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经的年代已不再特殊——韩东的“年代三部曲”

韩东的小说《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最近以“年代三部曲”为名结集出版。以“年代”命名，很有意味，它叠合了故事的年代、写作的年代和阅读的年代，包含着历史记忆、文学创造和当下体验之间的互动、缠结与建构，而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抽象。这个抽象的年代意象当然是以具体的故事为支撑的，韩东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在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的时光，便是故事素材的主要来源。

第一部《扎根》最具有自传性。小陶一家从南京城里下放到农村，从明显不适到渐渐融入，通过少年小陶的视角，小说的叙事渐次展现乡村一隅里最普通的琐细日常和生老病死，盖房子，养狗狗，谈恋爱，看电影，家常里短，邻里关系，亲人罅隙，等等，所有这些与那个时代的劳动改造、阶级斗争和时局变化或松或紧地交织着，但即便涉及迫害事件（如小陶的母亲苏群被隔离审查，侯叔叔在狱中的生活，老陶被开除党籍），似乎也没改变每日如斯的生活节奏，倒像只是增添了某些刺激。现在常有人感慨“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在《扎根》里，你会发现时代的重压在生命的日常中都变成了漂浮的尘埃。

如果说《扎根》是风俗画，那么《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就是英雄传奇了。朱红军这个人物，他与电过招、他去刑场看杀人、他为朋友挺身而出摆平县城“狠人”、他夜里静卧雪地“狩猎”、他率战友突袭“敌军”……他梦想着从军打仗，战死沙场，为民除害，为国捐躯，视死如归。这梦想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却生不逢时，随着世事变迁逐渐沤烂、发酵、变质，最终通往自我毁灭，而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特别单纯而恒久的东西，映衬着时事之变，凸显出生命脆弱而迷茫的面向。特别是最后几章对朱红军与“我”断绝关系的叙写，一种既超然又伤感的感觉弥漫不去。

三部小说中，比较而言，《知青变形记》的故事最为荒诞。这故事在《扎根》里只是有点苗头——小陶偶尔在街上看到人武部发的通告，一个知青因为奸污生产队母牛、破坏春耕生产而获罪。现在这苗儿长成了大树，知青有了罗晓飞这个名字。就在罗晓飞因为上述罪名而面临被枪毙之际，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村中长老决策，生产队长操作，让蒙在鼓里的罗晓飞充当范为国，而死去的范为国被当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罗晓飞。罗晓飞于是成为范为国，并与后者的遗孀过起了家庭生活，从一个城里来的知青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一身份变换显然是身不由己，但后来的结局则完全是自主选择——他本有机会变回身份，离开农村回城里，却最终放弃，真的在农村“扎根”了。

这些故事当然可以说都属于过去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而事实上这段历史已经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忠实于这段历史的讲述，当是历史书写的责任，是对历史学抱怀的期待。而文学较之历史书写，已经对这个特殊的年代做了足够多的再现。四十多年来，虚构或非虚构的文学书写中，无数人涉笔于此，与这个年代相关的“知青题材”“伤痕小说”“反思文学”这类概念已经写进了文学史教程。那么韩东的小说，是为了加入已有的谱系而为之添砖加瓦吗？在我看来，“年代三部曲”的旨趣不在这里。就像本雅明所说的，“将存在的事物化为瓦砾，并不是为了瓦砾本身，而是为了那条穿过瓦砾的道路”，韩东的这类写作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表达，没有伤感或乡愁，无意于控诉或反思，也并不承诺还原或见证，而更关心我们能否以及如何体验和感受那个特殊的年代，最终将其视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年代。换句话说，这些故事不仅关乎过往，而且关乎讲述和阅读它们的此刻。

在这些小说的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物命运与特定时代之间，不是被处理为因果的、再现的关系，而是构成了一种象征的、隐喻的关系。当然，韩东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达成这种小说方式，而是以历练已久、成熟而富有魅力的语言，以既无炫耀之意，也无斧凿之痕的叙述，将我们带入曲曲折折的故事之中，让我们在领略有如庖丁解牛，亦如运斤成风的从容之中，感受到生命个体的日常或无常。它们当然都烙着时代的印记，但当这些印记铭刻于故事的血肉之躯而难以两相分离的时候，当我们随着精心设置的、与人物相连的聚焦者去感知和辨识这些印记的时候，其间包含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和遗忘、过去与现在、具体和抽象、伤感和冷峻之间形成的矛盾就凸显出来。年代三部曲的叙事没有企图去消解这些矛盾，反而以之形成了叙事的张力，构成一种在底部支撑着叙事的情感模式，就像韩东的那首《温柔的部分》，开头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在经过具体的展开后，结尾到达的是另一种情绪：“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象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

在直观层面，这些小说极有耐心地落笔于小事。譬如，即便是罗晓飞如此重大的人生变故，其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也都是从他当时身处小屋，被为国的妻子脱掉衣服时，充满模糊、困惑、尴尬的感知，一点一滴地展开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追求琐碎而纯粹的客观，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太主观了，它想让我们从另一条路——“那条穿过瓦砾的道路”——返回那个特殊的年代。平静乃至冷漠的语调、极俭而精确的言辞里，是外部可视现象的直接呈现。这可能令人一时有枯涩之感，但当你顺着细节的指引，触摸其纹理和质地时，便会感知到人的生存中细小而不间断的冲突，瞥见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活跃，沉闷也就不期然地一扫而光，即便是最日常、最“低级”的琐事，也具有震撼与感动的力量。

韩东小说中那些普通人物的故事，那些精确的细节，当然关联着历史的整体存在，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具体而微的投影；但是，对它们的讲述和刻画，却不是为了再现一段历史，也并非以局部颠覆整体，毋宁说，它在以小说的叙事将历史上特殊的年代转化成一个文学上特别的“年代”，一个以其自身的密度构筑起的诚实而坚硬的世界。地质学有个概念叫变余结构，指变质岩中由于重结晶作用不完全而仍然保留的原岩结构，因此它对查明变质岩的原岩类型具有重要意义。我想，韩东关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小说叙事便是这样一种“变余结构”，对它的打量与触摸，便可激活对那个年代的感知、想象和重构，如此，那个特殊的年代变成了所有阅读者的年代，铸成为一个富含隐喻的杰构，向所有的时空释放其能量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