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文明以更为紧迫的姿态将相互间的理解提上议事日程，文明将因对话而更加精彩。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中西关系与文明对话”系列，邀请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顾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彼此沟通、相互体认的可能途径。以下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毅平的文章《中历、西历与“时间主权”》。
空间有空间的主权，我们有空间的领土管辖范围；但是采用什么样的历法，进入什么样的时间秩序，这是一个“时间主权”的问题。你进入我的时间秩序，那我就是有“主权”的。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大家都使用中历，也就是中国的历法，就被纳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接受了中国的“时间主权”；我们现在使用西历，也就是西洋的历法，于是就被纳入了西洋的时间秩序，从属于西洋的“时间主权”。
一、中历：中华文明的时间秩序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首先要为中历正名。
“中历”（也可称“华历”）为“中国历法”、“中华历法”的简称，可以彰示中国历法（中华历法）的本质。笔者一贯主张，应以“中历”（或“华历”）来取代并统一现在各种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说法（如“夏历”、“阴历”、“农历”、“旧历”之类）。
中历始于战国初期（前427）发明的《四分历》，测定回归年长度365.25日，朔策29.53日，找到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无须“观象”，仅凭推算便可以制“历”，中国由此步入历法时代，至今已有近两千五百年历史，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标志。
此前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也就是观天象以确定年月日时，有“历”无“法”，所以并无什么“夏历”；传统的中历，从汉武帝开始至今，在夏正、商正、周正里，始终采用“夏正”，民间因此称“夏历”，其实并不准确。因此，中历不是“夏历”。
与一般认为中历只是“阴历”的成见不同，它并不是纯阴历（回历才是纯阴历），而是太阴太阳历，或阴阳合历。“廿四节气”就是依据太阳历（回归年）安排的，“置闰”就是为了协调阴历和阳历（纯阴历，如回历，并不置闰，《明史·外国传》中，曾反复提到采用回历之“西洋”各国“不置闰”之事实）。因此，中历不是“阴历”。
过去的东亚地区以农耕、渔业、航海文明为主，中历既反映太阳的四时变化（廿四节气），适合农业，又表现月亮的阴晴圆缺（潮汐变化），适合渔业、航海，的确可以说是非常适合东亚社会的。中历平年三百五十余天，闰年（十三个月）三百八十余天，如果不安排廿四节气，本来并不适合农业。因此，中历不是“农历”。
况且，阴历不适合农业，阳历才适合农业，既说中历是“阴历”，又说中历是“农历”，本身就是打架的。
即使从百余年前采用西历以后，中历也一直活在我们中间，从来就没有消失，永远也不会过时，怎么就是“旧历”了呢？新中国建立以后，采用“公历”（西历）和“公元”（西元）作为历法和纪年，但也并未说废除中国传统的历法，实际的做法其实一直是二历并用的。因此，中历也不是“旧历”。
历史上人们每提到中历，都会强调其“中国”特质。如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八“室女”条称，真腊（柬埔寨）“每岁于中国四月内……”，“每用中国十月以为正月”；元明间人周致中《异域志》卷上“朝鲜国”条称，古朝鲜“用中国正朔”；近代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1887—1889）称：“每当中国七月，为西纪八月。”——所谓“中国四月”、“中国十月”、“中国正朔”、“中国七月”，都是“中历”之意，在他们的下意识中，与“西历”、“西纪”等对举。
且作为与“西历”相对的称呼，“中历”之称本身由来已久，实非自我作故。西历刚东渐时，近代中国的出版物，常中西历并用对举。如英国圣公会教徒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自费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内封上并列印着中历和西历（如“中历光绪二年春季”、“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春季”）。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1894年刊载孙中山《上李傅相（李鸿章）书》那期的封面上，并列印着“中历光绪二十年九月”、“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月”。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各国和约》，也是随处“西历”、“中历”对举。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云：“时当中历四月杪，夏菊盛开。”黄遵宪《日本国志》（1887）卷九《天文志》云：“考日本旧用中历，今用西历。”都明确使用“中历”的说法，且中西历对比意识明显。此外，还曾有过“华历”的说法。
现在国内法学界有“中华法系”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东亚各国古代法律均曾参照之；算学界有“中算”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算学（日本的“和算”源于中算，可谓中算的一个分支），如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云：“中西算术虽互相表里，然其造算之始，途径微别。中算从九数入手，西算从十字入手。”医药界有“中医”、“中药”的说法，韩国的“韩医”、“韩方”，日本的“汉医”、“汉方”，都是其分支；服饰界有“中华衣冠”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服饰，曾经衣被东亚各国；绘画界有“中国画”的说法，韩国、日本的“东洋画”都是其分支……中历与它们性质相似，属于同一个系统，都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历史上皆曾泽被东亚各国，故须以“中历”的称呼，来明确其“中国”特质——如果“中药”叫“农药”，“中算”叫“旧算”，还成什么话！
名正言顺。这种非常合理的中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等东亚各国一用就是两三千年。使用统一的中国历法，曾经是东亚世界的传统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东亚人民依中历来生活、生产，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日，无不以中历来标记。可以说，中历作为一种时间秩序，作为一种时间坐标系统，其影响已渗透到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
中历过去在东亚世界的通用，实具有国际秩序的象征意义。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同文》云：“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岁首曰“正”，月首曰“朔”，“正朔”合称，就是历法，代表时间秩序。一个共同的世界，除了划分空间的疆域，还要制定统一的时间，也就是说，得建立时间秩序，这就是“正朔”的重要性之所在（年号尚是附加的）。而从更宏观的“究天人之际”的角度考虑，则也是宇宙三维时空在人世间的反映，有无正朔乃是文明、野蛮的分水岭。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二《国统》云：“天生民，立之君。自尧舜以来，正朔相承，尊无二上，国统历历可纪；至若四垂荒眇弹丸黑子之地，莫不各君其国，而声教之所未通，即皆甲子无稽，世次湮灭，理有固然。”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一《桃源历序》云：“天下何在无历？自古无历者，惟桃花源一村。人以无历，故无汉无魏晋……桃源以外之人，惟多此一历，其事千万，其苦千万，其感慨悲泣千万。”虽然立场不同，但说明时间秩序对于文明的重要性，说明“正朔”（历法）的“统治”意义甚为明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也曾以颁赐历法来宣示对天下的控制。在传统的封贡体制之下，通用或部分通用中国历法，每年由中原朝廷颁赐历本供各国各地区使用，或默认有些国家或地区依据中国历法编出各自的历本，此即所谓的“颁正朔”（上对下，中对外）或“奉正朔”（下对上，外对中），是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象征之一。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同文》“正朔”条云：“唐刘仁轨为方州刺史，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曰：‘当削平辽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战胜，以兵经略高丽，帅其酋长赴登封之会，卒如初言。”——所谓“班（颁）示本朝正朔”，正是征服和统治的象征。元朝新撰《授时历》成，颁赐天下，“布告遐迩，咸使闻知”（《高丽史》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二》载元帝致高丽国王诏书）。朱元璋登基伊始，也遣使于周边各国，要求朝贡，给予册封，并颁赐《大统历》，以重整东亚世界的时间秩序。《明史·外国传》中，记载了洪武朝赐《大统历》于高丽、朝鲜、安南、日本、琉球、占城、真腊、暹罗、爪哇、三佛齐、须文达那、西洋琐里、琐里等国之事，其他没有明确记载赐历之事的朝贡国，也可以类推。永乐时郑和七下西洋，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没少颁赐历本给沿途各国；只有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才尊重当地回历，不颁中华正朔。而有些国家朝贡中国时，也会得到中国的历本。《明实录》中，差不多每年都记载了颁赐《大统历》于各国之事。
当然，有时候臣下为了拍皇帝马屁，也会“谎报军情”，把明明没有“奉正朔”的地区，也说成是已经奉了正朔了。如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序论》说，连印度也“咸承正朔，俱沾声教”，就明显是子虚乌有之事。
而“正朔不加”，则是“不臣”，亦即不以之为臣之意，表示对方资格不够，不值得中国费心。“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汉书·匈奴传下》）“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汉书·萧望之传》）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正朔”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不仅包括中国的历法，还包括中国的年号（纪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二而一的事情；但是在周边各国，二者却或分或合，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样相。所以，要说“颁正朔”或“奉正朔”，本应是包括历法与年号的，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
古代东亚各国虽于中国年号或奉或否，但于用中国历法却并无二致。也就是说，政治上对中国或顺从或强项，但在时间秩序上则高度一致。行用中国历法，可以说进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表现出对于中华文明的认同；而只有同时使用中国年号，才可以说意味着政治上的臣服，二者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三、基于中历的东亚传统节日
历史上东亚各国采用了中历以后，中国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去了，正如今天我们采用了西历，西洋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来。古代东亚世界用的是中国的历法，纳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所以，那时候它们的节日跟中国是一样的。
现在的东亚各国各地区，除日本外，法定纪念日大抵依照西历，传统节日则大抵依照中历。东亚地区现存的传统节日大都与中国的相同，它们过去曾是东亚世界的共同节日，现在也还是若干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保留节目”，可以看作是中国岁时文化影响的产物，悠久的使用中历传统的回声。
仅就中历新年（春节）来说吧，这是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而由于中历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亚世界的通用历法，所以过中历新年的国家和地区不止中国一个。春节是中历岁首，本来叫“元旦”，自从中国采用了西历，“元旦”用于西历岁首以后，1914年起才改叫“春节”的。所以，“春节”其实与“春”没什么关系。有人忘了“春节”的来历，以为仅与“春”有关，而又嫌每年在西历中的日期不固定，所以建议改到立春来过春节，这真是数典忘祖了！
也正因此，“春节”在英语里，不应该翻译成“Spring Festival”，而应该翻译成“Chinese New Year”。事实上，后者也比前者历史悠久得多。“Chinese New Year”1704年首度见诸文献，现身于英国古书《行旅集》（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Spring Festival”1917年才首度露面，刊印在英文版的《京报》（Peking Gazette）上，应是对于1914年起中历新年易名为“春节”的呼应，却也遮蔽了其“Chinese New Year”的本义。二词分别在整整三百年或百年后，于2017年增补入《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不过，“Chinese New Year”这一译法，在古代虽说全无问题，但在现代，有时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据说当西洋人向华人祝贺“Chinese New Year”时，同样也过中历新年的中国周边地区的人，就会对其中的“Chinese”感觉异样，有时甚至还会提出抗议说，全球过这一节日的不止华人，何以只称“Chinese New Year”？坚持要求西洋人改称“Lunar New Year”（阴历新年），浑然忘却了这一节日本来就是来自中历的，中国周边地区的人也过这一节日，就是因为历史上他们也曾经使用中历；更何况中历绝不是“阴历”，又怎么能说“Lunar New Year”呢？回历新年才是“Lunar New Year”吧？
正因如此，为“中历”正名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连“Chinese New Year”也会招致异议的——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称“阴历”了，那又怎能怪别人不称“Chinese New Year”而称“Lunar New Year”呢？
2020年末，中医药国际标准的英文名称“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在同样反对称“Chinese New Year”的人的反对声中（他们要求去掉其中的“Chinese”），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和说服工作，终于得以获得多数票通过，正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和榜样。
四、从中历到西历
进入近代以后，东亚各国纷纷“脱亚入欧”（实际上是“脱中入西”），其标志之一，便是弃中历而改用西历，弃年号（纪元）而改用西元（除日本外）。其实质，就是放弃中国的“时间秩序”，进入西洋的“时间秩序”，脱离中国的“时间主权”，从属于西洋的“时间主权”。
西历就是西洋历法（近代以前曾以“西历”称回历，这里取其今义），在中国又称“新历”、“阳历”、“公历”，但都不确切。早期的西历由古希腊人发明，不是很合理，希罗多德（前484—前430/前420）的《历史》曾指出其缺陷，认为不及埃及人的历法。后来的西历经过了改良，先有西元前45年起用的“儒略历”（西历旧历），后有1582年起用的“格里高利历”（西历新历）。
西历是太阳历、纯阳历，只反映太阳变化，不反映月亮变化（潮汐变化），适合农业，不适合渔业和航海，这是它的一个缺陷，也是其不及中历之处。
与西历密不可分、而又后于西历产生的，是西元。所谓“西元”，其本义是“耶元”，由号称英国第一位学者、神学家、史学家比德（Bede，673—735）创立。他在《时间之性质》一书中，发展了基督教史学奠基者攸西比厄斯（Eusebius，约260—340）的纪年法，提出以传说中的耶稣基督诞生之年（其实这是始终都弄不清楚的）为元年，之前为“基督以前”（Before Christ，缩写为B.C.），亦即现在常说的“西元前”（公元前），之后为“主之生年”或“我主纪年”（Anno Domini，缩写为A.D.），亦即现在常说的“西元”（公元）。在比德自己的著作如《英吉利教会史》中，即采用了这种纪年法，中译本分别译为“主降生前”、“主历”（一说西元525年，教会史家狄奥尼修斯推断耶稣生于古罗马纪元754年，遂定该年为基督元年，也就是西元元年）。这种纪年法先是逐渐成为基督教国家的通用纪元，后来随着近五百年来西方的称霸世界，而逐渐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在东亚，原来使用传统中历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改弦更张，在东亚各国中率先改用西历，且“仿西人以耶稣降生纪元之例，又以神武即位之元年辛酉（前660）为纪元之始……尔后凡外交条约、内国政典，每冠以是称”（黄遵宪《日本国志》卷首《中东年表》）。这是东亚“时间秩序”改变的标志，也是传统“东亚世界”崩溃的象征。
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后，琉球也被迫改用西历。
朝鲜末期的1895年末，以当年中历十一月十七日为西历1896年1月1日，从此，朝鲜半岛告别了已使用了约两千年的中历，开始使用西历。同时采用西纪（西元），兼用“檀君纪元”（以前2333年为元年）。
越南改用西历的具体日期不详，应在19世纪末，即法国殖民统治开始以后。就像历史上把中国历法改称为越南历法一样，据说越南现已把传统中历改称为“越历”了。这也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该把中国历法正名为“中历”（或“华历”）了，而不再“夏历”、“阴历”、“农历”、“旧历”地随意乱叫，否则人家拿去一申遗，我们又该追悔莫及了！
1912年，随着民国的建立，中国本土也弃用中历，改用西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将黄帝纪元4609年十一月十三日(西历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停用黄帝纪元，西元和民元并行，历法采用西历。1914年，又移中历岁首“元旦”之名于西历岁首，中历岁首改称“春节”，此后沿用至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用西历（称“公历”，但并未废除中历），不建年号，而用西元（称“公元”）。
从1873年日本率先改用西历，到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后被迫改用西历，到1896年朝鲜半岛改用西历，到19世纪末越南改用西历，到1912年中国本土最终改用西历，短短四十年间，东亚各国完成了从中历到西历的转变，陆续放弃中国的“时间秩序”，进入了西方的“时间秩序”，脱离了中国的“时间主权”，从属于西方的“时间主权”。
在讨论东亚各国的改历时，似有必要参考西方的视角。早在17世纪末，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就已经指出，对于悠久的中国历史而言，《圣经》的日历也是不够用的：“甚至拉丁文《圣经》为我们划分的时间，对于验证他们的年表也是不够长的。”二百多年后，法国作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在其散文诗集《画》（Peintures，1916）的《帝王图》“西汉的禅让”里，用中国历史的悠久和耶稣纪元的滞后，讽刺了用耶稣纪元定位中国历史的荒诞：“倘若你们当中哪位心生好奇，想知道华夏历史的这个关头对应着蛮人历史中的哪一刻，我就告诉他，在王莽乱政的时代，西方诞生了一个圣人，从此被罗马人奉为唯一的真神与保护神：这就是耶稣。此后，这些不臣于华夏的蛮夷便以耶稣的生年为起点计算宇宙纪年。（这使他们有时不得不倒着数；说什么第一个朝代，古老的夏朝，起始于‘时间开始前两千两百零五年’！）他们就这样让绵亘的时间之流在此处断了片刻。”也就是说，所谓“西元”，把悠久连贯的中国历史分割为西元前和西元后，对中国人来说很荒诞。连西儒都觉得荒诞的“西纪”、“西元”，我们也的确应该好好反思了。
此外，这种纪年法似也不宜称为“公元”，而宜如港台地区那样称为“西元”，或如日韩等国那样称为“西纪”；相应地，“西历”也不宜称为“公历”。整个东亚地区，除中国大陆外，其实都称“西历”、“西元”或“西纪”，而不称“公历”、“公元”。正如上文所举各例所示，早期在华西人也称“西历”。顾名思义，“公历”即是世界通用的历法，“公元”即是世界通用的纪元——通过加上“公”这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字，我们无形中奉“西历”和“西元”为“世界正统”。现在到了应该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又，一般认为中历的“缺陷”是不使用连续纪元，导致历史坐标不清晰。这或与中国传统社会重循环思维、轻直线思维有关。但中历并非不能使用连续纪元，比如只要有需要，我们完全可以创立一个“中华纪元”。而待将来世界大同以后，我们更可以创立一个超越各种文明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纪元——那才会是真正的“公元”！
古代东亚的“时间主权”在中国，现代世界的“时间主权”在西方，未来天下的“时间主权”应属于全人类。
（附记：本文为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课“似是而非”第一轮同名讲义之要略，内容基于拙文《中华岁时文化在东亚》，收入拙著《东亚古典学论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东亚古典学论考》，邵毅平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邵毅平，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论衡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文学与商人》《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东洋的幻象》《诗骚百句》《胡言词典》《马赛鱼汤》《今月集》《远西草》《西洋的幻象》《东亚古典学论考》及“朝鲜半岛三部曲”等十八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宋词研究（南宋篇）》等多种。编有《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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