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诺邓：历史的边陲，逝去的繁荣

诺邓古村

疫情之后，重返田野，有种久违的亲切。

不过，看似平缓的疫情，依旧一波三折，起初预计的边境田野，最终无法成行，只好退而求其次，由现实的边境转向历史的边陲，云南，大理，诺邓。历史上，诺邓因盐而兴，闻名久矣，而今当盐随处可见，人们不再觉得此物得之不易时，诺邓这一地处三江并流的偏远之地，渐渐被人遗忘，直至近年旅游开发，以及《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再次将世人的目光引向诺邓，这一西南边陲的山乡世界。

刚到诺邓时，客栈小黄发来信息，言及山路难行，是否需要骡子驮运，跑惯田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复不用。可到了山脚，仰望山腰大青树附近的住地，再看看同学们大大小小的行李，只好认输。诺邓依山而建，村民傍山而居，此地“崇山环抱，诺水当前，管重密植，烟火百家，皆傍山构舍，高低起伏，差错不齐，如台焉，如榭焉，一瞩而尽在眼前”——清代云龙知州王泭如此描绘诺邓，如今景色依旧。

诺邓之名，说法甚众，流传最多者，乃诺、邓两姓牧民，最早发现盐卤，引来人户聚居，因此得名，然仅为民间传说，无从考据。而诺邓相关之记载，可见于汉唐史籍，如《蛮书》之“剑川有细诺邓井”，清代笔记亦有云“诺水之阳产邓井”，其中诺水与诺氏相关，邓井因邓氏得名，也有言诺邓为少数民族语，如白族语为“虎儿”，乃远古时期的图腾，彝族语意为“林木茂盛的地方”，而细诺邓也视为阿昌族氏族名称等等。

而今之诺邓，为云龙县诺邓镇下辖的行政村，距县城7公里，距大理165公里，全村分曙光、山后、牛舌坪、诺邓古村四大片区，共18个自然村，25个村民小组，572户，2201人，其中白族占全村人口98.82%。其中曙光、山后、牛舌坪为山地农牧区，诺邓古村为盐井所在地，目前正处旅游开发之中。各自然村最低海拔1910米，最高海拔2930.1米，高差明显，年平均气温16℃左右，年降雨量800毫米，气候温和，可谓青山绿水，惠风和畅。

几近垂直的聚落景观，依稀映射着诺邓的人文地理与历史生态。村口小河与山箐汇合处的盐井和井房，以及围绕盐井而建的灶户、盐房，曾是诺邓制盐的生产中心，家家户户门前铁锅与盐灶，即是诺邓先民“以盐为生”的真实写照，附近的龙王庙、万寿宫（曾为江西会馆）、盐局，还有龙王庙中仅存的国营盐厂的烟囱，也是山脚聚落的重要建筑，承载着村民祈求“卤旺年丰”的记忆，商贾云集的往昔，以及不同时期王朝国家边地治理的印迹。

五井盐课提举司旧址

再往上行，台梯子集市，因地处台梯状山坡而得名，回望历史，如今偏远的山乡诺邓，曾是联通各地的要道，东向大理、昆明，南达临沧、耿马，西至腾冲，再入缅甸，北及丽江、西藏。熬制出来的盐以及米、肉、火腿、酱菜，加上来自周边各地的土产、百货，均在此交易。集市东北向则是明朝在云南所设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旧址，边地食盐的专卖，将中央与边陲置入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经济体系。而今，集市与衙门，均成过去，踱步其中，依然能感受到曾经的繁荣。

沿西北再走一段山路，穿过棂星门，沿石阶而上，及至建于乾隆年间的文庙，由主院和厢房构成，原有塑像毁于“文革”，很长时间曾作为村里小学教室，而今小学搬出，在棂星门旁重建，孔子像得以重塑。孔庙一侧为武庙，原建于村口，民国时期搬迁至此，寓意文武昌盛。武庙西侧为玉皇阁，建于嘉靖年间，主体为三层阁楼大殿，清代屡遭祝融，后又复建。殿内玉皇塑像无存，仅留群仙画像。平日村民很少到此，玉皇阁、文武庙均由一道长管理，可惜道长云游，寻隐者不遇。

诺邓文庙

与山体等高线平行的台梯型空间分布，构成了诺邓独特的“天”、“人”、“地”聚落景观，最上为“天”，玉皇、孔圣、武帝，位列于此，诸神尽善；居中为“人”，错落分布着提举司、进士家、木匠家、银匠家、贡爷院、盐局、万寿宫，依稀透着人间烟火气；最下为“地”，盐井、河渠、山箐、卤脉龙王，护佑着世代制盐的诺邓人家。诺邓的聚落景观，也是边陲地带“文明化”进程的历史映照，官收盐课，以及随之形成的贸易网路与社会流动，深深影响着山乡政治，“王土”的书写，使山川、星野、乡贤、宗祠、庙学，定格为标准化的边疆。

盐业之兴，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交换，经由茶马古道，将诺邓与外界相连。流动人口涌入山乡，落籍当地，不断与土著融合。诺邓“九杨十八姓”，大致于元、明、清时期寓居诺邓，分别来自江苏、福建、江西、河南、四川及云南大理、洱源、邓川、云龙县内宝丰等地。如今的诺邓，常以千年白族村闻名，村民在自认白族时，也存有记录着族群迁徙与地方历史建构的族谱，并引以为傲。在这里，汉、白融合，华、夷交汇，成为理解边陲流动与文明复合的双重印证。

三崇庙

文明之复合、叠加，也反映在诺邓多元、丰富的宗教空间与信仰体系中，“天”、“人”、“地”的聚落分布，既是文明累积的历史进程，也是地方世界宇宙观的缩影。如果说龙王庙以及相关之祭仪，乃诺邓盐业生态、生计与灵力世界的互构，孔庙与祭孔大典乃诺邓被纳入王朝正统，融入“华夏社会”的象征，但终究已成过往，于村民而言，总不及“保此方风调雨顺，佑斯地物阜年丰”的地方保护神——本主。诺邓本主为“敕封本井土主护国安民圣帝”，供奉本主的三崇庙位于“人”景之中，保境护生，村民平素常有求于此，香火旺盛。

初到诺邓，每天都在上山下山，穿梭于“天”、“人”、“地”之间，每次在提举司、盐局、万寿宫、玉皇阁、三崇庙、龙王庙、贡爷院、一颗印、四合五天井驻足遐想，仿佛重回历史现场，感受着边陲的历史与逝去的繁荣。然盐业已逝，山乡依旧，一切好似尘埃落定，归于静谧，村民的生活也重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聊中，村民一边向我们诉说山村的辛劳，农作的辛苦，一边笑言“大山的子孙爱大山”。言语朴实，令人感动。世世代代居于此地的人，依旧热爱着这片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山河与土地。

诺邓在变，从盐业到山地农业再到旅游开发。新一轮人群涌入，短暂的停留，不似数百年前的流寓，却带来更多的不确定。身处其中的诺邓村民，开始重新思考过去，审视当下，期望未来。常说自己“没事做”的村民，或许会渐渐忙起来，走出去的村民，或许会渐渐返乡。昔日的盐业与科举，商路与仕途，曾经的内外联通，向上流动，以及文化积淀下的“崇文重教”，将如何面对而今的人口流动与教育内卷？商路依稀，学路安在？居处传统中的诺邓村民，又如何体认现代？

曾经有不少人类学者驻足诺邓，留下不少思考，他们行走山乡，于边陲历史的幽微之处，重写着山乡的故事。久而久之，村民慢慢习惯学者的存在与眼光，客栈黄叔还不断提醒同学，抓紧时间访谈，只要虚心请教，村民大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村民自身也在默默以学者为镜，反观己身，自建家庭生态博物馆，重识历史。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愈加明白，书写诺邓，最难之处，更在于其所呈现的边陲与中心并存之下人口聚集、物资流动、文化交融的社区历程。

山乡驮运

不过，每一代的学子，都会映射着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亦将带出更多新的问题。回到最初遇见的骡子，而今诺邓常见的畜力，无论是旅客行李、日用物品，还是建筑材料，多数还是靠骡子驮运，山居诺邓，不时能听到悦耳的铓铃声。的确，山乡生境中，骡子，是村民最好的伙伴，而人与骡子乃至家畜、禽鸟、花草、作物的互惠、共生，最是常见。但是，旅游开发之下，诺邓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经历着“现代”观念与生活方式影响下的再度分类与聚合，重新塑造着诺邓村落的物种关系、生境与身处其中的人。

变迁之下，诺邓古村的境况，同样也折射出一系列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议题，比如诺邓多元、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周边社会乃至区域的多重关系；国家政策、民族塑造与历史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汉化”和边地汉族的“少数民族化”；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文化相遇与杂糅，无论于过去之中心与边缘，或是当下之传统与现代；旅游开发、景观营造之下的文化展演与历史重构；而在边陲社会，面对国家治理，人们又是如何被动员起来，完成社群的自我重组，并寻找适宜的应对方式，延展、生成一套更为有效的生存策略；边地人群流动与寓居的历史记忆与生存心态，又是否会在新的环境中，被再度唤起。

边陲田野，刚刚开始，且行且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