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诞生：当历史的光照进现实
在近年英国的政治话语中，“公投”（referendum）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就是否脱离英国举行公投，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留在欧盟进行公投，两者相距不过21个月，英国史上距离最近的公投还是在1975年——时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就是否留在欧共体提请公投。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的英国，竟在短期内如此密集地将重大国是付诸公投，考虑到悠久的代议制传统，公投本身是否具有最高效力尚待裁决。然而，单纯以“remain or leave”二选一的方式决定去留，不仅遮蔽了英国人对局势的复杂多元的关切诉求，同时也开启了2016年西方主要国家逆全球化的转向，我们不禁又想起那熟悉的拷问：英国将往何处去？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莫过于梳理现代英国的成长历程，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中译本由周玉鹏、刘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出版）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视角。作者通过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由此形成的“英国性”（Britishness）日后的发展方向何在？为了回答上述宏观主题，科利并未采用同样宏大的叙事模式，而是将其分解为一系列更具体、也更坚实的事件与进程，诸如新教信仰、帝国扩张、北美独立、王室统治、女权发展、天主教解放乃至议会改革等等。1707年，苏格兰通过《联合法案》实现了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合并，从此“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在法理上成为一个整体，本书的时间下限设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之所以对论述时段作此界定，科利女士在第一版序言中解释了她的两个关切：首先要揭示在英国面临重大威胁时，那些支持现有秩序并效忠祖国的人的身份认同、行为和思想是什么？其次，作为这个时期的结果，英国国家身份感具有怎样的力量、适应性乃至弱点？显而易见，这两个问题相互紧密关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性”的特质。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原版书影，该书最初于1992年出版，2009年发表了第二版。
形塑“英国性”：新教、帝国和爱国主义
然而要回答“英国性”的具体概念亦非易事，甚至其最基本的边界也如凯尔特的薄暮若隐若现、晦暗迷离。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中以两卷篇幅勾勒法国的空间与历史、人民与风物，以年鉴派长、中、短时段的三层结构，他应在未面世的第三卷中为“法国性”——如果存在这种说法的话——提供最终的界定与描述。与之相比“英国性”则幸运得多，琳达·科利以一种几乎相反的方式界定了它：直接回答“英国性是什么”固难，但至少可从“英国性不是什么”来探讨，这种迂回路线不失为殊途同归之举。构成“英国性”的诸多要素中被置于首位的是宗教因素，具体而言即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传统（Protestantism）。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强调17世纪革命的清教色彩相比，作者延展了其关注范围，从而将国教、清教、长老派和路德宗等各新教派的信徒囊括在内，此乃理解本书关键所在，因为这界定无疑指向了某个对立面——天主教徒及其国家。换言之，为了使新联合的大不列颠具有某种同质性，必须人为树立一个“异己”力量，通过对其反复重申以达到界定“不列颠人”的效果。简单来说在18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中，一个人之所以是英国人就在于他或她不是天主教徒。生活于世俗社会的我们，无法想象、甚至不能同情宗教在18世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无所不在，而且不容置疑。英国人对自身新教信仰的自豪感，突出体现在当时一系列宗教及文学作品中——在18世纪这两者常难分彼此。1715年出身非国教徒的大臣艾萨克·沃茨在其出版的圣经赞美诗译本中，曾毫不迟疑地以“大不列颠”取代原文的“耶路撒冷”，直到19世纪初威廉·布莱克的诗中，仍将英格兰称作耶路撒冷。
《向芬奇雷进军》，威廉·荷加斯，雕版画，作于1750年；画面中心人物是一位整装待发而稍显烦躁的士兵，
他将前往北方与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及其追随者作战。这名士兵被左右两名女子纠缠，她们分别象征着纯洁而有生机的汉诺威王朝和腐朽堕落的斯图亚特王朝。
问题在于，当这种宗教虔信与现实政治合流之时，它们对英国性的形塑就更为彰显，也愈发真切深刻。由于英国在近代史上卓尔不凡的地位，人们普遍相信英国自始即注定将会成功，然而此等“后见之明”肯定得不到18世纪英国民众的赞同：对于他们来说，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法国入侵的威胁时刻存在，天主教统治复辟的阴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新教徒头上。从1689年到1815年，法国一直是英国霸权最强大、最危险也最持久的竞争者，这一长期对抗始于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经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直到滑铁卢战役终结了拿破仑战争才告一段落。更有论者将这一个多世纪的冲突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因而1763年后英国虽已基本抵定海洋霸权，观念惯性依旧令人们无法释怀。科利也指出，直到19世纪末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大众权威，仍将法国看作最危险和最明显的敌人，且理由充分。
《加莱门》，威廉·荷加斯，雕版画，作于1749年；这幅作品基于画家本人在法国加莱的不愉快经历，
注意画中将十字架、英国皇家盾徽和代表英国统治的城门置于阳光照耀之下，而将法国的士兵、修士修女、苏格兰高地人等等“异己”置于阴暗之中，揭示了画家本人的“英国性”特质。
如果说英国对抗法国的成功开辟了殖民帝国的道路，那么北美独立则是帝国扩张中另一至关重要且承上启下的事件。说其至关重要是对世界历史而言，它造就了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说其承上启下则是就英国而论，丢失北美殖民地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某种意义上说又何尝不是凤凰涅槃？在那之后的整个19世纪，英国迎来了海外扩张的黄金时期，丧失了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悠久的谚语重又闯入脑际：“罗马人丢失了帝国，却从此赢得了世界”。北美独立所形成的“英美特殊关系”延续至今，不过它在当时的影响却需要更多维、更辩证地反思。英国与旧世界列强的竞争无一例外获胜，尤其是对法国和西班牙的优势，从侧面印证了英国新教主义的优越性，而在与新世界的首战中英国却意外落败。关键在于，这个击败宗主国的前殖民地恰恰也是一个新教国家——更严格意义而言是清教国家，这无疑从正面再次印证了英国新教的优越性：英国百战百胜，唯一失利也不过败给同一信仰的同胞。然而，就此作结论说这是“两个英国”之间的冲突或许为时尚早，这远非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两个社会的争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极富启发性的观点之一，即新生的美国是现代社会与都铎政体的结合，而都铎政体的重点在延续自16世纪英格兰的权力分配与运作体系，这对北美政治结构的影响不言而喻。到了本书论述的18世纪后期，被大西洋分隔的同一民族内部自然出现了某种张力，因为这是两个相互平行发展的政体，大洋此岸出现了乔治三世这样的强势立宪君主，彼岸的土壤结出了更古老、因而也更自由的邦联制政体。从这个角度而言，“两个英国”之间的冲突又像是同一个英国在不同成长时期的阵痛。
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影。
通过对抗天主教这种否定性自我认同和北美独立这种肯定性自我认同，19世纪英国人的国家身份感伴随帝国扩张的脚步走向全世界。在这种双向界定的长期孕育中，英国人在“大不列颠”意义上的爱国主义雏形初现。大不列颠爱国主义的起源与英国人对君主的态度密切相关，然而这绝非传统概念上的“忠君爱国”。事实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作者所论述的这个时期，端坐英国王位上的恰恰是一连串外国血统的君主：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后，接替她的是其远房表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George I，1714年~1727年在位），这个来自德意志的新王室通过男系统治到1837年，通过女系间接统治至今。乔治与安妮女王血脉疏远，在王位继承序列中位列第52位，然而仅凭其路德宗这一新教信仰，一举碾压其众多前列实现“逆袭”。英国人的新教认同和务实作风再次凸显，可作反例的是詹姆斯二世的后裔，先后两次进军英国本土欲重夺王位，但英国人对天主教统治的极度恐惧致使他们放弃了对血统更亲密的君主的忠诚。由此可见，英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并非狭隘地基于民族或血统，它更珍视的是人身的自由与安全，对君权的适度制约和统一的商业贸易体系，而这些恰是一个新教英国所赋有的特质，也是早期英国爱国主义的主要价值观。
乔治一世（Georg Ludwig，德译为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原为德意志汉诺威选帝侯，
他在安妮女王死后以第52顺位继承人身份入主大不列颠王位，此时他已年届花甲，
又因不通英语而对英国政治影响有限，这一格局直到他的曾孙乔治三世时期才有所改变。
“跨世纪”的远见：科利的历史书写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于1992年初版，作者琳达·科利从80年代初即进行相关的学术思考与准备工作。她也在序言中坦陈，该书是各种关注点混合的产物，其本人也经历了从剑桥到耶鲁的迁徙流转，不过这或许更拓展了其跨大西洋的观察视野。而实际上，这种拓宽英国史研究视角和领域、将其放入到更外向的欧洲史乃至世界史背景中考察的雄心，早在作者80年代获博士学位时即已初露端倪。科利认为，彼时的18世纪英国史著作仍是向内看和保守狭隘的，多数学者往往闭门造车，极少跨越研究专业之畛域。甚至在稍古老的英国大学，被冠以“英国史”的学科往往就是英格兰史，甚至是低地英格兰（Lower England，指伦敦和英格兰中南部平原）的历史，而且过分集中于上层政治史而对性别、种族和宗教等问题缺乏关注。科利的这一学术抱负到2009年该书第二版时得以保留并发扬，由早年迁居所形成的较分散、也较具体的关注点，以及其著作的谋篇布局和行文论述，本身即清晰展示了作者思路流变的轨迹。如今看来科利的这一雄心抱负大获成功，该书首版即获1993年沃尔夫森历史奖，汤姆·奈恩（Tom Nairn）称其“在以所有语言出版的关于国家身份问题的研究中，本书是最为耀眼、最有洞察力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汤姆·奈恩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科利早年所说的“闭门造车”者，奈恩的这一书评应属中肯。
本书作者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英国人》一书的持久魅力在于，它揭示了“英国性”之形成的过程与特质，自1992年至2009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无论英国还是世界都经历了种种始料未及而又耐人寻味的变迁，而无论在某个时间节点还是在某个特定地区，形塑英国性的那些重要特质，都在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持续介入到现实发展之中，从而使“英国性”（Britishness）这个词在名词之外又多了一种动感的词性。换言之，即“英国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概念，它的内涵、外延与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然而核心精神似乎又总是惊人地一致，就如同1707年以来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看似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一切又已然改变。
最后让我们回到篇首提出的问题：英国将往何处去？最好的回答往往并不是给一个精确而标准的答案，这不仅不可能也不现实，我们只能认为更好的答案在于启发某种问题意识，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将曾经的事件与结构呈现出来，而将最终的答案——如果存在的话——留给每一个读者。而几乎就在科利写作《英国人》的同时，查尔斯·蒂利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中写到，当今民族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诸如欧洲联盟之类的超国家治理体系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内特定地区不断增强的离心趋势。很不幸的是，这两方面的重大挑战同时冲击着西北欧大西洋海水中的英伦列岛，但英国人自己的看法又是如何？诚如科利不无骄傲的回答：“欧盟虽然经济强大，但行政管理常常发育不全，军事上也微不足道。”（文/张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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