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有机会去上海出差，亲戚朋友都会捎来句话：能帮忙去上海市百一店带点东西吗？
6月19日，上海市百一店迎来开业以来最大规模的停业改造，开启新一段转型之路。
市百一店的前身是上海“四大百货”之一的大新公司，它于1936年开业之初就领风气之先，成为了远东地区第一家安装自动扶梯的百货商场。
当年上海大新公司有多辉煌？它又如何从大新公司转型成为上海市百一店？6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史学者葛涛就上海大新公司的流金岁月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一下居于“四大公司”之冠
1936年1月10日，上海大新公司的正式开业打破了南京路上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家楼高十层的壮观建筑三面临街，身处南京路、劳合路、西藏路之间，占地面积八亩多，是当时上海最大建筑之一，一下居于“四大公司”之冠。
“上海大新的创立者是广东香山人蔡昌，此人彪炳史册的业绩就是创立了大新公司。大新率先创立于香港，继而在广州、上海开张营业。在蔡昌一手打造的大新商业帝国中，上海大新公司成立的时间最晚，但影响却最为深远。”
蔡昌
葛涛介绍，当年负责大新大厦设计的基泰工程司曾发表《上海大新有限公司建筑计划大意》，从中可见大新的开业为上海带来多少“前所未有”：一楼柜台占地之多，为上海各百货公司单层商场之最；头层共有柜台约三千尺，数量为上海各大公司之最；设立地下商场，开创了上海乃至全国的先例；一楼铺面安装了载客自动扶梯，每梯每点钟可运客四千人，同样是上海乃至全国的首举。
在大新开业当日，《申报》头版整版广告放了张大新“自建十层大厦”的插图，还有“设备电动扶梯无劳跨步，装置冷暖气管四时如春”、“推销中华国产搜罗美备，选办环球物品总汇精华”这样的对联式广告语。
《申报》关于大新开业的报道。
民族思潮带来了“国货运动”
从大新内部百货来看，确实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比如地室有“南货糖食、火腿皮蛋、参燕银耳、京果海味、五金器皿、厨房用具、搪瓷钢精、廉价货品”；铺面卖“罐头伙食、糖果饼干、水果洋酒、雪茄香烟、摄影机料、水瓶眼镜、文房用具、中西药品、化妆香品、西装用品、草帽毡帽、棉毛内衣、头扫梳具、手帕手巾、丝毛线袜、女手提夹、雨伞皮夹、礼券鲜花”；二楼设“家私用具、皮筴衣箱、毡毯被褥、银质用品、象牙珐琅、各国钟表、中西乐器、电器料器、福州漆器、江西瓷器、玻璃洋瓷、儿童玩具”等。
“从婴儿到老人，各个人生阶段的上海人，都可以在大新公司买到相应的生活用品。不出大新大门，即可享受吃、喝、玩、乐及购物的乐趣。这种说法，在当时绝不为过。”葛涛说。
而从货源来看，不难发现大新既有“中西药品、各国钟表、玻璃洋瓷”，又有“南货糖食、福州漆器、江西瓷器”，既有“环球百货”，又有“国货”。“在二十世纪20年代前后，民族主义思想在全社会范围觉醒，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在这种形势下， ‘国货运动’应运而生，愈演愈烈。”葛涛称，当时大新在四楼设商品陈列部，专门用于陈设、展示国货，也是支持国货的创举。
融合了中西商业管理优点
每年11月来临后，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新新、惠罗、福利、中华随即打响“硝烟四起”的商战。新开业的大新公司也立即投入1936年秋冬季的减价促销大战之中。当年11月21日《申报》刊有大新公司“冬季特别廉价货品”的广告，称“专搜罗中外应时上等货品”，“以最低价出售为大众服务”。
“廉价促销是大新很重要的经营方略之一。”葛涛称，除季节性减价活动外，开业周年纪念也是促销的大好时机，而专销廉价商品、全国“唯此一家”的地室商场更是大新推行“经济化”方针的标志。1937年1月10日，上海大新迎来开业一周年，当日大新除“特廉货品大量推销”外还举行摸彩活动。
开业一周年纪念。
除了“价格战”，四大公司还有一大共同之处，即管理体制有浓重的家族经营色彩。上海大新的总监督、正司理、副司理等管理层核心职位皆由蔡氏家族成员担任。“但大新终究是近代西方模式的大型商业企业。在具体管理上，上海大新采用的是以近代资本主义商业企业管理模式为主、结合中国传统因素的方式。”
葛涛举例，在招聘员工方面，大新既看重推荐，也重视考试。一方面“是否有熟人介绍，籍贯是否为广东”等因素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涉及算术、珠算、英语、商业知识等方方面面的招考也是基本形式。人事部门还特意制作了应聘者的“谈话登录表”，设置语言、行动、服装、仪态、体格、思想、嗜好等栏目并逐一考评。
而在上海大新的日常管理中，严格、周到、细致、严谨的风格贯穿始终。在设备管理方面，各商品部设置了当时极为先进的电动收银机，收款时可将年月日、金额自动打印在发票上，还可随时累加收款总数，每日结帐时按动电钮即可结算出营业额。在员工服务方面，从各部主任到营业员、练习生、纠察、电梯司机、勤杂人员、送货员，一律被要求在工作时间身着不同款式的制服，令人为之一振。
葛涛评价：“上海大新公司的管理模式师承近代西方大型百货公司，同时兼具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浓厚色彩。对于1930年代上海的商业环境而言，这种管理模式融合了中西商业企业管理的优点，因地制宜，是大新取得经营佳绩的重要保证。”
市民娱乐文化缩影
在葛涛看来，大新对于上海城市生活的意义超越了商业层面，它也和上海城市文化发生了化学反应。“近代上海的文化犹如海洋般博大精深、绚丽多彩，而大新公司除了通过日常商业经营展现生活文化，还通过以画廊为代表的城市艺术、以游乐场为代表的大众娱乐文化和上海市民发生联系。”
大新公司当时在四层特设画廊，专供书画家及其他艺术家展示其作品，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随着展览业务的繁多，大新又在二层另辟专区，承办各类艺术展览。
据上海地方史志的相关资料显示：大新公司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共达189次，其中包括1947年近代沪上著名雕刻大师薛佛影的个人雕刻作品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的三毛原作展，皆体现了海派艺术的成就。
“另外，大新公司附设的大新游乐场则是市民通俗娱乐文化的缩影。”葛涛称，当时大新大楼四层以上为公共娱乐场所，五楼设酒楼、舞厅，六至十楼为大新游乐场，布置精巧，引人入胜，号称“天台十六景”。“就规模而言，大新游乐场较之先施、永安、新新三家的游乐场更大，内有8家剧场，座位2000余，日均游客约达8000人次，如逢节假日，更达到约1万5千人次。”
大新游乐场的舞厅也驰名上海。1936年10月10日，大新舞厅午餐厅藉中华民国国庆举行开张典礼，时间从正午十二时起至下午五时止。开幕之际，除邀请各大舞场的舞星前来伴舞外，还向舞客、舞女免费赠送茶点。主持典礼的，是闻名遐迩的电影红星“梁氏四姐妹”梁赛珍、梁赛珠、梁赛珊、梁赛瑚。
梁赛珍、梁赛珠、梁赛珊。
此外，大新游乐场还引进了室内溜冰、电影话剧等在当时非常新颖的娱乐项目。葛涛说：“只要踏入大新游乐场，即可领略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上海通俗娱乐文化的全貌。从更深远的意义而言，上海大新在其存续的十余年内象征了一种理想化的近代上海城市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中产化、富裕、西化的城市生活形态。”
第一百货商店因何诞生
不过，上海大新的繁荣也是短暂的。葛涛表示：“其实包括大新在内， ‘四大公司’在上海解放后都面临着经营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转型。四大公司得以孕育、诞生、发展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对于新社会而言，并不需要旧社会类型的百货公司。”
葛涛解释道，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环球百货已无法继续经营下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上海与西方的传统贸易联系基本断绝，从国外自行订购商品已不可能。此外，国民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对待西方的社会情绪与民国时期相比已产生了天壤之别。“上海解放后，大新公司除了库存中残存的洋货，已不再继续向国外订购货品。国货终于在所售商品中占有了压倒性优势。”
另一方面，大新公司的顾客群体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自开业之初起，公司就声称努力实现平民化的市场定位，然而自开业起至 ‘八·一三’事变，大新顾客主要还是官僚政客、资本家、外籍人士、中产阶级市民、交际花、舞女等。普通市民只有在婚嫁、年节送礼时，才会前来购买一些普通商品。”葛涛称，解放后大新昔日的“高端”客户大多流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这些新顾客选择商品的标准是：价廉物美，经久耐用，极少出现对奢侈品、高档消费品的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历来的管理体制、服务模式也遭遇挑战，与现实越发不相适应了。大新支撑了好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与职工群众的努力下，完成了最终的转型。”葛涛介绍，解放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政府采取大力措施增加生产与市场供应，平抑消费品价格。在这个过程中，国营商业零售企业开始建立，并很快得到强化。
国营上海市百货公司夜景。
1949年10月，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建立，社会主义商业零售企业开始尝试初步运作。“因以新时代的广大市民群众为服务对象，供应的商品种类丰富、价廉物美，营业员服务热情、周到，所以立即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树立了国营商业零售企业的良好声誉。”
到了1953年9月10日，历时十七年，大新公司的商场部分正式结束营业。原大新公司商场铺面等设施由国营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承租，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入驻。葛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百货公司商场由社会主义国营百货商店取而代之，意味着时代的转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文/罗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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