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玛丽：被遗忘的真实》，【日】中村高宽著，王众一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28页，88.00元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体国民宣告日本战败的消息。自此，战后历史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同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降落于神奈川县厚木机场。两日后，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抵日，入住横滨新格兰酒店，由此拉开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长达七年的间接统治的帷幕。在经历了轮番空袭轰炸及外侵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大衰退之后，当时的日本已然是一个饿殍遍地、百废待兴的战败国。因此，对战后日本人而言，“如何活下去”成了他们必须直面的一件头等大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东京、横滨等大城市很快便出现了一群以美军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性工作者“伴伴女郎”（pom-pom girl）。《横滨玛丽：被遗忘的真实》（以下简称《横滨玛丽》，内容引用仅标注页码）一书的故事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书作者中村高宽1975年生于神奈川县横滨市，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横滨玛丽》是他的同名电影处女作《横滨玛丽》（Yokohama Mary）的拍摄手记。在书中，中村翔实地记录了自己拍摄该部影片的来龙去脉及关于二十余名与玛丽直接或间接相关人物的采访内容，并对横滨这座港口城市的历史更迭进行了一番较为细致的梳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拍摄电影时，由于主人公玛丽未能参演，所以导演采取了通过他者视角进行人物形象重构的拍摄手法，并辅以日本战后史、横滨城市发展史、风月行业史等相关文献资料调查，从而使这部纪录片能够顺利与观众见面。2006年，电影《横滨玛丽》在日本首映，大获成功。十年后，日文版《横滨玛丽》一书完稿付梓。
电影《横滨玛丽》英文版海报
玛丽其人
关于该片的拍摄缘由（这亦是后来《横滨玛丽》的成书背景），大致可以将其归为以下三点：一，中村高宽初中时曾在横滨的街市之中偶遇玛丽，彼时一身白装的玛丽给少年中村留下了极具冲击力的印象；二，初出社会的中村一度受困于苦不堪言的副导演生活，他希望能够独立拍摄一部影片，以此来摆脱现状，成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纪录片导演；三，二十二岁那年，中村在电话俱乐部（Telephone Clubs）里与陌生女性闲聊时，无意间从对方口中再次听闻玛丽的名字，由此产生了想要研究、拍摄玛丽的念头。1999年，中村来华留学，在北京电影学院研习电影与纪录片的拍摄技巧。回国后，他便全身心投入到《横滨玛丽》的拍摄工作之中。正如其本人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被玛丽打动了”。（12页）
那么，这位打动中村导演的玛丽究竟是何方神圣？一言概之，她是一名在战后为美军提供性服务的伴伴女郎。关于玛丽其人的生平种种，如今我们可以从与她颇有交往的香颂歌手永登元次郎等人的口述及中村高宽、纪实作家檀原照和（《白色孤影：横滨玛丽》《消失的横滨娼妇们：围绕“港城玛丽”的时代》的作者）的实地调查中得知一二。
1921年，玛丽出生于日本本州西南角冈山县的一户农家。双亲共育有四男四女，玛丽是家中长姐。小学毕业后，入读“青年学校”（类似于职业技校）。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玛丽只身前往关西，成为某美军军官的专属情人，后随转职的军官一同赴京。朝鲜战争爆发后，军官受命奔赴前线。玛丽便开始辗转于东京、横须贺之间，成为专门为外国人提供性服务的伴伴女郎。上世纪五十年代，她来到横滨，继续从事站街拉客的皮肉生意，直至1995年冬天离滨归乡。2005年1月17日，玛丽因心脏衰竭，在家乡的一所养老院中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
从1921年至2005年，在这条横跨了大正、昭和、平成三个时代的时间线上，有许多真相已经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扑朔迷离，上述玛丽的生平诸事亦无法逐一得到确证。不过，凭借相识的追忆及摄影师森日出夫的镜头（1993年拍摄写真集《魅影：滨城玛丽》），玛丽在横滨时期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则显得颇为真实丰满。
尤其是在1982年，多首以玛丽为题材的歌曲相继发行之后，一身全白装束且以白粉涂面的玛丽开始成为横滨这座城市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令人唏嘘的是，玛丽的街妓生涯走向下坡路正好也是在这个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横滨市内早已没有了战后那番美军熙熙攘攘、大肆挥霍的盛况。收入的锐减，街容改造后拉客的不便，住房的意外失火，因未进行居民登记而无法享有的低保……最终，玛丽只能抱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像战后的亡灵一样，孤魂野鬼般在街头游荡”。（198页）
在横滨的最后十数载，生活之于玛丽，就如王小波在小说《黄金时代》里描绘的那样——“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她在大厦楼梯口站着睡过觉，在文具店的公共卫生间里化过妆，在电梯里帮醉酒的客人按电钮以讨取小费过活，也曾因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新闻报道而被一直光顾的理发店拒之门外。为了维持金发形象，玛丽频繁使用染发剂，导致发质受损，纷纷掉落；为了掩盖身上的臭味，她大量喷洒廉价香水，使擦肩而过的路人都忍不住掩鼻遁走。但同时，玛丽也会向身陷困顿的人慷慨解囊，为此得了个“玛丽菩萨”的美名，还会在乐器卖场里用钢琴弹起自己心爱的小曲。
在这样的暮年玛丽面前，横滨这座本应广纳异乡人的海滨之城展现出来的并非包容或谅解，更多的反而是疏远与排斥。对此，中村高宽在《横滨玛丽》中作出了颇为中肯的评价：“对于那些不知道战争滋味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来说，玛丽仅仅是城市里的一个怪物、一个街头盲流，一个需要疏解的那类人。……一个妓女成了一座城市的名人，最后被当作底层人员疏解掉，这是何等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也许这正意味着横滨这座城市开始丧失‘战后记忆’。”（210页）
《横滨玛丽》剧照
伴伴女郎与战后记忆
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意“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到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而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须经盟国之军队予以占领”（《波茨坦公告》第七条，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文抄本）。翌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及将由盟军接管本土的消息一经公布，便在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官方在战时向国民大肆宣扬“鬼畜美英”的可怖形象，致使当时坊间传言四起，人们相信一旦盟军登陆，就会造成“男人被阉”“女人遭侵”的后果。尤其在盟军率先进驻的东京、神奈川一带，大批当地民众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其实，不仅民间如此，日本政界高层对此亦有同样的顾虑。战后甫立的东久迩内阁（1945年8月17日—同年10月9日）认为，盟军入国后，女子受辱难以避免，为了阻止这种可能造成日美关系受损的情况发生，需要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在内阁授权之下，主管治安问题的警视总监坂信弥宣称：“久不接触女人的军队有动物性的一面。既然如此，须引猛兽入笼进行饲养驯服。另，来者是客，让客人尽兴而归乃是礼仪。”他提出“防波堤论”，主张建造占领军专用慰安所，为良家妇女构筑一道“性之防波堤”。8月18日，统管警务的内务省警保局通过无线电向各府县一把手发送题为《关于外军驻屯地的慰安设施》的通告，要求各地优先招募艺妓、公娼私妓、酒馆女招待等，并着手准备设立慰安所的相关事宜。
对此，有“昭和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半藤一利在《昭和史：战后篇1945-1989》（平凡社，2009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本必须对一切卖淫行为予以取缔的警察如今却要四处委托大家‘请来卖淫’，这在日本尚属首次。总之，这种行为的底色是对胜者的迎合，全然是阿谀奉承，败者的可鄙之态不由得在瞬间暴露无遗。”
8月23日，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即后来的“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成立。关于筹建及运营慰安所的费用问题，当时的大藏省（如今的财务省和金融厅）主税局局长池田勇人表示：“最多可以出一亿日元（其价值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亿日元——作者注）。若能保住大和民族的纯正血统，那么一个亿还算是便宜的。”同月27日，即美军先遣部队登陆的前一日，募集了三十余名娼妓的首家慰安所“小町园”在东京都品川区的大森海岸挂牌营业。不出两日功夫，小町园门口便排起了美军的长队。
据纪实作家杜斯·昌代（Masayo Duus）调查，当时招募到的女性“几乎都是一些贫困的年轻女子，因家计被父母卖身，落入花街柳巷。在那个年代，卖女并不罕见。她们生活在一个为父兄牺牲自己，卖身为娼，却被赞为美德的时代。这些为了家人而卖身的女子在战时，白天被迫糊纸袋或对军用橡胶护指套进行质检，晚上还要为被称为‘产业战士’的征用工及士兵提供性服务，为国效力。如今，国家又再次需要她们了”。（《败者的礼物》，讲谈社，1995年）
只是，在这些为国献身的娼妓构筑的“性之防波堤”之下，由美军造成的强奸案件依然层出不穷。因不符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意欲打造的理想占领蓝图，相关新闻报道往往难以面世，那些犯事的士兵多数也并未因此受到重罚。
不久，军队内部开始出现性病蔓延的情况。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下令对娼妓进行定期体检，并强制规定士兵不得进出某些卫生状况堪忧的慰安所。然而，士兵染病的现象却愈发严重，再加上美军随军牧师团体在美国国内的舆论造势，1946年3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全国的慰安所及花街发出“off-limit（禁止）”指令。同月，RAA运营的慰安所悉数关闭。全体“特别挺身部队员”（警视厅对在RAA慰安所工作的娼妓的称呼）因此丢掉了这碗公家饭，转为街娼。其中绝大多数人徘徊在大城市或美军基地附近，依旧操着服侍美军的旧业。这个群体便成了人们口中的“伴伴女郎”（其实，早在1945年10月左右，日本国内就已出现伴伴女郎这一称呼，只是，当时该群体还未成规模）。
关于“伴伴”一词的确切来源，至今尚无定论。较为常见的解释有，源自印度尼西亚语中对女性的称呼，或是由于战时驻扎塞班岛的日军只要拍手发出嗙嗙声就有当地女人过来服务的原因。根据接待的对象不同，伴伴女郎又被分为专为白人服务的“白伴”，专为黑人服务的“黑伴”，成为某人专属情人的“专伴（only）”等。至1946年年末，伴伴演变成对当时所有性工作者的一种统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叶，伴伴女郎的人数出现了一个上升的小高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朝鲜战争的爆发给当时作为军用物资中转站及供应地的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甚至因此产生了被称作“特需景气”的社会现象。此外，驻日美军人数急增，大批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在当地寻求春宵一度。于是，伴伴女郎及混血新生儿人数也随之攀升。据《性风俗史年表：昭和“战后”篇1945-1989》（下川耿男，河出书房新社，2007年）统计，1950年10月，长崎县佐世保市的街娼达到六千人，甚至超出了当地驻日美军的总人数。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该数据仅为千人。在关东一带，东京的街娼约为五千人，横滨市是近三千人。横须贺市则为四千至五千人左右。
1962年，美军介入越战，其海外主力部队移师冲绳、菲律宾等地。再加上整个日本社会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持续发展，经济企划厅早在1956年就已做出了标志着日本战后经济恢复阶段结束的宣言——“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增长与近代化》），伴伴女郎的黄金时代开始步入尾声。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数凋零且年事渐高的伴伴女郎们无论是从自身的客观条件，还是从当时驻日美军对色情业的消费规模来看，都已无法按照以往的轨迹继续生活下去。于是，她们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日本战后记忆的一个缩影。
围绕伴伴女郎这一群体，日本社会始终处于一种“赞否两论”——即赞同和反对的双方各执一词的状态。像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等对此多持否定意见，认为伴伴女郎代表着战后日本人缺乏朝气、自私自利的一面（可参见《丸山真男集第五卷1950-1953》，岩波书店，1995年）；但同时，日本民间亦有不少人对该群体投以同情、甚至赞赏的目光。譬如，在《横滨玛丽》一书中，中村高宽采访了以玛丽为原型的舞台剧《横滨罗莎——红鞋子娼妓的传说》的作者兼剧作家杉山义法。杉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于东京亲眼目睹站街的伴伴女郎，并由此感到：“战败之后，男人不管怎么说思想上已经输掉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旗帜。他们一败涂地时，女人却在战斗。所以我觉得日本女人挺了不起的。”（168页）
纵观玛丽这一生的际遇与她背后整个伴伴女郎群体宛如无根浮萍般的漂泊轨迹，即使其中确有一部分人是出于某种猎奇甚至媚外的心态投身于这一行当，她们之中的多数人在历史巨浪的冲击下所展现出来的那份坚忍及被加诸于身的时代重量却也值得受到更为客观的评价。中村导演愿意花费十年时间拍出《横滨玛丽》这部影片，后又“十年磨一书”出版了同名著作，其背后的动力与期许不正是在于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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