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征战造成了多少人口损失？

有多少人死于成吉思汗的战争和征服行动？基于各种原因，这是一个特别难以回答的问题。古代和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经常在历史记载中成倍地夸大数字，有时这些数字甚至会翻十倍，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们记载的数字上打个折扣；反之，现代的历史学家几乎都秉持着一种与前人截然相反的倾向，即“缩小规模”以表明他们在学术上的怀疑态度。只有当我们掌握了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时才能估计死亡人数，但中世纪的人口普查数字并不可靠。最终，计算战争的损失成了一个令人进退维谷的雷区，学者们常常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都无法达成一致。

《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英] 弗兰克· 麦克林著，周杨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7月

计算蒙古对外扩张时造成的人口损失，起点显而易见应该始于蒙古对金朝发动的长达23年的战争，毕竟这是成吉思汗所经历的最为艰难的战事，不仅耗时最长而且从死亡人数上来看也是最为惨烈的。那么金朝的人口在1211年以及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的凯旋之年1234年分别是多少呢？根据耶律楚材1236年在中原检籍统计的数据，中原有户173万、口850万，而前一次（1207—1208年）金朝进行的检籍显示，中原有户7684438、口45816079。而再往前，于1195年进行的检籍则记录有口58834711。

这表明了人口的减少是灾难性的，然而这两组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提醒我们这里面存在一些严重的谬误。目前已经提出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而且它们很可能都是有根有据的。许多逃避检籍的人躲进了森林或深山；蒙古人自己带走了数万名手艺人；为了躲避蒙古人的侵略，许多人移居到了东南亚，或至少逃往了南宋。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有些地区，许多人因为成了蒙古诸王的奴仆而被隐匿，这就导致他们不存在于人口记录之中。考虑到婴儿较高的死亡率，大多数儿童都无法活至成人，因而儿童也被排除在了检籍之外。但最重要的解释还是官僚的腐败和无能。官员们讨厌周期性的检籍带来的烦琐工作，所以他们只是猜测或编造了数字。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为了避免招来更高的税收额度而故意选择了少报。在评估中古时期中国的人口时需要考虑许多变量，以至于任何结论都必然是主观的。

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蒙古的时代终结。一位杰出的汉学家总结到，根据其采用的模型，1600年中国的人口可以是6600万、1.5亿或者是2.3亿。在1279年蒙古灭宋之后，针对中国的总人口，一项“有所依凭的猜测”为该数字应在1.1亿至1.5亿之间，其中曾经南宋的人口可能为8000万至1亿，他们以占城稻为食。

成吉思汗征战雕塑

虽然在过去的研究中夸大了蒙古入侵所导致的华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但这个数字依然是相当可观的。那么它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吗？就这一点，相关的研究者们众说纷纭。有些人评估了从1206—1368年蒙古在远东称霸时期的死亡人数。其他一些人将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帖木儿发动的战争中的死难者都混为一谈。在缺乏科学的人口统计学帮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其他时期严重的军事灾难的死亡人数进行推断，这些灾难同蒙古人入侵所造成的破坏很相似，但同时需要记住的是，在这些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也是存在争议的。公认与蒙古在1211—1234年对金朝的战争规模类似的是755—763年唐朝的安禄山叛乱以及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据说安史之乱死了3600万人，尽管汉学家认为这个数据很不合理。普遍为世人接受的死难人数是2600万，即使出于谨慎和怀疑的理由而将这个数字减半，此次持续七年的战事依然造成了1300万这样庞大的死难人数。至于太平天国运动，宣称的死亡人数多到了不可思议的1亿，然而还是那样，没有一位著名的学者能够接受低于2400万的死亡人数，而且这个数字还被认为是保守估计的最小值。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存续的13年里，死亡人数是2000万—3000万，而在安史之乱的七年时间中丧生了2600万人，这些数据都足以成为探究蒙古和金朝之间23年战争中所造成的伤亡人数虚实的佐证。

简而言之，发生于中国境内的持久战争总是造成巨大的伤亡。此外，还有一些自然灾害也需要考虑进来，这是13世纪的编年史家不太可能详细探讨的内容。作为成吉思汗的统帅们与金朝之间多次交战地点的黄河，它在1887年和1938年爆发了可怕的洪水，分别夺走了一两百万和50万—70万的生命。另外在1931年，中国因洪水丧生的人也有250万—370万。即使在现代战争中，也有许多情况下的伤亡并没有被列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近来的一种观点是，日本人在1941—1945年杀害了3000万菲律宾人、马来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和缅甸人，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这将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1亿，而目前这一个数字至少也有7500万—8200万。即便是被认为更加文明的欧洲，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德意志的人口也从2100万减少到了1300万，死亡人数为1150万（出生率部分弥补了过高的死亡率）。在1885—1908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至少有1000万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200万。（以及需要注意的是，战争期间的新生儿常常没有出生记录，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存活，而且在中世纪，儿童的死亡率本就非常高。）

所有这些都间接地证明了1211—1234年中原的死亡人数达到了骇人听闻的3000万，这个数据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3000万人口可能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7.5%。除了在中原有大概3000万人死亡之外，我们还可以算上1220—1222年蒙古入侵花剌子模时的750万死难者以及1222—1223年和1237—1242年蒙古入侵欧洲时的牺牲者。就花剌子模而言，我们陷入了困境，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中世纪伊朗人口的可靠资料。我们有的只是后来的编年史家和14世纪早期的伟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报道。尽管编年史家们显然在每一个数字上都加了一个零，这把伤亡的人数扩大了十倍，但还是有一些作者准备接受这些荒唐的死亡人数，包括在马鲁（130万）的、哈烈（160万）的和尼沙布尔（175万）的。这些作者声称成吉思汗在花剌子模杀害了1500万人（这可能比整个人口的三倍还多），而伊朗直到20世纪中叶才恢复到蒙古人到来之前的人口数量。

从所有关于这场战争伤亡情况的最优秀的研究来看，更有可能的是，尽管损失巨大，但损失并没有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伊朗的人口可能从500万下降到了350万，阿富汗的人口可能从250万下降到了175万。如果我们也不理会编年史家关于俄罗斯的人口减少了一半这样夸张的说法，更明智的估计是俄罗斯的人口从750万下降到了700万。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东欧因蒙古人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百万。如果我们把俄罗斯、东欧、花剌子模帝国的人口损失与中国境内以及成吉思汗其他小规模战争造成的损失相叠加，那么最终会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总数——3750万。

造成如此巨大损失的原因部分在于蒙古“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的政策，以及当地民众的顽固抵抗，后者被本国统治者的宣传所骗而且他们完全不了解自身的处境。成吉思汗的凶残程度被伊斯兰的历史学家夸大了，他们把蒙古人视为“大魔头”而对己方的残暴和屠杀视而不见，这在看待札兰丁时尤甚。当蒙古人编造有关他们野蛮行径的夸张故事，以期不费一兵一卒而单纯用恐惧吓退敌人的时候，这种曲解进一步地加深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成吉思汗拥有盲目的或者心理变态的残忍行为，他做的所有一切都是出于唯一一个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并非如从前的游牧民族一样野蛮、盲目、单纯地为了掠夺而征战，成吉思汗怀抱这样一个目的：以至高天神腾格里之名征服全世界并建立一个帝国，在其中蒙古人可以吸纳贡品，在保有成吉思汗珍视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享受着胜利的果实。

成吉思汗

既然在成吉思汗看来，他作为世界的征服者的角色是不证自明的，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激起被征服者的仇恨，也没有必要说他的敌人是次等人。令人钦佩的是，他既没有种族偏见也对宗教表示了宽容。当时对他的许多攻击要么是为了利用宣传手段鼓励当地人抵抗这些入侵者，要么是用情绪上的亢奋来应对战败带来的悲痛创伤，抑或只是无知地试图解释这个来自东方的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蒙古人应该为自己这些负面的评价负有责任，毕竟他们因屡屡食言而臭名昭著。他们会赞同霍布斯的格言“没有剑的盟约只是一纸空文”，而成吉思汗用一句话为他们背弃盟约的行为进行了讽刺意味十足的注解：“用语言杀死的猎物不能捆上马背。用文字屠宰的猎物无法剥去皮囊。那些号称每一名蒙古人在身处花剌子模的五年时间内都杀死了100人的故事口耳相传，尽管从理论上来看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然而，这个故事荒诞地讲述：这5万名蒙古人每人每天要处死24个人。一位现代评论家对此评论道：谁将在受害者等待处决的时候维持秩序？执行如此艰巨的任务时，刀剑怎么能始终保持锋利呢？堆积如山的尸体和财物会被安放在哪里？行刑者是否会轮班并通宵工作？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们又是否会向行刑者和受害者提供饮食？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蒙古人在当地征召的新兵往往比蒙古人自己更热衷于屠杀，在1258年围攻巴格达时，格鲁吉亚人的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重要的不是以21世纪的标准来评判成吉思汗，而是要结合13世纪普遍的行为来看待他。成吉思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杀戮者，但在本质上他们并无区别。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1127年金人在开封残杀宋人；1209年十字军在贝济耶和卡尔卡松屠杀同为基督徒的阿尔比派；1296年爱德华一世在贝里克屠杀8000名苏格兰人；1303年阿拉乌德丁·卡尔吉的部队在奇陶尔加尔杀害了3万名印度教徒；1014年拜占庭残暴地将保加利亚战俘刺瞎；基督徒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等等。最明智的做法是接受一位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的判断：“同以往的及其之后的开国之君相比，成吉思汗并没有更残酷也没有更仁慈。道德判断无助于理解他的价值。”

（本文节选自弗兰克· 麦克林著，周杨译，《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