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大鼎在古代社会为国之重器，社稷象征。
继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前不久曾在上海博物馆“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重新聚首后，9月14日，“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子龙鼎、大盂鼎与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联袂亮相。此外，展览还汇集了其他几十件极具代表性的商周青铜礼器。据悉，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是中国古代青铜鼎中的经典之作，承载着中华早期文明的灿烂成就，考其体量与内涵，可称“圆鼎之尊”。此种规格的青铜器鲜有机会在单一展览中共同亮相，本次三尊重器齐聚一堂，殊为难得。
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展出现场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聚焦精品文物，着力凸显青铜鼎这一文明载体的展示，结合陶范、全形拓，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综合呈现商周青铜礼仪文明的源远流长，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得益于科学的文保措施和精心的展陈设计，展示形式上，展览将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安排在相对独立的空间内，以物质遗存和礼仪文明为核心，营造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效果。这些精品文物以裸展形式与观众“零距离对话”，观众可以更加真切地观赏青铜重器，感受商周礼仪文明带来的震撼和冲击。
此外，青铜器铭文既是商周青铜器的特色和标志，也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内容。展览以图片、拓片、多媒体等多种手段，着力呈现更加多元、更加清晰的铭文面貌，让观众领略中国早期文字的独特魅力。同时，展览以释文、译文等方式，全面解读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等代表性重器的铭文内容，让观众了解古代文字，读懂古代文明。
鼎，是上古时中国人的炊煮器，后来演变为礼器，成了权力和礼制的象征。它作为商周青铜礼器的核心类型，既承载着身份、等级、礼仪、文化等多方面内涵，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审美艺术和科技成就，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许多此时出土的青铜器遭遇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如大盂鼎和大克鼎曾为避免被日寇劫掠而埋入地下；子龙鼎曾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所幸，这三件青铜重器最终都留在了中国。此次展览同时还汇集了近40件商周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及其他珍贵文物，结合陶范、全形拓，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综合呈现商周青铜礼仪文明的源远流长，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子龙鼎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以上摄影：余冠辰 据国家博物馆
据悉，此次展览有五大亮点：重器云集，三大青铜圆鼎集中亮相；2.叙事角度丰富，全面呈现青铜鼎的深厚内涵和文化魅力；重点展品裸展，与观众“零距离”；重点展品全面呈现，深入解读，让观众看懂青铜器；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展览将综合利用新媒体技术，让广大观众可足不出户，在手机和电脑上欣赏展览相关精彩内容。
圆鼎之尊
据国家博物馆的资料介绍，展览的第一单元集中展示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件青铜大圆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商周时代青铜鼎的器型有方鼎和圆鼎之分，圆鼎出现较早，流行时间较长，数量也较方鼎更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型方鼎“后母戊鼎”“杜岭方鼎”是为人熟知的镇馆之宝，而圆鼎中的翘楚则非“大盂鼎”和“子龙鼎”莫属。加上此次应邀参展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大克鼎”，三尊大型圆鼎联袂亮相，考其体量和历史、艺术价值，称为“圆鼎之尊”实不为过。
子龙鼎
■ 商代后期
■ 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
■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简短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大盂鼎
■ 西周早期
■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 传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一说眉县礼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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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与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大克鼎
■ 西周中期
■ 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
■ 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
■ 上海博物馆藏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鼎见万象
（摄影：余冠辰）
第二单元是“鼎见万象”，重点文物有?鼎、?簋、南宫柳鼎、禹鼎、爯鼎、任鼎、柞伯鼎等。
“钟鸣鼎食”是中国青铜礼乐文明的集中表达，体现了古代社会日常生活与礼仪制度之间的重要关联。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鼎在商周时代逐渐成为最重要的食器和礼器，并一直延续到两汉乃至魏晋，是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器之一。鼎最初只是一种烹煮和盛装肉食的饮食器具，在祭祀、宴乐、朝聘、会盟、婚丧等礼仪场合广泛使用，逐渐被赋予特殊的礼仪、文化、等级、信仰属性。先秦时期，不同身份、级别的贵族，使用鼎的规格各有不同，这在其体量、形制、器物组合关系方面多有体现。尤其西周中期以后,形成了相对严格的用鼎制度，成为周代礼仪制度的重要表征。鼎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和品味。
?簋
南宫柳鼎
禹鼎
任鼎
遤鼎
吉金遗墨
第三单元“吉金遗墨”分别展示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的几种珍贵拓片。它们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了解这三件青铜重器收藏、流传的历史，研究其铭文内容，赏读其文字艺术，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拓片是将碑文石刻、青铜器等文物的形状及其上铸刻的文字、图案拓印在宣纸上形成的，是传统金石学对青铜器和碑刻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其朴拙典雅的古风，亦为世人所推崇，成为一种格调颇高的艺术品，历代金石学者和文人雅士竞相收藏鉴赏，蔚然成风。因此，拓片并不仅仅是文物的附属品，其本身亦是珍贵的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是被称为“海内三宝”的三尊国之重器在不同历史时期面貌的见证。
大克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
毛公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
大盂鼎铭文拓片二白本
大盂鼎铭文拓片三白本
（本文据国家博物馆、人民网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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