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国谷裕子的《我是主播》一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国谷裕子是NHK著名电视主播，1957年出生于大阪。1981年担任NHK综合频道《7点新闻》英语播报的翻译和播音员。1987年开始担任NHK·BS《环球新闻》和《阅读世界》等节目的主播。1993年至2016年担任NHK综合频道《聚焦现代》主播。
本文的采访者为《我是主播》译者江晖，就书中提到的“电视报道的三大危害”，以及节目制作、采访技巧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江晖： 你在书中反复强调节目制作组的坚持，即“让节目成为映射当下的明镜”、“直面问题”，你认为《聚焦现代》做到了吗？它作为一档新闻节目，正如你所说，具有高度的“策划性”和“话题性”，来自制作人的主观影响自不必说，节目选取的话题本身可能就已经起到了“议题设定”的作用。在你看来，新闻节目当真能够成为“明镜”吗？
国谷裕子:“让节目成为映射当下的明镜”是节目开播时制作团队表明决心的一句话。在那之后的23年间，《聚焦现代》追逐着每时每刻的新闻，所做的就是捕捉沉浮于时代暗流之中、能够反映“当下”的主题，不断呈现给观众。年复一年，当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话题，我们的节目是否都进行了报道呢，对此我做了验证，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节目确实将每个时代的重要主题做了充分的呈现。纵观这23年间的节目表，于我而言，《聚焦现代》可称为“现代之明镜”。
江晖：你在书中提到了电视报道的三大危害。哈伯斯坦姆也曾强调电视影像的力量，即具有“禁锢人的思考，强化既有偏见，剥夺想象力”等特性，认为电视的娱乐化倾向明显。新闻报道既有简单易懂进行“普及”的责任，又要保证收视率，同时还需要向观众解释事件的背景、传达事件的复杂性，这几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呢？尤其现在电视行业与互联网的竞争激烈，电视报道也出现了从“让观众看”到“请观众看”的立场转换。在这样的背景下，《聚焦现代》做出了怎样的实践或努力呢？你认为在这个已经到来的互联网时代里，电视新闻会被网络新闻取代吗？
国谷裕子：作为节目的制作者、播出者，想获取更多的观众是共通的心愿。《聚焦现代》也参考了节目测评人的建议，以及编辑们组织的观众调查的结果等，为吸引更多人收看节目，我们一向注重改善与节目视觉效果相关的各个方面，例如影响画面的文字标记形式、演播室的布置等。但是我们从未为了争取观众、提高收视率而改变节目的理念、选材方式和节目的构成。23年来，我们非常固执地坚持着最初对节目的设想。也正因此，尽管我们的节目只是做了电视报道应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到了许多对这样的节目有所追求、有所期待的观众们的支持。即便是互联网广泛普及的当下，我也相信并强烈期待拥有扎实采访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所制作的电视报道能够继续发挥其作用。
江晖：关于“公平公正”。你以《聚焦现代》为舞台，为电视新闻节目应该做到的“公平公正”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和实践。但在电视的世界，存在真正的“公平公正”吗？或者可以说这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妥协吗？书中提到，“NHK一向不是在某一档节目中保持平衡、维护公平，而是在节目的整体构成中确保公平性”，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现实情况是，观众只会从众多节目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收看。NHK的方式是否可取呢？
国谷裕子:“NHK一向不是在某一档节目中保持平衡、维护公平，而是在节目的整体构成中确保公平性”，这也是NHK全体对“放送法”中“对于存在争议的问题，尽可能从多个角度阐明观点”这句话的理解。正如《我是主播》书中所写，我正是在NHK的这个方针之下承担了主播的工作。换言之，并非每个节目都在各自追求“公平公正”。
就《聚焦现代》而言，在公平这一点上，节目严格遵守放送法中明文规定的、即不能采取特定的政治立场这一原则。但除此之外，或许可以说我们反而很担心“公平公正”一词可能导致节目内容的萎缩。细读放送法就会发现，所谓“公平”是政治立场层面的所指，但被放大之后，不免令人担忧会对节目的“言论自由”造成压力。无论如何，放送媒介的立身之本，不正是“言论自由”吗？
那种让人感觉独步而行、被“公平公正”束缚手脚的节目并非我所愿，电视的报道节目需要时刻对观众保证公平，这一点是我谨记于心的。正如《我是主播》第八章中写到的，是否回避了问题的尖锐之处，是否轻易地迎合了观众的感情，是否为了追求“简单易懂”而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都是我时刻提醒自己的问题，无论对象是何人，无论是怎样的主题，我都坚持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我始终相信这才是获取观众信任的有效途径。
江晖：《聚焦现代》以“不设禁区”为节目的目标，这一点实现了吗？是否曾经有想要报道的主题，但因种种理由无法实现的经历呢？此外，你在书中也提到“多角度”、“多方面”传达信息非常困难。处在对立意见之间的“中间地带”应该如何处理？例如是否有因为政治压力被迫删除的内容或评论呢？
国谷裕子:“不设禁区”和“使节目成为映射当下的明镜”一样，都是节目开播之初制作团队表达决心的话，我认为这23年来我们的节目贯彻了这个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报道节目也无法成立了吧。
但在现实中，这种想法却并不是时时都能实现的，正如《我是主播》中写到的那样，曾有几个涉及尖锐的政治矛盾的重要内容就没有能够播出，这是不是由于外部施加的政治压力所致，我并不清楚。但正如上文所述，在《聚焦现代》中实行放送法中提及的“政治上的公平”具有很大的难度，即有关政治议题的内容，想要在不到30分钟的节目里“公平地”呈现多种意见是非常困难的，这被认为是我们放弃播出的理由。越是被热议的主题，《聚焦现代》就越应该去呈现，因此非常可惜，不过我自己写的评论，却从来没有因为政治压力而被删除或驳回。
对所有主题的考察都是在“中间地带”进行的，我甚至认为，应该警惕为了区分黑白而将事情简单化的行为。
江晖：日本常有“排外”现象，可见日本人是非常重视“合群”的民族。尤其是在夹杂着国家和民族感情的问题上，电视上往往不能表达反对意见。《聚焦现代》是否挑战过这种现象、结果如何？例如你对日本媒体中的中国报道有何评价？
国谷裕子:《我是主播》中多次提及“同调压力”在日本的强大，也提到了《聚焦现代》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既不屈从于这种压力，更不去助长这种风气的原则。就我自身而言，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是有意识地去执行这一点的。书中还提到我曾经收到过各种各样的反馈意见，但就这一点，我还是做到了坚持自我。
关于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不同媒体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因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报道，但应当尊重和维护这种多样性，同时我希望正是这样具有多样性的报道，能起到防止日本的报道整体走向单一化的作用。至于多种报道该如何解读，要看信息接收者的媒体素养，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强教育来提高这项能力。
江晖：你曾在美国和日本都长期居住和工作，拥有丰富的海外经历，你如何评价这两个国家的媒介环境？此外，你从最初的播音员成为主播，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公共放送NHK供职多年，你如何评价NHK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及其职场氛围？例如是否存在性别或国籍歧视？听说NHK在收取收视费的问题上颇为困难。你如何看待NHK的收视费制度？
国谷裕子:我在旅居美国时并未从事美国媒体的相关工作，只是美国媒体的观众、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能准确地去评价这两个国家。但就像日美之间的所有事情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媒体中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从两者传达的信息中也能看出来。
在NHK，我也感觉个人的能力或者想要表达的想法，都因为处于组织当中，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反过来说，包括NHK在内的日本媒体的强大组织力催成了众多成果的产出也是事实。
缺乏差异性和多样性是日本媒体的大问题，NHK也不例外。尤其性别平等是重中之重。至于国籍歧视，本来NHK就缺乏多样性，外国籍的同事非常少，我不记得身边发生过具体的国籍歧视事件。
收视费制度是支撑NHK“公共性”的一大支柱，但现在“公共性”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动摇，NHK自身的存在方式也必将受到审视，因此关于它一直以来的收视费制度，今后有重新讨论的必要。目前我只有上述见解。
江晖：一般情况下，采访双方都会事先碰头，就提问的内容达成一致，尤其是采访名人时，提问的问题会被严格检查。拜读你的书之后，感觉似乎也不尽然，不知实际情况如何？换句话说，采访存在剧本吗？例如，在采访时可能遇到像羽田孜那样顺利的采访对象，你遇到过被问到意料之外的问题就当场翻脸的情况吗？
国谷裕子:到目前为止，我从未在与对方就提问内容达成一致后再进行采访。我也承认这并不是一种寻常的采访形式，我甚至认为不应该这样。当然，我在申请采访时会告知对方采访的主题，但不会事先说明具体的采访内容。因为我认为，如果采访只有预设的问题和精心准备的回答，是无法获取这个人所独有的精彩的、丰富的语言表达和一些重要信息的。
采访前，我会独立思考应该问什么、准备提问的内容，以及提问的流程也会提前考虑。但一旦到了正式采访，正如《我是主播》中所写，我会将这些都搁置一旁，专心倾听，引导更加丰富的发言，激发互动，这是我所认为的理想的采访，也一直付诸实践。当然，采访对象面对于我抛出的问题并不是总能坦率地回答。有时会岔开话题，甚至直接无视，但这些也正是通过采访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
江晖：为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问出观众最关心的重要信息，事先准备自然很重要，现场的临机应变、话术等技巧也不可或缺。此外，还需要和采访对象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请问你有心得可以分享吗？你在书中写道：“最后关头只能依靠自己”，请问是否发生过一些突发情况？
国谷裕子:大多数的采访对象都是初次见面，此外，提前碰头详细商议反而会妨碍采访顺利进行，因此，事先建立信任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事先做好扎实的调查，在采访时不迎合对方，直击问题本质，从结果上看，这样更能在采访中获取对方的信任。有人评价我是用心做采访的人，我想这也是对我信任的一种表现。
“最后关头只能依靠自己”，这句话并不指向特定事件，而是表示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即现场直播的采访并非是进行预先的设定，而是去推动在那个场景下产生的丰富对话，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挑战。
江晖：你采访过的政界显要、金融?经济界、媒体界、学术界、演艺圈的人当中，有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愿闻其详。例如在中国也有很高人气的高仓健，在接受采访时虽然有过“17秒的沉默”，但也可称之为“高仓流”，并且还说出了“愿有良风拂面”这样的好句子。你能详细说一说有关高仓健的采访吗？此外，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采访也让人印象深刻。那次采访你做何评价呢？
国谷裕子: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是主播》中的内容已经足够解答了。
江晖：你曾经历过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你对3.11东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作何评价？尤其是关于福岛核电站问题，以及最近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热议的核废水排放问题，你认为日本的媒体报道是否存在问题？
国谷裕子:这个问题非常宏大，我无法简单回答，需要时间认真思考，因此我在这里不作答。
关于核废水向海洋排放的报道，各家媒体也都进行了各种各种的报道。我认为日本的大众媒体整体上并不存在共通的问题。
江晖：你在成为主播之前，曾经历过语言训练（同声传译）、撰稿训练，做过采访助理、国际报道的通信员等。你认为作为主播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和素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能介绍一下你所尊敬的、或者给予高度评价的主播吗？
国谷裕子:《我是主播》这本书通篇就是在描述我认为作为主播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其中第四章和第七章写的是关于主播的职责，具备能够充分履行这些职责的能力和素质就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第八章中写了主播工作中被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在书的最后作为对“主播的职业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写道，不是用语言去传达信息，而是“用语言去提出问题”，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我所尊敬和给予高度评价的主播也在第八章中有所提及，是美国的泰德·科贝尔。
江晖：从《聚焦现代》的节目构成来看，一般VTR报道是先行播放的。节目的制作部门会开两次制作会议，讨论节目内容，其间是否发生过VTR报道员与你意见不合的情况呢？你是如何解决的？
国谷裕子:关于这个问题，在《我是主播》的第五章中有详细的叙述。即便意见不合，也不急于得出孰对孰错、非黑即白的结论，而是相互充分交流讨论，从中又能获得新的视角，直到对当天的主题应该传达的内容形成一致意见后再进行播出。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过程。
江晖：你在《聚焦现代》工作了23年，突然接到要求退出节目组的通知。书中并未提及这件事的真相，你是否可以在六年后的今天详细谈一下这件事情？
国谷裕子:关于这件事情的经过，我已经将自己直接听闻的情况尽数写进《我是主播》中了。有关事件内情虽然有很多种说法，但于我而言，都不过是些传言。例如，有人说是来自外部的直接压力要求我辞职，但我并不清楚是真是假。如果要再多回答一点的话，其实在当时，NHK在整体上是否对每个节目都做到了很好的管理，NHK内部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我这样并非NHK职员的签约主播，可能存在管理困难的问题吧。这也可能是事件的背景之一。
江晖：你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哪方面事情？看到你在大学和国际机构也非常活跃，包括SDGs，能否告知你今后的计划？此外，你对中国读者最想传达怎样的信息呢？
国谷裕子:自六年前辞去《聚焦现代》主播一职以来，我就以SDGs的取材和普及为中心展开活动。虽然还未制定具体计划，但我认为在日本的将来，是否有活跃践行SDGs的目标非常重要。我正尝试主要通过媒体采访进行取材、面向企业、自治行政体的演讲，以及参加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开展普及活动。此外，今后我还打算在所属的大学推进SDGs的实施。
我想对中国读者说的是，希望大家通过《我是主播》这本书，从我个人参与过的活动中了解电视报道中主播所起的作用，帮助大家思考媒体的职责、媒体与读者、观众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尤其希望能引发大家对电视报道中采访的重要性的思考。
（江晖，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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