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
90年前，王国维一头扎进颐和园昆明湖里。
他的投水自沉，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一桩重大事件，一个难解的谜题。
刘小枫曾在《拯救与逍遥》中说：中国诗人自屈原之后少有自杀，走向陶渊明和苏轼式的逍遥之路——政治失意，信念受挫时回归田园，或自怡自乐。直到近代王国维受到西方叔本华悲观思想熏陶，才又看见中国诗人的自杀。
王国维所处的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礼乐”崩坏、精神断裂的时代，他又极具敏感的诗人兼哲人气质，如他自己所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
王国维生前知己陈寅恪曾说：“纵览史乘，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在王国维自杀的8年前，梁漱溟的父亲、学者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有人说，为人类提供巨大精神支持的，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真正热爱生活。
1927年6月2日，离端午节还有两天。
如往常一样，王国维早起梳洗，至饭厅早餐。按王家规矩，孩子必须与父母同进早餐，是不准睡懒觉的。餐后，王国维进书房小坐，似乎在整理东西。随后，他独自一人前往清华学堂。
在研究院教授室，他和同事们商议下学期的招生事宜，并嘱咐办事员去他家把批改好的学生成绩稿本取来，他拿出昨晚给学生谢国桢题的纸扇，想了一下，把上款由“兄”改为“弟”。
处理完这些事，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没有零钱，就递给他一张五元纸币。两人又聊了许久。
王国维离开办公室，走到清华南校门口，叫了一部人力车，让车夫送他去颐和园。到颐和园门口，他付了洋角五毫，交代车夫在这里等候。
上午10点多，王国维步入颐和园，沿着长廊慢慢走，在石舫前坐了片刻，然后向东进入鱼藻轩，抽了一会儿纸烟。大约11时，一个身影从石阶上纵身入水，激起了巨大的水花。
园中清洁工闻声赶过来救助，待捞起后，人已断气。他把头埋入淤泥，窒息而死。当时湖中水浅，死时，衣服背后未湿。
当天下午，消息已传遍清华校园。晚7时，吴宓、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等二十余名清华师生赶到颐和园。
6月3日下午，法医到现场验尸，从王国维内衣袋里搜出遗嘱一封，字迹清晰：“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王国维三子，此时刚从上海转入燕京大学）先生收。”
自绝书以十六字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短?暂的黄金岁月
在清华园的两年，是这位常年生计窘迫的穷书生一生里难得的安舒时光，也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顶峰时期。
为了请到王国维，清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秋，清华决定从留美预科学校变更为大学，并筹备国学研究中心。时任校长曹云祥特意向胡适咨询意见，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与王国维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曾向王国维请教词史、戏剧史方面的问题。12月8日，在胡适陪同下，曹云祥去拜访了王国维在北京地安门内的寓所。
1925年1月中旬，胡适写信给王国维，附上了一纸清华研究院的聘约。王国维这次并未回绝，只说需“一周考虑”。这让胡适有了为清华继续游说的希望，他又写信说：曹君许诺“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
这番话，顾虑的是王国维与逊清皇室的关系。
2月中旬，吴宓去王国维家中送清华聘书。一进厅堂，他先恭恭敬敬行三鞠躬。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清华本想请王国维出任院长之职，因王国维坚辞不就，后改聘吴宓主持研究院院务工作。
最终，清华国学院聘得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讲师。为表示他们的身份高于一般教授，并称为“四大导师”，极一时之选，堪称中国学术史上再难复制的“神话”。
2001年，画家陈丹青为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创作了大型油画——《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2001年，画家陈丹青为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创作了大型油画——《国学研究院》。画面呈棕黄色调：王国维居中，头顶瓜皮小帽，身着罩衫马褂，戴一副圆眼镜，双手笼在袖里，神情忧郁凝重；梁启超在左侧稍前，占去画面最多位置，自有一股政治家气度；右侧是戴毛皮帽子、着青色长袍的陈寅恪，神情天真里透着执拗；最左是西装革履的赵元任；最右为吴宓。
在学生们的追忆中，梁启超是四大导师中最活跃、最喜欢向学生发表意见的一位。但他有事都会和王国维商量。碰到学生来请教问题，他有不了解的，就说“去问王先生”。
对学问广博精深的王国维，国学院同仁和学生们都报以十分的尊敬。
国学院研究院创办之际，吴宓咨询王国维的意见，王国维认为买书十分重要。此后，吴宓常常邀请王国维和他一起去琉璃厂搜寻中国古籍。1926年6月2日，国学院通过研究院购买图书程序，其中规定：书局送来书单后，必先“专请王静安先生审查决定购买及批价审定”，历史古物陈列室所需拓本的审查取舍，“请王静安先生主持。”
在清华，王国维担任经学小学导师，主讲《古史新证》、《尚书》和《说文》。据学生回忆，上《尚书》课时，王国维向学生郑重宣布的第一句话是：“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番开场白，让清华学生们感受到这位首席导师的老实，也领教到这背后的自信。
无论给学生上课还是答疑，遇到回答没有把握时，王国维会明确地说“不甚清楚”。有时，他会点起一支烟，显然在思考。仍然想不起来，他再告以“不甚清楚”。
历史学者徐中舒因为研究考古学，是当年国学院中向王国维请教最多的学生。他回忆起与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然而“除与学术有关者，可记者绝少”。
王国维长女王东明晚年在台湾完成的《王国维家事》，揭开了王国维在学术之外的寻常生活。
王家租住了位于清华西院的16号和18号房。16号是王国维研究写作的所在。正中一间房为客厅，西边就是他的书房。书房前面临窗，其余三面墙被高至墙顶的书架所覆，临窗处设有书桌一张，两旁各有木椅一把，主要备学生来请教答疑时用。书房正中间是一张藤椅，供他休息、思考时用。
每次王国维写起文章来，桌上、椅上、茶几上，甚至地上，都摊着翻开的书。每次，他都是写完文章才会整理。等到第二篇著作将要动笔之前，书又随处摊满了。这地方，他从不让人整理。
中午，他穿过后门回18号午饭，稍事休息，抽支烟、喝杯茶，与家人闲聊数句，一点多钟又回书房工作了。下午两点钟，18号东间房传来王家孩子的读书声。
在清华园里，王国维和赵元任、陈寅恪、朱自清来往最多。
王国维没有娱乐消遣，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在北京城，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在那里可以消磨上大半天。迁居清华以后，他去的次数少了。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满是笑容，到了房间把随身的包裹打开，里头是一本书。他告诉太太：他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里头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王东明说。
沉静内敛的王国维很少流露情感，但他很爱孩子们，一有空闲就把他们抱在怀里。
在清华时，最小的孩子已经6岁。家里养了一只波斯猫。王国维有空坐下来，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膝盖上。他用手抚摸着猫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盖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潘夫人找遍了园里的各个角落，都不见踪影。
孩子们在家，总爱跑到父亲工作的16号院去玩耍。潘夫人担心他们吵扰丈夫，时常拿着一把尺子装模作样要把他们赶到后院。于是，孩子们躲到王国维的身后。王国维一边拿书继续读着，一边母鸡护小鸡似的挡在太太面前，满屋子转。这番景象常常引得潘夫人啼笑皆非。
在安静清雅的清华园里，王国维把离世前的最后两年倾注在蒙古史、元史的研究和撰写上，完成著述如下：
1925年作《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蒙文元朝秘史跋》、《蒙鞑备录跋》、《魏石经考自序》、《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耶律文正公年谱》、《古行记四种校录》、《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重刻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序》、《鞑靼考附年表》、《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等。
1926年作《记现存历代尺度》、《克鼎铭考释》、《乐庵居士五十寿序》、《宋代之金石学》、《耶律文正年谱余记》、《古史新证》等。出版《蒙古史料校注四种》。
1927年作《黑车子室韦考》、《萌古考》、《金界壕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水经注笺跋》、《中国历代尺度》、《莽量考》等。
一如好友蒋汝藻两年前力劝他切断和溥仪小朝廷的藤葛，接受清华聘任时所说的那样——“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为吾人应尽义务。”
沉重的辫子
——自有隐痛在心中
在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的背影，远远一看就能辨认得出，一为王国维，一为梁启超。梁启超的肩膀有高低，王国维则因为脑后的辫子。
每日清晨洗漱完毕，潘夫人都会替他梳辫子。一次大抵是事多心烦，夫人嘀咕了一句：“人家的辫子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
一向寡言的王国维开口道：“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每次学生们回忆当年上课的情景，最独特的细节是：每次他转向黑板写些什么的时候，垂在脑后的细长辫子轻轻从学生眼前扫过，“和黑板上的殷墟文字一样，给人一种悠远、梦幻般的感觉。”
在世时，王国维的辫子就引起过许多人的注意和讨论，他也因此被归为“遗老”之列。洋派人士胡适晚年作口述，说起王国维的小辫子，评价是：“真难看！”
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曾在一篇《王静安之辫发》中写下自己的不解：
曾经接触过西方新文明的先生，在壮年时还顽固地留了发辫，即便是我也不能不感觉到有一点滑稽。然而现在一看到那发辫，我就想着那实在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东西。那发辫实在是标榜着先生的主义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那是牢固地组合了先生的信念、节义、幽愤的所在。
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用留辫子来作效忠清室的表征，好像没有必要。清廷早在逊位之前就颁布了剪除发辫的明谕。据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他自己在召王国维入值南书房前就早早剪去了发辫。
虽然有过两次“入朝”为官的经历，其中一次荣耀至极——做了溥仪的师傅，陪废天子读古书，王国维终其一生仍是个远避政治的书生，也并无真正明确的政治信仰。
这一条看来古怪的辫子，与其说是政治的，倒不如说是情感的、文化的，代表着他无法割舍、放弃不了的一些旧物。
1916年，“避乱”日本的王国维携眷回到上海，受同乡之邀，在犹太裔富豪哈同处负责编书、做研究、写书。期间，他在甲骨文和殷商制度研究方面的一系列著作出版，让他拥有了世界级的知名度。
当年年底，蔡元培被黎元洪大总统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怀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想，一心想把北大办成有崇高学术地位的高等学府。他很希望能请到这位国学大家。
蔡元培先写信给王国维的同乡和朋友马衡，表示想聘王为“京师大学堂教授”，王国维推辞了。1918年，蔡元培再次托马衡出面礼请，又被王国维以迁家北上有困难为由婉言谢绝。
马衡深知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影响力，1920年他请罗出面劝说王国维。罗振玉当着马衡的面写了推荐书。第二天一早，又另写信给王国维，说明昨晚的信“不得不以一纸塞责”。王国维再次以“迁地为畏事”回绝了马衡。
孜孜以求的马衡一次又一次地送达蔡元培延请的心意，最后提出请王国维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这样就无须“迁地”了。在北大当助教的顾颉刚特意到上海面请王国维，并带来了北大薪水。王国维拒收，但留了余地。随后，北大国学门正式写信恳求，“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
这回，王国维终于答应了。但是，他几次三番拒收北大派人送来的薪水。
前清翰林出身的蔡元培体会到了王国维的心意，他以特有的智慧托马衡转告王国维：这是邮资，不是薪水，既然静安先生已经接受了通讯导师的名义，那么“邮资”总该接受的。
这番言辞，让王国维打消顾虑，收下了北大送来的每月二百大洋“束脩”。
王国维此时在上海的生活清贫窘迫。在他给亲友的私人书信里，可以得知他当时的处境：薪水微薄，米价、物价日贵，家中又添人口，东挪西补，央人借贷维持开销，遇到家中有人生病，孩子上学要交学费，日子越发难过。
这让人联想到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在一个易代鼎革的时代，以前朝遗民自居的人能不能拿中华民国国立大学的俸禄呢？可以想象王国维内心的煎熬。
出任北大通讯导师后，一向严谨的王国维自然兢兢业业：他为北大出研究题目，通过书信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为北大出版的《国学季刊》供稿，还向马衡建议在北大设立满藏文讲座。
他的学问赢得了学生的尊敬。1922年春，顾颉刚写信给王国维说：“服膺十年，前日得承教言，快慰无既。唯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
看到年轻人对研究中国古文化有热心，王国维也十分高兴。他在给马衡的信里写到，已经见过北大的两名年轻助教郑介石、顾颉刚，说“二君皆沈静有学者气象，诚佳士也”。
1923年，王国维接受逊帝溥仪“御诏”，北上入值南书房，北大专门为他的到来办了一场欢迎会。
当时，北大学生时兴给遗老遗少们剪辫子。王国维出入北大，却安然无恙。他自有一种沉静庄严的气度，没有学生敢于或者忍心去侵犯他的尊严。
王国维在北大的任教就职，却因一桩事件而中断了。
辛亥革命后，清逊帝溥仪经常托人把宫中宝物偷带出去变卖，以维持宫中开销。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因此发表了一个反对清皇室出卖国宝的宣言，里头直呼其名地点了溥仪的名字。
此时，王国维“以考古学者之资格”站出来为清皇室说话。他批评北大学生：清皇室的财物本属私产；按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民国国民应待清逊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命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
他于是以“近来身体羸弱，又心绪甚为恶劣”为由，停止了在北大的导师任职。
王国维生前好友陈寅恪曾说：“纵览史乘，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贤者拙者如王国维，心有大隐痛如斯。
新旧之人
29岁那年，在北上就任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的几个月前，王国维写了一篇《屈子文学之精神》。此时，正值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有志新学的人似乎大有可为。
文中，王国维把中国的道德政治理想和诗道传统分为两派，一派是入世的帝王派、国家派和贵族派，他们热情进取、内心坚韧，常有庙堂之忧；一派是出世的隐士派、个人派，这一派逍遥超脱，寄情于江湖之间。按其地理文化渊源，他称前者为“北方派”，后者为“南方派”。
无论是道德政治理想还是诗歌想象，这两派文化传统都与社会现实构成一种冲突性的紧张，因为“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
于是，“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不可能，而即于理想中求其安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韧之志，强毅之气，持改作（社会）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
在王国维看来，屈原兼具“北方人之情感”与“南方人之想象”，一方面洁身自好，有所不为，这是南人的超脱；另一方面又辗转激愤，为所不能为，这是北人的执著。集南人北人品性于一身，无法超脱又坚毅执著，纠缠不清，执拧不开，投江自沉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女婴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惟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
王国维两次“入朝”，都和罗振玉有关。第一次是光绪三十二年，当时罗振玉在学部任参事，经他向学部尚书荣庆举荐，王国维赴京做了四年“学部总务司行走”，实际工作是做图书局编辑，编译及审定教科书执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随罗氏退避日本。
1923年，经前清大学士升允举荐，王国维入值清逊帝“南书房行走”，成了末代皇帝的“师傅”。升允也和罗振玉有极密切的关系，两人后组成小朝廷中的一派力量。
“南书房”设自康熙十六年，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康熙帝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以待，名“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由于“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随时承旨出诏行令，使南书房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机构。自雍正起，另设“军机处”，南书房不再参预政务。
清初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入值过南书房。对士人来说，这是至高荣耀——既是对自己一生学术的肯定与褒扬，也意味着成为儒家入世的最高形式的代表——帝王师。
溥仪对这位师傅可谓天恩浩荡：入值三个月后即赐五品衔并食五品俸，次年二月又赐紫禁城内骑马。
王国维也心怀感恩。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里，王国维书呆子气十足地援用某书中的诗句为证，说自己所得的骑马之赏，在康熙年间有先例，此后“内廷二品官亦有不得者”，若在承平年代，是“特之又特矣”。“报称之艰，公将何以教之？”
滑稽的是，紧接着又说上月津贴未发，自己和人商量借款二百元，于年下归还，还请罗振玉方便时帮忙向对方再提一下——他要靠借债度日来领受这样的浩荡天恩。
很快，这位老实书生身不由己，卷入小朝廷里的权力纷争。
罗振玉进入紫禁城后，展露出越来越强烈的政治野心。他资助、拥戴满清“遗老”升允上位，企图搞倒郑孝胥一派，同时拉拢以陈宝琛为中心的另一派遗老势力，频频写信催促王国维按他的意思递折子，让他在溥仪面前多谈论用人之道，并建议他多向皇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施加影响。
在权力游戏里，罗振玉玩得不亦乐乎，王国维的处境则越来越艰难。生性清高自守的王国维不愿卷入这些纷争，他对罗氏的所言所行也有了诸多看法，因而不愿按罗的指示行事。
这让视王国维为同党的罗振玉非常不满，他在给王国维的信里写道，“高见与弟十九不合”，抱怨说“劝公之北上，不免蛇足”。相交三十多年后，两人的裂痕产生。
罗振玉后来筹划了联合日本关东军、日本浪人组织以实现复辟满清帝制，并在伪满洲国任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被当时人批为“汉奸”。
小朝廷里的乌烟瘴气令王国维心烦不已，他几次三番想从中抽身而出，遂向罗振玉提出以“请假”方式告辞，心想以后“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
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对准紫禁城，等于撕毁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清政府议和代表于1912年签订的《皇室优待条例》。在一班随从的护送下，溥仪逃离紫禁城，先躲进日本大使馆，后又前往天津。
原本决意离开的王国维此时选择伴驾左右、不离半步。他还和一帮遗老相约投神武门御河，后被家人看住，没能成就“君辱臣死”的大节。这番“忠义”之举，在遗老们那里博得一片赞叹。
王国维的内心是苦涩的。在给老友、藏书家蒋汝藻的信里，他诉说了“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言”的心情，“然穷困至此，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他决定就清华之聘，“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1925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
老友的回信明确而干脆：此去清华就职，应是王国维最好的选择；自己早就想劝他离开小朝廷。劝他勿再留恋，斩断种种藤葛，“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为吾人应尽义务。”
“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能强为……来日大难，明眼人皆能见到，生死有命，听之可也。”
“来日大难，明眼人皆能见到。”知力深沉若王国维，如何又看不明白呢？
对于清室，他至死都有一种“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心理——“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王国维在头脑里接受、消化了西方的哲学、美学，但在心灵、在道德和文化上完全是一个旧式文人。
辛亥革命后的一片乱世之象，也令他彻底悲观：袁世凯背信弃义，军阀间混战，冯玉祥毁约“逼宫”。这个世界真的会好么？
1926年中秋刚过，长子王潜明在上海因伤寒症复发病逝，王国维悲痛不已。
1927年，又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景。这一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在南方，革命党处死了湖南大儒叶德辉。张作霖在北京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钊。梁启超做再次流亡日本的打算，邀请王国维一同避难。
王国维拒绝了。
新旧往复
王国维曾用史家之笔追溯过北宋末年守太原之副总管的先祖王禀之的忠烈事迹：
城陷时，被围二百五十日矣，公率羸兵与金人巷战，身被数十创，遂入原庙中负太宗御容，与子合门袛候荀赴汾水死。
七百年后，王国维选择了与他的远祖王禀之父子同样的人生终局——投水自沉。
1877年，光绪三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内双仁巷王宅中。
这里是清代乾嘉学派文风昌盛之地。其父王乃誉在乡里有文名，少时孤贫失学，曾在茶漆店做生意，后在溧阳县令府中当了十余年幕僚。王乃誉聪明过人，能诗善画，长于篆刻，身后留下日记、诗歌、画、古钱考等杂著11种，如今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
王国维5岁那年，祖父去世，王乃誉回乡，自此守孝课子。他每天布置王国维习字、写诗，亲自批改订正。他对长子寄予厚望，常在日记里留下恨铁不成钢的感慨。
王国维7岁时就读于邻家私塾，学四书，写八股文，接受传统旧式教育，16岁州试中秀才，和同乡另三位举子并称“海宁四才子”。他好读各类古籍，对科举应试兴趣寥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变法维新之说兴起。这股新风也吹进了这座浙东小城。王国维和同城来往的秀才们谈论起新学，他常常借来上海出版的《时务报》一读。这时，海宁开始有留日学生。一心向往新学的王国维因家贫不能成行，郁郁寡欢。
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主持笔政。主编《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
《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数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王国维在海宁结识的好友许家惺当时正在《时务报》任职。1898年，许因事回乡，托王国维代职。王国维欣然同意。当年农历正月，在其父王乃誉的护送下，22岁的王国维坐王升记轮船奔赴上海。
在报馆里，王国维月领薪水12元，具体工作是校对报纸、代写信作文、校对书籍。后得报馆准许，每天在工作之外去东文学社念三小时外文。
在那里，王国维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之人——罗振玉。
罗振玉，江苏人士，近代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早年因科举不顺在乡间教私塾为业。甲午战争后，他大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1896年，他与汪康年、蒋伯斧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罗、汪等人又在上海创立旨在培养翻译人才的“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悼王国维之文所言，他当时是在一位学员的扇子上见到王国维的诗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认为出语不凡，由此对他予以特别关切。
此后三十多年里，两人亦师亦友，后来还结成儿女亲家——王国维的长子潜明娶了罗振玉的次女。罗振玉是王国维在学术上最初的引领人和资助者。因两人于甲骨文研究上的成就，甲骨文学一时被称为“罗王之学”。
1898年变法期间，《时务报》停办。罗振玉聘请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任学监，使王国维得以在上海继续新学。在社中两位日籍教员的影响下，他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萌发了研究兴趣。
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国维1901年留学日本，未及半年因病回国。自此，王国维继续研读西方哲学、美学，开始了自己的“独学时代”。
回国后，他协助罗振玉办《教育世界》杂志。当时，他的对外身份是“哲学专攻者社员王国维君”，是该半月刊的“事实上的主编”。此后几年，在罗振玉的举荐下，先后在南通通州、苏州两地的师范学校教书。
自1903年起，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译文。
此后两年间，他先后撰写《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
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
王国维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哲学。在《哲学辨疑》中，他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巴尔善的话——“人心一日存，则哲学一日不亡。”
在他看来，西方算术、天文、地理知识的传播于中国，“皆形下之学”，即使严复译书，也只是功利论，“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即工具的，非心灵的。此种学说，仅于社会有益，“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
王国维研究哲学，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五年后，年近而立的王国维却决意放弃哲学研究，转向文学。
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中袒露心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然而，诗词创作的成功，并没有让王国维感到满意，他自觉“欲为哲学家，则情感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理智、情感兼备的禀赋，中西之学的来回往复，为王国维做了最好的学术准备。
“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
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一生著述精深博大，晚期思想越发邃密。
他的研究领域横跨哲学、教育学、文学、美学、戏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甲骨文和金文学。每涉足一领域，必作出独创性的第一流成就，故有人称赞他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尽管彼此的政治立场和学术主张不尽相同，他的学术成就还是博得了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吴宓、郭沫若、陈寅恪等一批近代学术大师的敬意。在他们的著作、日记、随笔、书信中，留下了对静安先生学问和人品的敬仰之情，以及向他请教种种问题的记录。
1923年12月16，胡适第一次拜访王国维。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期间，王国维提及清代大儒戴震的哲学，说他的弟子都不懂，几乎及身而绝。接着又问胡适小说《薛家将》中樊梨花弑父有何意义，以及美国电影耗费巨资的问题。
这次拜访，让二十来岁就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的胡适受到了一次意外的刺激和震荡。他在当天日记里记下王国维谈话的三个要点，其实都被放在了中西、新旧的比较文化意义的审视中：一论清代是否真是“有学问无哲学”；二论西方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三论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电影的舞台表现方式比较。
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立马到马幼渔那里借来戴震后学焦循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了一篇题为《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文章。
胡适曾感慨中国学术界的凋敝零落，“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在王国维身后留下的庞大著述中，《人间词话》是流传最广、大众接受度最高的一部。近年来，得益于叶嘉莹先生在大陆所做古典诗词系列专题讲演，《人间词话》在面世百年之后又获得了一次舞台的聚光。
1918年，王国维在《国粹学报》上分三期连载《人间词话》。当时，他在北京就任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兴趣已转向文学，陆续创作了《静庵诗稿》和《人间词》。
《人间词话》是一部完整的文艺批评著作。王国维以西洋美学思想为养料，融合了中国旧有的诗词批评，提出“境界”的新学语，以及“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隔”与“不隔”等论说。叶嘉莹先生评价说：“为中国诗词之评赏拟具了一套理论雏形。”
《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李煜的词作天才和“赤子之心”的评价，令人折服：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血书。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在王国维诸多具开创性的学术成就中，殷墟甲骨文和中国古史研究是最具标杆性的。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携家眷随罗振玉“避乱”日本。在帮助罗氏整理古书古物的过程中，他的研究兴趣再次从文学转向经学和史学。
1915年，罗振玉的甲骨文著作《殷墟书契考释》出版，被认为是清代小学成就的高峰。他考定河南小屯村为殷墟所在，并考出商朝帝王名号十有八九。
关于该书的实际作者一直存有争议。许多学者认为王国维对此有主要贡献。同为甲骨文领域专家的郭沫若则干脆认定：《殷墟书契考释》实为王国维著作，“王对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为了报答他，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了罗，而后罗坐享虚名。”
1916年，因为不愿在经济上拖累罗振玉，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回到上海。应同乡邹景叔邀请，到犹太裔富商哈同处负责编学术刊物，并任教于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
期间，王国维陆续完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论》。
在几年的专研中，王国维运用甲骨文上的记载，对照《史记》，成功释读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进一步对商周社会制度进行研究。
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开始，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二是庙数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他特别指出，自己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的。
由此，他把甲骨文研究从古文字发展到史学，使其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这次，一向谦虚低调的王国维禁不住自我肯定说：“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顾炎武）。”
1925年在清华开设“古史新证”课时，王国维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二重证据法”，即运用地下材料（考古）与纸上材料（文献）相互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该方法很快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并不赞同当时声势颇大、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运动”。王国维肯定了他们“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但他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甲骨文出土、流沙坠简的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打开，出现这么多新材料而不去利用、研究，只去片面怀疑，是十分可惜的。
王国维故居坐落在浙江海宁盐官镇西门内周家兜
“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和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在他看来，不管是新史学还是旧史学，“勇于疑古”与“勇于信古”都是不科学的，以“事实决事实”——是为王国维的“古史证”也。
学术见解固有不同，但这并不妨碍顾颉刚对王国维怀有很深的崇敬和情感。王国维自杀后，他在日记中两次记下梦见王国维，一次是“携手而行”，一次为“同座吃饭”，字里行间充满眷慕之情。
顾颉刚和傅斯年一直被视为胡适两大得意弟子，他所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和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精神上也一脉相承。但他一直坚称：“在当代学者中，我最佩服的是王先生。”
梁启超称赞王国维：“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所根本所蕴蓄者如此，故以之治任务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
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正是王国维三十年学术人生的写照。
世变与辱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震动了社会各界。一时间各种说法纷纷扬扬，有殉清说，有挚友绝交说，有畏惧北伐说，有丧子之痛说。
自绝书中留下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八字，更令许多人茫茫然不得其解——一个思想成熟、心智发达、以学术为性命并且成就卓越的人何以心境如此荒芜，最终不惜以死为生命的解脱？
遗书里，王国维委托陈寅恪和吴宓做他的后事处理人，这也意味着他们被王氏视作能够信任和理解他的人。
思索数月后，陈寅恪为王国维作了一段挽词；“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对于此处的“文化”，他也做了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此前，陈寅恪曾和吴宓谈到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理解，吴宓大为赞叹认同。
在当年6月14日的日记里，吴宓写道：“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唯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一语成谶。（文/徐琳玲）
（参考书目：刘焰著《王国维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王东明著、李秋月整理《王国维家事》，安徽人民出版社；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周宁著《人间草木》，商务印书馆；王国维著《人间词话》；李恩绩著《爱俪园梦影录》，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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