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爆发的苏德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战，其耗时之长、参战兵力之多、战场涉及面之广以及对于世界局势影响之大，超过了以往的战争。苏联和德国与同时期中国战场的各方势力关系密切，因而战争的走向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内部各政治派别对于苏德战争均非常关注。
就国民政府而言，其内部许多成员对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争保持着较大的热情。苏德战争本身的战况和走向是国民政府诸人观察的重点：党、政、军大员基于驻外机构不断传回的情报，对苏德双方的进退攻守胜败持续关注，反复预估苏德战争的趋势和结果。他们的研判是否合乎战局的实况，是否提出过有独到的见解？
蒋介石本人对1941年的苏德关系尤其是苏德开战的种种看法，显示出过人的判断力。不过开战之后，蒋介石能否继续准确预判局势发展，其各种判断的根据何在，尚待考证。如果以蒋介石某个“高光时刻”的表现为例，评判他战略眼光的高低优劣，或可能以偏概全。而他的各种看法，若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或是来源于某种巧合，则蒋介石本人的水准，也有再行评估的意义。
蒋介石
一、速决战还是持久战：国民政府高层关于苏德战局走向的讨论
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方权衡，做出了“联苏反德”的决策。但具体如何联苏、反德要反到怎样的程度，仍要取决于国民政府对苏德战局走向的判断。少为人知的是，此番蒋介石并未试图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这一难题，而是选择在其高层之中组织一场讨论，试图以集体智慧做出解答。
6月26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和各省政府主席发出密电，询问他们对苏德战局的看法以及日本的动向和中国的应对。随后，国民政府高层对苏德战局的走向展开一系列分析，数十位高级文官和军事将领电呈了他们的意见。其中，德军“闪电战”是否还能奏效，是参与讨论者不约而同感兴趣的话题。
德国自1939年闪击波兰之后，在军事上屡获奇功，而此次突然袭击苏联的最初几日里，又获得了巨大的战果。按照常理，绝大多数人应该更倾向于德胜苏败的速决战判断。然而事实上，在众多意见中，更为主流的意见是既承认德国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功、苏联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又重视外部因素对战局的影响，进而断言苏德战争将演化成持久战。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明言：“德苏战争，苏不免失败，惟英美必援苏，使战事延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看法稍有区别：“苏虽初次失利，但战争延长化，英、美、苏可平衡对德，但结不成联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提示：“英国尔后之攻势，再与美国将来之参战”，均会使德国“在战略上陷于两面作战之不利”，最终“第一次欧战之国际形势有历史重演之趋向”。这些意见带有明显的国际视野，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盟国提供的援助确实大大帮助了苏联。
另一些讨论者则更看重苏联自身的潜力。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称：“德对苏战事初期虽占优势，但决（绝）非短期间所能了结，势必旷日持久，双方消耗。”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夏威说得更加明确：“初期苏将失利，但苏联地大物博，宜于持久”，而“持久以后对德不利，自是意料中事”。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的分析甚具战略眼光：开战初期“苏似力不敌德，然苏有雄厚之人力物力及严密的苏维埃组织，德欲速决恐不可能”，而且庞炳勋敏锐地看到苏德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之间的相似性：“苏之对德战争，将亦如我国之对暴日。”可见，这几年中国的抗战经验，也为将领们提供着思想资源。
还有一部分人对苏联颇具信心，在苏军处于被动之际，依然认为德国无法战胜苏联。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直言“德国将重蹈覆辙”，暗示希特勒将遭遇拿破仑在1812年的命运。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则认为：“苏俄除非国内有重大变化，德国速战速决之企图断难达到”，待到形势进一步对苏、英、美有利，则“希特勒政权走向崩溃之途”。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对于苏联最为乐观：“如德之闪击奏功迅速，亦难征服苏联”，甚至战争会出现“苏联击溃德国，而有威胁欧陆之可能”。二战结束后随即爆发的美苏冷战，证明了余汉谋的惊人预见。
国民政府高层关于苏德战局走向的分析，其主流意见是，德军速决战的锋芒最终会被持久战的泥淖所吞没。因而国民政府整体上对苏德战争的初期走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苏联不至于迅速崩溃。以后见之明观之，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的高层颇具洞察力。
此次讨论中蒋介石始终未曾表态，说明至少在苏德开战之际他对战争未来的看法尚未成型，倾向于以集体的力量去预判“胜败谁属”，并且也取得了较为符合学理的答案。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行为体现出了足够的胸襟。但在开战最初的十天里，他本人对于苏德战争尚未提出过超乎常人的见解。
二、长期化战争：国民政府对初期战局的观察
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国民政府驻外各相关机构开始高速运转，其不断传回的报告反复冲击着蒋介石等核心成员的神经，幸好他们尚保持着较高的战略定力，通过对莫衷一是的情报进行反复剖析，仍然坚持之前做的判断。
6月23日，德军初战告捷的消息即已传回。国民政府对苏军初战失利或有心理准备，但德军的捷报与他们关于持久战的看法相左，自然令其无法轻松。不过，国民政府很快便有人发现来自苏德前线的情报可信度并不高，需要进行甄别。而且，身在柏林的桂永清和驻苏副武官张培哲搜集的情报也常常相互抵牾，须待一段时间后才可分辨真伪。如此“雾里看花”的情况本在情理之中，但客观上增加了分析战局家的难度困扰，使他们国内的人们无法确定苏德战争长期化的判断的真实状况。好在驻外使馆传回的报告中仍可提炼出相当数量的宝贵信息，比如外交官齐焌、学者周鲠生、驻美代表宋子文等人均传回过支持持久战观点的情报。
国民政府内部许多人对海量情报进行分析后，终究没有改变“持久战”的判断。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王子壮在7月7日分析：“苏方虽损失若干土地，而其关键则在苏能长期抵抗而不溃，必能获得最后之胜利，因德军虽精，以人力财力论，不堪长期之消耗也”；“德军果有所获，亦不能不经过相当之牺牲，故苏军之溃败尚需时日”。7月14日，孙科在蒋介石住处午餐时宣称：希特勒“与苏联战，遇见强大陆军，复有英美海军为敌，不免战败”。8月4日，即将升任军长的丁治磐相信：即便德军在军事上暂时占优，亦“因经济市场关系绝难持久”，将“歩西班牙、葡萄牙之后尘，而与英、法相继没落”。8月20日，军令部会报断定推定：“苏德之战胜负未分，苏联武力之表现颇足惊人。”8月21日，新任外交部次长钱泰告诉交通部部长张嘉璈：“苏德战事，如十月前，德军不能获胜，此后更难有把握。”8月27日，林蔚更是直言：“就全局观察，苏对德作持久战争。”这些看法在当时似占主流，亦颇多见地。
蒋介石的观察也与众人大致相同。7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道：“俄军不能久持之消息自在意中，然甚望其不致如法国之整个崩溃耳。”7月5日，他认为：“俄、德战局，俄国尚能支持，不致如外传之懦弱也。”7月19日，蒋介石听闻斯摩棱斯克失陷，似乎稍有动摇。不过，8月1日，他再次强调：“德国攻俄并无如预期之顺利，以后或停顿为阵地战。”8月23日，蒋介石得知德军在戈梅利俘获大量苏军的消息，表示不相信，称“无乃太过乎”。与既往研究的认知稍有不同，7、8月间蒋介石尚未放弃对苏联的信心，依然认为苏联能够将局势拖入持久战。
此两个月间蒋介石本人的见解仍不鲜明，他关于苏德战局的观察与其他人的看法大同小异，这多少仍受到前述集体智慧的影响。然而以后事观之，蒋介石内心关于苏德战争的期待与国民政府中的很多人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苏德战争进入9月之后，一个戏剧性的情节突然出现，给关心战局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随着战局的推进，蒋介石与他人的观点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
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
三、蒋介石与幕僚们对于基辅会战的不同预判
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巨大的战略转向：“希特勒急于将乌克兰、顿涅茨盆地，乃至高加索等富有经济价值的地方拿到手”，而他“对莫斯科并不那么有兴趣”。9月，希特勒指挥重兵集团将基辅包围圈内的数十万苏军围歼，而基辅这座大城市也陷于敌手。有意思的是，此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基辅会战的预判出现了明显分歧，蒋介石对战局的感受与众人不复相同。
由于德军统帅部决定改变进攻方向，德军机动兵力开始向南方部署和调动，而苏联糟糕的道路情况导致进展一度缓慢，苏德前线在8月下旬进入短暂的沉寂，而于9月之后才再度沸腾。情报的缺乏影响了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以致其传回的基辅会战相关消息，略微显得滞后且出现较大偏差。直到9月20日，徐永昌才收到伦敦方面和哈瓦斯通讯社的报告，方知德军完成了对基辅的大迂回；而迟至27日驻苏武官张培哲才正式通报基辅沦陷。
受困于情报上的种种不足，不少人在基辅会战时期的分析大大失准。张发奎在9月7日思考分析苏德战局，其关注的重心还在于“中路苏反攻极得手”，并乐观地估计苏联可能守得住基辅。分管情报工作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9月13日仍未觉察到德军攻击方向的转换，依仍旧维持着既有判断：“德苏战争之始，德国宣传三个月可结束战争，今三个月时期已快到，而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城尚未攻下，可见德军遭遇预期以上之困难矣。”王世杰在9月22日基辅城破之后，仍坚持：“闻基辅已被德军攻陷，但苏军抵抗甚力，士气仍甚锐。”很可能他此时还尚未得悉苏军此役损失了数十万之众的事实。
而当众人得知实情之后，则难免有些沮丧。军事委员会参议屈武在9月28日的讲演中承认：“基辅陷落不可讳言是德军的胜利，因为它可以基辅为据点，东进威胁哈尔科夫、罗斯托夫和克里米亚半岛，相反地，对于苏联，则为一种损失。”10月3日，王世杰得知英国下院决定加强援助苏联时，方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承认“苏联战局相当危急”。国民政府内部日益弥漫的不安，既缘于此前“持久战”判断破灭后的挫败，又渗透着对联苏反德既定方针的担忧。
蒋介石在此间的反应不同于国民政府中的其他人，他对苏德战局的变化表现出了惊人的直觉，而基辅陷落后，他对苏联前途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面对情报的缺失，蒋介石对战局的动向却早有不良预感。8月23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提到德军在“南路进展尤速”，断定苏联虽“不致急败，然亦不过时间问题”，理由是“以现代战事守者，终不易久守耳”。受制于消息不畅，蒋介石在8月31日亦还未得知基辅可能陷于巨大的包围之中，但他仍感觉到“俄势亦危矣”。待到9月20日左右，他关于基辅会战的不良预感得到证实，蒋介石随即断定情况不妙，感慨战事有“小敌之劲，大敌之擒”的即视感。更重要的是，此间蒋介石对苏联的信心持续下降，至基辅沦陷后他已暗自放弃此前做出的苏德战争“停顿为阵地战”之看法，接连数日都判断列宁格勒危急，恐怕无法保住，叹道“基辅失陷以后，俄国战局益危”。蒋介石与其他人迥异的表现，背后隐藏着他与众不同的逻辑，尤待分析。
战争头两个月的结果似乎给了国人一个感觉：苏德战事已经进入稳定和胶着的状态。国民政府成员不免深陷其中，缺乏足够的警惕。加之德军变阵相对隐蔽，前方传回的消息又不够及时、准确，无怪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大面积失察。
那么，蒋介石在8、9月之间对基辅会战近似“未卜先知”的预判，是否证明他所具有的战略判断力呢？恐怕未必。蒋介石的预判很可能出自他内心深处的战略蓝图——他虽与旁人一样同样坚持联苏反德的战略方针，但他与他人的区别在于蒋介石更执着于日苏之间开战、从而使国民政府所受到的重压得以减轻。而他认为诱使日本北上攻苏的重要因素，正是苏联须在对德作战中失利。当所有人基于寻常思维和失准的信息进行分析和推理时，蒋介石念兹在兹的期盼渐渐主导他的思维，促使他悄然摒除来自国民政府其他成员的集体智慧，在主观上做出苏联业已受挫的猜想。换言之，蒋介石关于基辅会战的正确预判，较大程度上是一种巧合。
在情报不甚确实、战况扑朔迷离的时候，依托个人对局势的感受进行战略预判，是合乎情理的选择。政治家自身的直觉甚至执念，的确可能帮助他们预知机遇和风险。但这毕竟多依赖于运气，难以一再复制。更重要的是，过度执着于某种主观设想和期待，容易使一个人无法冷静地对待客观形势的变化，并常常忽视身边其他人的智慧。基辅会战后，苏德双方在莫斯科外围展开厮杀。而这次蒋介石关于苏德战局的研判，就颇失水准。
四、莫斯科会战的逆转与国民政府诸人的感受
尽管蒋介石和幕僚们关于基辅会战的预判存在分歧，然而基辅的沦陷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倒非常趋同。他们关于持久战观点的立论根据受到质疑，对苏联赢得战争的信心大大减弱。此后，对苏联感到失望的情绪在国民政府多数人心中扩散，并陪伴他们进入苏德战争的下一个阶段。惊心动魄的莫斯科会战，牵动着国民政府要员们的心弦，使其情绪随之跌宕起伏。苏联军民的不懈坚持逐渐导致战局出现艰难逆转，国民政府的多数观点亦变为苏德战争的特征依然是持久战，而且苏联终会获得胜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蒋介石却视而不见莫斯科会战的逆转，他关于苏德战局的解读更是难以理喻。
10月初，规模空前的莫斯科会战拉开帷幕。这场所有人预料之中的会战实无多少秘密可言，因而驻外各机构很快恢复了过去的效能，延绵不断的消息传回重庆，国内对会战的动态一直较为了解，同时也持续进行着研判。会战之初德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地区大量包围大量苏军，并最终将其歼灭。不同于基辅会战时的情况，此次作战的动态在第一时间就被送回国内。宋子文、驻英使馆、驻苏使馆、苏联驻华武官传回的资料都提示着会战初期德军占据优势、苏军相对被动的事实。
基于已传回的多数消息，蒋介石的幕僚们对苏军面临的局面普遍缺乏信心。国民政府中人普遍多采信传回的情报，深信苏联将遭遇失败并为中国联苏反德的立场感到担忧。蒋介石的侍从唐保黄在10月11日指出：“如苏军不能造成第二马恩河会战之形势，德苏战局恐难免急转直下之变化。”同日，林蔚也为苏联担忧：“苏联中路军提摩监利（铁木辛哥）元帅所指挥之部队，大部被德军包围，此后作战形态形势似将渐趋险恶。”王世杰于10月12日记道：“德苏战事显有新变化”“距莫斯科百余里之诸重镇多为德军所占或包围。苏军形势危殆”。10月13日，朱家骅告诉翁文灏：“苏必不支，苏败后，德将对我提和议。”齐焌则认为希特勒胜利后“我方终吃亏”。陈诚在10月15日致电蒋介石：“德苏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国或企图于年内攻下莫斯科，从速结束战争。”并重提他在6月29日的观点：“苏联于首都失陷后，或继续抗战，或仿效十月革命时代之故事，与德中途妥协。”王子壮于10月18日也感叹：“最近德军攻下基辅，猛力攻莫斯科，德军声势复为大震。”
蒋介石自己的逻辑原本与他人不同，此际的心路更为复杂曲折。莫斯科会战一开始他便感叹：“俄国中路军被德猛攻甚急，已有不能维持之势，此乃必然之事，惟望其莫斯科能不失耳”，显然他仍不希望苏联速败。但是，他又丝毫不同情苏联的境遇，数日后他致电外交部部长郭泰祺称：“苏联军事吃紧，莫京日益危急”，判断“乌克兰既陷，莫斯科又危”，指示郭泰祺在与苏联谈判中趁机提出对华有利的条款。在前述蒋介石的战略蓝图里，莫斯科如果真的沦陷，则日军北上犯苏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此种趋势甚至使令他暗暗兴奋，称日本“攻俄决心与准备皆已完成，只待莫斯科陷落，其必立即攻俄无疑义”。蒋介石对莫斯科会战的大致看法与众人的观察貌似并无本质区别，但其观点恐怕更多源于其战略设想而非前方情报或他人意见。
然而，苏德战局的实际发展出乎众人的预料。11月之后，战局开始显现拐点，国民政府的驻外机构敏锐地注意到此一现象，其及时传回的情报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德军攻势受挫的情形。桂永清、邵力子、张培哲等人接连发回电报，告诉陈布雷、徐永昌等人莫斯科会战正在发生逆转。
在大量提示着苏军已稳住战线的情报面前，国民政府内部的多数人逐渐意识到德军的颓势，更在苏联扭转局面后纾解了之前的忧虑。国内一些分析家甚至在驻外机构传回情报之前就觉察到了战局的变化。10月下旬齐焌从德国返回，告诉徐永昌他的判断：“苏联不至崩溃”，但德军可能在11月底攻至伏尔加河流域，“德虽无最后胜利，但英、美亦无打倒德国之可能，结果是对峙”。唐纵与齐焌交流后，认为“此次德国攻苏所用闪电战术已告失败，于是不得不采用持重战法，然德国实恨意大利矣”。谭延闿长子谭伯羽自德国返回，也向颜惠庆谈到德国在人力上的窘迫，称“今后战争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待到苏军在莫斯科反攻得手的消息传回，国民政府诸人对苏胜德败的走势更为确定。12月22日，唐纵看完报纸后记道：“苏联反攻，德国形势颇为不利，确在东线溃退。”同一日，徐永昌在看完情报后断言：“此项战争新局势业已开展，众料德军在苏总崩溃即在今冬。”他们的情绪随着苏德战局的逆转而好转，对苏联的信心也开始重建。
吊诡的是，蒋介石对上述一切变化始终持怀疑态度，国民政府内部其他人的智慧也似乎未能影响到他。10月31日他记道：“莫斯科形势转危为安，是乃全局一线之生机，甚望其能度过冬季，固守而不失败”，此点评论大致不错。但在11月22日，罗斯托夫被德军攻陷这样一个不太重要的失利，却被蒋介石看得很过重，认为“罗斯多（托）夫失陷，则高加索油田受威胁更大，莫斯科形势亦甚严重”。11月30日，他又强调莫斯科情势危急，好在“尚能支持未失”。蒋介石的这些看法迥异于国民政府诸人的分析。更奇怪的是，12月以后苏军的凌厉反攻好像没能勾起蒋介石的兴趣，他在日记中对此只字不提。直到1942年1月，他才确认“德国在俄挫败”的事实。蒋介石迟迟不肯相信苏联的转败为胜，透露出其希望苏军在莫斯科会战失利的幽微心理。
与基辅会战期间不同，莫斯科会战的相关消息透过不同渠道，始终通畅且比较及时地传回国内。当情报业已证明苏联的逆转后，大多数人重拾对苏联的信心，属于符合常理的表现。问题是，何以人人都看得到莫斯科会战中苏联的逆转，而蒋介石却始终保持怀疑和回避的态度？这恐怕在于蒋介石战略蓝图中关于日本北进的期盼，继续仍极大地影响着他的判断，以至于致他不愿接受莫斯科已转危为安的事实。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基辅会战苏军业受重挫，若莫斯科再濒失陷，日军北上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加，而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有望如愿减轻；可苏联要是赢得莫斯科会战，日本便可能放弃乘虚而入的打算。倘如此，他关于日苏开战的长久期盼，便自然化为泡影。正是诱日犯苏、驱苏克日的战略设想，导致蒋介石此间的判断大大失准，对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的意见亦选择性忽视。蒋介石的主观设想帮助他意外地“预测”到基辅会战的结局，却妨碍了他正确对待莫斯科会战的走向。
1941年，德国士兵向苏联军队投降
五、结语
平心而论，国民政府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多数时候尚能见微知著，做出的预估虽不中亦不远。这虽与联苏反德的国家立场相关，但依然体现出其在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素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析能力。国民政府诸人所体现出的水准，首先得益于中国驻外机构和人员持续不断的努力。其次，国民政府在多数时候能够准确把握局势，亦归因于中国国内抗日战争的经验：国际援助对支撑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军、政两界深有体会；而中国广土众民的特点对持久抗战的积极作用，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感受。前述关于苏联局势的各种分析中时刻渗透着这样的观念。
1941年苏德开战后，蒋介石关于苏德关系和苏德战局的各种看法，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各成员基于对可靠情报冷静分析、反复推演后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开战之时关于持久战的观点，又如苏德战局初期的种种评论，皆是如此。蒋介石能够准确估计形势，离不开集众的力量。蒋介石当然也有不少异于旁人的独立思考。但如前所述，这与他关于国际形势的战略设想有关。将这场远方的战争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相互联系，本是蒋介石在战略上长于他人之处。可惜他过度沉浸于自己的设想之中，影响了他对时局的判断。某些时候蒋介石基于此战略设想做出了符合实情的判断，可能纯属巧合；而某些时候蒋介石因为传回的情报不符合自己的战略设想而固执己见，于是出现了严重失准。
（本文原题为《国民政府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兼论蒋介石的战略眼光》，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2期，作者陈默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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