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普遍相信精神障碍与艺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梵高、弗朗西斯·培根、草间弥生等众多闻名世界的艺术大师都患有精神疾病。
随着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对艺术与精神疾病关系的探究也逐渐深入，有些专业人士开始鼓励、支持患者去进行艺术表达，精神障碍患者的作品也逐步走入公众视野。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陈智民是一个喜欢“搞艺术”的精神科医生，这两年他在院内的b1病房开设了一个画室，专为一些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绘画创作的空间，期间还策办过两次患者的画展。
今年8月，陈智民作为策展人，终于将“600号画廊”这个长期的艺术空间在院内落地了。这是内地首家精神科医院里设办的画廊，其中作品全来自“病人艺术家”们。这些作品被称为“原生艺术”，在色彩与线条的自由表达中显现出了丰富的精神世界。
院方希望通过这个艺术画廊，让更多人打消对精神障碍的刻板印象，走进画廊，走近这个的群体。日前，澎湃新闻对600号画廊进行报道后，引发关注。为此，我们对策展人陈智民医生进行了专访。
600号画廊
到600号画廊去感受精神科医院里的人情味
澎湃新闻：请谈谈600号画廊的缘起。
陈智民：我的经历跟别人不大一样，我从小是个文艺青年，但当时害怕毕业找不到工作，选择了读医学。所以我进入到精神医学的领域，多少有点阴差阳错。
我本科时看过一本书，介绍的是“南京原生艺术节”的策展人郭海平先生。他致力于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搞艺术创作，去教他们绘画，去为他们办展览。当时作为一个精神科的学生我感到非常震撼，第一次意识到精神障碍患者也可以如此有才华。
成为医生后，我觉得或许也可以效仿郭海平老师做类似的尝试。在我之前，很少有想到把精神医学和文艺结合起来的医生，这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机遇或使命吧。
开设一个长期性的画廊，其实我在2019年就有这个想法了，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没有办成。在600号画廊还未被众多媒体关注前，我在院内做的艺术疗愈的探索经常会被认作是“不务正业”。直到2021年遇到了日间康复中心的钟娜主任，她非常支持我，帮我摆平了很多困难，这才使这个画廊最终成为现实。
澎湃新闻：你和医院同仁们希望600号画廊带来什么？
陈智民：我们办这个画廊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做科普和公共卫生教育。
精神科医生跟普通内科医生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还承担了一个很重的科普任务。为什么这么说？比如公众得了糖尿病，他们自己就知道去医院治疗，但患了精神障碍却不一定意识得到。而且社会上还普遍具有对精神障碍的惧怕心理，觉得去看病吃药很恐怖。这些问题在医院内解决不了，我们必须走进大众去改变这些不正确的观念。
我认为艺术是一个很独特的通路，能在公共卫生教育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大家不了解前可能觉得精神病院是个跟监狱一样的地方，但600号画廊的开设可以让大家亲身过来看看、感受下，就会发现这儿其实也是有人情味的。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600号画廊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精神科医院里的画廊？国外是否有过这种尝试？
陈智民：据我们了解，中国只有台湾桃园某疗养院中有一个陈列精神障碍患者画作的画廊，所以我们说600号画廊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精神科医院里的画廊。西方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艺术接受度相比国内要高一些。瑞士洛桑的原生艺术博物馆专门收集病人的创作，还有法国的圣安娜医院，就是米歇尔·福柯曾经待过的，里面也有栋老建筑专门用来展示患者的作品。
西方的艺术市场和艺术教育都比较成熟，一些精神病患创作出的作品会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国内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郭海平先生的“南京原生艺术节”，还有上海的陈梦媛，她的公益组织“刺鸟栖息地”也是致力于传播精神健康类艺术和知识的。
2019年面向院内的患者画展
通过绘画，他们重新焕发了生机
澎湃新闻：精神医学和艺术之间是否有联系？
陈智民：有的，其实从很多艺术家都是精神障碍患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精神医学其实是医学中比较边缘的学科，在跨过医学的界限后，就容易和文学艺术靠到一起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患有精神障碍的文学家，探究精神障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这个研究并非主流，精神医学主流的研究还是探究大脑变化与症状间的关系。
另外精神治疗也有它独特的地方，一方面治疗的是人的肉体，一方面治疗的是人的心理。所以可以说精神医学既有医学的部分，也有人文的内容。但艺术本身很复杂，精神与艺术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也不多，所以这个领域目前来说很难有定论。
澎湃新闻：你们医院这些患者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陈智民：一般他们每周画一到两次。我先是把病人请到画室里，给他们一定的指导和鼓励。熟悉后，他们一来了自己就开始创作了。
对于患者的创作，有人认为不要指导，觉得任何指导都是对他们表达自由的干预。但就我个人实践而言，我觉得一定的“指导”还是有必要的。这种指导并非是教他们怎么画，而是让他们学会突破原有的思维界限。因为我病房的病人大多都是住院较久的，他们长期待在房间里缺乏社交，也缺乏环境的刺激，很难突破自我框架的限制。有时稍微画得自由肆意了些，别人还会嘲笑他们“是不是又发疯啦”，这样他们就更不敢大胆去画了。
因此，我主要是鼓励他们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勇敢地把条条框框的限制拿掉，去真正表达内心的感受。大多数住院的病人都缺乏自信心，我需要通过鼓励把他们的自信恢复出来。
澎湃新闻：画完之后你会跟他们一起交流画作吗？
陈智民：会的，画完后一般有个讨论会，有时我还会请些艺术家朋友一同过来参与。
我们很强调这个交流环节，因为我们希望能进入患者的精神世界，绘画则是一扇敞开的门。
交流的形式很活泼，一般会让病人谈谈画的是什么，有什么寓意和故事。有的病人说不出什么，他们画的时候全凭着感觉在走，画完后也无法用语言去解释。
澎湃新闻：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它已经蕴含了作者想表达的东西，或许不需要再解释了。
陈智民：没错，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了。我发现有时一直追问病人画的是什么会显得不礼貌，后来我也就不多问了。艺术已经用非言语的方式表达出他们的内心了。
澎湃新闻：参观完画廊后，我发现大多数作品都很简洁抽象，但又能从中感受到画家内心的波澜。我可否将之理解为原生艺术的一种特征？
陈智民：你这个理解是没错的。原生艺术指的就是未经专业艺术技巧学习的人，去直接创作的作品。因为缺乏系统的艺术培训，画法通常比较简单，但也正是因为没了技巧的框定，人的情感和感受能更加直接、真诚地体现在画作中。
澎湃新闻：有人会说这些作品不太容易理解，你认为让人看懂这件事重要吗？
陈智民：欧美国家从文艺复兴，再到现代、后现代艺术总共经历过数百年的洗礼，他们公众的文化艺术修养相比国内也会高一些。所以当他们看这些抽象画作时通常不会以看没看懂作为其价值的标准。所以这个问题本质上反映了，公众比较缺乏欣赏原生艺术的经验和审美习惯。
澎湃新闻：从这个角度来看，600号画廊不仅起到了科普和公共卫生教育的作用，还起到了一定的艺术教育功能？
陈智民：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澎湃新闻：那你觉得原生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陈智民：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提醒大家要去注意到艺术的本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艺术是人精神交流的一种手段，欣赏艺术是要从中去接受情感、接受美，而不是从中去获取理性的信息。看绘画有时不用纠结看没看明白，试着去除掉你大脑中已经被定义的东西，用你的感性去接受作品传达出的东西。
原生艺术某种程度上打开了大家创作的局限，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式。
澎湃新闻：海德堡精神病医院的汉斯·普林茨霍恩在19世纪出版过一本《精神病人的艺术》，其中谈到了绘画背后的六种动机。你经常跟病人艺术家接触，绘画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陈智民：那本书主要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的，稍微有些抽象。于我的个人经验而言，绘画对病人的意义往小里讲就是个娱乐项目，往大里说也可以成为一个病人的事业。但收获外界的支持与肯定，往往是他们能坚持做这件事的前提。其实人都是一样的，病人们尤其能感受到有人在真正关心他、肯定他和欣赏他。
病人们平时在房间里无事可做，很容易变得懒散，丢失掉精气神。但在我们的艺术画室里，他们不仅会自己画，还会跟其他病友和医生们交流、相互夸赞甚至吹捧。平时如此缺乏生机的一个群体，其实也可以变得这样精神，如此鲜活，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感动的事儿。
艺术能作为一种疗愈方式吗？
澎湃新闻：对精神类疾病有没有统一、严谨的称呼？
陈智民：当称呼一个病为疾病（disease）时，那么代表已经知道它的病因了。而精神科的大部分病我们暂时搞不清它的病因，我们只把握到它们的表象而还未触及本质，所以更严谨的称呼是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而不是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
澎湃新闻：从较轻度的社交恐惧、失眠，再到较重的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是否都算作精神障碍？
陈智民：这就要谈到判断精神正常与否的划分方法了，这些方法是很多的，彼此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我们临床工作所采用的方法是精神障碍诊断标准，标准里包含的我们就认为是精神障碍。
比如在前一版诊断标准中同性恋被叫做性取向障碍，现在新一版删掉了，也就不认为它属于精神障碍了。
从最重的癫痫、精神分裂症、阿兹海默症，到最轻的性受虐癖、睡眠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等，凡是列入进诊断标准的我们都认为属于精神障碍。
澎湃新闻：治疗精神障碍，药物与非药物疗法哪个更有效？
陈智民：严重的精神障碍需要靠药物治疗，心理咨询不一定适合他，如果同时有心理问题又有精神障碍，那么结合起来会更好。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大概的区分，在临床上有着更加明细的诊断标准，判断到底病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专业医生来下。
澎湃新闻：艺术疗愈的方法是否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可？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做艺术疗愈？
陈智民：某种疗法如果被证明是有效而且方便使用的，那它就可以成为一种长期的疗法。对艺术疗法的边界目前来说认知还不太清晰，所以是否有权威性很难说，我们主要还是看这种方法是否对患者有效果。
在国外开展的艺术疗愈相比国内更早也更广泛一些，它一般用于轻症的精神障碍患者，作为一种辅助疗法。像我画室里的病人，很多都是多年的“老”病患了，画画可以纾解他们的一些情绪，让他们的精气神变得更好，但很难说光靠绘画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病情。所以最终还是要看这种疗愈方式适不适合患者本人，大家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非药物疗愈方法，多多益善。
《正方形与圆形不断交替，无穷无尽》
反对妖魔化也反浪漫化，但不介意网友调侃
澎湃新闻：社会对精神障碍群体的污名化是怎么产生的？
陈智民：社会需要规矩，你服从规则大家才愿意接纳你。破坏规矩的人往往会受到他人的厌恶。最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像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的病人，他们发病时通常无法自控，所以这些人经常会被认作是社会秩序潜在的“危害”。
第二个原因是，如果家里有个长期需要照顾的精障患者，长久下来负担很大，又因为患者发病时不理人情，会伤害家人的心，久而久之也许就没人再真心地去对待患者了。
最后中国文化推崇人要成为君子，要求人要有较高的道德自觉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做出出格的事情，他们不会被看作是生病了，需要照顾，而会被认作这个人有问题，需要“治理”。
以上种种都是使精神障碍患者被污名化的因素。实际上，在生活中大多数精神病患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是很小的。大多数轻症、中症的患者都可以跟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某些严重的精障患者也只是在发病时难以自控，其他时候都是比较平静的。
澎湃新闻：之前600号画廊在网上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不少网友都提到《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简单地把精神障碍患者等同于“天才”，是否也是一种污名？
陈智民：没错。把精神障碍患者简单等同于“天才”或“超人”，是对这个群体的一种“美化的想象”。
妖魔化和浪漫化之间往往是一线之隔，归根到底还是了解不够、认知不足。因为当对一个事情不够了解时，就很容易把它想得很好，同理也容易将之想得很坏。
那本书我当年也痴迷过一阵子，后来发现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比如它正是利用了大家对精神障碍群体浪漫化的想象，去制造了一种新的刻板印象。我们精神科医生对浪漫化是心怀警惕的，所以我们科普不仅是要消减妖魔化，同样也要消减浪漫化，好让大众有一个更加真实客观的认知。
澎湃新闻：有很多涉及精神障碍内容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但其中不少仍旧在固化大众对“疯癫”的认知。
陈智民：是的，有不少作品不但没引导大家正确的认知，反而更加将之符号化、污名化了。
电影的传播力非常强，把精神病学元素带进去其实可以起到很好的科普作用的。我最近写了一本叫《电影中的精神病学》的书，还在出版阶段。我把所有涉及精神病学的电影收集起来，考察了其中内容，把比较真实反映了精神病学的片子都列出来了。
澎湃新闻：我看到很多网友在传一张写着“宛平南路600，这是家的呼唤”的表情包，你是否知道这个调侃？
陈智民：我们老早就知道了哈哈，我们医生自己也爱这样调侃呢。
澎湃新闻：精神障碍的问题并不是个娱乐话题，你们会担心在调侃中消解掉问题的严肃性吗？
陈智民：我们医生的看法其实没那么严肃啦。网友调侃和娱乐的确有可能消解严肃性，但另一方面也是个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医生平时做科普真的太难啦！认真写一些严肃的内容根本无人问津，大众就是喜欢有趣的东西，有时我们会刻意利用大众的娱乐心理去做科普，以开玩笑的方式让更多人去接受精神健康知识。
《我在边疆》
将来要卖周边，收益可以帮助患者提高自尊自信
澎湃新闻：据说精卫中心会结合600号画廊推出一系列文化周边？
陈智民：是的，10月初上海疾控中心会上线一个淘宝店，会出售全市精神科里患者的手工作品。之后我们医院自己也会推出一些文创产品，比如印上病人艺术家作画的马克杯、丝巾等等。
澎湃新闻：这些产品的收益会用在什么地方呢？
陈智民：收益肯定大部分是会回到病人手上的。我认为这笔钱能成为病人自己的一笔合法收益，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创作还可以为自己赚点小钱，这对提高他们的自信与自尊是有很大帮助的。
澎湃新闻：走向商业是否会有消费患者群体的质疑呢？
陈智民：说实在的，就算做的事情是纯公益的，都会一直有人质疑我们在消费这个群体。社会上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杂音，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具体去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在做的。目前来说我觉得做得还不错，能帮到患者群体，也不会愧于自己的良心，还能影响到公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
澎湃新闻：未来是否可能让这些作品走出600号走廊，让更多人看到？
陈智民：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并不急着做。我们更希望把公众请到我们医院里来看，尽可能让大家走近这些病人艺术家们。比起去外面的美术馆展览，画作留在医院内给观众的印象可能会更加深刻。
医院里有一个画廊，这本身就是个冲击公众印象的事儿，它很有张力。我希望未来大家不一定是为了看病才来精神专科医院，也可以是过来欣赏这些独特的艺术的。
《神仙的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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