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宴》：现代婚姻伦理的一个切片

花园洋房，高档社区，攥着国际学校的入场券，与教授、医生、金融与互联网高管、商人、艺术家等各界精英相交往的“谈笑有鸿儒”的中产生活，一眼望上去锦衣玉食的顺遂人生。

这是作家程青的长篇小说《盛宴》中的故事讲述者“我”与老公老唐买到高档社区的房子后，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到的中产生活。以“沁芳园”做舞台，《盛宴》辐射了当代中产家庭群落的人生，在与这个小区中的八对夫妻的交往和对话中，渐渐编织出他们生命的经纬，而在各种热闹的背后总是暗藏着失序。

《盛宴》是关于坍塌的生活的写作。

故事中主要描写的一对夫妻——黎明睿和朱莹莹是海归，他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父母那代人有一定的财富积累，自己也有谋生的能力，不用为生计发愁，他们因爱结婚，家庭幸福，生活近似完美，然而，他们的生活还是坍塌了。程青说：“许多文学作品包括经典名著写的都是一个坍塌的过程，越是汇集了难得的美好因素，越是搭建得美轮美奂，临到结局，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越是令人悲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话是通过小说中酷爱事业、相信女人自立自强的医生裴真真说出来的，她和主人公夫妇一样也是海归，她是这个小说中人生态度最积极向上的一位。我想说的是，无论乐观还是悲观，就像奔跑在环形跑道上，向左或向右轨迹大致是一样的。了解生活，懂得生活，能让人看到更多本质性的东西。”

弋舟在评价《盛宴》时谈道：“这样的长篇小说只可能在今天的汉语写作中发生，因为小说中描摹的一切——那个传说中的‘中产’，千真万确，已经活在了我们的眼前。”

只是，如何表达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既无经验，又缺乏理解——而且，在我们的语境里，他们“天然流俗”，即便“部分地成功了”，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几乎就是虚浮与矫情的代言人。因此，小说家们也苦于在“城市新中产文学”这个概念之下无处落笔，程青以《盛宴》这个文本作出尝试。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程青在北京生活数十年，对这里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结。关于城市生活、当代精英这一题材，她厚积了大量芜杂、新鲜、扎实的材料。在《盛宴》中，她试图修复许多影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些对中产的浮华想象，用自己的在场经验将对它们的表达落于实地。程青介绍，《盛宴》这部小说的主干部分最初是以片断的方式完成的，比如黎明睿和朱莹莹的故事、宋蒺藜和杜总的故事，都是独立成篇的。

程青在《盛宴》的写作中，时刻警惕避免流于粗线条的“夸示性写作”，注重摹画人物的言谈举止和处事原则，挖掘他们的性格常量和他们的情感逻辑背后的文化生态。

如故事中，在精致优雅的婚姻生活、社交往来中，黎太太似乎将面具和真心一起交付了，使人难辨真假。然而，美国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曾在“印象管理学说”中提出的社会表演理论，正与此契合：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按一定的常规程序扮演自己的多种角色，表演中他们都试图控制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通过言语、姿态等表现来使他人形成自己所希望的印象。这种失去自我重心的生活状态毕竟是伪饰大于真实，形式大于内容，外部的艳羡和内心的虚荣不能真正满足一个现代人的心智与情感需求。

正如子君念念不忘地喃语“我是我自己的”，可是她和涓生一起的日子又何尝真正是自己的？在庸常与时光的消磨里，两情相悦的现代自由婚姻中，两个人所谓的柔情蜜意和自由意志，依然无法抵抗人性被耗损被侵蚀的路径。就这样，完美模板式的家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塌圮。但是，《盛宴》并没有将对“中年情感困境”的探索仅局限在两性关系上，贺绍俊评价：“程青对男权文化中心的严峻现实有着自己的认知，但她不愿意把责任推卸到一个个具体的男人身上，而是认为应该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等层面上寻找原因。”

程青谈道，在某次北京的线下发布会上，一位评论家说，以前农耕社会大家的生活大同小异，一个村的人要处理的人生问题可能差不太多，而现在，比如就是楼下这条大街上任意五百个人，他们可能有各不相同的难题要面对。这正是小说所要挖掘和探索的。

“大都市，现代生活，飞速发展的时代，多元复杂的社会，这些都特别考验一个作家。在小说中，一个作家不仅要处理自己的人生经验，还要处理笔下一系列人物的人生经验，这确实是艰巨的，也是困难的，但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盛宴》写的是当下的故事，里面所有的人物都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跟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他们去的超市、餐馆、咖啡店、学校、医院、电影院说不定也是我们经常去的，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恋爱、结婚、生子、养家。因此，实际上他们也是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他们的所思所感，他们的希望和欲望，他们的喜悦与疼痛，在某种意义说，也正是我们的。 ”程青说。

在生活流的琐细叙事中，《盛宴》通过展现普通中产阶层家庭婚姻日常场景，浓缩了城市生存中个体复杂的生命感悟，呈现出了现代婚姻伦理中真正的中国式现代性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