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群与《海边的房间》：似乎过于相信命运的无常

“你觉得不够幸福就是边缘吗？”这是黄丽群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疑问。在短篇小说集《海边的房间》里，她用十三个小故事提供了自己的回答。

黄丽群出生于中国台湾，《海边的房间》是她用真名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华语小说之一。此前，她以笔名九九写了《跌倒的小绿人》《八花九裂》等书，先后获得时报短篇小说评审奖，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和首奖。

黄丽群（摄影 赵豫中）

黄丽群认为从古希腊至今，人们的困境都是相似的。《海边的房间》里的主人公虽忍受着各自的生活，也都绕不开爱和欲望的网。善于描写日常暴力的作家并不少，黄丽群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她采用了恐怖小说和情色小说的笔法，刻画人生的困顿和荒谬，却未沦为猎奇之作。她让你在倒吸一口凉气时，感慨命运的偶然性对人们的屠戮，并试图拼凑这些小人物之间的共性。

用恐怖小说和情色小说的笔法，刻画生活的困顿与荒谬

同名短篇小说既飘荡着情欲气息，又散发着阴森诡谲之感。即便熟悉了她风格的读者，已经小心翼翼、屏住呼吸，还是不慎被突如其来的结局吓一跳。她写的并非是远方的恐怖，而是人们内心幽微隐蔽的一面。从事针灸的中年男人、走不出丧子之痛的母亲、相貌丑陋的速食店店员、算命师傅、公务员、家境拮据的女大学生……都是些再平常不过的角色，然而这般普通的人，内心深处也有难以触及的暗礁。只是平日总是沉默着，无人问津，才会在真相显露时令你后背发凉，让你讶异人的内心竟可这般蜿蜒曲折，或许楼道里擦肩而过的邻居，抑或是我们自己，也曾有过超出世俗常规的欲望，或是歇斯底里的孤独吗？

小说以书信体和故事并行，开篇书写了女主人公的冷淡和疏离，制造出一种叙事迷雾。随着故事展开，“海边的房间”也在潮湿、朦胧的气息中显现出它真实的面目。小说中继父为了将女孩留在身边，不惜让她瘫痪，拦截掉所有的信件，切断和她外界的联系。继父恩宠的背后是病态的控制欲和情欲，海边的房间又何尝不是人心的监狱呢？

在描写继父为女孩扎针时，黄丽群采用了异常平静的笔触：“今天的海也很好，没有风雨到来；海边的房间也很好，没有裂变到来。两人的日子还长，不怕。”现实处境和表面的祥和，产生了强烈的对撞，加重了故事的阴森和绝望。只要海边的房间还是坚不可摧，那么女儿就会继续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小说阴森、可怖的氛围也在男人病态的情话中变得愈发浓稠腥臭。

《海边的房间》

短篇小说《猫病》聚焦了女性的性焦虑。女主人公偶然间捡到一只小猫，将它唤做妹咪。小母猫迸发的生命力唤起了她一直压抑的渴望。衰老和贫困不会让她的情欲湮灭，只是加重了对性的焦虑。她爱上了给妹咪看病的兽医，幻想自己像母猫一样被反复抚摸，小母猫的柔弱无骨、娇声与媚态是性吸引力的象征，也是她嫉妒的对象。故事的最后，女人掐死了母猫，像喝猪血补气一样，试图用猫血获得妹咪绵延数公里的荷尔蒙，恢复早已停止的月经。“医生我都停经好几年了，现在又流血，你可以看看我得的是什么病吗？医生，你看得出来这是猫病还是人病吗？医生你好，喜欢妹咪，对不对？你一定会喜欢我，妹咪、妹咪，下次我们再一起去看医生。”小说便在女人几近癫狂的喃喃自语中戛然而止。

近年来，女权主义的呼声不断高涨，关照女性命运和处境的作品并不少见。不像《坡道上的家》《82年生的金智英》那样对母职、父权有着鲜明的反思和抨击，黄丽群没有刻意塑造一个让人怜惜的“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她笔下的人物，早已被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狭隘想象规训，不断的自我矮化、自我降格。《猫病》中的女人，觉得自己应该在五十一岁停经时认命。因为老去的女人根本不能算作一个人，“没有任何资格洋溢”。

情欲缺失的背后，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女主人公为了给患癌的父母看病，卖掉了用毕生积蓄买的房子，最后只能住在逼仄的群租房。同住的年轻女生从不关心她的处境，只会污蔑她总是弄脏浴室；她试图与兽医院的医生攀谈，对方也毫无反应。高速原转的城市，让人日趋原子化，也让个体的孤独无法排解，对爱欲的渴望也显得不合时宜，只能以毁灭结束。

无常往往最平常

大学毕业后，黄丽群的第一份工作是编辑。这期间，她读到当时最活跃的作者的文字，感受到他们对时代的思索。因为台湾的城乡均质化很高，即便她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城市，黄丽群关心的并非城市生活本身，而是普通人的境遇。

生活中的黄丽群喜欢算命，这让她觉得人生充满套路，无非就是阴差阳错，悲欢离合。她在接受记者采访和演讲中，多次表示自己对命运的偶然性感兴趣，不喜欢斩钉截定的事物，喜欢人类无法主宰、无力抗拒的事物。那些看似平淡、困顿无聊的生活，也饱含着不为人知的神秘的随机性，“大命运之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机关。”

这些随机性往往都是琐碎无关宏旨的细节，而非惊天动地的转折。童年时期，父亲因周旋于饭局，很少有时间与她独处。一次父亲难得回来陪她吃饭，又因好友的邀约中断。黄丽群内心虽有怨念，却没有大声阻止，未曾想到父亲在途中遭遇车祸，永远离开了她。“没有喊住父亲”这样的小事，便是触发命运的小机关。

这种对命运中的偶然性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黄丽群的创作。在她的小说中，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总能串起故事重要的走向，让人们的生活瞬间坍塌。在短篇小说《当一个坐着的人》里，黄丽群写了一个家境拮据的女大学生。女孩和上级谎称自己摘掉了子宫，得到了上级的同情和信任。得到转正机会那天，从来都按时来月经的她，突然感到下腹有温热的液体喷流而出，弄脏了昂贵的进口沙发。

十几年来为了提升阶级的努力，竟毁于月经和此前随口撒下的谎言。其实真正摘掉子宫的是女孩的室友，她曾经因为嫉恨室友优渥的出身，谣传室友堕胎。借对方的血光之灾不会让女孩愧疚，反而觉得“能使的坏也就如此”，“别人身上的苦，尝起来舌根甘甜”。

相较于其它故事里爱而不得的失落和焦虑，《当一个坐着的人》难得地将视角转向了金钱与阶级带来的焦虑。让女孩感到身份悬殊的，并不来自于他者刻意的伤害与贬损，而是那些连对方都容易忽视的细节——同样是买水果，室友买的是进口的，自己只能买临期促销的。令人唏嘘的是，女孩从小就浸润在“贫穷及原罪”的环境下。她的父亲是大堂的门卫，需终日替人开门，看人脸色，故频繁向女儿传授“坐着比站着高级”这样的处事之道。

法国社会学家埃里蓬·迪迪埃在《回归故里》中，强烈反对了“人在童年时期是没有阶级意识的”这样的观点。他反问到：“如果你的母亲是一个被人呼来喝去的保姆，你难道不会因此痛心吗？”女孩失去工作机会看似罪有应得，但女孩让人恨不起来的原因，大抵是社会给予穷人的尊严太少，才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也格外敏感，被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刺痛。

只是黄丽群似乎太过于相信命运的无常，在下笔前就已经预设了人物的结局：相貌丑陋的速食店男子不可能获得真爱；家境拮据的女大学生，永远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独居多年的中年女性，情感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对细节的过分关照，也容易让人物沉溺在日常生活的暴力中，对命运的偶然性追问也多少呈现出戏剧化的色彩，这也让黄丽群在反边缘和反正确性的同时，让人物不可避免的奇观化，限制了对市民社会意义的进一步探寻。

不幸福就是边缘吗？

出现在《海边的房间》里的人物，各有各的困顿。出版社为其推广做的腰封上，写着“畸爱者”“坏掉的人”这样的词汇。这种坏朽不在于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威胁，而是他们更像挤在超市角落里特价处理的果蔬，缺乏光泽，不够新鲜，只能安静地坏掉，散发出腐臭的气息。但有时候，千疮百孔才更接近普通人的常态。

小说中的人物覆盖面极广。《决斗吧，决斗吧》中的周雪是公务员、《卜算子》里的是算命师傅和他的儿子、《当一个坐着的人》的女儿是普通女大学生、《入梦者》里则是快餐店打工的独居男子……他们的职业都很普通，就是城市中大部分人从事的职业。

黄丽群反对用“边缘人”定义她笔下的人物。她说：“你觉得不够幸福就是边缘吗？没有你想象的幸福就是边缘吗？你可能非常傲慢，不像你期待的那样写结婚生子，生活乏味，一切都有，然而寂寞空洞的中年男人就是边缘了吗？这样的男人当然不边缘是超主流的，那就是幸福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中心，他们可能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可如果从很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人都尽了他们的全力，过上自食其力的安稳生活，他们的感情无人回应就边缘吗？我不觉得现在高度原子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己微型的中心，在巨大的光谱的分散位置上各自生活。”

《感觉有点奢侈的事》

诚然，当我们用“好看、有钱、有人爱”的标准，划分出“边缘”和“中心”，其实也不自觉内化了权利话语的叙事。就像是黄丽群时常念叨的“无常往往最平常”那样，无论怎样努力，都似徒劳；无论这样粉饰，处境都捉襟见肘，才更像是普通人的真实境遇，《海边的房间》写的就是在我们周遭，只要我们承认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何黄丽群会认为“城市畸爱者”这样的表述像是营养成分表，而非小说真实的肌理。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击中人心，并不在于出奇制胜的情节，或是轻易地消费自己和他人的苦痛，而是用参透又不说破的态度，探寻普通人和他们不普通的命运。

柯裕棻对黄丽群的评价或许是最为精准的概括。她说：“多数的人会避开事实，尽量忘掉生冷粗糙的世界；有些人会阴狠疯狂地乱刀砍杀；有些人会滥情洒狗血；能够细细将可怖的人世剖开来，既让人看见那阴暗猥琐，又让人赞叹刀法精准漂亮，就是真才气了。”“她的文字温煦如日，速如风雨。晴日静好的午后，还觉得太平岁月温暖快乐，一转眼，不知哪来的乌云罩顶，大雨倾盆而下。读的人回过神来，重新整饬，自然有自己的一番了悟。那时，这朵谜一样惘然幽异的奇花异草，就在读者的心里盛开蔓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