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德勒兹字母表：P作为教师》（L'Abe?ce?daire de GILLES DELEUZE P comme Professeur）。《德勒兹字母表》是一部访谈类纪录片，由皮埃尔-安德烈·布唐于1988年至1989年拍摄，总共长达8小时，由德勒兹和他的学生克莱尔·帕奈共同完成。德勒兹从法语字典中的A到Z中各选出一个以该字母为首的关键词与帕奈进行了共计25次讨论（x与y合并为一起），德勒兹在这25个主题中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字母表作为幼童学语的启蒙之物，《德勒兹的字母表》也可以作为初步了解德勒兹思想的一把钥匙。
《德勒兹字母表》海报。
授课的关键在于重复的备课
克莱尔·帕奈：字母P是教师（Professeur），如今你已经64岁了，你也当了接近40年教师，首先在中学，然后去了大学教书。今年是你不上课的第一年。首先，你怀念上课的时候吗？因为你之前说过你对上课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所以我想知道现在你不上课了，你会怀念那种感觉吗？
德勒兹：不不不，我一点也不怀念，授课算得上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很喜欢授课，但是到了退休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因为我不太想授课了。授课的问题非常简单，其它领域的工作和也授课一样，就是将一件事情准备到极致，很多事都是如此，就像烹饪的菜谱，为了获取5到10分钟的灵光时刻（inspiration），就需要大量的准备，诸多的准备只为了这一刻……我很喜欢授课前的准备工作，我课前准备就为了灵感爆发的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我准备的很多，但是我的灵感日益消退了，所以是时候退休了……不再授课没有让我觉得被剥夺了什么，尽管授课是我喜欢的事情，但是现在对我而言不是那么重要了，目前我专注于写作和其它方面的问题，所以停止授课我没觉得后悔。总之我还是非常喜欢授课的。
克莱尔·帕奈：你说授课前需要准备多时，那具体需要准备多少时间呢？
德勒兹：这个需要思考，授课就是一种重复（répétition），就像戏剧和歌唱一样，总是充满了重复，如果我们不反复排练，那就不会有灵感。如果一堂课缺失了灵感，那就表示它什么都不是。
克莱尔·帕奈：你不会在镜子面前重复所准备的内容……
德勒兹：当然不会，每种活动都有一种庄重的获取灵感的方式，授课是把你要讲述的东西先深深印入你的脑海之中，再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你所说的东西是有趣的。如果一个老师授课时的表达不那么有趣，那么听众很难体会到他课程中有趣的东西，老师追求讲课有趣并不是一种虚荣（vanité），保持有趣和热情需要老师在对待和处理课程的时候寻找一种方式（matière）。有时候需要真正的鞭策（coup de fouet）自己，使得自己能到达一个接近狂热的状态，才能把想要表述的东西讲到点子上，这就是所谓的重复毫无疑问地，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么做了。同时，授课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它是一个立方体（cube），立方体就意味着是一个空间-时间（espace-temps）的结构，在授课中会发生很多事。我个人很不喜欢所谓的学术会议或者报告讲座（conférence），因为讲座或会议产生的“空间-时间”非常有限。而课程是延伸（s'étendre）的，从这一周延伸到了下一周，这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以及时间的维度，是一个序列（suite）。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弥补之前不太成功的部分，但是在课程的内部它本身就已经有所发展，况且来上课的学生每周都会有所改变，研究听众也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太多的问题了……
德勒兹的教师生涯：中学阶段
克莱尔·帕奈：那我们从你的教师生涯开头谈起吧，你开始在中学任教，你对高中有什么美好回忆吗？
德勒兹：有的，但这说明不了任何事，因为现在的中学和之前的完全不同了，我很理解那些年轻的中学老师为何如此垂头丧气。我成为中学老师是在法国光复（1945）后不久，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克莱尔·帕奈：你在哪里教书？
德勒兹：我在外省两个城市工作过，一个我很喜欢，另一个我不太喜欢，我喜欢亚眠（Amiens），那是一个自由且开放的城市，然后是奥尔良（Orléans），那是一个拘束的城市。那个时候的哲学老师还可以很放纵（complaisance），别人会觉得哲学老师就是村里的傻子一样，所以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我教我的学生用锯琴（la scie musicale），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正常，但我认为现在在高中已经不可能被允许了。
克莱尔·帕奈：从教学上而言，你用锯琴教了学生什么，它是何时出现在你的课堂上的？
德勒兹：我用来解释曲线（les courbes），因为我们在弯曲锯子（la scie）的时候可以让它发出声音，这就是运动的曲线，这可以让学生感到很有趣。
克莱尔·帕奈：这就是无限变化（variation l’infinie）……
德勒兹：不，我不仅仅做的是这些，我也做了会考（bachot，baccalauréat缩写，类似于国内高考）的老师，我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克莱尔·帕奈：你在那里遇到了让·波佩恩（Jean Poperen）？（让·波佩恩，1925-1997，法国左派政治家，1947年在亚眠工作时德勒兹是他的同事。）
德勒兹：波佩恩，对，我很熟悉他，他总是飘忽不定，很少呆在亚眠，他有一个小箱子，和一个巨大的闹钟，因为他不喜欢腕表，他走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他的大闹钟，他用闹钟来为上课计时，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克莱尔·帕奈：你在亚眠中学教书的时候有没有和别的老师成为朋友？因为你在学生时期曾经和老师做过好朋友（详见德勒兹字母表 E-童年）。
德勒兹：我喜欢体育老师，不过我不太记得具体的了，中学的教师办公室也是一个充满变动的地方……
克莱尔·帕奈：对于学生而言，老师办公室总是一个压抑（pesant）的地方，神秘且压抑……
德勒兹：不不，这情况仅仅是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办公室里有各种老师，有的喜怒无常，有的嬉戏打闹，但总而言之，我不经常在办公室里呆着。
克莱尔·帕奈：在亚眠和奥尔良工作之后，你到了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教预科班，你在那里遇到过难忘的学生吗？（路易大帝中学与隔壁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IV为法兰西岛巴黎地区最好的中学，学生多为权贵阶级子女。）
德勒兹：没遇到什么特别让人难忘的，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我想得起来的就是有些学生最后也是去当了教师，我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从政的，就有一个人去当了警察，但也没什么特别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德勒兹的教师生涯：大学阶段
克莱尔·帕奈：在那之后，你就去了索邦大学（Sorbonne），我们认为你在索邦工作的日子也是你哲学史研究阶段的日子，然后你就去了巴黎八大（Vincennes），在八大教书也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性时刻，当然，我跳过了你的一段经历，在从索邦离开到八大之前你还去了一段时间的里昂（Lyon），对于你而言，到了大学教书是否比在高中愉快？
德勒兹：愉快？这不存在愉快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我人生的职业道路，我离开中学，我或许又再次回到中学，这并不是什么戏剧性的事情，也不是说在高中教书就是一种失败（échec），这都是正常的。
克莱尔·帕奈：比如说，在大学授课的备课会不会和中学授课所做的备课工作有所不同？
德勒兹：对我来说大学和中学的备课工作是完全一样的。
卡莱尔·帕奈：你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备课工作的强度都是一样的？
德勒兹：那是当然，必须要用尽一切方式浸入（imprégné）你所要教授的内容中去，并热爱你所要给学生传授的知识，这一切都需要大量准备，而非凭空出现的。需要重复的备课，把东西刻入脑中，这就像有一扇门，但我们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无法通过，这很有趣……
克莱尔·帕奈：所以你在中学和大学的备课工作是完全一样的？在中学所备的课在大学也是这样？
德勒兹：对于我而言本质上中学还是大学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一样的。
克莱尔·帕奈：既然谈到了大学，我们来谈一谈你的博士论文，你是在何时答辩的？
德勒兹：我的论文，我在答辩前就在写作，但这些写作工作不是为了论文的答辩，我沉迷于写作之中，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应该搞我的论文了，这个时间很紧迫，所以我又全力推进博士论文，最终还是完成了答辩。我应该是68年五月风暴之后第一个答辩的人。
克莱尔·帕奈：在1969年？
德勒兹：对，我是1969年第一个，我当时的情况很特殊，因为答辩委员会的人有所顾忌，他们顾忌那些还在索邦周边游荡的学生团体（bande），答辩委员会的人都很害怕，因为这是刚刚从五月风暴的动乱中恢复正常的过渡期，我就问他们答辩如何安排，我记得委员会主席和我说，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们在底层（rez-de-chaussée）答辩，优点就是索邦的底层有两个出口，有人来捣乱的时候方便逃跑；缺点就是底层是那些学生团体时常集会和游荡的地方。要么就是在二楼答辩，那个地方的优点就是学生团体不常上楼，但是缺点就是那边只有一个进出口，万一别人冲进来了我们不好出去。所以我在答辩的时候，答辩委员会的主席都没有看我，而是在盯着门口的动静，盯着门口看那些学生有没有冲进来。
克莱尔·帕奈：所以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谁？
德勒兹：我不会说的，这是一个秘密。
克莱尔·帕奈：我会让你说出来的。
德勒兹：委员会主席当时真的十分紧张，甚至比我这个参加答辩的人还要紧张，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特殊的！
克莱尔·帕奈：你当时应该比答辩委员会之中的三四个人出名了吧？
德勒兹：并没有，当时我还没有那么出名。
克莱尔·帕奈：你当时答辩的是《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吗？你当时因为研究普鲁斯特与尼采已经广受人关注，那现在来谈一谈在巴黎第八大学（Vincennes）经历？还是你想谈一谈离开索邦之后在里昂的经历？
德勒兹：不，不谈里昂了，在八大授课，的确是一种改变，我不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备课和重复了，因为来听课的群体不再是学生了，这就是八大美好的地方。那边不同于那些逐渐恢复秩序的大学，至少哲学这一门课在八大，来听课的都是新一类的人，他们不全是学生，而是每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都有不同的职业，有些人还来自精神病院（h?pitaux psychiatriques），甚至有患者也来听课。来听课的人是混杂的，这些人在巴黎八大组成了一个神秘的团体，这个团体是多样（divers）且严密的（cohérent），是八大孕育了这个团体，也赋予了这个团体差异性（disparate）。于我而言，八大的听众伴随着我之后的授课生涯，如果我被调到另外的大学去教书的话，我可能都不会教书了。在我之后去其它大学参观时，那里的授课方式似乎让我产生了时空旅行的错觉，让我重新回到了十九世纪，在八大的时候，来听我上课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有年轻画家，精神病研究者，音乐家，瘾君子，年轻的建筑师等等，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每年都有一波一波的人来。我记得有一年有六个澳大利亚人来听课，但是第二年他们都不见了；每年都有15到20个日本人来上课，南美人，黑人，这是一个极其珍贵且奇妙的听众集体。
哲学专业与非哲学专业
克莱尔·帕奈：这是你第一次给非哲学专业的人讲授哲学课……
德勒兹：我认为完整的哲学是需要讲给哲学专业和非哲学专业的人听的，就如绘画一样也是面向画家和非画家，音乐也不仅只是创造出来给音乐家听的。音乐专业和非音乐专业的人听的都是同样的贝尔格和同样的贝多芬，这些名曲并不是仅仅给音乐专业人听的。哲学对于我而言就和绘画音乐一样，它面向的群体是哲学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而且在内容上没有任何改变，但向非哲学专业的人讲哲学不意味着将哲学简单化；就如演奏贝多芬的音乐家不会将他的音乐简化之后呈现给非音乐专业的人一样。哲学就是这样，完全一模一样，于我而言，哲学始终有两种听众，专业和非专业的，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存在，那么哲学就什么都不是。
克莱尔·帕奈：那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讨厌那些非哲学专业人士开的学术研讨会呢？
德勒兹：我讨厌那种学术研讨会是因为它们很矫揉造作（artificiel），无论是在开始前还是结束后都充满着矫揉造作的感觉，我喜欢课堂是因为喜欢讲课这种讲述方式，像那种研讨会议，开始讲，结束也讲，根本没有授课的纯粹性，研讨会就像一个马戏团（cirque），尽管课堂也像一个马戏团，但是我更喜欢课堂，它能让我笑，能让我更加深入问题，但矫揉造作的研讨会，让我讨厌它的氛围，因为它太紧张，太扯淡，太让人焦虑，这让我感到无趣。
巴黎第八大学
克莱尔·帕奈：让我们继续回到巴黎八大和那些各式各样的听众那个话题，正如你所说的，那些疯狂的人，瘾君子，他们抢着发言，在课堂上进行各种干预授课的行为，但这些似乎没有妨碍你。你没有把授课中的干预行为当做反对意见，并且总能掌握课堂的权威（magistral）。
德勒兹：或许应该换一个词，因为所谓的教授主讲课程（cours magistral）都是在大学语境下被发明出来的词，对于课程，有两个形式，一种是以提问的方式来激发听众的即时反应和对授课者的打断；另一种就是所谓的教授授课式的，只有老师在讲，没有提问或打断的互动，我不能说我更倾向哪一种，我没有选择，因为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第二种。我们应该找一个新的词来形容第二种模式，就像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从不打断，仅仅在音乐演奏的实在糟糕的时候才会进行打断，但人们可以接受讲课时的打断行为。那么什么是音乐形式的授课呢？我认为有两个关键，我并不是说这种形式的授课是最好的，这只是我的一点看法，由于我对我的学生很熟悉，我就告诉自己，有些人不能立刻掌握我所讲的内容，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领悟。听音乐也是这样，可能当时你不了解乐章的进行，但是在三分钟，或者十分钟之后，你就理解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一些事让你明白。在课堂上也一样，或许当时学生什么都没听懂，十分钟之后，他就懂了，这就是追溯（rétroactif）的效果。如果他们在没懂之前就打断或者提问，那是愚蠢的行为，想要弄懂不一定要提问或打断，只要等一下就行了。
克莱尔·帕奈：你觉得课堂上的打断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是因为学生没有等待吗？
德勒兹：对，第一点就是说如果某个人刚听到之后不懂，但他始终有机会在之后独自理解他不懂的内容，我认为最好的学生不是当场提问，而是在下一周再提问。我在最后的教学阶段就用了这么一个模式，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学生每周把上周的问题写在纸上，我非常喜欢这种模式，因为他们等待了，我回到上周所讲的内容进行答疑，解答之前讲的点，这种模式建立了我们的联系。第二点重要的是，我授课的时间一般是两个半小时一堂课，没有人能全程保持专注，对于我而言，一堂课不意味着学生能掌握所有的内容，课程的内容是动态的，就像音乐一样。每个人，或是每个学习小组，在听课的时候都会汲取适合他的那一部分，一堂失败的课程就意味着没人能从老师讲授的内容中汲取到有效的部分，但我们也不能说任何内容都适合所有人。所以，学生需要等待，显然的，一半多的学生在我课上睡觉，但是，总会有一个神秘的原因让这些睡着的人在听到适合自己的内容时醒来，没有法律规定哪些内容是学生必须关心的或是有趣的，让他们醒来的只有适合自己的内容。一门课程也是有感情的，感情与智力在课程中同等重要，若是没有感情，那课程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听课并不是要全程专注或全部听进去，而是要在适合你个人汲取的内容时保持清醒，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多样化的听众很重要，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兴趣中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这就创造了一种奇妙的结构以及肌理（texture）。
克莱尔·帕奈：你解释了听众的情况，你的课堂就像一个音乐会。
德勒兹：是的。
克莱尔·帕奈：你发明了“流行哲学”（pop philosophie）以及“流行哲学家”（pop philosophe）这些词。
德勒兹：是的，我和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克莱尔·帕奈：你的外在形象，就像福柯一样，非常特别，譬如说你的帽子，你的指甲，还有你的声音等等，你觉得这些外在表象被你的学生神话了（mythification），就像神话了福柯，或是让·瓦勒（Jean Wahl）的声音一样。你意识到你的外在形象和声音很特别吗？
德勒兹：是很特别，我的声音在课堂上……如果一个哲学家……就如我们之前谈过的一样，哲学是运动地对待概念，将一个概念在课堂上元音化（vocalisation）是很正常的，就像用写作来风格化概念一样，哲学家不是那种没有研究且缺乏风格的写手，哲学家就和艺术家一样充满了自己的风格。我的课程包含了我声音的风格，也包括我那憋足的吟诵式（der Sprechgesang）德语。然后他们神秘化我的其它方面，比如指甲，这种事情相信在所有老师身上都有发生，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一般发生于小学。最重要的是，声音与概念的关系。
克莱尔·帕奈：讲一个让你开心的，你的帽子就像是艾迪特·皮雅芙（édith Piaf）的黑色裙子成为了标志物。
德勒兹：如果大家这样觉得的话，那真是我的荣幸，太好了！
克莱尔·帕奈：你觉得帽子也是你教师形象的一部分吗？
德勒兹：帽子是我教师形象的一部分？不，只能算一个形象的补充，我作为教师形象是之前谈到的，重复的备课，以及瞬间灵感的爆发。
对当下法国大学系统的反思
克莱尔·帕奈：你从来不想组建一个学院或是收门生（disciple），拒绝收门生是不是符合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
德勒兹：我没有拒绝收门生，一般而言，拒绝是双方面的，没人愿意当我的门生，我自己也不想收。至于不愿组建学院，那原因更简单，做这个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行政管理工作上，看那些自己搞学院的哲学家们，那些维特根斯坦派的基本是乌合之众，海德格尔派的……搞学院涉及着一系列可怕的规矩，同时也具有排他性，以及关于日程的组织，涉及到太多的行政工作，我见过让·柏福海（Jean Beaufret）所领导的法国海德格尔派与德伏兰（Devlin）所领导的比利时海德格尔派的斗争，那是动刀的械斗！简直可怕！总之我是很厌烦这些的，从野心的层面上而言，做一个学校的领导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雅克·拉康就是一个学派的领导，这简直太可怕了，这会招来很多麻烦，只有做马基雅维利式的领导才能搞定这些。我很讨厌这些，建立学派就是意味着和运动对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超现实主义学派，充斥着繁文缛节，官僚主义以及极度排外，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是学院派的，达达主义就是运动。理想的是投身到运动之中，我并不是说这样做就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作为学院的领导，那很难投身到运动当中去。我理想的弟子是不被那些严格的既定之观念所束缚，对于我有两件事比较重要，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建立就意味着老师要教会学生能快乐地与孤独相处，他们总是不断地重复想要和老师进行更多的沟通，这就是学生为什么想要加入学派。他们在独处时候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独处和适应孤独，这就是我教师的职责。第二件重要的事和第一件有点相似，就是我不想讲授那些学院派的东西，我想要传输一些发生在课堂上的观点与概念，我也不是说讲一些日常普通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会变成普遍的观念，可以用各种方式接受。这种方式也面对那些会以自己的方式扭曲概念，使得概念符合他们所需要的解释的孤独的学生。这些所有都是运动的观念，而非学院派的观念。
克莱尔·帕奈：你认为在今日的大学中，那种伟大教授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因为目前现状并不乐观。
德勒兹：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是在一个很糟糕的时候退休的，我很难想象之后的老师应该如何授课，因为大部分老师已经成为了行政人员。大学已和目前的政治紧密相连，使得它不再是一个做研究的地方，因为它强制地加入了一些与大学学科无关的科目，我的梦想是，大学仅仅成为一个专门做研究的地方，并在大学的周围多新建一些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让人学习例如计算机、会计等专门的学科等等。在大学中，即使是会计学或计算机学，学校也仅在研究的层面进行干预，技术学校和大学之间可以产生一些协议，技术学校的学生可以到大学中学习研究层面的内容，但是当技术方面的课程进入到大学之后，大学就迷失了，不再是一个研究的场所，老师们正在不断的被行政任务所蚕食，因为无穷无尽的不知所指的会议，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的老师不能很好地完成备课工作，他们每年都做同样的事情，或许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备课了，但也许我错了，可能他们会备课备得越来越好。但是，我看到的趋势依然是大学在逐渐失去其研究的功效，以及逐渐在大学中增多的非研究型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学适应劳动市场吧，但这不应该是大学去适应劳动市场，而是应该让技术学校去适应劳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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