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孙红雷、姚晨主演的谍战剧《潜伏》曾火爆荧屏，也为该类型电视剧立下新标杆。《潜伏》改编自天津作家龙一的同名短篇小说，他也是《借枪》的原著作者。近日，龙一出版了新书《小说技术》，总结自己二十余年的小说创作经验，剖析了海明威、毛姆、老舍等文学大师的中短篇小说文本，也讲述了《潜伏》改编成热播剧的经验，本文编摘自该书。
《潜伏》
谈谈小说与影视剧
电视剧《潜伏》播出后，亲朋好友纷纷向我道贺，弄得我有些惶恐。同时我又担心这件事会被误读，对天津年轻的作家们造成误导，所以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
首先，电视剧《潜伏》的成功并非是我个人的成功，我只是跟着沾光而已。要知道，小说与影视剧是完全不同的艺术样式，在艺术规律上有着极大的区别，所以作为小说家，对于影视剧的改编应该抱有一种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我个人认为，一次成功的改编应该是这样的：小说具有独特的人物和独创的戏剧结构，要远远高于庸常的生活；影视剧的改编应该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人物和内容，从影视剧的标准上看，剧本应该高于小说；而后，导演和演员要通过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剧本中的美妙更提高一步，要让最终的成品远远高于剧本。这也就意味着，从小说到影视剧，需要跨越三个巨大的台阶，需要众人合作迈出三大步。也正因为如此，参与制作的任何人，不论是光彩照人的明星，还是导演、演员、编剧、小说作家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独享荣耀，同时每一个人又都会因为影视剧的成功而充分地享受荣耀。这也就意味着，我的短篇小说《潜伏》只是给电视剧《潜伏》开了个头而已，绝非厥功至伟，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
其次，关于怎样才能写好小说的问题，在这里我只能谈些个人的看法。其实，小说、影视剧、戏剧等所有讲故事的艺术门类，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律：一部作品之所以称得上是艺术品，是因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差别与技术。如果连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说到差别，作家必须先要与文坛有所差别。中国文坛也好，世界文坛也好，每年都会有极出色的作品出现，于是便被许多有势力的出版商和编辑们鼓噪起一股文风、一股潮流。我们必须要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潮流是商机，并非是文学创作的机会，也不是作家确立自我的机会。潮流只对商人有利，对作家却是有害的。因此，作家既不能跟风，也不必生硬地反潮流而动，作家应该只做自己，反躬自问，看看自己的肚子里有哪些原材料，再客观地审视大到文学史、小到文坛上缺少哪些独特的东西，这其中又大到人物、戏剧结构，小到生活细节，然后再审视我们自己的原材料又能生产哪一种缺少的东西。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作家对文学史有所了解，对文坛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需要对自己有所了解，然后还得耐得住性子，具有置名利于不顾的勇气。
说到小说技术，实在没有什么好谈论的，这就如同厨师需要熟练地掌握厨艺，木工需要熟练地掌握技术，作为一个小说家，熟练地掌握小说技术是这一行业的基本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那就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当然，小说技术与其他实用行业的技术有所不同，但也绝不是无章可循，风格虽然是作家个人的，但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是共有的。因此，向前辈作家和作品虚心学习就很有必要，那些在一百年前便早已成熟的小说技术，至今仍然被所有伟大和近乎伟大的作家使用着，把这些基本技术学到手，才能确保我们顺利完成有“差别”的作品，才能通畅地、可理解地与读者交流。作为作家，我们不需要考虑制片商，也不需要考虑文章千古事，需要考虑的只有一件事——我们是不是能够坦率、真诚地对待读者和自己。
第三点，关于怎样才能把小说卖给制片商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愚蠢，毫无意义，但是因为经常被人问及，所以顺便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个近乎玩笑的观点。我认为，作家出卖影视剧改编权的活动，类似于“天上掉馅饼”，只不过是恰好掉进某人的嘴里而已。就我个人浅薄的经验，作家如果沿门托钵，四处交际，想方设法向制片商推销自己的作品，多半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制片商做的是生意，小说的改编权即使卖得再高，制片商最终都要再投入二十至一百倍的资金，才能完成这部影视剧，而这些投资成功与否，与制片商的饭碗、前程和身家性命息息相关，所以作家不论自以为有多么出色的口才，上门推销的办法多半难以成功。
话说到这里便出现了悖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作家能够售出小说的改编权呢？别人的经验我不知道，我只能谈我个人浅陋的观点：要想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独自在家里练习如何把嘴张大。换句话说，要丰富我们的知识、学养，提高认知能力和小说技术，发现并成功地完成有“差别”的作品，随着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接馅饼的嘴自然就越张越大，接到馅饼的概率也就随之增加。
小说家须尊重编剧的劳动
自从得知我的小说《潜伏》由姜伟担任编剧，我的心情便很坦然，这就仿佛我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公认的博学、自律且认真负责的教师，即将由他教导成人一样。等我读过剧本之后，我的心情就不再是坦然，而是满怀钦佩和激动。我发现，姜伟在剧本中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不但保留住小说中所有可珍视的内容，而且独自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再创造，使这个故事真正成为一次宏大的历史生活的再现，成为一连串跌宕起伏的生命历险，成为一次次对灵魂和生命的深刻拷问，成为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好戏。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能有人将拙作进行如此辉煌的再创造，我的心情之激荡就不仅仅是满意可以表达得了的。
我第一次与姜伟见面是在电视剧《潜伏》的拍摄现场。姜伟是谦谦君子，总是尽力回避我对剧本的赞美。因此，我在本书中讲讲对剧本的真实感受，同时也谈一谈我关于革命历史故事的一些想法。
其实，不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也包括影视剧），只要它在讲故事，就有一些共通的原则需要遵循，就有一些基本规律可以帮助我们使所讲述的内容充满趣味性，同时也有一些准则可以帮助我们衡量主要人物和戏剧结构的独创性。
“人物即结构”，主要人物决定着故事的走向。在一个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故事当中，必须得有一个甚至几个性格特征独特且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主要人物。具体到《潜伏》特殊的时代和生活背景，作者在进行人物设计的时候，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物身份与行为的合理性问题。
小说也好，戏剧也好，整个创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说服读者或观众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说服读者相信我们讲述的一切，哪怕他们只在一个关键点上对作者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他们多半就不会再看下去了。对余则成这个人物的设计，姜伟在剧本中进行了很大的发展，将他从中共打入敌人内部变成由敌人内部投身中国革命，这个转变过程不但带来了开始两集的精彩戏剧冲突，也使得这个人物的身份和思想更加复杂，使他的行为和动机更具有趣味性。而为了使这一切达到合情合理，作者就需要做大量的细节工作——于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特殊背景、特殊使命和特殊心理状态的主要人物便被塑造出来，而他本身便具有极大的戏剧魅力。
《潜伏》中的余则成
一个对人性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他所讲述的故事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主要人物人性的各个层面的探索和拷问过程。《潜伏》这个故事中几十个大型的戏剧冲突，强大且难以战胜的对抗人物，以及种种困难得无法完成的任务，最重要的还有余则成的“婚姻”与爱情，都紧紧围绕着一个目的——深入探索这位中共地下党员人性的各个层面。故事中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需要余则成在内心深处撕开一道缝隙，将里边最隐秘的世界揭示出来。而在这个转折点过后，他不得不面对的斗争又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个更高、更艰苦、更残酷的层次，其结果又将撕裂他人性和内心更深入的层面……不论是他的对敌斗争，还是他对待爱情、对待“婚姻”，或是对待自己人性中的弱点，甚至是在对敌斗争中伦理上的模糊性和难以判断，每一项内容都有着多个层面，而探索每一个层面都需要一系列激烈的戏剧冲突和天人交战般的选择——这个故事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此。
其实，《潜伏》这个故事的成功有着多种重要因素在起作用，我在这里只谈两点。这个故事第二个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对生活的洞察力。不论是余则成、翠平，还是作为对抗人物的站长、马奎和李涯，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真实的困境和抉择。故事的戏剧性永远根植于真实的生活，特别是今天读者和观众可理解的生活困境和心理矛盾。余则成与翠平充满对抗和误解的“假夫妻”关系，是这个戏剧结构的根本，是一种前所未见且充满趣味性的戏剧关系，同时也是以往的文学艺术作品从来也未曾涉及的一个特殊伦理话题。由此生发开来，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关系领域，一个全新的伦理氛围，这便使故事中的人物更接近于“自然人”，接近历史的真实。同时，这个新的领域和伦理氛围却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作者解决一系列全新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的矛盾冲突与关系纠葛，解决大义与小节之间的伦理关系，解决“假意”中的“真情”，以及“真情”伪装成“假意”等一系列非常态的情绪与冲突。《潜伏》 的剧本在处理这一切的时候，既有举重若轻的智慧，又有“举轻若重”的自我挑战。作家的聪明机智是建立在无数的“笨功夫”基础之上的，作者在这里不避风险，不怕挑战最艰难的选择，不惧将自己逼上绝路，所追求的就是峰回路转之时给读者和观众带来的巨大感情洗礼。为此我要说的是，要完成一分的作品，就必须得有十分的资源储备，还要下足十成的功夫，更重要的是绝不回避作者的自省与自我批判。在这部剧本中，姜伟做到了这一切。
我认为，原创小说作家与剧作家的合作类似一场婚姻，其结果是良缘还是孽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如果原创小说不具备独特的人物和独创性的戏剧结构，交给剧作家的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同样，如果剧作家不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便无法将小说这捧种子培育出春华秋实、硕果累累。时至今日，看过电视剧《潜伏》的样片之后，我终于可以说，我与姜伟的合作是一种幸运，是一次良缘，但愿中国的小说家们都能有此幸运，得此良缘。
《小说技术》，龙一/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