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是20世纪中国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
以“九叶”之名，姚风、李笠、金重、高兴、少况、树才、黄康益、骆家、姜山、李金佳等十位诗人翻译家在近年聚在了一起，组成了“新九叶”。“新九叶”诗人，因其同时为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瑞典语等语种的知名文学翻译家，所以他们的诗作呈现出与其他新诗诗人截然不同的特质。
他们都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其中好几位是翻译家王佐良的弟子。如今这十位诗人译者，继承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传统，以“新九叶”之名集结，翻译并撰文导读最爱的诗人诗作，于日前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贝贝特出版为《新九叶·译诗集》，并在线上进行了诵诗分享会，以诗人的独特语境解读诗人的精神世界。
典藏世界诗歌两百年精华
“‘新九叶’这个名字是我们向老九叶的致敬，也是我们自己30年坚持写作的一种总结。《新九叶集》这本书亮出了我们的旗帜，而《新九叶集·译诗集》体现了我们对于诗歌翻译的热爱。”骆家说道。
《新九叶·译诗集》翻译了13位殿堂级世界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作涉及英语、法语、葡语、瑞典语等7个语种。诗集中收录的外国诗人均为近200年来各国享誉诗坛的代表人物，包括葡语象征主义诗人佩索阿、庇山耶，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阿什贝利，法语诗人桑德拉尔、瓦雷里、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科布，丹麦当代女诗人琵雅·塔夫德鲁普，集哲学家、剧作家、外交家于一身的罗马尼亚诗人布拉加，芬兰瑞典语国民女诗人索德格朗，秘鲁最重要的诗人巴列霍，俄国诗歌未来主义创立者马雅可夫斯基等，旨在致敬世界诗坛，让读者感受世界诗歌的魅力的同时，也能够激发汉语诗歌的创作。
在被问到“‘新九叶’诗人是否形成了一种译者的风格”时，树才表示，诗歌以差异取胜。诗人进行翻译往往会出现一种困境：作为诗人，每个人都拥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作为译者又要最大限度地呈现原汁原味。
“翻译比自己写作更为复杂。译者会受制于翻译的文本，不管花多少时间沉浸于文本，都很难完全理解。当你开始理解一个文本，那你这一生其实都在对它进行理解。”树才说道。
姜山将翻译的过程比作演奏：“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像是贝多芬或者莫扎特，非常经典。我可能更像一个业余的乐团，所以也不会和别人比较，把自己想翻译的翻译出来就可以了。”
优秀的译者用两种颜色与读者对话
在诵诗会上，高兴用中文与罗马尼亚双语朗读了卢齐安·布拉加的《结局》。在他看来，布拉加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哲学家、文化诗人，这种多重身份如果处理不好，会体现不出诗歌的表达。
布拉加曾说“诗歌的精确性和哲学的非精确性造就一首完美的诗”，高兴认为，翻译也是这样，“翻译布拉加的难度在于他特别注重词语、符号、象征，想要整体把握是有难度的。布拉加介乎于古典与现代，用词上很古典，但他诗歌的风格很现代，他是开启罗马尼亚诗歌现代化的这么一个人。字里行间的沉默是很难翻译出来的。每一次阅读布拉加的诗歌都有不同的理解，正是这种难度构成了我翻译的动力。”
姚风在翻译庇山耶时，发现他非常注重音乐的完美，并且作为象征主义诗人，他对诗歌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很有可能花了很多时间，翻译的效果也不一定会很好，这是我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优秀的译者对于诗人有自己的解读，他们将自己对诗的理解翻译成汉字与读者进行对话。黄康益朗诵了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黎明》《黑色使者》与《永恒的骰子》。诗人巴列霍的诗既狂野原始，又温柔美丽；既真挚可触摸，又具有浓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诺贝尔奖得主聂鲁达曾说过，“我爱巴列霍，我们是兄弟”。而在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巴列霍是比聂鲁达更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
在谈及选择巴列霍的诗歌的原因时，黄康益表示，巴列霍的用词和意向很奇特，在翻译的时候他感觉到巴列霍对于女性的依恋是很强烈的，但同时又不断地在离开她们。“这种依恋是一种本能，但他的精神是向内的，依恋外界的事物尤其是女性的细腻的时候，又在回归人的本性，这种本性是向内向上的。《黎明》是他对逝去母亲的怀念、对女性的依恋以及对故乡的怀念。他的诗中的女性是一种象征意义，是一种借喻。”
李笠、金重、少况与李金佳因身处海外，各自录制了视频，四人分别朗诵了芬兰诗人索德格朗的《我必须徒步穿越太阳系》、金重的《玫瑰水晶》、美国诗人约翰·阿什贝利的《每况愈下的局势》和《一片风景里的衣具和芜菁甘蓝》，以及法国诗人马克思·雅科步的《逸马的回归》与《心灵与头脑》。
李金佳读法国诗人马克思·雅科步《逸马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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