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此身非我有——《临江仙》之觉悟
说到东坡，我们往往会想起他的旷达胸襟，而旷达的胸襟源于先天的性情与后天的反省、领悟。年轻时的东坡虽然不免任性自负，但他也是一位自省力极强、悟性很高的人，加上具有温厚的人格和开朗的个性，使得他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活的历练、学识的涵养以及个人的修持，逐渐地形成了较为圆融的自我观照，得以透视生命的本质，以更平和的心境来面对生命的困境。
写于元丰六年（1083）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就充分呈现了这样一种自我观照的精神：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关于这阕词，俞平伯《唐宋词选释》有一段说明：“东坡本是黄州的地名，作者在那边筑雪堂，准备躬耕。唐白居易在忠州时亦有东坡，苏轼仰慕前贤，即引来作为自己的别号。这里写从雪堂夜归临皋，行踪正和《后赤壁赋》所云相同。”临皋是指临皋亭，为东坡贬谪黄州时的住所。雪堂则盖在他的耕地“东坡”那里，是他耕种之余休憩读书写作、偶与朋友聚会之处。
《唐宋词选释》
换言之，雪堂是他静心沉潜、暂时脱离凡尘琐事的地方，而临皋则是他的人间情意责任牵绊处。从雪堂回到临皋，在这首词里面，东坡其实赋予了它一种象征意义：从精神的、心灵的世界回到现实的人间世——这过程可能有些波折、有些触发，进而有令人寻思和体悟的地方。
从表面的字义看此词上片，只是一段平实的记事，记录了东坡夜饮东坡（雪堂），直到更深人静才独自回到住家临皋亭，不料家中童仆早已熟睡，他敲了许久的门，却无人回应，只有鼾声传来。进不了家门的东坡只好倚着拐杖，站在门外，静听不远处的江水声……然而，就在这一段简单的叙述里，东坡的时间推移、空间幽隔、难得自由之感，已自然地流贯其间。
“夜饮东坡醒复醉”，似写这一次聚会之畅饮，因此才会晚归。可是，这“醒复醉”三字，何尝不也道尽东坡在现实人生里的种种挫折？东坡文学中，“醉”如同“梦”，都代表了生命的虚妄、无常——人生道路上的执着追求、痴迷眷恋，就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跌入幻象，茫茫然而不自觉。“醒复醉”无疑是东坡在现实中的形迹：屡仆屡起，醒悟之后却又割舍不了对人世的关怀，于是就再一次跌入了情感与理想的矛盾挣扎中。
醒醒又醉醉，醉醉又醒醒，东坡的寂寞尽在其间。三更归来，敲门不应，流露的是理想与现实不能协调之后，无依无靠的寂寞。当此际，沉沉夜色中归不得家门的东坡如何自处呢？“倚杖听江声”，我们看到的是凄然孤独自伤的身影。“倚杖”，是人老的事实，是无法躲避的意识。而在意识到自己年华逐渐老去的同时，又听着江水在寂静的夜里不停地流逝。孔子昔日曾对着滔滔江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断地流过眼前流向他方的滚滚江水，本来就很容易令人联想，惊觉时间的消逝，更何况值此夜深人静，聚会已散，孤身酒醒却有家归不得的时刻，其感慨焉能不深？
下片所写便是“倚杖听江声”的感慨与体悟。“长恨此身非我有”，意思是指身不由己。此处化用了《庄子·知北游》的一则寓言。舜问老师丞：“我的身体不属于我所有，那究竟是属于谁所有呢？”老师回答他：“是天地暂时借给你的形体。”因此，若从躯壳来看，生命是短暂的，且不是能由人来自主的。然而，许多人拼命从这躯壳起念，为口腹之欲、名利之望而奔波劳碌，为满足根本不属于自己的躯体之乐而惶惶不安。此刻，东坡无限感触，不禁自问：“何时忘却营营？”
人寓形宇宙，生死无由，对自己有形的身体尚且无法自主，那么，汲汲营营于各种追求，眷恋执着所谓意义、抱负等等，又何尝不是镜花水月，终究成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是东坡反身观照后的感叹，深沉而苍茫。然而，除了江水流逝的声音之外，沉思中的东坡也看到了、感受到了——“夜阑风静縠纹平”，夜色寂寂，晚风止歇，江水平静无波纹。这是实景，也像是大自然给予他的回应。天地无言，在一片寂静之中，情绪慢慢地沉淀下来，心灵也渐趋平静……西方有一哲谚说：“我们无法在湍急的水流中，照见我们真正的容颜。”的确，唯有当我们心平气静时，我们才有可能面对自己，照见自己的内在，进而真正地认识自己。
东坡从“醒复醉”“敲门都不应”到“倚杖听江声”，然后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慨叹，面对着“夜阑风静縠纹平”，他心中的波涛渐渐平和，他内在的情思亦随之清澄明净，从而兴发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体悟。这体悟就如同孔子在《论语·公冶长》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理想既然无法在现世里实践，那就放下一切，驾着小船，远离扰攘的尘世，自由自在地浮沉在江海之间，逍遥地度过余生吧！结笔两句，与其说是消极的隐退思想，不如说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宽和心境，与《后赤壁赋》里贴近老庄思想的“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的自适心境结合，正仿若陶渊明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境界。
东坡旷达的胸襟，事实上正是儒释道思想圆融合一的呈现——儒家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以及庄子的无待、佛家的空诸一切，这些修为使精神得到真正的自由，自然不再受限于涓涓时间之流，而是能够纵身于广阔的江海。前人临流兴叹，东坡此词则是临江而得道——《临江仙》之作，就是叙述一段释放身躯达到心灵自由的历程。而《临江仙》一名正有“临江得道”的意思，东坡选用这个词牌，何尝不是借此表明心意？
东坡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元丰五年（1082）之前，东坡实际上是“闲而不适”，无法游心于物；元丰五年之后，东坡文学才出现真正的闲情。这首《临江仙》是重要的关键，因为它揭示了由“身闲”到“心闲”的秘诀：“忘却营营。”能“忘”才能“游”，身心才能得“闲”；能“闲”才能观照万物，无入而不自得。
我亦是行人——时空限制中的自由
之前我一再提到，“人生有别，岁月飘忽”之感始终困扰着东坡，纵然他在词作里不至于表现为像柳永那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的伤痛悲切，或者是秦观那种“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满庭芳》）的凄婉无奈，但东坡重情，与亲友离别时，总有着依依惜别之感，难以坦然释怀，甚至引申为“此生飘荡何时歇”的深沉感叹。如果一生皆在飘荡，到处奔波，怎不令人凄惶？而不知何时止歇的飘荡，岂不也意味着家乡将更加遥不可及？家，是让人心安的原乡，但长期漂泊在外的人，不断地客中送客、别中有别，更增无家之感，心神当然也更是不得安宁，身体则仿若游魂一般，终日如梦如醉。如何在时空流变中寻得身心的安定，一直是东坡努力的方向。
《苏轼词集》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东坡五十六岁，任杭州知州。此时他的好友钱勰（穆父）从越州（浙江绍兴）知州调派为瀛州（治所在河北河间）知州，赴任所的旅途上经过杭州，特地与他相会。东坡作了一首《临江仙·送钱穆父》，写出了和前期送别词很不一样的意境：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东坡和钱穆父大约是在宋神宗熙宁末年结识，东坡《送穆越州》诗中说“江海相忘十五年”，可见两人之深交。元祐初年，两人同在京师为官，诗酒唱酬，交往更密切。其后，钱穆父不见容于宗室贵戚，出守越州。东坡也因反对旧党一味废除新法，兼且得罪程颐理学之门，遂令当权的旧党人士难以容忍他，程门弟子也抨击他，于是，随钱穆父之后，东坡亦自请离京，出知杭州。
岁月如流，两人当日京城一别，此次杭州重聚，竟然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寒食节了。这三年里，钱穆父离京，奔波于吴越之间，现在又要远赴瀛州，真可说是“天涯踏尽红尘”。纵然时空一再变换，始终不变的是他坦然无碍的心境：“依然一笑作春温。”钱穆父并未因这些迁徙而露出愁苦的神态，他依然面带笑容，散发出春日般的温暖神韵。这何尝不也是东坡自己面对逆境的态度？
然而能有此外在的表现，是由于有着充盈于内的精神意志。东坡化用白居易《赠元稹》的两句诗“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赞扬钱穆父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的特质。所谓“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说的是钱穆父不为升迁浮沉而忧喜，心情平静无波澜如古井之水，而其风骨更如秋竹有节，坚毅挺拔，不易摧折。
一般的送别词，写的多是行者因难留而寡欢、送者为惜别而伤感的情景况味，如我们在前面篇章读过的东坡前期送别词亦复如此。东坡这阕《临江仙》作品却有不一样的书写角度。他不渲染负面情绪，反而是以积极肯定的话语作别，以操守风节自勉勉人，展现了他的胸襟。这样的气节，正是抵御人生横逆的重要力量。
他们俩之离开汴京，都是由于在朝好议论政事，遂招致言官抨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钱穆父先离京，出任越州知州，任上内修德行，外治州务，政绩颇受赞颂。而东坡自请出知杭州，一则是为了息波澜、存名节，不让自己陷在政治争斗的泥沼之中；一则也是认为居朝徒增纷争，无益苍生，不如治理地方，更能为天下百姓做事。因此，他深自认为自己的信念、操守与钱穆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词中引用元白诗句作喻，恰恰切合两人关系，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元白二人以此自许相勉，苏钱两人亦当如是。
下片写月夜送别情事。钱穆父要去的瀛州在河北，属于比较偏僻的郡县，繁华不如越州。尤其自熙宁以来，瀛州先后遭遇旱灾、地震等，赤地千里，五谷不收，百姓逃荒，情况越发凄惨，到元祐年间仍未恢复元气。因此，东坡深知好友此去瀛州，将要面临的是颇为艰辛的工作，但士大夫秉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理应勇往直前，不应畏难而惧。所以纵然不舍，东坡也还是用更积极的态度为朋友打气，真诚地为他饯别。
当东坡在筵席上劝歌女“尊前不用翠眉颦”，同时也表明了他个人面对离愁的态度：一是不要为离别而伤感蹙眉，徒然增加离人的愁绪；二是世间离别本是寻常事，自是无须过度哀伤。
词末两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所谓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也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生在世，就像是旅行者短暂停留在旅舍一般，每个人都是时空中的过客，行色匆促；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客中送客——你是即将离去的行人，而我又何尝能够久留于此？和你一样，我也是行人，有一天也终将离此而去。所谓行与留，只是相对的情况，其实又有什么分别呢？又何必计较人聚人散、时间久暂和江南江北、空间远近呢？
诗词的结语，往往最能看出境界。东坡写给钱穆父的这首送别词，表现了之前没有的豁达，也揭示了一种精神力量，肯定人生的正面价值。而秉持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和操守，便能忘情于升沉得失，虽远行亦能安之若素，虽送别也能释虑忘忧。
归去来兮——回到人情安心之处
借由东坡离开黄州时所写的一阕《满庭芳》，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东坡词“旷”的意义，体会他以情为依归的生命意境。东坡的思乡情怀相当深浓。他的著名诗篇《游金山寺》最后几句说：“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此水。”——江山如此美好，我却久恋尘俗不肯归隐，江神想必要责怪我，且为我的顽冥不灵感到惊讶。于是，思归故乡的东坡对着江神发下誓言：我向江神致歉意，我之所以远离故乡山水，出外为官，实非得已；要是故乡有田可耕，可解饥寒，我却仍眷恋仕途，迟迟不归隐，那么，就让我如这江水一般，一去而不返——诸如此类的想法心境，在东坡诗词中经常可以读到。虽然，东坡与弟弟子由有“夜雨对床”的盟约，和杨元素也有“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的祈愿，但终究身不由己，不但功名未就，还反遭贬谪，离家愈远，则乡愁愈深，乃有“望断故园心眼”的悲慨。更没想到，《游金山寺》诗中所言，竟一语成谶，东坡真的就如长江水，自蜀地出三峡，滔滔东流去，再也不可能逆流回归……如何化解乡愁？怎样觅得生命的归宿？这是东坡最要思索的人生课题。
东坡谪居黄州四年又两个月，元丰七年（1084）四月，终于得到朝廷的新任命：量移汝州——由黄州团练副使移为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汝州比黄州繁荣，又接近政治中心汴京，对贬谪的人来说，这无疑暗示着惩罚将要结束；而量移之后，紧接着往往就是“任便居所”，自由选择居住地方，至此，也就代表罪官身份消失。所以，“量移”和“任便居所”可以说是即将再被朝廷起用的前奏，是政治生命重新开始的起点。
对用世之心仍在的东坡而言，“去黄移汝”无疑是个好消息。可是，“桑下岂无三宿恋”（《别黄州》诗），在这四年多的岁月里，黄州的山水田野、乡民士绅，早已成为东坡生活中的一部度过生命的困境，而他也相对地付出了真挚的情谊。现在，在理想与田园闲情之间，东坡必须有所选择，如同当年他割舍乡情、踏上仕途一般。《满庭芳》一词写下的就是这复杂的情绪。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生命意义的追寻，是一条漫漫长路，一旦踏上，再难回头。虽自许“渊明前身”，但东坡终究不是陶渊明，他的性情决定了他云水飞鸿般的一生。开头几句的悲凉凄恻，正是来自东坡自我省察后的无奈。陶渊明昔日处于乱世，自认“性刚才拙，与世多忤”“欲有为而不能”，为了忠于自己，他做出了自由意志的选择，舍弃官职，归隐田园。而东坡呢？纵使有心效法，却也不可能做到。因为他可不是自由来去的小小彭泽令，此时，他仍是戴罪之身，是被迫居于乡野的谪宦之人，罪责未除，行动受限于黄州一处，来去只能听凭朝廷决定。而他自幼成长的眉山老家，更远在万里之外，遥不可及，如何归去？
被拘限的身体，无限辽阔的空间距离，使得时间推移的压力更加沉重。“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四十九岁的东坡，若说人生百年，那么差不多已经过半，算算余年，则继来的日子其实也是所剩不多——词写到这里，作者、读者莫不感到生命的无可奈何……更无奈的是面对不断流逝的时间却一无所成。“坐见黄州再闰”，无所事事地废居黄州，眼睁睁地看着岁月更迭，转眼间在此地竟已度过了两个闰年（元丰三年闰九月、元丰六年闰六月）。而就在这四年多的日子里，家中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说的话、唱的曲子都是这儿的吴楚方言，黄州，已成了他们人亲土亲的成长处，四川眉山反倒只是个遥远、陌生的地方。纵然是东坡自己，四年多的时间里，由寓居定慧院到定居临皋亭，躬耕东坡地，搭建雪堂，结交父老，他不也适应了这里吗？甚至安之若素、怡然于此处质朴的山水人情。“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此刻，这些朴实的朋友准备了鸡猪酒菜，既为我罪责减轻而欢喜，也依依不舍、殷勤地劝我终老黄州莫离去——然则，不论东坡心意为何，留不留黄州，又岂是他能够做主的？
《苏轼文集》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在这离开的时刻，还能说些什么呢？人生到底是为了何事，总是来去匆匆，无法停下脚步！词篇至此，东坡笔下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感慨。随即笔锋一转，他说的却是：“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安适闲情本在一心一念，不在一时一地，雪堂、赤壁固然令人留恋，但洛水清波不也是传颂已久、诗人喜欢歌咏的地方吗？昔往我因贬谪黄州，而有幸亲炙此处的美好风光人情，那么，离开这里，我亦可怀抱着闲适心境，好好地欣赏另一片山光水色——心念一转，遂觉海阔天空。生命纵然无常，却也有无穷希望，若能随缘自适，又何来忧惧？说不定他年功成名遂了，东坡雪堂又是归老之处啊！所以词末几句，东坡要殷殷叮咛：“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雪堂前我亲手栽种的几株细柳生机盎然，愿邻里诸君都能因此记着我，不要剪去它柔嫩的枝条；而我也会惦记着大家，不时仍会传话给各位，请你们常常代为晾晒我留下的渔蓑，说不定哪一天，我又能够归来与大家相聚。曾有的事物、曾有的情意，是不会因为离别便不复存在。也许，我们无法掌控生命里无常的境遇，但我们可以珍惜生命里许多美好的相遇，那是人事物之间温暖的情意交流，因为真挚遂化为永恒的存念，不因无常离散而消失。
元祐四年（1089），五十四岁的东坡重到杭州，担任知州，两年后，奉调回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东坡与杭州有着深厚的缘分，三十余岁、五十余岁两度治理此处，安家于此，对这儿的感情是不同于别处的。我们曾在第二讲、第三讲里读过多首东坡初任杭州通判时期的送别词，充满了“人生有别，岁月飘忽”的无奈感伤。而二度告别杭州，走过泰半人生，经历生命中的晴阳风雨的东坡有了不一样的心境。这一次离杭，他写了一首《八声甘州》送给方外好友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寥子是由秦少游引荐，于东坡徐州任上初次拜访。两人同为性情中人，遂一见如故，此后交往密切，情谊深厚，唱和颇多。元祐五年（1090）参寥子应东坡之邀，自於潜天目山来到杭州孤山主持智果精舍，如今，邀人者反倒要离去了。离开湖光山色、人文风物皆美的杭州，告别性情相投的知心好友，这一次，东坡又有不同以往的体悟。
《八声甘州》以钱塘江潮水之来去起兴，写大自然亘古不变的变化（潮来潮往，日升日落），而面对这样的寻常自然现象，我们不免容易生出“时光易逝、好景不常”的感受，这也是昔往东坡常有的时间忧虑。现在东坡说：“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古往今来，在不断流动的时间长河里，万事万物总在变化，就在我们一低头一抬头的瞬间，原本存在的不见了，未曾有过的却出现在眼前；“古”曾经是“今”，“今”亦终必成“古”，所谓“今古”，如何思量？对时间任何一刻的执着，无论长短远近，都会使我们陷入相对的困局中，于是旧欢新怨不断，顿生许多无谓的烦恼。若能参透这点，放下执着，泯除相对心，不再费神苦苦思虑，那么，生活也就自在多了。五十六岁的东坡进一步说：“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谁像我这东坡老居士，以年岁经验换来了人生的智慧，能随缘自适，泯灭机心，把种种谋虑都忘却呢？能忘得失，超然物外，自然无惧于时间的变化，不再患得患失，而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行止之间来去自如。这一次离杭返京，东坡的内心是怡然自在的——这是他想要告诉好友的一点。
而他更想说的是，即使人生短暂无常，也有值得珍惜的事物；行迹离合间，也自有不变的情分在。“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春日西湖空明青翠、烟雨霏霏的山水之美，将是永恒的记忆；更令人珍惜的是我们永恒的情谊，由古至今，诗人能够成为知己好友、亲密无间如你我一般的，实在是非常少见的呀！曾经用心用情地对待人事物，记取人间相遇的美好，此情此景也就长存心中，永恒不渝。
同样长存心中的是四川的老家。一步踏出，从此已成天涯，在东坡的诗词里常见他的思乡之情，然而现实中他深知，眉山故居恐怕只能是埋藏内心、永远珍贵的年少记忆，而“归乡”“返家”的真正意义，其实是为自己寻得心灵的安居处。他自黄州重返朝廷，在汴京时为柔奴而写的《定风波》，借由柔奴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看到了单纯的生命依循情感而行，安于所爱，遂不论身在哪里，自能欢愉踏实。故乡、家园从来不在远方，当我们忠于自己无愧于人，坦然的心自然带来安定平和的情绪，于是，不论外在环境、现实际遇如何，心灵总能感受到人情的温馨美好，安然于自在的天地间。
对东坡而言，出仕与隐退始终并存在他的心中，前者是他身为知识分子期许自我的人间职志，后者是他本然自由的心性，也是和弟弟、家人共同期待的幸福蓝图。而进退之间，或许不免身不由己，无可否认的是也有东坡的自我抉择。如何在面对现实，有所抉择，并接受命运的不完美之际，仍能保有内心的坦然自在？我们不妨来看看东坡的两首《如梦令》：
其一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其二
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由于用世之心仍在，“乌台诗案”的重挫不曾熄灭他的热情，因此，返归朝廷，东坡一如既往，诚恳以赴。但现实的政治状况并不理想，他虽受到重用，却又屡屡与司马光等旧党人士政见不合，也遭到程颐等理学之士的排挤，心情不免郁闷，对京官生涯颇为厌倦，不时浮起“不如归去”的想法。这两首《如梦令》便是写于他担任翰林大学士时期，抒发了他对昔日黄州岁月的怀念，表达了归耕东坡之意。“玉堂”就是翰林院，“人在玉堂深处”不只说自己身在翰林院，更借“深处”二字强化了其中的幽深与精神上的不自由，那是一种身居要职却有志难伸的窒碍感。这位处于玉堂深处的大学士想起了那片自己一锄一锄整理出来的东坡地，贬谪生活中自食其力的躬耕生活，反而让心灵充实自在。当他在翰林院感到孤独的同时，少了他耕读其间的东坡故地是否也凄冷荒凉？如同对故人说话，先问别后无伴的清冷寂寥，再温馨传去自己的心声：归去吧！归去吧！江上春雨降下，正是犁地耕种的好时节——走出寒冬，迎接春光，东坡意欲翻动的是心田的覆土，期盼生命的苗芽得以滋养生长……
顺着归去东坡的想象，第二首《如梦令》写的是东坡雪堂等地春末夏初的景物情事，既是旧日生活的回忆，也是今日现实苦闷生活中的憧憬。那如在目前的正是他心之所向的美好景象：暮春时节，亲手种下的桃李绿叶成荫，尚未成熟的青色果子挂满枝头，帘外百舌儿鸟轻快地啼叫，一夜好眠的人儿方从酣睡中惊醒。这四句有声有色，意象鲜明，自然而生动，也写出了一种恬静快适的心情。这些感官意识在回忆中一一被唤起，同时也唤起了那经过一番历练而认识的真实自我：“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虽然选择回到朝廷，虽然又陷入了纷纷扰扰的政局中，但东坡在心灵深处仍保留着黄州自然恬淡的景致、悠闲纯朴的时光，更深深记忆着那经历苦难、躬耕自省、终而安然自适的自己。
虽然自许“渊明前身”，但东坡一直没有毅然决然辞官归故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始终无法全然否定，信念也未尝动摇，而他所处的时代，相较于陶渊明，也更为稳定，且能让读书人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身为苏家长子、长兄，在简朴、温暖、平实的家庭中长大，东坡是责任心重、十分爱家的人，因此，追求梦想、坚持自我的同时，他自然无法罔顾现实处境与经济状况，任性行事。东坡确曾萌生辞退的念头，也有着身不由己的怅然，回顾黄州岁月，本是获罪谪居，没想到最后成了心灵安歇的乡居时光。只是，如今那一切也是“如梦”一场，难以重续……
若从正面来看，“黄州”“东坡”成了一种象征，对于这个地方的思念与呼唤，正是对理想世界的永志不忘，借此便能指引心灵一个向往的归宿，人生也就不至于彷徨无着，更可在接受现实之际，提醒自己时时保持“入其内又能出其外”的超脱—心境，维护住灵明的心境。如果梦想不能脱离现实，何不将梦想带入现实生活中，变成支撑自己的生命力量？在朝廷或在地方上任官的苏轼，和在贬谪时以东坡为号的自己，其实可以彼此兼容，并存于一个躯体中而互不矛盾冲突。当处于玉堂深处的苏轼频频呼唤着“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时，那质性自然、不受拘束的自我便在不知不觉中被唤醒了。于是，怀着闲适的心，面对现实的一切，即使必须在苦难中前进，也将会因为未尝背弃自己，不曾忘记理想，因而内心充实欢愉，遂亦坦然自在，仿佛就在“小桥流水”的世界——这不是形体远离尘嚣便能寻得，这是白居易“中隐”所言“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的精神，也如陶渊明所体会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东坡往后依旧在人生的旅途中行行重行行，但他始终都没忘记，也一直勉力让自己安住心中这宽阔自在的天地里。
本文选自《苏轼词八讲》（刘少雄 著，林玟玲 整理，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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