几卷遗文残稿。”而目下这部“北山楼金石遗迹”，长期存在我的研究撰述计划中，是我的一份作业；对于我的识见思考、实习勇气及治学耐力，亦为一次考试。因而敬慎从事，以一己绵薄微劳，尽心竭力，使种种不可能转化为可能，而付诸实践。即从全面的系统的角度辑录整理、编撰这部书稿，历经卅年，曾于2018年6月24日始倾全力，业余时间几乎都“种在计算机前”，虽有古尔德的巴赫歌德堡变奏曲、杜普雷的埃尔加E小调协奏曲陪伴左右，但诸多细节触发思绪，趁为这部书稿因缘而撰写“前言”，不妨重温自我近楼受教似“学徒”情形，思旧而感恩。
一
1989年秋冬间，我连续两次去北京出差，因之许久未去北山楼请教。第二次在京期间抽空游了香山，在山上闲逛外宾供应部时，想到先生那年正是本命年，且平常好古，便买了两件仿制铜器小摆设。当我返回家里，就看到先生来信，嘱我去一次。当时我在银行租借的警备区一招（浦东大厦）上班，翌日午后便骑上脚踏车到了愚园路，仍是先到吉庵先生家拜谒，坐了半小时光景就去北山楼。
上楼过后间，先向师母请安，她即唤“阿姨”去买小笼包，关切问我为何许久没来，我奉上京城小袋果脯、小盒茯苓饼。遂来到前间，先生已坐在“老位置”忙碌，我取出小摆设，他忙说“谢谢”，指着一件说“呦，这个可作镇纸”“这种小玩意呵，西安多来唏”“下趟不要买，没啥意思”。经这一提醒，我有点惭愧，先生原来就教过我，注意训练自己挑选的眼光，他老人家的经验之谈，不觉就忘在九霄云外。况且先生平素看似忍从周遭环境，生活情感质朴，而节俭且简约是日常态度，可他过日子讲究趣味。
聊了一些我近三个月的境况后，先生告诉我《北山集古录》已开印，太高兴了。此书先是要删改“自序”开头数言；又因在新华书店征订仅一千册，没达到开印要求数。此类令先生烦恼之事，均被责任编辑周锡光先生一一化解。如今越来越感到锡光先生功德无量，有次我去成都，先生特地在名片上写了介绍，嘱我去拜访。
接着先生说：“我收集拓片这么多年，自从朵云轩门市不供应，几乎无处可买，加上这几年病废后，不能出门，我的搜集活动基本停止，至多也就能再得零散数纸。现在可以做结束工作了。”又说：“你对碑拓有兴趣，我想叫你帮我整理拓片。”我尚未反应过来，先生忽然显出少见的严肃神情，继续说：“我考虑过了，这并不会妨碍你自己的业余爱好，每个星期只要来半天。”我暗自吃惊，莫非“委以重任”。而我虽然买过几次拓片，可算的也就是在西安旧书店、西安碑林博物馆买过数本，再就是于苏州旧书店购得一包为多；又有幸得到过朱孔阳、陈兼与、边政平、包谦六、刘惜闇和周退密诸位老人家的赠本，当然都因代先生递函取物的缘由；平日先生谈碑兴致甚高，听先生讲过金石原物及传拓的沧桑“故事”，以及“大经碑”“小唐墓志”“芪手本”“未铲底本”之类术语；也教过我打开折迭拓片，托裱小纸拓片。这就是先生所说的“有些兴趣”，其实皆为我的半懂不懂，虽东奔西跑，干劲十足，又多出于临池所好。而我自量，哪有能力“整理拓片”呢，真是惶悚之至。
见我犹豫，先生说这又不难的，学呀，凡事都是从不懂到懂，先试，三个月，如何。随后笑道：“这是叫你做‘苦工’呵，很劳累的。”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先生跟我约定每周一下午，中午如没事就可过来，并关照了整理步骤、方法诸事。返回时骑在脚踏车上，想到能姑且当上大学者的“学徒”，亲炙手把手似的教育，心中不免兴奋，却又心怀忐忑，不知自己能否干好。
路上，我猛然想起先生经常以“执事敬”教导我，就在此前的二三年，先生临时叫我帮缉庵老师抄稿，每次前往中原小区开鲁二邨取稿交稿，先生便请缉庵老师教我读《论语》，开始有些不明事理，心里纳闷为何不给我讲授唐宋诗文。后来缉庵老师告诉我，1940年代后期，他自己正在南京任教，寒暑假就跑来上海向蛰存先生请教《论语》问题，施先生对历代注疏版本熟稔，勾画了选读框架，认为三国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宋邢昺“正义”，皆系古说，与朱子解说颇有不同之处；宋朱熹“集注”、宋赵顺孙“纂疏”，可为宋人解说之代表；清刘宝楠“正义”，则博引诸家众说最为繁细；而近人程树德“集释”，亦为重要的一部。这样可见历代阐释转型、研究变化，体会诸家异同特点。缉庵老师还说，先生曾指出，孔子论仁，不与义礼智信并称，因仁为一个本体，义礼智信乃仁之一端；至孟子时，始将仁义放在一处说，于是义乃与仁并立了。先生向来重视《论语》这门课，抗战时在长汀讲解“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整整用了两节课时。如今想来，先生对我的“执事敬”开导，谆谆教我“为人不趋时，为学不避苦”的质朴态度，要求我加强品格端严、遵行正道之修养，大大地勉励了我，让我奋发，并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上受益无穷。
二
北山楼的收藏，原按品种分别堆放，其中已经整合的成为有系统研究的数个专题，则另外归聚分别捆扎。先生告诉我，这样便于取用；而眼下拟整体系统地整理拓本的目的，是觉得自己搜集已有规模，也有环境条件了，希望最终能按秦汉至元明年代顺序存放。我是后来才渐渐明白，北山楼所藏拓本究其数量而言，无疑以造像类为大宗，其中仅龙门山魏齐造像记拓本约计六百余纸，还不包括无年月、年月泐尽、人名缺落、文句不全者。先生分为三种名目，一是造像碑，二是造像记，三是造像。故当年安排我首先整理造像类，按他要求的三种名目标准分别归类，凡碑石式造像，或有阴侧全拓，皆归于“造像碑”；凡仅拓记文，归于“造像记”；凡佛像、佛龛和记文全形拓，则皆归于“造像”。先生如此著录分类的方法，较之以前著录家通称“造像”，要准确得多，一看名目，即可知其实物形状和拓本体例。
因为饭桌上摊不开，先生命我把拓本摆在床上，教我一份份整理，浏览大体、细加阅读、辨别判断、分类编目等步骤。碰上吃不准的，看不明白的，就马上请教。有回整理一包皆小纸的龙门造像题记，有一段“天大大好也”，甚有情趣，乐不可支，先生见状也笑了说，这类小纸都是小型佛龛铭记，从来不知其确数，皆为记录老百姓的事由、愿望、祈福及报恩，极有意思，如有年月、姓名就具备石刻拓本编目要素。有时雨天下午，遵嘱倘有空也会临时骑上脚踏车前往北山楼作业。先生开玩笑说，我这里变成了小作坊。我高兴道：我也成了跟师傅学手艺的“小徒弟”。这样很快就过年了，元宵节前又“开工”，分清三大种类，排比次第，并做简单修补。学得正欢时，我计算已有三个月，我跟先生提起自己够不够格，他却笑话忘记了之。
拓本多有残蠹损坏，先生教我用平时积存的零散陈纸，选色泽接近的，把墨纸破损残处黏贴修补，不至于裂缝越来越厉害。使用的浆糊是先生自制的，取一点点明矾、或樟脑丸用温水溶化，倒在面粉碗里搅拌成糊状，再用沸水冲入，稀稠适当。我每次去时，先生已请“阿姨”拌好一小碗浆糊让我使用，还备一把楠竹平头小镊子，专门拉平细微折皱。傍晚走时带上数纸小拓本，一把竹起子，一只盛满浆糊的水果广口瓶，回去后在工作室托裱，“上墙”则在文件大铁柜背面。而此多年前，先生曾搜集过一些废弃的古碑残纸，每品裁下字迹一尺左右见方，准备把汉至唐宋的碑版字样，装成册页，作为玩碑的一种形式，还能编一本名曰“碑式”的图集，亦准备一起托裱相关拓片残纸。
先生挑出一部分需要钤印的拓本，教我布位章法，即选择钤在拓本适当位置，再在他的收藏印章中挑选大小适中、朱文白文及内容合适的用印，并示范钤印了不同类型的十几幅大小拓本。但对我来说是一道难题，缺乏操作的基本功，先生所说的持印手感，要求是端雅稳妥，我掌控不好，一不小心就钤得走形不规整，发生用力不均而印色不匀，有几方打得横竖歪斜，显然被我破坏了拓片的美观，心里挺难受的，欲求助于印规。先生看了总笑道，拓本上打得不好的也有，我也有钤倒的，有些收藏名家请人打的不好，或不慎的都有，只要细心一点就行了。先生越是宽容，我越生怕损害拓本，更为紧张了，往往画虎类犬。先生则越加鼓励，没关系，多练习就会好。
先生使用的粉彩印泥瓷盒，款署“洪宪年制”，说是抗战前在杭州喜雨台茶楼得之，1952年从沪江大学宿舍搬回岐山邨家里，这只印泥盒居然还在。印泥也颇考究，是托松江同乡朱孔阳置办，先生很注意护养，叫我空闲时就用牛骨印筋搅拌印泥。在拓本上钤好印后，我也习惯立刻用裁好的小纸覆盖在上吸干印泥，但先生却说了一个更好办法，即让印泥自然晾干，这样拓本上的钤印效果会好，尤其是在拓墨层面钤下的字色，更富有立体感。后又让我向钱君匋先生讨教，几年下来，我已能不持印规，也敢在墨纸上钤印。再后来，先生干脆提议，请高式熊先生教我拓印章边款。有十来年，我上班地点离羽弓斋非常近，骑上自行车五分钟可到，因而常往请教，有时高先生会来我办公室小坐讲解示范呢。
元初砖，会稽周氏凤皇专斋传拓本
三
此前，先生按品类存放所藏，实属无奈之举。把汉碑、魏碑、晋碑、南北朝碑、隋唐碑和摩崖巨刻，均存放十来个大小不一的纸板盒内；造像、经幢、塔铭、墓志之类，都是二三十份用“申报纸”捆为一束；再小一些的题刻、题名以及拓片小纸，利用邮寄过的大号牛皮信封，裁开裹成纸包，一包包的很多；一般都在拓本纸背粘贴先生书写题名年代的毛边纸小签条。先生说，从前藏家都印制专用拓片袋（先生又叫“碑袋”），可自己没有这个条件；但近年买不到拓片，又写小文章，得了不少稿费，有余钱买牛皮纸，制作拓片袋，一份份的整齐存放。嘱我有空去纸行看看。
没过两天，恰巧到南京西路上海美术馆，在马路对面纸行买了五张双面牛皮纸。想不到先生说，这纸太好了，可这么多拓片，价钱吃不消的。这让我转而一想，我每次来招待的点心可买三五张大纸呐，先生却重重地说：“迭个两桩事体，弗搭嘎哦。”接连几天，我跑到瑞金路、淮海路口的纸行，又去福州路、山东路口纸品店，还去过河南北路、近武进路那家，又购得十来张不同的单面牛皮纸，先生看了，觉得好是好，还嫌价钱贵，先用这些好纸做了一批较大的碑袋，专门存放汉唐巨幅。有天，我乘15路电车在浙江北路、天目路终点站下车，恰好看到一爿南纸店，进去看到一种较薄的竹帘条纹包书纸，价格便宜。先生看了高兴得很，我便在一个中午骑着脚踏车一下子采购五十张。这种纸用完后又买了几次，但厚薄颜色皆有差异。
在先生布置下，自制拓片袋施行流水作业，先从造像类拓本开始。根据先生设计大中小号规格的样袋标准，按每批大张尺寸，确定裁纸开数。我把大张纸裁开，再和先生一起折成袋式，“阿姨”刷浆糊粘贴封背中下两条封口。等浆糊干透，先生按我备好的拓本，在袋正面书写拓本名称、年代等，偶尔写错，就裁毛边纸或宣纸签条重写粘上。再把拓本一一装入袋内，先生存有十来副线装书木夹板，恰好派上用场，配好布带，一般三十左右一扎，先生还命我正书签条粘贴木夹板上；余下的就用硬纸板替代，也是三十上下一夹捆起来。先生边干边聊谈一些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金石丛话”，常有旧闻趣事，说的我笑，他自己也笑，很是快活，有几次特别说起收藏赏玩的立身行事之要，告诫我欣赏别家藏品要谦虚谨慎，不可自以为是，妄加评论。
朵云轩有种特制五色浮云水印笺纸，旧藏家题签多用此纸，先生亦有旧存，便取出使用。后来我在南纸店发现一种染色云纹纸，以为可作书写拓片袋题签，先生试了试，觉得还好，我又去选了二三种颜色。这种仿制纸有点吸水性，类似熟宣，先生写来很顺手，我看了心里一阵阵的欣悦，先生的字太漂亮了，忍不住叫好，请他落款。先生说：“只是记录一下而已，不能算题签。如要写题签，这么多，写不过来的，再说纸也要裁大一点，这样的话，拓片袋更要做大点，太费纸了。”又问可以钤印吗，先生说如果纸上有余地就可以。有时，看到拓本纸背先生早先题签有空处，就顺便加盖先生印章；遇到前人无署名无钤印题签，如可能亦钤上先生收藏印。
而今，当年自制的几种规格纸质不同的拓片袋，已与北山楼所藏拓本一同流散，有时见拍卖图录刊载，有时在继起藏家手里过目，真有点像在马路上偶遇失散多年的亲朋，似如梦境，悲欣交至。尤其在拍卖图录上见到两本，一《永建五年食堂画像题字》，独山莫氏影山草堂、嵊县商笙伯安庐、扬州吴载龢师李斋递藏；一《潘城录事参军杨居墓志》，志盖有图像，山阴吴氏钟玉书室藏本。因为有好几年，先生已把拓本视为艺术品，一直把这两本放在写字桌抽屉里，随手赏玩，讲讲趣事，兴味盎然。
前两年，当我读到戴燕教授所说“我们常说的一流学者，应该还是俗话所说‘干活的人’”，不禁感慨，北山楼自制拓片袋的情形，就会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想起先生自制拓片袋的专注神情，又教我修补书籍，还教过装订四孔和六孔线装书稿的手艺，学了定位尺寸、锥子钻孔、穿线顺序和线头打结等活。此时，耳旁也会回旋先生在游记里所说：“但我实在坐过一叶小舟，在这许多险绝人寰的乱滩中平安浮过。”敬仰与温情之感油然而生，曾经带着照相机，跑到岐山邨弄堂里，对准从前北山楼存放拓本在晒台上搭建之阁楼，拍摄留念，可谓“落花流水春去也，北山楼上”。
四
转眼1991年夏间，造像类拓本的整理基本完工，也作了记录。先生见我中午时分来到，总是满头大汗，说：“天太热了，你也放‘暑假’吧。今兹的进度已大大超出我的预想，等学校开学后再继续。”我问：“您是否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先生说：“我倒没关系，镇日待在空调间，饮水看书。我担心你冒着高温跑来。”我忙答：“不怕热，没事的。”确实我能置身于“不趋时”“不避苦”的氛围，毫无“吹拂”“推挽”利益，仿佛感受到学林间罕见之清流，又享受先生特有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之淡定时光，内心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欢喜，哪里还会感到炎热呢，只觉得淡淡的雪茄香味。如是1990、1991年的夏间，年已八十五六高龄的先生都没得暑假，照旧工作不息。
然此后连续三四年暑间，皆因先生住院、获奖等原因，整理拓片工作临时暂停，我也有长短不一的“暑假”，先生就给我布置功课，开个书单命我读些入门基础书，还有必备左右的工具资料书，像《中国历史纪年表》《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订正六书通》《金石萃编》《碑别字新编》《石墨镌华》《八琼室金石补正》《石刻题跋索引》《语石》，先生还供应了林志钧《帖考》、岑仲勉《金石论丛》、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诸书。虽说是由浅尝起步，囫囵吞枣般读了几种书，但没经过阅读古典文献的初级训练，越读越吃力，在整理记录时根本不顶事，常感力不从心。其时我连“说文”也没学过，许多金石文字不能辨识，1992年暑间先生住院前布置的功课就有此书，我即入市购得影印的《说文解字注》。先生针对我基础差、底子薄而因材施教，辅导做学问应该具备的态度与方法，讲授历史年代学知识，以及按年代编次方法。先生说，你已一本本找这方面的书看，学习前辈学者的论著，对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会有帮助；既已了解这门学问的大体状况，阅读方法就要进一步，在思考与实践中碰上具体问题，需要自己去研究解决，这样就能逐步入门。
先生强调做学问要有扎实的读书基础，学会运用各学科资料，保持对能证经补史材料的敏锐度，而互证互辨尤要审慎。有次他说墓志起自东汉，在洪适《盘洲文集》“跋文章缘起”有说，我就去查，果然在卷六三。曾为我举例，对芮城出土残石的考时，就使用史地常识，考证为北周时物；在辨证《晋陵郡长史护军段承宗志》时，指出“承宗，段志玄之曾孙也，然志文中序其先世官爵，颇有与唐史异者”，源于他的博学、才识和睿智；又如柳公权书《义阳郡王苻璘碑》无立碑年月，先生以柳公权署衔考之，认为书丹当在开成三年。
《水经注碑录》出版后，又印出《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着实让先生高兴了一阵。我深知他出版著作的曲折不易，当“集古录”样书寄来后好几天，很像过节那样兴奋，先睹为快，边读边感受亲切，犹如温习先生传授，有的内容聆听讲过，有的内容亦曾誊抄。先生说，你光看不行，写篇“提要”给我看看，只需二页文稿纸就可。我虽然觉得先生布置的功课很有意义，却暗暗叫苦，力所不逮，岂能率尔操觚。先生看我不克胜任的着急样子，随手取出一份剪报，谈了自己所写的读书随笔，指授写作要点、规范和经验。为不使我勉为其难，又说：我能印出这本书，很不容易，但并非十全十美，应该总结得失；你回去准备一下，下周来讨论，从内容到形式，看看有哪些经验、教训，或者建议，怎么想就怎么说。
后来，先生又命我把这两本书都校对一过。其实在样书甫一寄来，先生即校阅并在新书上作了订正，而眼下是特地布置给我的作业。我逐字逐句地校读，由于缺乏文史学、金石学诸多常识，实在不易，仅检出几处明显的误字。当我交给先生时，他便翻看便笑道，还有很多错处没能校出。即为我一页页检查，连排版字体字号、行距空格的误处，皆作批改。先生谨严笃实的治学态度贯穿始终，不容有我有丝毫的粗心偷懒，我至今保存着经先生批改的校本，《金石丛话》还是利用一本装订误版。如此训练，让我受用不尽，亦养成习惯，凡先生印行的、包括拙编的新书，我都作校阅核对，包括撰稿和发表时间等，并利用自己编撰的机会积极比勘校订。
《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藏碑见知辑目》书影
五
北山楼所藏数量次之为墓志，居多的是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志，兼及墓碣、塔铭等。在整理妥善后，检出复本、摹刻本和伪刻本就有六百余纸，遂存于先生抗战时在香港购置的一只小手提皮箱里。先生要求我在整理时，首先记录朝代年号、立石时间、书体及撰书人、志盖侧纸数，并在释读志文的基础上拟写题名，把题写每志名称作为专项练习的重点功课。第一次布置了五本唐代相对较冷僻的且志文清楚完整的作业，要求释读志文并断句，题写出每志名称，列出名字、籍贯姓系、官职德行、享年及卒葬年月。一周后交稿，先生见我把志文第一行首题或志盖文全部抄作为题名，无奈地摇头苦笑说“不对的，不对的”。每当我犯错时，先生总是顺手取出小甜食，或小雪茄，边吃边指点为何出错，怎样才能正确。他要求我不急切，把志文读明白再练习拟题。有时我看到工具书上也有现成题名，觉得不如照搬，先生便指点培养自己以解读实物材料、原始文献为立足点的能力，掌握阅读、考证和整理的方法，在看了诸家题名，切勿做搬运工，应该学习借鉴其方法，获得学问知识，如有新的认识，这就进步了。
而我对于原始文献，读得不细不深，往往出错。整理时，一般都由我将整理记录后的用另纸写下题名年月后，先生一起法书签条，我再逐条粘贴碑袋或拓片背面。有次，他查看装入袋内的拓片，觉得题签时间有疑问，忙打开拓片核对，原来是我误录时间。他告诉我，不能见到年月就当立石时间，一定要把志文读清楚。并对我这个缺乏学养的浅陋“学徒”，不惜苦口婆心从“ABC”讲起，且深入浅出，讲了目录学、款识学、历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等相关初步课程，教我编制金石拓本目录的基本技能，又针对性地开列书目，先从“大部头”的赵明诚《金石录》、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读起，还读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叶盛《菉竹堂碑目》、王鲲《话雨楼碑帖目录》、端方《陶斋藏石目》、顾鼎梅《河朔新碑目》，一册册阅读，按先生要求做笔记。
再进一步，先生辅导我读赵均《寒山堂金石林时地考》、武虚谷《授堂金石跋》、吴荷屋《筠清馆金石文字》、冯勺园《石经阁金石跋文》、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赵琴士《古墨斋金石跋》、方朔《枕经堂金石跋》、郑幼惺《独笑斋金石文考》、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诸书，先生仍布置我每本书读后习作“解题”“提要”。先生常说，学问就是从读书起步的。读书期间，先生再教使用目录、跋文进行搜集资料和分析史料的门径，使我慢慢地能懂得他曾以于右任之言教我：“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骈散之别录，于书法可识隶楷递变之途径，学者寻绎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渝版第4号《鸳鸯七志斋藏石记目录》）
早前先生在碑估处购买拓本，大都为一束起售，以致“有志失盖”“有盖无志”“志盖不合”的情况，亦如叶鞠裳所说：“凡墓石出土，其盖往往缺失，十不存五”（《语石》卷四）之情形。因此，先生取出诸纸多余的志与盖，叫我整理时顺便练习觅配上下相合。这是一个艰难寻找“志与盖原配”的难题，先生说，首先要见多识广，方能有助于辨识，一是广泛阅览历代墓志拓本，一是多读各种考校碑版著述。于是，从了解墓志早期不尽相同形状特征、志文体例、行款格式，延续至南北朝逐渐趋同，隋唐形成相对通式规制，一路讲来，例举比对不同时代风尚、书体演变。这又是一个细致释读审视过程，有时经过条分缕析，觉得或许可能聚散，还要用尺来测量比较拓本。况且每次拟配合离散之本，往往很难“立竿见影”，偶然碰巧解决，使志盖合璧，那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呀。而更多是悬而未决，不知所终。
当时还有个计划，先生认为，早期一般方形志盖，多偏重保护作用，以后越来越考究，镌刻标题像碑额那样，藻饰趋于华丽典雅，篆书、分书、正书及飞白书，诸体皆有，字迹精美，很有艺术特色。随后就把剩余的志盖，作为专题收集，也能察知历代形制、书风艺术之演变。
六
那时期，想做的事太多了，总是心浮气躁的表现。先生就以“惟精惟一”教育我，至今我还保存先生的法书呢。有回，我想跟着魏绍昌先生北上游玩一周，先生笑道：“去一个礼拜，加上出发准备、返回收作，搭前搭后各三四天，就是两个礼拜，值吗？”其时，我受绍昌先生影响而热衷于民国漫画史，又经萧关鸿先生绍介拜识许四海先生，始好紫砂壶艺。先生对我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并不责备，至多笑道：“爱好不能太多。”可那天客人走后，找纸写了“艺精于一”给我，恳切地说：“我年轻时也没耐性，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加上生活环境动荡，虽做过很多学问，经常见异思迁，半途而废。你爱好广泛都好，但你要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像我这样不成器的“学徒”，先生并不视如敝屣，多为我“不懂事”而劳神操心，时时纠正我的幼稚行为。先生建议说：你可减少晚上在外活动，最好能在家做点安静的事。于是，分配给我誊写他以往所作题跋题记以及整理著述。我用钢笔抄在文稿纸上，每周带去交作业，先生仍是逐字逐句为我改正断句标点、抄错误字，起初被批改处很多，我再带回重抄。后来经先生不断指教，也渐渐熟悉辨认手书字迹，差错逐步减少。至此，能安心打发业余时间，夜晚灯下抄稿，成了习惯，感受先生治学的恬静心境。先生准备自印“北山楼”稿纸给我使用，专门设计二三种式样，但我觉得自己的字实在难看，且抄写时废品亦多，岂非浪费，故一再恳求免之。
受先生影响，亦爱好访书，假日走得尤勤快，陆续访得如《两浙金石志》《闽中金石志》诸种影印本，作为备查资料。当时先生已足不出户，可对出版消息甚为留意，1990年代初中国书店印出邓之诚《骨董琐记》，让他大为高兴；次年黄山书社影印《饮流斋说瓷》，更是喜出望外，又盼望重印叶恭绰《遐庵谈艺录》。先生对类书颇有兴趣，还为我讲述，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先生激发我的阅读兴趣，对我来说是治学的发动机，而先生读书之趣味深深熏染我，促使我有所实践。
纵览先生的治学生涯，“整理编录”作为他研究学问的一项重要的创造性工作，曾读过不下十余篇其撰写的有关编辑出版的“计划”“设想”“拟目”，多为丛书体例，大都构想窃以为出版佳制，然几乎石沉大海。所幸逃生的“词学集刊”“百花洲文库”“外国独幕剧选”，至今显现学术内涵、文化质量上的出版价值，其编辑理念、编辑方法的气象格局，形成“北山楼”治学的一种特质，既是辑佚整理的治学造诣，又体现一种洞察判断的学术素养。刘梦溪先生《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文中说：“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诚如是也，老辈学者多注重“善述”，以为究其功力不亚于“善创”。
想当年，先生拟目有“金石杂著”“历代文物拓片图鉴”“秦汉石刻图录”“魏晋南北朝碑刻图录”“陕西石门摩崖留影”“洛阳龙门造像图录”“历代碑刻墨影”，皆有约稿及投稿的经历，最后都不了了之。大约在1992、1993年间，先生再谋求印行《唐碑百选》，亦不果。我知道一些先生心里的憾事，先生这样写过：“我这些拓片收集不易，我身后势必散失，如果这些拓片也都毁灭，恐怕以后的人永远见不到它们的形象及文字，我这本书目的在保存拓片形象。”（《编印<文物欣赏>计划》1991年8月4日）可尠有助力，好歹他也习惯了，仅在与老友陆谷苇谈笑间，不免有点苦涩味，“写好的，原稿包好，掼在阁楼上算了”。（见谷苇《从“出土文物”到“杰出贡献”》）然而，先生无论处在何种境遇，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成多部书稿，除了那时印行的《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其他金石著述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束之高阁。
1996年后，我把手头正在进行的摄影专题赶紧结束，遂告别照相机，这样节省大量业余时间，可更加专心当“学徒”。每周仍一二个下午协助整理，而誊稿则利用晚上时间，一晃五六个年头，眼看积稿成堆，曾构想在继《北山集古录》印行后，能编一本左文右图形式的金石杂文。这一想法得到先生肯定，他说，“像《西清古鉴》《两罍轩彝器图释》《愙斋集古录》《居贞草堂汉晋石影》这类图录形式的书早已有，我也想把自己搜集的拓本编几本出来。那你就编一本，试试看。”
七
先生讲究珍本旧籍，又关注新近出版图书，每看完新书，都能聆听他的评点，也会为我写上几句，如“此书不佳，解放以后著作均未列入，叙述平凡，《饮流斋说瓷》是三十年代出版物，亦未谈到”，还会指明解决问题之理路和办法，涉及内容质量、结体形式，乃至出版观念。而他对于书籍的学术评判力、艺术鉴赏力，我都受到具体点拨，更为我模仿的样板。我能在如此优渥的学习环境里，耳濡目染，感其眷顾，不免跃跃欲试。
起初，想到《北山集古录》从内容到形式，已形成先生金石著述的严整架构，且书前插页选取的拓片图版，雅致考究富特色，使我体会到先生之趣味。遂刻意模仿，用慢工出细活的笨办法，在积存誊稿中几经斟酌、反复遴选，选编百篇杂文，一文一图，编成《文饭百衲》，给先生过目，获得首肯。遂寻投稿，都说挺好的，就是太专业。我能明白，换句话说，这是冷门货，不卖钱。既然无人问津，让我深思，设法使其所谓“通俗”又“可读”，作了大幅度增删，除增加“序跋”“书画”类的文章，还添了文房、砚铭拓片数篇题识，强化观赏性，争取调整至能为出版者所接受，并把书名改为《北山谈艺录》。
施蛰存先生为《北山谈艺录》编者题词
1997年，关鸿先生主编“笔会文丛”，鼓励我加入。我在编成赵清阁《长相忆》后，一次晚间在文艺沙龙晤叙，我谈了想法，不意得到关鸿先生赞同，并要看书稿。翌日傍晚，带上拙编到他虎丘路办公室，有点忐忑，他把书稿翻了一遍，说：可以。我悬起的心刚落下，他马上又翻又思忖半晌后说，可以先选些文章在“笔会”上刊登，开设一个“北山谈艺录”专栏，这样会使出版效果更好。
1999年，我正在编撰“先生年谱初编”，末月是他九五寿辰，我联络数位师友，用不同形式庆贺华诞。当日关鸿先生等带着赶制出版的《北山谈艺录》样书，作为贺礼送到先生手上。可百密一疏，封面等页把先生名字的“蛰”误为“蜇”，让我羞愧难当。先生安慰说，没关系，时常碰到这样的差错。好在关鸿先生当机立断，乘书尚未出厂，即作撤换封面手术。后来送上换过封面的新书时，再次道歉；先生却不以为意，觉得换封面太浪费了。但对我来说教训深刻，好事必须用心做，反之变成制造次品的坏事。我记牢先生告诫，编书识见要高，编得要好。我也不能做一个“水平低的人”来编他的书，否则，毋宁不做。
接着“续编”，恰巧赴宁探望吉庵老人，多有鼓励并给我一册复印本，是他影印的作家赠送施先生墨迹图片，供给“续编”选用。这样更增添我从“可读性”“趣味性”入手的信心。当时，先生不仅给予指导，蔼如春风地勉励我能成为Book Maker（“做书的人”），增强我编书的热情，还得到关鸿先生的帮助，获得相继出版之机缘，真是三生有幸。不过，我刚学些皮毛，就想入非非地去闯荡，几次碰得头破血流。一回，先生谈及颇欣赏黄宾虹、邓秋枚辑《美术丛书》，邹适庐辑《艺术丛编》，乃至香港《书谱》杂志，开玩笑说，你也编一种这样的丛刊。而我却当真的呢，左思右想，拟写一份“《雅集》编辑计划”，经历一年余梦游，有次唠叨“计划”竟至凌晨，必然铩羽而归。
我记得先生叫我“覅样样事体轧一脚”，如今读刘梦溪先生文，说得更直率，“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会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不应该也不必发言”“知不知道对哪些问题自己不具备发言条件，考验一个学人学问的知性程度”，何其相似乃尔。先生总无奈说，弗急，急弗得，做专业要有“学力”，力所不及，就会“抢跑道”的吃相出场，“无厘头”收场。而先生勤于编书，成为他的一种治学方式，别是一种学问境界。他告诉我，整理辑录的事，要有点儿愚韧劲头，有点“痴心妄想”才行。我渐渐悟出先生编书之乐此不疲，一次次计划是启航，一次次无成是积累。
那仿佛“学徒”的日子如歌似梦，某回竟做起大头梦。午后迷惑，楼南窗下，先生吸Quai D'Orsay，我饮Bovril，对坐默然。顷刻，退步壮汉犹如下凡而来，抱拳曰：先生，您早于1930年代就向国人介绍辟卡梭艺术方法，吾师啸声让鄙人来致意。我忙叩：小弟曾谒见啸声老师。先生却道：奇怪哉，这位啸声如何晓得吾，他可是大名鼎鼎的西方艺术史家；而吾，只是非正统，故压抑着决不提起吾，用的是闷杀办法。唉，此感伤似曾与古时剑客言及。退步壮汉长叹：啸声师正当盛年，当然想干一番，可半数老少爷们都端着地盘式的脸，忽然来个有才学有抱负的家伙，你想干嘛？知道讨人嫌吗，也许不知，也许了然；反正持才傲物的人正像啸声师那样，梗着脖子，挑明不吃这一套。哈，退步壮汉说的逗人，倏然无影无踪，发笑戛然而止，梦已煞却，晨光明媚。
飞鸿延年瓦
八
2001年乍暖还寒，照例礼拜一，临近傍晚，起身向先生师母告辞。师母却说，还早呢，天也没暗，再坐一些。我说：已五点，日来天已转暗的晚呢。师母仍送至房门口，仍旧往我口袋里塞了零食。——那天3月26日，岂料竟成我在北山楼似“学徒”的最后一课。4月7日、16日这两天，我都一大早赶往北山楼陪护先生，谈话时更多有些“学徒”结业似的小结，至今清晰地记得先生的再三叮咛。16日那天下午三点光景，下楼后信步走，心念应该交上一份力求合格的作业。
近廿年来的研习探索，常引发我思考，倘议学术案例，先生孜孜以求鉴藏、著录、稽考金石故纸，其学术理想、治学作为、著述方法，究其何如；有否开创性的建树，是否树立典范作用。除此学问之道而外，在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上可否探其缘由及诠释，并于学术史、艺术史及文物文献鉴藏史上的特定历史时期，是否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金石学研究。自从产生这些问题，不得不展开自我思辨，渐感欲罢不能，索性深入广泛地把疑问考索一二，这也是先生教我做学问的门径。在我耳闻目睹，按观感、体会和心得，倒是有些可述。
先生早年稍聚石刻文字，但倾心竭力而为，确切可考当在1958年，8月21日“始收碑刻”（《玩碑杂录》，中盈堂藏本）。据考，先在天蟾舞台旁弄内曹仁裕碑摊选购墓志，至年底曹氏收摊，改去商务印书馆隔壁弄口黄小玄碑摊访购，始买汉碑和造像。1959年10月黄氏摊并入古籍书店碑帖部，随往购买；1960年3月该部并进荣宝斋，皆于此访碑直到改为朵云轩。1964年碑估曹氏又在南京东路保安坊设摊，仍往访购，买进“东魏”及“唐碑”二三十许种，及“金陵萧梁墓阙墓碑”全份，然仅一年曹氏歇业。先生继于朵云轩访购，后改名东方红书画社，又改为上海书画社，直至停售拓本。
据先生统计，1958年8月至1960年底，共耗资514元，所得汉志、晋志8种，魏、梁、后秦、陈4种，北魏志142种，北齐志19种，北周志5种，隋志100种，唐志608种，宋以后志17种，周秦石刻7种，汉碑92种，三国碑13种，前秦碑2种，晋碑7种，南朝碑3种，北魏碑及造像41种，东魏碑24种，西魏碑4种，北齐碑35种，北周碑11种，隋碑16种，唐碑85种，五代以下碑23种，龙门造像800纸，石屋洞题名91段，七星岩题刻36段，永嘉石门山题刻28段，前后两年半时间，都2221目。而复本不计，仅墓志复本已二百余种。截至1968年底，经十年蓄积达2693目，到1973年4月增至2787目，已是先生积卅余年精力聚集的半壁江山。其广蓄动力源自于对金石学传承开拓之抱负，作为研究必须取得文献资料之拓本，品种数量越丰富越好；亦来自闲寂生活遣闷的展玩兴趣。
刻意访购，注重版本优劣，每于市肆遇心仪尤物而怦然，却因“窘于资”，力不能举而与佳拓善本、前贤旧藏失之交臂，或介绍华师大图书馆购藏。虽如此，但所聚仍富，不乏流传有序之本，亦有罕觏之品，然绝大多数皆为未剪裱单片、整纸全拓墨本，先生“非几案间可展玩”“做研究工作有用”，由衷之言，足见治金石学之本色，且与骨董家习尚不尽相同，故方法亦异，即从历史、文献入手，既鉴藏，亦考辨、又撰述、还著录。恰如亭林周述庐评论，不作骨董家语，为读书者之藏碑。先生虽言“不为临池”，可颇重书法艺术，赏析文字结构及笔法，查考历代书法文献，对前人理论、诸家议论，穷其原委，分析是非；复探索书法演进历程，多有独具见解，如阐述“汉和唐是两个重要的枢机时代”。尝言元魏碑版，乃后世书家北体所宗，今存名者惟张猛龙、郑文公、石门铭五七本尔，其余造像建剎诸刻，多出村塾学究、石师僧道之手，无足尚也；而《魏书》所载诸碑，书篆者若窦遵、沈馥、崔挺，皆名士，必有可观。又言北齐书法在齐隋间，自是隶正一大关捩，齐碑颇移汉隶，复失元魏早年之刚劲，然犹当属隶；隋碑多下启唐楷，乃正书之嗃矢。
先生专注主题性系列搜求，先蓄汉碑200通，传世汉刻略尽于此，遂从文献角度结集“汉碑叙录”；次积唐刻1500种，以书法视角而成“唐碑百选”；再聚六朝、隋唐志；又龙门造像编就“北魏五十品佳拓”“唐人三十品集释”；并辑有“匋斋北魏造像记”“旧出北齐造像七种”“隋宫人志十二种”“唐禅师塔铭六种”，还专藏“赵孟頫石墨志”，乃至三代秦汉彝器铭文，蔓延而及汉代以下文物杂器之形制款识墨纸，皆成大系，逐步完善北山楼鉴藏金石拓本之整体格局。
每见先生勤于校勘考订，整理签题，赏玩如入醉心忘我、垂老不倦之情景。杭州石屋洞造像开凿吴越，止于宋初，先生据所得全份拓本著录之，视较罗振玉所录为富；湖州墨妙亭下太湖石“玉筍”，刻有宋人题名，明万历中为郡守吴氏取去，归鄂州，置其白雪楼下，他购得古杭陈敬第旧藏四轴，录文一卷，并捐赠浙江省博物馆。让我想到《论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仿佛把个人日常生活与学术史、艺术史进程中的潜在力量贯穿起来，而这一内力，恰是其一以贯之的自由心性和审美趣味，应为研究者多重之。
九
晚清至现代学人对金石学研究流派、主旨、倾向，多有精辟归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
先生自谦“闭门独学”，然亦“颇集诸派之长”，其进路为精研历代金石、考古学要籍论著，旁及文字学、历史学、款识学等专著，尤重金石学研究史，熟谙前代前辈学者研究成果，搜集众说，亦有“新的悟入”；并着力稽考文献史籍中有关碑刻记载，爬罗剔抉，考订详明，驳正成说，其撰写题跋题识、辑目著录，作为治金石学著述的文体形式，或证史补阙，或搜检志乘，或甄时审地，或论人诠事，或析字品艺，或辨迹鉴本，或记叙流传，或决疑匡讹，或集前人评藻；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并非零星论述，而构成金石学著述的实实在在的系列体系，承继乾嘉朴学和民国诸家“博学精鉴”之学脉，所作考释题跋兼有西方文论之境界，并运用现代理论，如比较学、释义学诸方法，开拓金石学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相结合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承上启下，在现代学术精神与学识上，无疑具有成绩。
1960年代上半期，先生考索之余，随笔札记，文辞典雅，成碑跋120篇，誊录清本，装为甲乙集四册为《北山楼读碑记》；风雨凌袭，未获珠还。此后收集残稿又重新写作，犹存二百余篇，汰其大半，过录二册，拟名“碑话”。先生跋题《后汉书征碑录》发凡曰：“石刻文字，始于岐阳猎碣。嬴有封禅诅盟之事，至西京而其用渐，表墓、铭阙、买山、治道之文，日以兴起，迄雒都定鼎，风斯扇矣。魏晋而降，即事树碑，作者朋举，文辞彪炳。《隋书》所载诸碑铭集十许目，合269卷，并亡于梁世，遗文莫覩。赖郦道元、羊衒之、郭缘生、盛弘之诸家地志，颇有著录，金石旧闻，不绝如缕。唐人重书好名，碑碣羽立，独于古刻罕有措意。自天水受箓，欧赵集录于前，洪刘释韵于后，于是文物考古，蔚为显学，丰碑钜碣，断章残画，悉在搜罗，无复遁隐。天下石刻，始登簿录，即复有支床砺角之厄，然文辞载之简策，形模传于椎拓，无虑其泯没矣。”所阐述石刻文字要义，具备放眼之史感，是为1962年元旦所作，又云“念古来诸家著录，惟取见存，而史志所载前代碑碣，无闻者尤众”“且地不私宝，蕴藏大出，安知古志所著刻石，不有一日赫然发见耶”。
由收聚汉碑拓本，始读洪氏《隶释》、刘氏《隶韵》、翁氏《两汉金石记》诸书，古人议论，亦有互为抵牾，或有辨难者，先生著述《汉碑叙录》《汉碑年表》，尝于《汉沈君阙》跋曰“洪氏《隶释》已著录，称其字迹有‘作威投戟，腾气扬波’之妙。此拓字迹犹清晰，果如所言”“二阙上各刻一大鸟，神采翼然，洪氏谓为朱雀，非也。汉阙及墓碑额上常有刻鸟形者，别有典实，非四灵之朱雀”“当定名为神鸟”。复专门考索“汉碑有书撰人名者”“汉碑残石”“伪刻汉碑”；辨析汉碑例字，别具神会，又不穿凿，如论“朝”“皋”“掺”，尝作《“班”作“斑”》“衡方、张寿碑均以‘斑’为‘班’，都乡正卫弹碑亦然，家庙碑书‘崇班’作‘崇斑’，王兰泉以为重刻之伪，非也”。
先生发纾之，魏晋以还，碑刻著录，彬彬大盛，然诸籍今皆失传；而史家撰述，所录古碑，往往有未显于世者；又或现存古碑，可取证诸书者，其有助于碑版之学，殊非浅鲜，而卷帙繁富，检寻不易。遂摘取史乘古籍之有关金石古刻者，别为录目，逐一考释，复略附于后。如今已为碑版之学能取资者，也开启现代金石学研究史上的重要篇章。
例如，《水经注》言古碑二百七十余事，先生具录载碑详目为《水经注碑录》，别详考“水经注录碑可以补史阙”，所涉翠墨掌故异闻，赖以不坠，足资论述。如刘熊碑，熊字孟阳，此阳字久已泐失；曹腾、朱龟立碑年代，宋人已不见，皆征诸《水经注》而得。我从先生“序”中读出其著述规范，阐述古者至近人储皖峰、吴遁庵的著述情况，标举优缺点，宋洪适录《水经注》碑目一卷附《隶释》以行，但限录东汉及魏正始以前隶书诸碑，不取篆文碑；又仅录郦注文，未加考说；明杨慎《水经注所载碑目》一卷，捃拾未备，颇多失录，而偶加注释，亦有未允；又以后魏献文帝南巡碑误为汉献帝，百虫将军碑以立庙之年为立碑时间。接下先生着重说，“然亦有足为他山之助者，余取其一二策焉”。
广野将军和国仁墓碣局部、附会稽周氏知堂题记
十
探讨先生治碑学问，从其考据征录的研究方式，如“诸史征碑”“碑目丛抄”“金石遗闻”之著述文本，能见基于历史与文献学之视角展开和运用的，并把自我研考置于文献史料环境来引证立说，详细可参阅拙编《北山谈艺录》“序跋编”中相关篇目之“跋”。
具有典型意义的“诸史征碑录”，则先生1960年代上半期的金石学著述，原拟从《汉书》至《隋书》凡十一史，摘录碑刻记录，著其存佚，为之考索；后惟《宋书》及《南齐书》两种，尚未完成；另新、旧《唐书》中提及碑有二百多种，先生已录“碑目”，以后亦无续撰考释，未能成就《唐书征碑录》。曾见《旧唐书碑目》则用一册起草“检查”“改造计划”的练习簿，从末页起作；今不知安在否，祈得者善护，冀他日能俟续之“附录”，当可嘉惠学林。
“碑目丛抄”系先生又一著述，从所作题跋时间来看，当在1960年，相继辑抄唐、宋、元图经地志中之碑目，撰为《南岳小录碑目》《赤松山志碑目》《元和郡县志碑目》《吴地记碑目》《吴郡图经续记碑目》《北道刊误志碑目》《澉水志碑目》《严州图经碑目》《景定严州续志碑目》《六朝事迹编类碑目》《吴郡志碑目》《太平寰宇记碑目》《庐山记碑目》《元一统志碑目》。别《玩碑杂录》记载，计划“拟校辑碑目”（估1961年初）：《汉碑录目》（辑）、《魏书碑目》（辑录）、《水经注碑目》（已辑录）、《太平寰宇记碑目》（乐史，辑录）、《集古录目》（五卷、缪荃孙辑本、云自在龛丛书本，校正）、《金石录目》（十卷、缪荃孙札记一卷、今存碑目一卷、结一庐丛书本，校正）、《复斋碑录》（辑录）、《金石略》（三卷、通志本、郑樵，校正）、《舆地碑记目》（四卷、宋王象之，校正）、《元一统志碑目》（从大典中辑出，已录出）、《明一统志碑目》（辑录，师大有）、《续通志金石略》（校正）、《宝刻新编》（以类编重编本），又《元丰九域志》（十卷）、《方舆胜览》（七十卷）、《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三卷），均可搜辑。又曾撰“宝云寺碑目”“古文苑所录碑目”“续古文苑录汉晋碑”“文选李注引碑文”。依此见微知著，知其广泛征引，采摭繁富。
还有一部《金石遗闻》，1942年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及长汀县立图书馆，尽读所藏七八十种宋元人笔记、杂著和稗史，起意摘抄金石文物者。1960年代又续作，《闲寂日记》多有记载，如1962年10月28日“阅读《春在堂随笔》《郎潜纪闻》《燕下乡脞录》，签出《金石遗闻》数十则”；1963年2月23日“检点宋人笔记、词话未抄出者尚有二十余种，《金石遗闻》未抄出者尤多，今年当并力成之”。先生最初拟定金石专著中资料不录，而专辑唐宋元明清笔记中有关金石古刻的记载。尝言，宋元人书已大致抄出，已得五六十万言，明清尚有未见未抄之材料；此稿虽有散页抄本，亦未编辑序次，拟分为八卷，或十二卷。
宋人所编《宝刻类编》原书久佚，今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录，然而“大典本”已缺失“名臣类十三之三”一卷，故今本自天宝至肃代两朝书家及碑目仍付缺如。因而先生搜索查考宋人碑版诸种著录，补裒遗佚，撰著《辑补宝刻类编·名臣类十三之三》，使此书得成完璧。除以历代史乘、文集、碑录、杂记为征录碑目，亦裒辑唐宋至近代诸家金石诗目，又从《小匏庵诗存》《玉笙楼诗录》《曝书亭集》《樊榭山房集》等书录目。还稽考方志地志，索隐辑佚，录存皆沿古志以备掌故者，有资于考论。如在《玩碑杂录》里辑目有“北岳碑”，摘录汉、唐和宋时碑目26种，又记宋人北岳题名甚多，见授堂“金石续跋”者28通；别辑“爨碑”“邹县摩崖”数种碑目。
先生素来留心乡邦方志之碑录，尝撰《云间金石刻》，详尽考述乡梓金石著作版本之盛，指出“而世不甚知，岂不以著作罕传之故耶”。别曰“余读郡乘及乡里先贤著述，知吾邑古碑，殊不为少”；又深谙凡有文献可征者，志多失录，是未备也；所录有亡逸已久者，有谬误者，是未实也。盖两失之，则当时主之者未标宗旨；加上迭经变革，不知毁没几许。当他读《嘉庆松江府志·金石志》，赞其“博达详审”，可因乃据《至元嘉禾志》增补之，犹有遗误而“微有憾焉”。如是，“因念著录见存金石，所以昭信者，为时不永，而文献征存，要以网罗旧闻，毋使更佚为贵”，遂取法赵琴士《泾川金石记》，复参以严子进《江宁金石待访目》，为之增补校核志乘野记所载云间石刻，起孙吴至南宋，得147目，撰著《云间碑录》，凡“志误者正之，志阙者补之，志不可信者削之，志所独有而今无可质证者，姑从之”，以补“遗误”所未备，并视所录增其二之一。
十一
早年从业新文学活动，自谓“生平不遑治史，而考古、目录之学，尤非素习”，实乃谦逊之辞。事实上，从其治学历程与论著加以考量，而于经史子集之学的扎实根底，岂可草率估量。他始终立足于传统历史与文献考据，作为金石学研究之取径。因而长年大量阅读，多有札记摘引，可见于著述、题跋和题记，而在《玩碑杂录》里则多见，上溯原典古籍，下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月报》《燕京学报》，也有征引叙述。
北山楼丰富的藏书中，金石类各种要籍版本以及清代民国金石学著作，占有相当数量。前些年在市肆常遇先生旧藏，如甘泉毛子林辑撰《关中石刻文字新编》，系会稽顾鼎梅校印本；先生批校《千石斋藏志目录》一卷，是1953年北京石墨斋石印本；还有赵氏《金石录》30卷、叶氏《金石录补》27卷之合刊本，民国时期朱氏槐庐丛书本，亦先生批校本，有题记“此书全是拾人牙慧，疏讹不少，诸家序跋仍盛称之，何也”。
在我所见，先生倾注很大精力访读稿本、抄本和未刊本，以此开拓金石学研究的新资料、新视角。《玩碑杂录》记载“金石著作未印行者”，如《燕下都访碑录》（五卷，待访录一卷；摘录其目，作《易县碑目》一卷，刊在考古社刊第六期，民廿六年）、《龙门造像录文》（二卷）、《唐仵钦墓发掘报告》，以上孟桂良撰，仲循，河北大兴人，北平图书馆馆员。《射阳古甓考》、《食旧德斋收藏金石录》，以上刘文兴，字诗孙，江苏宝应人。《杞县金石考》，蒋藩恢吾，河南睢县人，光绪壬寅举人。《唐碑提要》，黄仲琴，广东潮安人。《鲁学斋金石记》，柯昌泗燕舲，山东胶县人，东北大学教授。《芮城金石志》，景耀月太昭，山西芮城人，光绪癸卯科副元，日本大学法学士。《五百经幢馆碑目》（稿本，五册，叶昌炽，分地系碑，3681种，五百经幢目不与录）、《铁如意室金石目录》（稿本，贵池刘氏聚学轩藏碑目，凡十卷，3944种，又重分一卷，253种；装册一卷，275种），此两种皆为著砚楼藏本。先生所记约于1960年间，亦为一份当时史料。
既博采众书且梳理各类典籍中碑录，进而以征引碑目为学术呈现形式，以此构成其金石学问著述的致力点。《玩碑杂录》记有“碑录”“碑录二”，书目多达百余种，还有数种读书札记所及。而乾嘉以还，金石学问，踵事而兴，后出转精，专著之书层出，先生札记“书目”多标举清代辑著碑目，按先生所记径录数种：《竹崦盦金石目录》（五卷，赵魏，宣统元年吴士鉴校刻本）、《金石目录》（二册，李佐贤，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小蓬莱阁金石目》（黄易，抄本）、《辽金石存目》（一卷，缪荃孙，在《辽文存》后附）、《汉石存目》（二卷，王懿荣，附周秦石存目，光绪十五年尹氏刻本；重订本一卷，罗振玉，增新出22石）、《魏晋石存目》（一卷，尹彭寿，附《汉石存目》后，罗雪堂重订本，41品）、《元碑存目》（一卷，黄本骥）、《汉隶今存录》（一卷，附魏吴，王琛撰，小方壶斋丛书，光绪十二年铅印本）、《石塔碑刻记》（一卷、清林乔荫，附考一卷、清龚景瀚，郑氏注韩居七种、乾隆四十五年刻本）、《汉碑?》（一卷，高心夔著，在《陶堂志微录》中，光绪八年刻本，四册，上海图书馆有此书）、《绩语堂碑跋》（一卷，魏锡曾著，自刻本，未收入“金石丛书”，此书内容不甚佳）、《汉石经室金石跋尾》（沈树镛）、《礼塔龛考古偶编》（张金鉴）。
再如民国年间碑录专目诸种，俾能窥斑见豹其关注重点，略举例之：《北平图书馆藏碑目》（墓志，民国卅年开明书店印）、《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郭玉堂，民国卅年铅印）、《西京碑林藏石目录》（1947年铅印）、《补藤花馆石墨目录》（叶尔安，民国卅一年武林叶氏石印）、《北京大学藏金石文字拓片目》（汉一册、魏晋南北朝二册、唐三册，1957年油印）、《随庵所藏金石文字目》（稿本，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陶风楼藏碑目》、《雪堂藏金石文字簿录》（东方学会印，丁卯）、《古志新目》（四卷、附伪刻目，顾燮光，民国廿二年增订本）、《古志汇目初集》（六卷，顾燮光，民国廿三年重订本）、《涉园藏石目》（一卷，陶兰泉，民国十一年刻本）、《涉园藏碑目》（抄本）、《元氏志录》（一卷，附补遗，范寿铭，民国十九年石印本）、《曲石精庐唐志目》（93品，李根源）、《鄞县文献展览会碑目》（一卷）、《武进陶氏藏石录》（一卷，46品，排印本）。
《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集古小品举要》书影
十二
为探索碑刻之记载，先生遍检群书和拓本，不惧其烦，不厌其难，掌握史料，善用资料，编纂增续，题识著述，而缘于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一种辑佚补苴、互见推证之法，以及博考详究、辨伪发微之理路。读先生著述时，每感于“检索”基础上的治学观察力，见其淹博的视野和深入的诠释，譬如《唐柱国史公石像铭》题跋“武授堂跋文云此石后列‘延和元年岁次壬子七月’，余所得本‘岁次壬子’四字已泐尽，然‘七月’下有‘戊辰朔十’四字，尚清晰，武氏未言有此”，又曰“唐碑以延和纪元者，惟此一刻耳”。而《殿中侍御史韩弇夫人韦氏墓志》无撰人名，然一直以为李翱作，故先生却疑似伪刻，因“此文载‘李翱集’，鱼邨作某邨，弱女作孤女”。
1960年，先生以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吴式芬《攈古录》、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罗振玉《石交录》、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撰作“墓志著录”，详细统计诸家著录自后魏、东魏、北周、北齐、隋、西魏至唐代的数目，都2900种；另记开封图书馆藏唐志有三四百石。除金石专著外，先生颇在意古代学人笔记类关于金石的记叙，尝为《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题曰“此碑阴有‘栖霞’二大字，高宗御书，见王渔洋摄山游记”。此例亦反映先生治碑精读详考之实践。
我注意到先生别有“罗振玉撰碑目”，都35种，可体会其对近代金石学研究热切的探访，尤对罗氏学术的重视程度；民国十八年河南关百益集录《石华》，汇订精拓石刻小品，每册十数页，以四册为一集，先生仅见第一、二、三册，皆龙门造像，觉得“此刊殊别”，念兹在兹“不知共出几集，当一考之”。凡此皆为其阅读涉猎既广且细的学术背景，从最古之碑刻集到越南碑录，先生曰“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右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是为最古之石刻文集”，又“越南碑录，见《占婆史》；《占婆之梵文碑志》（巴尔特、列维合著）、《碑铭考证》（东阳庆址所得碑二通之考释）、《占婆与柬埔寨之碑文目录》（美山碑目，郭岱司著）、《安南之占婆建物简明目录》（飞诺著）”。
而从金石拓本、专著采集研究所需资料，广列品目、排比考据，多见于先生札记，如作“龙门造像例”，详举“为患病”“为保平安”“为生日”“为亡者”“为寺造”“为娘”“为娠”“为家内鬼神不安”而造像，还有“元受佛”“首书写人名者”“造像人已故者”“北魏时称祖母不作祖亲者”“龙门造像题记被盗者”之例。而所作“龙门造像数著录”，更是体现严谨的现代研究方法，以北魏、西魏、东魏、北齐、隋和唐之大佛洞、老君洞、宾旸洞、九龛洞、莲花洞、五佛洞，计算缪荃孙艺风堂、陆增祥八琼室、罗振玉贞松堂、关百益艮园，著录有年月、无年月者细目各数，都缪氏1099目、陆氏424目、罗氏1500目、关氏2200目（唐三分之二），并又记“龙门造像题刻共3680种，见1961年5月4日《文汇报》报导，想是最近统计”。
现代金石学，迈越前修。先生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并重，对新材料、新发现亦尤关注，自孙星衍作《寰宇访碑录》，赵之谦续之，罗振玉再续之，刘声木三续之，有感“去今已七八十年”，即征录民国时期以来新出碑目，撰就《四续寰宇访碑录》，是为内容丰富、记录详细之作，并不囿于辑录金石目一隅，而是不断在金石学要籍专著领域里开拓疆土，致力于为后人欲重印者，“径可以此卷足之”。诚如陈寅恪语，“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移一时之风气，以示来者以轨则”。
先生尝在《河南府录事赵虔章墓志》题识“叶鞠裳盛称此志，以为晚唐佳刻，盖尔时墓志出土不多，今则此志在唐志中，当退居三等矣”。还详记于1959、1960年《文物》《考古》上“新出古刻”十数种的具体情况，我见其著录《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张盛及夫人之铭》，记有“此志于1959年5月出于安阳墓中，全文见《考古》1959年10月号，张盛《隋书》无传”。这一既重文献史料亦重新证资料运用的理念与方法，在处于互联网、资料数据库的当下，学以致用，融会贯通，颇有启示与教益。
曾见先生札记“《金石经眼录》一卷、《金石图》二卷，褚峻摹图，乾隆八年及十年原石刻本，未有牛空山赞语，初印本只有《金石经眼录》一卷，拓本；光绪十九年贵池刘氏亦刻本，补目本，名《金石图说》”，1959年特为去浙江图书馆阅读影印四库全书本。另有记“《碑英》120卷，梁元帝撰，右见章钰序‘金石补正’，不知出何书，待考”。读此二记，让我联想到目下却是轻而易举之事。虽说当今学术数据库的规模巨大，古籍文献阅读与取材方法发生根本性变异，检阅索取古籍史料条目越来越便捷，但资料数据库毕竟是服务性质的检索工具，而在学术质量上不仅不可萎缩退化，相反以文献考订辑佚为标志的学术传统，应有更高目标，则是我的感悟。
庚子畅月初旬沈建中撰于申城谦约居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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