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刺杀日军白川大将？贪天功为己有！

1932年4月29日，日本在华军政要人于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庆贺会，遭韩国义士尹奉吉炸弹袭击。日本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身亡，驻华公使重光葵重伤，其它伤亡者甚众。此即著名的民国“虹口公园爆炸案”。

近年来，中文世界流传一种说法称：“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及其暗杀组织，乃是“虹口公园爆炸案”真正的幕后策划者。这种说法传播极广，王亚樵的历史形象也因为被定格为了“抗日英雄”。

前一期文章，笔者依据台湾“国史馆”所开放的档案，考证指出：“抗日英雄”王亚樵，在30年代（1932-1936），长期与日本军方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其活动，常常与日本军方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传送门：“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与日军勾结，绝非抗日英雄）。

本文将继续还原真相：“虹口公园爆炸案”，这一所谓“王亚樵最著名的抗日事迹”，其实与王亚樵没有任何关系。

传言之由来：王亚樵的家人和旧部

1949年之前，没有材料提及“虹口公园爆炸案”与王亚樵有关。60年代初，被特赦的沈醉撰写关于戴笠的资料，提及戴笠与王亚樵之间的矛盾，对王的描述也止于——“这个人有一群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专干绑票、暗杀工作。以后一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和李济深、陈铭枢等便利用他这一组织，进行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并无只字提及王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关。

最早声称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的材料，出现在80年代。

1983年，王述樵（王亚樵胞弟）、郭超（王亚樵外甥）撰写了一份“文史资料”。二人在文章中写道：

“淞沪停战，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王亚樵、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密议对策。决议捣毁日庆祝大会，洗雪国耻。但距‘天长节’仅十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大陆中国人不准入内，困难重重。王亚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亚樵同随中山先生)，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安昌浩旋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党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设计轰炸‘庆祝大会’，特购十磅篾壳热水瓶，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3月28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携茶杯，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尹奉吉将热水瓶、茶杯放在台肚，坐旁看望。金天山、安昌杰一旁注视。白川、重光葵二十余名日酋登台，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离开。定时炸弹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计炸毙白川、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蒋介石问戴笠谁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问蒋如何处置？蒋介石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亚樵，要亚樵书复答谢：亚樵说：‘他(指蒋)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图：王亚樵

1986年，王亚樵的旧部朱大刚，亦撰写了一份“文史资料”，称王亚樵是“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策划者。其文章内容，大致与王述樵、郭超之说相同，且有所“补充”。“补充”部分如下：

“淞沪停战后，日军决定在4月29日‘天长节’假上海虹口公园召开庆祝胜利大会，……由于时间紧迫，中国人又不能进入会场，王亚樵非常焦急，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想到韩国流亡在上海的革命组织领导人安昌浩。……安昌浩当即表示赞成，决定由中、韩两国合作共同进行，使用定时炸弹。关于人员问题由安昌浩负责，经费由王亚樵负责。……王亚樵派其弟王述樵送交安昌浩四万元活动费和安装在大号热水瓶内特制定时炸弹一枚。又制手榴弹三枚，由王述樵一并交给安昌浩使用。王亚樵又派华克之在会场外了解任务执行的情况。……尹奉吉、安昌浩、金天山三人完成任务后，王亚樵又送去四万元慰劳。”

这两篇“文史资料”，构成了此后三十余年来“王亚樵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之说的内容主干。

总结起来，这两篇文章提供了如下四点核心讯息：

（1）于虹口公园集会上谋炸白川大将等日本军政要人的提议，出自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与王亚樵。具体由王亚樵负责执行。

（2）因中国人无法进入会场，王亚樵主动找到韩国革命党领袖安昌浩，寻求合作。安昌浩提供了人员支持，王亚樵提供了炸弹和活动经费。

（3）刺杀的方式，是将定时炸弹安置在会场之主席台上（台肚），趁白川等人在台上时引爆。

（4）直接前往会场执行刺杀工作者，是三名韩国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王亚樵组织中的华克之“在会场外了解任务执行的情况”。

五大疑点，可证传言之虚妄

史料比对之下，不难发现：王亚樵的家人和旧部之叙述中的四项核心讯息，没有一项是站得住脚的。

疑点一

王述樵、朱大刚均声称：陈铭枢闻知日军将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会，非常气愤，故找来王亚樵，商议如何破坏。

参与刺杀白川义则大将，对任何中国人而言，都是值得大写特写的历史功勋，自我忘却的可能性极低。但是，陈铭枢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却无只字提及此事（该书第六章专谈《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

疑点二

王述樵、郭超声称：为破坏日军的庆祝会，陈铭枢潜赴上海，“约王亚樵、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密议对策。”

但是，1962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在《人民日报》刊文《“一·二八”淞沪抗战回忆》，历数自身功绩，并无只字提及刺杀白川义则。1946年出版的《蔡廷锴自传》，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节之资料，系由蔡本人之日记改写。截至1932年4月29日，亦即“虹口爆炸案”发生之日，《自传》中也无一字提及蔡曾参与策划该案。全书亦未曾提及“虹口爆炸案”。直到5月2日，也就是“虹口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才有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来到苏州，告诉蔡：“敌方亦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仍以炸弹对付。但他每人也要安家费数千元，成功后，仍要路费数千元，可否与其密商，请你决定？”蔡的回复是：“现在停战协定已将签字，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但此事并无下文。

疑点三

王述樵、朱大刚均声称：王亚樵当时寻求的韩方合作对象是安昌浩。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韩国史学界对安昌浩的史料发掘较为充分，但有关安氏的主流表述当中，并无“策划虹口爆炸案”一项。如韩国国家记录院对安氏生平的描述，仅谓其受“虹口爆炸案”之累而被日军逮捕，并不认为安氏与爆炸案本身有关。

日军在爆炸案后逮捕安昌浩，有意外成份。日军最初判断爆炸案系韩共所为，故前往搜捕亲苏的韩国革命领袖李春山（李裕弼），扑空后却意外等到了来访李宅的安昌浩。安氏是著名政治活动家，其被捕影响日本的国际观瞻，故日方一面逮捕安氏，一面对外界解释安氏的被捕另有原因，“日当局现信安氏与炸弹案无甚关系。”6月份，安氏被秘密解往朝鲜，据其家属所聘律师探知，日方没有寻获安氏与爆炸案有关的证据，“将以违犯朝鲜治安法起诉”。安氏最后仅被判入狱四年，也可证日方并未将其当作“虹口公园爆炸案”的主谋。

图：狱中之安昌浩

疑点四

王述樵、朱大刚均声称：因为不许中国人进入会场，故直接前往会场执行刺杀工作者，是三名韩国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

尹奉吉是刺杀行动的执行者，这没有任何问题。有当年的媒体报道、有日军留存的各种档案、有韩国搜集的众多史料可证。但其余两人的“存在”及“行踪”，却大有疑问。

邵雍等学者认为，“金天山”乃是韩国革命领袖金九的化名。但据金九1932年于申报所刊登的自述，以及其自传《白凡逸志》，他派了汽车载尹奉吉前往虹口公园，“乃祝其成功而别”，自己并没有去现场。刺杀白川大将是壮举，金九没有必要谎称自己没去现场。至于“安昌杰”，许多中文资料声称其乃是安昌浩的兄弟，但安昌浩并无兄弟名叫“安昌杰”，目前可谓“查无此人”。韩国方面对“尹奉吉刺杀白川”一事发掘了很多史料，亦未闻有名为“安昌杰”者与尹奉吉一同行动。

此外，此次庆祝会，虹口公园内是有华人的。日军在爆炸案发生后，即在公园内逮捕了多名华人，后又全部释放。这些华人的命运，一度成为上海华文报纸关注的焦点。甚至还发生了美国人士因干预日方抓捕公园内之华工而一同被捕之事。

疑点五

王述樵、朱大刚均声称：刺杀的具体办法，是在大会主席台上安装定时炸弹，另携带手榴弹作为定时炸弹失效时的备用。最后的刺杀，乃是由定时炸弹完成。启动了定时炸弹后，“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离开”。

“虹口公园爆炸案”是当时的一件中外关注的大新闻，上海是媒体荟萃之地，公园内报道庆祝会的媒体也很多。故事件的还原度很高，众家媒体对爆炸案的具体过程的报道大体一致。如，《申报》报道：“后台突然掷来一炸弹，落在重光公使、野村司令右面”。《大晚报》的报道是：“忽有不知姓名之人向其投掷一炸弹。”日本陆军司令部公布的事件情形是：“有人从祝贺台左后，向台上掷炸弹，爆发闪光。”略言之，整个事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定时炸弹”。尹奉吉也是当场被日军捕获，不存在利用“两分钟”的间隙“离开”的情节。

真实之历史：金九与上海兵工厂合作

有上述五大疑点，王述樵、朱大刚等人所描述的“王亚樵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之说，其可信度如何，已可想而知。

目前关于“虹口公园爆炸案”，最可信的材料，乃是金九自传《白凡逸志》中的记载。与王述樵、朱大刚的叙述不同，金九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得到许多其它相关资料的佐证。

1、按金九的说法，行刺用的炸弹来自上海兵工厂，而非王亚樵。金说，他获悉虹口公园天长节庆祝会的消息后，“马上到西门路拜访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向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11]

此事，可获得宋式骉之子所整理的“宋式骉年谱”的证实。据该年谱，宋式骉接任上海兵工厂的时间，是1931年10月。韩国人王雄（亦即后来的韩国陆军少将金弘一）自1928年起，即在该兵工厂工作。淞沪抗战期间，王雄亦曾为十九路军提供过情报服务。年谱无一字提及王亚樵及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参与此事。[12]

2、按金九的说法，尹奉吉所使用的乃是“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王述樵、朱大刚等人则声称王亚樵提供的是“安装在大号热水瓶内特制定时炸弹一枚”和“手榴弹三枚”。

查日军事后公布的调查报告，金九的说法是准确的，王述樵、朱大刚等人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日军报告称：“使用之炸弹有两枚，一位水筒型，一为饭盒型，掷出者为水筒型，饭盒型之炸弹，遗弃于地上未投出。”[13]

3、按金九的说法，此事系其个人单线指挥尹奉吉完成：“昨天是菜贩子的尹奉吉今天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这一事件除我金九外，恐怕也只有李东宁、李始荣、赵琬九等几个人能猜测得到。今天的事完全是我独自进行的。”为了保密，尹奉吉出发后，金九才“到赵尚燮的店里去写一封信，交给店员金永麟，要他急速转交给安昌浩先生，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我又到石吾(李东宁)先生家去，向他报告进行中的事。”

查金九以英文打字文件，向媒体投书《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自承乃爆炸案的策划者和主使者，同时附有尹奉吉行动前宣誓为国牺牲的相关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证明金九与尹奉吉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素有声望的安昌浩无辜受到牵连被捕，给金九带来很大的内部压力，这是其向媒体投书自承主谋的主要原因；安昌浩访韩国友人而被捕，亦说明他并不是炸弹案的策划者（真正的策划者金九，选择藏身在更安全的美国人家中）。[14]

图：左，尹奉吉行刺前手持炸弹、胸贴誓书留影；右，金九与尹奉吉合影

王亚樵之真面目：勾结日军破坏抗战

“虹口公园炸弹案”可谓“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尾声。中方之上海兵工厂，与金九之“韩人爱国团”互相合作，遂有此等击毙日军大将白川义则之壮举。

此事与所谓的“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无关。那么，王亚樵在淞沪会战期间，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孙科之亲信马超俊（时任南京市市长）晚年在回忆录中，以亲历者的身份，作了这样一段披露：

“在沪战之际，日本军阀诡计百出，在十余日内，先后发生宋子文、吴铁城、孙哲生等住宅爆炸案，希图削弱我抗战阵营。同时并采取‘以华制华’的卑劣手段，二月九日，敌方唆使陈中孚、陈群、王亚樵、陈友仁、任援道等，在上海暴动，由日军部发给枪支一万支、机枪两百挺，以驱逐吴铁城，夺取上海市政权，造成傀儡地方政府。并决定如吴氏率保警抵抗，即先将其枪毙或逮捕。是日各暴动阴谋分子齐集于霞飞路庙福开森路陈群家开会，商定叛变起事各项布署。当夜十二时，有人到我处报告，正值大雪纷飞，奇寒袭人，我急至莫理爱路，密报哲生，请速设法制止，以维大局。哲生立即以电话邀陈群、陈中孚、陈友仁、王亚樵等前来，严加诘询，彼等承认有其事。哲生怒斥此等行为与吴三桂、石敬塘卖国卖身无异……”[14]

马超俊的回忆不是孤证。在台湾“国史馆”所开放的“蒋中正总统文物”中，笔者发现了一份张道藩致何应钦的密函。密函称：

“敬之先生赐鉴。兹据啸天（笔者注：杨虎）自沪来电如下：“沪上捣乱者为王亚樵陈人鹤辈，借抗日知名，组织军队，冠附十九路军字样，以皖籍工人为基本兵士，王任旅长，胡抱一、邓祖禹任团长。经济因陈 另有来源。更拟取兵工厂枪械，闻有为宪兵反对。此等筹备据云已有八成把握，后果实现殊为中央腹心大患。祈即转呈总座并请敬公火速设法制止。更希为弟严守秘密为要”等语。除已电转呈介公外，兹特录电陈达，敬祈注意设法制止为祷。”[15]

图：张道藩致何应钦密电

该电报所署日期，是1932年2月12日。马超俊披露王亚樵等人集会密谋“驱逐吴铁城，夺取上海市政权”，是在2月9日。虽然获取武器的途径不同，但获取武器的目的，显系一事。电报中提及的“陈人鹤”，即马超俊所提及的陈群。

当时，十九路军与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正并肩合作抗击日军，中央军且交由蒋光鼐指挥，“始终以第十九军名义抗战”（如2月13日，蒋介石曾电告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命其“对蒋总指挥（光鼐）命令绝对服从”）。此等情势下，王亚樵等人谋夺上海兵工厂之武器另立山头，其用心显然相当幽微。

即便不考虑王亚樵之隐秘用心，姑且承认其抢夺上海兵工厂之武器（其侄郭超承认王有此举）是为了抗日，但此举亦足以说明王与上海兵工厂关系恶劣，金九与兵工厂之间的合作，自然不可能与王亚樵有什么关系。所谓“王亚樵策划刺杀白川义则大将”，乃是贪天功为己有之说；王乃是一与日本军方长期保持良好秘密互动之暗杀集团首脑，绝不是什么“抗日英雄”。

注释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1962年出版。王述樵、郭超，《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1983。朱大刚，《王亚樵点滴史料》，《合肥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年。《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P98~127。《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P297-298。该书1946年由自由旬刊社首次刊印。有某些文章，拿这段文字来“证明”王亚樵策划了“虹口爆炸案”。这当中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这段材料发生的时间，在“虹口爆炸案”后三天，蔡身在苏州。蔡该部分之自传，取材自其个人日记，当无可能搞错日期。（2）按蔡的记载，当时是“敌方革命党”和“高丽革命党”联合与之接洽。所谓“敌方革命党”显然是指日本方面的某些反政府组织。这些细节，与“虹口爆炸案”不符。（3）此事在蔡之《自传》中没有后续。如果这段文字所言即是著名的“虹口爆炸案”，《自传》无后续记载，显然是不正常的。（4）《自传》中这段记载，并无一字提及王亚樵及其暗杀组织。在页面http://www.archives.go.kr/next/viewMain.do 中，搜索“安昌浩”之韩文名字，可得到诸多相关讯息。如http://theme.archives.go.kr/next/pdf/news_2011_4/2011_4_6.pdf。《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 1910-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05-327。金九，《虹口公园炸弹案之一函》，《申报》1932年5月10日。《西报记载各情》，《申报》1932年5月1日转载《大陆报》消息。参见：《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 1910-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05-327。[11] 金九/着、宣德五 张明惠/译，《白凡逸志》，重庆出版社，2006，P210-211。下文引自该书者不再赘注。[12]宋式骉年谱，收录于：《宋式骉诗词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3] 《上海炸弹案原委：日本公布经过》，《国闻周报》1932年第19期。[14] （台）“中研院”/整理，《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P108。[15]（台）“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数位典藏号： 002-110300-0001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