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家亚里士多德：被低估的中坚力量

查尔斯·达尔文的博物学生涯始于如饥似渴的阅读，他从前人的著作中汲取养分，为之欣喜若狂。在去世仅仅两个月前，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深深崇拜亚里士多德的功绩，但远远无法想象他是个多么奇妙的人。林奈（Linnaeus）和居维叶（Cuvier）是我在不同领域内的两大偶像，但是比起亚里士多德，他们简直就是小学生。”

虽然达尔文紧紧追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脚步，完成了很多观察和记录工作，也曾在学校里了解其生平和建树，但是从这信件看来，达尔文显然没有真的读过亚里士多德。这并不奇怪： 虽然亚里士多德创建了现代生物学的框架，但19世纪涌现出大量新研究，让人们在求诸当代学问的过程中将他遗忘。达尔文的上一代人，威廉·麦吉利夫雷（William Macgillivray）在著作《杰出动物学家们的生活》（Lives of Eminent Zoologists）中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因为“现代博物学家读他的书不再是为了获取有用信息，而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亚里士多德

这样的趋势愈演愈烈，令人扼腕叹息。现在的人们即使想起亚里士多德，最多只知道他是柏拉图时代的一位哲学家，搜集了大量资料供后人援引。这些评价严重低估了亚里士多德，他是博物学草创时期的中坚力量。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划时代的思考方式是科学研究的肇始。他引述的某些材料确有讹误，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对的——他早就准确地预言了以后的学者会在哪里栽跟头（例如，亚里士多德正确地分辨出了鬣狗的雄性和雌性[《动物志》Ⅵ： 32，《亚里士多德全集》，1984]，而很多后来的作者误把雌性斑鬣狗肥大的阴蒂当作阴茎，认为鬣狗没有雌性。我引用牛津重新校勘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来讨论亚里士多德本人所说的话，而非转引他人。)。

 《动物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出版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腊东北部城市斯塔吉拉（Stageira）。其父是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英年早逝，留下年幼的亚里士多德由监护人抚养长大。小时候的亚里士多德像达尔文一样，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分，但又不像达尔文有敏慧的叔父和严厉的父亲提点。他耽于美酒、女色和音乐，早早就把继承的遗产挥霍一空，最后沦落到以在雅典卖药为生。

搬到雅典后，尽管有过消沉和放纵，亚里士多德却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一到雅典便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在那里接触到哲学，并一跃成为柏拉图晚年的得意门生。在柏拉图去世前后不久，或许因为不满于学园继承人的人选，也或许因为雅典人对北方“蛮夷”日益排斥，让亡父与马其顿渊源颇深的亚里士多德不堪其扰，他在年近四十之际离开了雅典，来到小亚细亚的密西亚（Mysia），进入了波斯人的地盘。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攻陷巴比伦，波斯帝国从亚述帝国的废墟上崛起，雄踞一方。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帝国稳步扩张，把埃及、以色列等亚述曾经的领土重新统一，又征服了如今土耳其所在的地区。公元前498年，雅典人在小亚细亚和希腊东部岛屿插手波斯人的统治，导致当地发生了大规模叛乱。平定叛乱后，波斯人挥师入侵希腊，打击这位在帝国西境上多生事端的强邻。

尽管兵力占优，波斯人却无法征服希腊，耻辱败绩包括公元前490的马拉松（Marathon）战役、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和公元前479年的派拉提（Platea）战役。波斯人不能在战场上克敌，便积极地在希腊城邦中寻衅滋事、挑拨离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阶段，波斯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惜血本地为斯巴达舰队提供军费和武器，令其在生死攸关的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一役中战胜了雅典人。

波斯人可以容忍希腊人居住在小亚细亚，却不会信任他们。来到密西亚三年后，亚里士多德被控与资助他的首相赫米亚斯（Hermeias）密谋颠覆波斯帝国。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下令处死赫米亚斯，而亚里士多德则逃往列斯堡岛（Lesbos），在那里迎娶了赫米亚斯的养女。可能正是在列斯堡岛上，亚里士多德与好友兼最出色的学生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一起，开始从事博物学。

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在希腊就出现了博物学研究，有些学者认为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前624—前540）才是现代科学概念的真正奠基人。泰勒斯拒绝用神秘原因解释事物，而是为自然现象探索理性解释。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观点似乎也源自泰勒斯，不过就算泰勒斯曾做过与亚里士多德同等水平的研究，恐怕也早就失传，无从考证了。

泰勒斯之后，希腊哲学家开始关注更加抽象的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不再关心博物学，如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的宣言所说：“旷野和树木没法教给我任何事，但是城市里的人可以。”

亚里士多德则重拾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未竟的事业，在这片被遗忘已久的领域上展开了自己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和现在的研究生非常相似： 先调查一番前人的研究，然后致力于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一旦确定某个题目有研究价值，便走出去进行实地观察，看一看是和已有研究相洽，还是偏差大到值得进一步研究并发表。

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著作都是描述性的，他一定曾多次亲手操作或观摩过动物解剖。《动物之构造》（Parts of Animals）读起来像一本严谨的解剖学笔记。有些署名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学著作，则应该是由塞奥弗拉斯特撰写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专精于动物学。如今已很难确定这些著作的具体归属，毕竟很多亚里士多德名下的作品事实上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学园”的成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实验室”或“亚里士多德的课堂笔记”，而非大师亲著。

亚里士多德发现，有些生物拥有若干共同的生理特征，其他生物却没有，这是迈向系统分类学的第一步。但他在生物分类方面的建树止步于发现物种之间的相似之处，从未建立起更宏观的层级关系，有些分类依据还显得十分想当然（例如，按照有无红色血液为动物分类）。尽管如此，他的研究还是瑕不掩瑜，达到了令人赞叹的广度。任凭谁随手翻开《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都能深受启发，如获至宝。

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一些在现代属于生态学或动物行为学范畴的问题。在写作时，他在自己的观察记录中穿插了他听来、读到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还给读者提供了观察的方法和建议。例如，在《动物志》的第九卷，他指出“那些较为隐蔽和短命的动物的习性，比那些较为长命的动物更难察觉”（亚里士多德，《动物志》Ⅸ： 1，《亚里士多德全集》，1984）。这个提醒如今仍然适用。还是在这本书里，他描述了我们现在称为“营养级联”（trophic cascade）的概念，不过在他看来那是动物们在相互“开战”。这些内容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是道听途说。他这样提到金莺（oriole）：“传说，它最初是从火葬的柴堆里诞生。”异想天开，对吗？的确。但请注意，亚里士多德已有言在先，这是“传说”，而“诞生”若理解为“孵化”这一现代概念，就一点都不神秘了。像达尔文一样，亚里士多德会请教那些经常接触到动物的人： 养蜂人、采海绵的潜水员、渔夫等，以获得他们常年和这些生物打交道的经验。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研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挣脱了之前纯粹服务于生产的农业生态学研究和当时西方人深信不疑的有神论。如果任何一个“为什么”都可以简单地用“因为神说了算”来回答，科学探索恐怕就无从开始。有了苏格拉底的前车之鉴，亚里士多德总是谨言慎行，免得犯下渎神之罪，但是他的研究无异于宣告： 神不再是万能的——一个人如果愿意，他尽可以信神，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是建立在货真价实的证据而非信仰之上的，有了这样的突破，真正的科学研究就可以开始。逃亡列斯堡岛时，亚里士多德得以闲下来好好观察动植物，并且很快就得到了一笔资助来拓展他的研究。

在雅典人称霸希腊的黄金时代，马其顿在希腊人眼中不过是一个民智未开的野蛮国家。但野心勃勃、骁勇善战的马其顿人对此恨之入骨。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梦想着自己的儿子有一天可以统一希腊、抗衡波斯，所以想确保他受到最好的教育。王位继承人可不能轻易送到国外去学习，因而必须找来一个合适的老师在朝中教学。

亚里士多德应诏从列斯堡岛动身来到马其顿，成为年幼的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一机遇十分难得，却也吉凶难料。

马其顿王室俨然是希腊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有幸教导希腊未来可能的统治者是多么百年不遇的良机。然而，马其顿的野心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前往马其顿无异于向当时的希腊人宣告，亚里士多德已不再效忠旧朝。他日无论马其顿落败于希腊还是波斯，作为储君帝王师的亚里士多德都必将大难临头。

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动身北上，为亚历山大当了四年老师，塞奥弗拉斯特可能也伴随左右。看样子腓力二世对这位老师十分满意，不仅资助他进一步研究，还慷慨解囊为亚里士多德重建家乡——此前毁于马其顿进攻的斯塔吉拉城。公元前338年，亚历山大在喀罗尼亚战役（battle of Chaeronea）中上阵杀敌，在这场战役中他的父亲击败了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使马其顿成为当之无愧的希腊霸主。两年后，腓力二世摩拳擦掌准备入侵波斯时，却被自己的护卫刺杀。

尽管有些蛛丝马迹表明亚历山大参与了这桩刺杀，他还是顺利继承王位，继续推进攻打波斯的大业。这期间，亚里士多德似乎留在了马其顿。不过麦吉利夫雷认为，亚里士多德也可能跟着亚历山大一起到了埃及，又在公元前334年回到了雅典。尽管这一行程没有明确记载，但可想而知，跟着富有的赞助人穿越中东地区，是所有博物学家都梦寐以求的旅行。不过行军苦不堪言，战场又危机四伏，亚里士多德若决定明哲保身、提前退休也不难理解，他可能先回到了马其顿王庭，然后回到雅典建立起自己的学园。

我们永远没法搞清楚亚里士多德的完整足迹，但是他著作中提到的一些动植物种类清楚地说明，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大量新标本使他受益良多。亚历山大的胜利也为希腊人和精通新领域的学者们解禁了大量古典文献。在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屡战屡胜的时候，这对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

但可能是因为亚历山大越来越受到波斯文明的同化，他们最终分道扬镳。

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是明智之举。雅典人感激亚历山大大帝在喀罗尼亚惨败后放了他们一马，而亚里士多德早已声名远扬。他在吕克昂（Lyceum）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在那里教书和写作十二年之久。他的教学方法之一，是一边和学生散步穿过城市和郊区，一边讲授哲学和博物学。因为这种教学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被称为逍遥学派（Peripatetics）或漫步学派（Walkers），这个名称已经成为整个哲学学科的代名词。在亚里士多德继续梳理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时候，这些漫步者们功不可没。

在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然目的论”（“natural teleology”），认为万事万物存在皆有原因，不仅仅出自偶然或神的意志。在他看来哲学家既该知其然，又该知其所以然，不仅要尽可能忠实地描述外部环境和事物，还要解释其背后的原因。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因说”： 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亚里士多德，《物理学》（Physics）Ⅰ： 3，《亚里士多德全集》，1984）。他认为科学家有责任就各种问题解释这四种原因。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s Tinbergen）著名的“四个为什么”（“Four Whys”）就以这个框架为核心，来解释动物行为的原因。（廷伯根认为，解释一种行为可以根据其直接原因、有机体的个体发育、行为对于生存的直接价值，以及有机体的进化史[系统发育]。虽然廷伯根这四种解释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不能完全对号入座，但它们显然是从四因说演变而来的。廷伯根没有提到亚里士多德，不知是觉得没有必要，还是像达尔文一样没有读过原文。）。亚里士多德和廷伯根都没有规定哪一因居首，而是留给观察者自行决定。他们认为每一因下都大有可为，而一个理论如果旨在解决“终极”问题，那么对四因讨论得越充分越好，最好能全部涵盖。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还是没有完全脱离有神论的解释。他坚称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终极原因——一个发动、创造了万物的“不动的原动者”——这有点像玩文字游戏。想象一下放学后，吕克昂学园的学生满腹狐疑地散去，想着“原动者”和神到底有什么区别？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强调要研究人类感官可直接感知的事物，这让博物学在思维方面达到了纯神学解释难以企及的高度。

亚里士多德认为，并没有一种普适于万事万物的解释或证明： 人们可以通过整体解剖来了解人体的结构，但是却不能简单地通过肢解尸体来解释什么是爱。但肝脏和爱都值得好好研究，也都可以进行观察、描述和分类。

除了给后世的科学家指出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将其整理得清晰简明，里面不仅有对生物特征的严谨描述，还指出了它们可能的用途。他给出的解释大多是错的——例如，他正确地指出鸟类有耳道而无耳郭，但错误地认为鸟类没有耳郭是因为它们的皮肤太“坚硬”，事实上鸟类的皮肤并不硬，也与有无耳郭无关——但他观察的角度总是别出心裁、发人深省。

亚里士多德名满天下，但人们对他毁誉参半。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就曾津津乐道地到处传言，说他双腿纤细、吐字不清，贪爱华服和珠宝。这还不够，他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亚里士多德如何喜欢在热油中洗澡，“然后把油卖给别人”。且不论这些小道消息是不是真的，亚里士多德和雅典人的关系向来令人一言难尽。前来求学的雅典人将吕克昂学园围得水泄不通，第欧根尼却说亚里士多德曾出言讥讽，说雅典人既培育了小麦又发明了法律，却只知小麦而不知法律。法律最终还是给了他当头一棒，亚里士多德因写给赫米亚斯的一首诗而被控渎神。因同样的罪名，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处死，而亚里士多德则在卡尔基斯（Chalcis）退隐，不久后在住所逝世。

亚里士多德的好友兼同事塞奥弗拉斯特，原名Tyrtanium，公元前371年出生在列斯堡岛的埃利索斯（Eresos）。塞奥弗拉斯特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因赏识其善于雄辩而起的绰号（意为“辩才如神”）。他也曾在柏拉图学园学习，可能在亚里士多德前往马其顿时，随之离开了雅典。

塞奥弗拉斯特以植物学研究为人称道，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按照整体高度和树干结构把植物分为树、灌木和草。他也曾广泛参与哲学教学、写作，可惜大多已经失传。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皆有终极原因，塞奥弗拉斯特则意见相左，比起深奥玄妙的终极解释，他更相信巧合和意外，认为是生物的材质限制了其形态。

塞奥弗拉斯特显然是位良师。亚里士多德离开后，他接管了吕克昂学园，招收学生超过两千人。在他任内的三十六年间，吕克昂持续壮大，从亚里士多德留下的丰富藏书和其他陆续收录的资料中汲取养分，把亚里士多德未竟的思想和方法发扬光大。比起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的人缘要好得多，轮到他被控渎神的时候，是民众的拥护帮助他从中脱身。

说来也讽刺，虽然现代的生物学教授大多拥有哲学博士学位，但他们中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学过哲学，更没有多少人关心事物的成因，而这些问题曾让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和他们的学生们绞尽脑汁。或许，科学学科大多面临这样的趋势： 终极问题悬而未决，社会文化持续改变，新旧学人代代更迭，重要问题的构成要素又一再变化。我认为（并希望）我的大多数同行在研究生物学中的各种问题时，都会把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视为最根本的原因，也希望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能比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更大胆一些，允许偶然和巧合的存在。然而，亚里士多德为我们贡献了方法论和大量研究，描绘了一幅虽不完美却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在他去世多年后仍生机勃勃。他完全值得我们的赞美和尊重。

本文节选自《探赜索隐：博物学史》，【美】约翰·G.T.安德森著，冯倩丽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