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德奥美学：颓废的现代人反抗颓废

【编者按】

近日，上海浦东图书馆举办了题为“尼采出圈：现代性批判的审美之维”的讲座，复旦大学德语系青年研究员李双志和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余明锋围绕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哲学思想，探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奥文学艺术诸特质，用120年前的思想资源激活了我们对当下生活的思考。

讲座现场

“现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为求进步而日趋增加的竞争，个体不得不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而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这些需求才能满足。与此同时，所有阶层的需要及对生活的享乐需求都在增加，空前的奢侈蔓延到整个社会，而在过去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漠视宗教、不安与贪婪充斥于社会的每一角落，遍布全球的电报与电话网使得传播系统惊人地扩展，并彻底改变了商贸条件。一切都变得匆忙与狂躁：晚上旅游，白天经商，即使是‘假日旅行’也令神经系统紧张。严重的政治、工业与经济危机引起了空前的广泛躁动。[……]城市生活愈发繁荣与焦躁。疲惫的神经试图通过增加刺激、陶醉于愉悦而得以复原，其结果则导致更大的衰竭。现代文学不厌其烦地关注激惹公众激情的话题，这只能激励纵欲，造成追逐快乐，蔑视基本的伦理原则及各种理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病态人物、性变态行为、革命斗争等问题。“（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第110、111页，转引自《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第78、79页）

这段弗洛伊德对现代生活的描述在复旦大学德语系青年研究员李双志看来，提供了他的新书《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所研究的德奥世纪末美学的时代背景。他的对谈者，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余明锋指出，这段写于20世纪初的话对于我们的时代很有预见性：“现代人极其强大，但同时感到极其无力，最关键的是感到内心的无力。社会要求我们每天都有饱满的能量去投入生存竞争，但同时我们感到内心的焦躁和乏力感。每个人在承担着社会的快节奏、盲目的生活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从世纪末的文学中找到共鸣。”

“出圈”写作

讲座一开始，李双志引用了尼采的诗句解释“尼采的天空”的含义：“如今你苍白而立/命定迟游于冬季/恰似轻烟一缕/总将寒冷天穹找寻”。李双志解释说，对天空的追寻象征了尼采对更高层面的精神或思考的探索，而这天空里没有同道，只有他自己。这导致了孤独的哲人尼采“必定要出圈，甚至从来没有找到他自己的圈子，或者不屑于找自己的圈子。”不管怎么说，尼采的思想推动了崭新的德奥世纪末美学浪潮的出现，成为了后者的背景，并在这个意义上“出圈”。

余明锋介绍说，尼采的写作本就模糊了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的边界，因此是一种“出圈”写作。他认为《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一书也采取了一种“出圈”的写法，“首先写那个时代的思想空气、氛围：尼采和弗洛伊德，第二章写了三座城市。这写法把文学发生的空气、天空、大地、现实的语境先勾勒出来，然后才进入世纪末文学的叙述。”余明锋将之与一种“哲学史”的写法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仅容纳严格意义上哲学家的哲学史单线叙述是“很成问题的”，“对尼采来说，歌德、瓦格纳、德国音乐的意义绝对不会在叔本华之下。”“哲学的所有概念、意义都要放在时代的问题语境中理解。思想是交织的。”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

对此，李双志补充了对“文学史”的看法：“读文学时，从文学史本身是感觉不到多少历史的分量的，也没法看到挖掘的深度。”这也引出了他写作此书的问题意识：“选取很多世纪末的诗歌、剧作和小说，单单来看，是一个又一个奇怪的、古怪的、挑逗的、色情的、刺激的、暧昧的故事，这些故事怎么会在那个时代形成？他们共享的是怎样的思想空间？‘世纪末’是现代派早期作为文学现象、美学现象，对塑造‘现代人’是什么这一思想范式密切相连。他们表现的东西不一样，但他们背后有共同的内在的整个现代文化正在生成的场域。在世纪末的文化场域里，尼采获得了出圈的意义。”

颓废的现代人

弗洛伊德和尼采都致力于研究在时代背景下的人的心灵：尼采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里余明锋推荐翻译为“灵魂学家”，取psyche在古希腊文中的本意。他指出，两位哲人的共同点是“把冷静的理性的目光投向人的幽暗的地方”，这体现为弗洛伊德对潜意识、被压抑的性冲动的研究，及尼采关于曲折的权力意志的理论。“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两位思想家都要降到日常意识的底下，而以往的哲学都是上升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时代背景中“启蒙的理想、人本主义的理想开始破裂。”在这种理想下，人应该去符合一种理性的秩序。“在尼采、弗洛伊德这里，生命的顶层秩序坍塌了，他们因此往下寻找新的生命规范性的来源，找病因和解药。”

这将我们带到了文章之初弗洛伊德对他所见的现代生活的描述。余明锋表示，我们还值得去读那个时代的文学，“因为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甚至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内卷”、互联网等我们当今生活的元素与弗洛伊德的描述进行了勾连。而这个弗洛伊德与尼采的共同时代背景，及以尼采的思想为“空气”的世纪末德奥文艺的核心特质就是“颓废”。这并非说每一个处在那个或我们时代的人都是颓废的，相反，这种颓废恰恰需要基于一种对时代环境的敏锐感知。在李双志看来，这正是自我标榜为“神经质的浪漫主义”的德奥世纪末文学想要传达的：“在这种背景下谈静谧、伟大、高贵，反而是一种强人所难与虚伪；在这时候去挖掘人在这种情况下会爆发的病态，反而是一种真实与诚实。”他认为世纪末的德奥文学家以“审美之维把这种无力感通过美学加工后呈现给你看，不断地敲击已经麻痹的意志，在敲击的过程中让你清醒。”在这点上他们与尼采是一致的：“尼采给人的印象是带来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的哲学家，就是因为他想用锤子打破很多东西。现代人要认清自己是颓废的。”

闪烁不定的颓废反抗

随着对谈的深入，余明锋提出了尼采与深受其影响的世纪末德奥文学家的差异：“尼采和弗洛伊德都探入人类幽暗的领域，但没有潜入其中。”相反，用尼采本人的话说：“我和瓦格纳一样，也是颓废的，但我战胜了它。”余明锋认为尼采讲颓废是为了直面现实，从而找到方法肯定生命：“尼采讲颓废，也理解颓废怎么来的，但是，他的着重点不是在颓废美学。如果我们不去讲颓废，就不能直面我们的生活现实。”他介绍了尼采关于颓废成因的分析：“尼采认为人是未被定型的动物，我们不能完全依靠本能活着，颓废就是欲望对本能的偏离。本能给我们一个坚定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传统西方哲学认为应该靠超越于感性的东西理性。尼采认为这个东西失效了，从而导致了这样的病症。”

李双志认为世纪末德奥文学家因袭尼采，在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于颓废美学违反生命力的觉知，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颓废者反抗颓废的内在批判纬度。“他们既感受到颓废的吸引，又恐惧于颓废带来的生命力的没落。”与此同时，他同意世纪末德奥文学家们虽意识到了困境，却“囿于颓废美学的吸引”，从而没有如尼采所说那样战胜颓废。

但尼采果真战胜了颓废吗？李双志认为尼采身上也有一种相似的矛盾性：“尼采特别讲健康，自我超出，奋发的精神。但他是矛盾的，从十来岁开始头痛，头痛了一辈子。”

如果说现代人只有是颓废的，才是对现实有敏锐的觉知，那么一个颓废的现代人如何可能反抗颓废？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悖论性，而余明锋与李双志进一步刻画了“颓废者反抗颓废”过程中的微妙和“闪烁不定”。

余明锋以尼采与瓦格纳的决裂事件来表现了带有颓废元素的艺术中“肯定生命“与“否定生命”的差之毫厘。他引用尼采的话：“我和瓦格纳如此相像，以至于我误解了瓦格纳，我以为瓦格纳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尼采发现瓦格纳没有走出叔本华，瓦格纳还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瓦格纳的悲剧性恰恰和尼采的悲剧性相反，瓦格纳的悲剧性是悲观主义的，是对生命的否定、弃绝，而尼采的悲剧性恰恰是悲观主义的反面，是对生命的最高的赞歌。”余明锋注意到艺术家的自我献祭式的颓废美学中可能也具有这样闪烁不定的色彩：“我牺牲自己、为了我的艺术自我献祭可能是尼采主义的想法，是非常积极的，热爱生命。当我们投入、忘我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才发挥最大的能量。看起来你在舍弃生命，其实你在成就生命。”他联系了自己学习哲学的经验，他在哲思中感到了巨大的生命力的同时，“从外人看，是不是活腻了，对人世间的烟火不感兴趣。”

李双志对此从颓废美学内部给出了呼应——颓废美学的诱惑性中，到底是生命还是死亡在召唤？他援引了一首霍夫曼斯塔尔的诗：“虽然我至今不曾解悟，可是我已知晓：/这就是死亡。它化作了音乐，/带着狂烈的欲求，甜蜜，幽然而炽烈，/近似于最深沉的忧郁。/可是多么奇异！/有一种无名的乡愁怀想着那生活/在我的灵魂中无声地哭泣”（霍夫曼斯塔尔《有此一生》）“当你以为那种音乐、那种狂烈的欲求、那种甜蜜、幽暗、忧郁，你觉得你被它吸引，很可能那只是死亡，而面对它的时候，你心中会有一种无名的乡愁，这种乡愁是生活的乡愁，它在哭泣。实际上当你迎向死亡，放弃生活的时候，德奥文学家还感到另一股力量，是生命在哭泣。”“你进入到一种和生命的隔绝，那么慢慢地生命力就会被否定掉，这恰恰是尼采的看法。”

霍夫曼斯塔尔

对谈的最后，余明锋总结道：“当理性和信仰的天空都变得昏暗的时候，世纪末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因此更加直截了当地直面生命和死亡这样的基本问题，这样的直率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少有的。无论我们对他们怎么评价，我们得说，他们更坦率地把生命的问题暴露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