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治学的路径和方法——《三升斋续笔》读后

《三升斋续笔》，荣新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版

荣新江老师《三升斋续笔》于2021年7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问学丛书”。称“续笔”是因为荣老师《三升斋随笔》一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20年6月出版，收入“凤凰枝文丛”。一年后已有“续笔”出版，可见荣老师著述之富。除上述两本外，荣老师近年还有《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中华书局2018年6月版）、《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中华书局2020年9月版）等著作出版。这几种著述收入的都是以学术为中心的随笔、书评、序跋和回忆、追念性质的文字，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荣老师早年海外求学访书的经历，多年追随师长们问学的历程和对他们深切的怀念之情；同时也集中展示了荣老师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体现了他在学术领域继往开来的师者风范。

除上述四种学术随笔以外，荣老师近年还有多种合作主编的重要文献整理类著作出版，如《龟兹石窟题记》（全三卷，与赵莉合编，中西书局2020年11月版）、《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全35册，与王振芬、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版）、《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下册，与史睿合编，中华书局2021年4月版）等。这些都属于团队合作项目，需要经年累月的不懈耕耘才能完成。这些成果的集中出版，正体现了荣老师治学的一贯态度，即“三升斋”这一斋号蕴含的深意。“三升斋”典出《汉书·食货志》：“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从大学时代开始，荣老师就暗下决心，“勤勉治学成为此后人生的唯一道路与坚持”。（《三升斋随笔》作者自序）从八十年代至今，荣老师出版有专著17种，主编著作20余种，发表文章400余篇，在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史、中外关系史、隋唐史等领域多有贡献，践行了年轻时立下的志愿，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

《三升斋续笔》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问学求索之路”，收入7篇文章，主要谈治学的门径和方法，以及作者早年在荷兰学习时的见闻；第二部分为“跟着大家读书”，收入6篇文章，是荣老师阅读前辈学者的著作而撰写的心得体会；第三部分为“把握新材料与学界动态”，收入5篇文章，有论学书札，有热点话题，还有多门学科的研究动态。下文笔者就阅读时受到的启发谈几点感想。

一、如何系统读书

第一部分的7篇文章，有4篇是荣老师对研究生阶段前往荷兰莱顿大学求学生活的追忆，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那是他“迄今为止最难忘、最美好的一段读书时光，没有应酬，没有压力，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在书的海洋中畅游，特别是可以看到那么多自己在北京找不到的图书和文章”（17-18页）。尽管写回忆文章已是留学荷兰十八年以后的事，但作者笔下的文字依然鲜活生动、充满细节，描绘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借阅规则、书库的设计，甚至读过哪些书刊杂志，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而图书馆的“东方写本与图书部”，更是作者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这座殿堂是用“学术精英们的著作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在这里，“那种得以一览好书佳作的愉快感与满足感，实在是任何文字所无法形容的”（34页）。作者笔下，这座殿堂静谧、庄严，“最初置身其中，身边大师林立，就像是一群考官，在他们面前，自己显得那般渺小，而且不免有些紧张；两个多月之后，大量的阅读滋养着我，为我补充了新的血液，使我逐渐增强了自信心，浑身也充满了力量，热切期待着与大师们的对话”（42页）。这样的叙述很传神地描绘出阅读带给一位年轻学子的改变，也能使读者想象到作者读书时专注和投入的程度。如此专注的阅读，特别是作者在北大读书时受导师张广达先生影响而养成的翻阅新刊的习惯，使得他在莱顿时学术上有丰厚的收获，同时也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回报。这就是他顺利通过被戏称为“巴黎的鸿门宴”的学术交流，在法国同行面前圆满地解答出了前辈学者的提问，而问题的解答正是得益于他在“东方写本与图书部”读过不久的书刊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的经历也使得荣老师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有了成为国际学者的机缘。

此外，还有两篇文章荣老师回忆了莱顿的博睿书店和它的出版物以及在莱顿逛旧书店的情形。这4篇文章都围绕读书来展开，在笔者看来，它们和另外3篇谈治学门径和方法的文章正能互相呼应，也能看出他一贯的治学理念。譬如，全书第一篇《谈谈治史学的方法》一文写道：“从新史料和新问题的角度，我们做历史的有几个方法：一个是掌握目录，清理学术史。……第二个方法就是史料的积累。在看学术史的同时，肯定也在读原始材料，也在读古书，就是要做史料的积累。”（7-8页）在莱顿求学期间，荣老师已经开始这么做。他在读了一段时间专刊上的文章后，就开始系统地翻阅“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的杂志或连续性的专刊。“从第一个书架开始，一本一本地过，先看目录，与我的研究有关的或我感兴趣的都随手制成卡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做一张卡片；重要的还会翻开来阅读一番；更重要的则会拿至一楼复印。……通常情况下都是把相关的部分抄在卡片上，或是在卡片上写摘要。……我断断续续地在这里翻阅了几个月的时间，日积月累，所抄的卡片和复印的资料，大约有近千张，这为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4-35页）这段时间的积累，不仅为他随后在欧洲调查从中国西北地区流散出去的写本资料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而且为《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甚至在后来指导学生从事中亚佛教、景教、摩尼教等方面的研究时，还能得益于这些学术研究信息的积累。从中我们能看出系统阅读、掌握目录和学术史、做卡片写摘要的重要性。年轻时就养成这样的习惯，应该说对以后的学术道路会有长远而积极的影响。在《学术贵在创新，学术要守规范》一文中，荣老师也谈到积累研究论著目录的重要性。他用练武功做比喻，强调在研究生阶段应当花大量的时间积累学问，研究成果积累得越多，国内的国外的都在体内，哪来的人也打不倒。他自己的做法如前所述，每篇文章每本书都做一个卡片，参加学术会议前一翻卡片就能知道与会者的研究实力。研究敦煌卷子他另做一套论著索引，每个卷子一张卡片，也就掌握了这个卷子全部的学术史。

在荣老师的学术生涯中，他走访过很多国家，和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有学术交往，特别是他能和欧、美、日本的伊朗学、突厥学、藏学等方面的专家对话，就是因为对他们的学术套路和学术传承一清二楚，而这些就是从莱顿大学“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系统读书开始起步的。这种读书方法，可以迅速把握学界十年或二十年间对某一问题持续争论的全过程，帮助学者厘清这一学术问题及相关资料的脉络。（37-38页）2020年11月22日，荣老师应邀在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做“我的读书经验”的讲座，也谈到从一份杂志的第一期翻阅到最新一期，在图书馆书架前从第一本翻到最后一本的治学方法。同时他还给出五个建议：读大家的书，读最经典的书，倒读，按主题阅读，集中读一个人。（讲座记录见2020-12-26澎湃新闻，“我的读书经验”／荣新江：一本本书翻下去）

二、“大家”的书要精读

第二部分的6篇文章，主要是荣老师读大家的书的心得体会，此处的“大家”，当然指大学问家，大学者。6篇中有2篇与陈寅恪先生有关，分别谈陈寅恪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与阐发，还有陈寅恪的“语文学”。陈寅恪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荣老师概括为三点：一是明确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二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宗教、历史、文学并关注民族语言文字；三是为敦煌学研究指出宏观的发展方向。关于第一点，“敦煌学”的概念虽非寅恪先生最早提出，但从对于学科的影响和实际效果来说，荣老师认为他当之无愧地是“敦煌学”这一学科概念的首创者。第二点则是寅恪先生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反映了他对敦煌学的广阔视野，其中有一段文字不长，却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残篇故纸”在宗教、历史、文学及语言方面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揭示出来，“往往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利用的是一些具体的材料，而关注的实际上是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的一些大问题”（142页）。譬如寅恪先生提到的《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是一部已佚重要的疑伪经，对于研究中古社会思潮尤其重要，也是反映中国佛教思想的绝好资料。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教授在1982年发表《月光童子：中古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弥赛亚主义与末世论》长文（T’oung Pao，LXVIII.1-3），对《首罗比丘经》产生的年代和月光童子信仰的救世主和末世论的特性，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做了透彻的解说，正好是寅恪先生眼力的最好解说。（140页）第三点，也是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寅恪先生有一段流传广远的文字：“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如何理解这段文字中的新材料和新问题？荣老师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作了解释，也就是必须考虑寅恪先生1926年回国之前在德国柏林大学的求学经历对他的影响。他跟从的老师吕德斯、缪勒等学者，利用新疆古代遗址发现的梵文、藏文、汉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焉耆、龟兹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等新的文献材料，连同敦煌藏经洞新发现的各种语言的文献，在西域历史、佛教东渐史、摩尼教及基督教东传历史等领域做出了很多成绩，谱写了许多新的篇章。寅恪先生对此耳熟能详，并且希望把欧美东方学界利用新材料取得的成果，运用到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中去。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他给“敦煌学”指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利用新材料，探讨新问题，推进学术新潮流。（144-145）这一指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荣老师指出，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追求新材料，却忽视了思考新问题。如果把敦煌出土的典籍文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结合起来，有许多新的问题可以提出，也正是今天跨学科研究的新起点。

“语文学”即Philology，是百年前欧洲东方学中最有成就的学问，亦即上文提到的吕德斯、缪勒等学者解读中亚等地多种语言文字的出土文献所用的方法，其来龙去脉和学术方法可参看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专著《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有关寅恪先生的“语文学”，也就是他在1927-1930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各种文本的比较研究的文章，荣老师更是由于系统收集过西方学者有关中亚写本研究的目录，而能对他所引用的西人研究成果深入阐发，揭示其学术价值，从而说明寅恪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指出他和西方学者在研究兴趣上的不同。然而寅恪先生的“语文学”，后继乏人，一直到在海外学习梵文的周一良和兼学梵文与吐火罗文的季羡林回国以后，才得以继承。这两位先生是荣老师熟识的长辈，在《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收入《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47-66页）一文中，有几处谈到周先生继承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衣钵，一是他所开设“佛典翻译文学”的课程接续了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是追随陈寅恪先生用佛经翻译文学的方法，来处理敦煌发现的写本资料；二是“周一良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紧密结合，这也是“陈寅恪史学”的特色。蔡鸿生教授把陈寅恪先生考释词义时运用的方法称作“训诂史学”，认为周一良和杨联陞所写文章在方法论上有暗合之处，即训诂学与文化史的融合。两位陈先生的得意门生，把“训诂史学”发扬光大了。由此我们能看到学术薪火的传承，而荣老师也特别注重培养中亚出土古代语言文献方面的研究人才，鼓励学生学习梵文、藏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等，正是对“语文学”这一学术传统的承续，体现了荣老师的学术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如何研读大家的著述？有关陈寅恪的这两篇文章带给我们很多启示。荣老师曾说：“我们那个时代，能出版的书基本也就是大家的书，即便这样也是有区分的，有的书读起来确实有味道。比如陈寅恪的书，虽然很难读，各种史料看起来很枯燥，但是很有思想，就容易被吸引着不断地读，最终读懂。陈寅恪的很多书我都读过多遍，而且做了许许多多笔记。”（“悦悦图书”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26日发布：一本本书翻下去 | 荣新江教授谈读书经历和心得）反复阅读和做笔记当然是读懂读透一位大家的不二法门，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还能对重要论著进行详细的点评和分析，或是撰写读书心得及书评。荣老师就曾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做过笺释（原载《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陈寅恪卷》，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将这篇名作置于学术史的脉络中详细解读，为后学者切实把握其价值提供了帮助。此外，通过阅读还可以了解一位学者治学的不同阶段及发生转变的具体原因，由此来看这种转向对学术史的意义。如荣老师将寅恪先生1927年回国任教到1931年作为他治学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主要研究中印关系和西北史地问题，所处理的材料，主要是敦煌新发现的内典写本和俗文学作品，以及梵文、巴利文、藏文及蒙文文献。第二阶段从3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以汉文材料为主的中古史研究，原因是混乱的时局带来颠沛流离的生活，寅恪先生患上严重的眼疾，不便阅读细小文字所印西文书刊，而中文线装大字刻本则相对舒适。这一转变，“对于敦煌学来说，陈寅恪的退出，无疑是一件憾事；对中古史来讲，又是一个福音。”（143页）

第二部分还收入一篇《饶宗颐教授与丝绸之路研究》。在去年出版的《从学与追念》一书中，已收入和饶宗颐教授有关的文章三篇，目录第一篇即为《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还有两篇是《敦煌：饶宗颐先生学与艺的交汇点》《承继先哲之业  开拓学术新涯——追念“通儒”饶宗颐先生的教诲》。荣老师自1991年开始追随饶先生问学，这四篇文章也写于不同年份。《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发表于1993年，按照饶先生治敦煌学的时间顺序，从道教、文学、乐舞、历史、语文、书法、绘画等方面谈他如何用敦煌的材料进行研究，以及相关成果对国际汉学界的影响。《敦煌：饶宗颐先生学与艺的交汇点》是为庆祝饶先生九十五华诞而作，因研讨会在敦煌召开，文章着眼于饶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热爱，从敦煌绘画、敦煌书法和敦煌词曲及音乐这三方面，进一步阐释了他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紧密相关。譬如，饶先生曾写下“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的题画诗，他不仅研究敦煌书法，也根据敦煌出土的各类书法作品来书写新作。香港大屿山的“心经简林”，就是饶先生采用敦煌所见写经书体而创作的一个大手笔。《饶宗颐教授与丝绸之路研究》是为庆祝饶先生百岁华诞而写，文章主要归纳总结了饶先生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特别提示了他对于早期丝路交通、海上丝绸之路、丝路上的文化交流三方面的突出贡献。《承继先哲之业  开拓学术新涯——追念“通儒”饶宗颐先生的教诲》写于2018年2月6日饶先生在香港仙逝当日，文章追忆了作者自1991年8月第一次拜见饶先生以来二十余年间的交游，对饶先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谈了几点感触，一是饶先生具有家学传统；二是饶先生对于学术生态有清醒的认识；三是饶先生治学的特色是走到哪儿，学问做到哪儿；四是饶先生做学问、发表论文不拘一格，不论什么场合，采用各种方式，文章大大小小，随手而出，让学界有应接不暇的感觉；五是饶先生对海外汉学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

这四篇文章体现了荣老师追随“大家”读书治学的具体做法。其一，由于饶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荣老师在认识他之前早已特别留意他的著作，游学欧洲、日本时，看到他的大著必购而读之，因而对于饶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系统的认知。其二，在跟随饶先生游学以后，更深入地了解饶先生的家世背景及学术历程，因而能更好地阐述饶先生的学术贡献。这也是史家知人论世传统的体现。其三，对饶先生的知遇之恩倾力回报，帮他编辑过八卷本《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还有《敦煌曲续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等书。其四，随着治学领域的拓展，对饶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断加深认识，从敦煌学走向丝绸之路研究。在荣老师笔下，饶先生“研究方面之广，无有涯际”，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学问，是一位“通儒”。诚如《荣新江：学缘与学术的养成》（姚崇新著，《中华读书报》2021年8月5日刊发）一文所述，“在他看来，饶先生已经集旧学新学于一身，集中学西学于一身，集学艺于一身，从未以学科为畛域。”饶先生的学问对荣老师“贯通”的治学理念无疑具有深刻影响。

以上仅以陈寅恪和饶宗颐两位先生为例，叙述荣老师如何读他们的著述。本书还收入《困学苦读记》一文，是2020年疫情期间荣老师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与《傅斯年遗札》的感悟；并有《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一文，是对季羡林先生《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书的评论；及《姜伯勤先生对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一文。在《从学与追念》的跋文中，荣老师列出对他有过教诲、帮助、提携的国内外学者的大名，这些“大家”也都是他阅读的对象。

三、把握新材料和学界动态

第三部分的5篇文章，第一篇《柏林通讯录》是1996年6月至8月荣老师在德国进行访问研究期间，写给徐文堪先生有关中亚研究的四则论学书札。《学术集林》卷十1997年8月刊发时，曾加编者按语，介绍了书札写作的背景及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荣老师这次访问研究，对德国四次吐鲁番探险队所获汉文文书做了比较彻底的调查，并详细了解了德国和欧洲各国中亚研究的现状，得到许多最新学术信息，而且有些情况在世界上属于首次公布。书札的写作对象徐文堪先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治学领域包括西域史、中外交通史与历史语言学，曾担任王元化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的学术助理。这就不难理解这些论学书札写作和发表的背景。这些札记主要介绍了印度艺术博物馆西域收集品的情况及其陈列方式、多种语言的写刻本文献材料之丰富程度，新见该馆汉文资料中的重要佛典；还谈及整个欧美中亚研究的情况，汉文资料被忽视但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欧美伊朗学、于阗语文献及突厥学研究的强劲势头；还有柏林“吐鲁番研究组”的近况及德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吐鲁番文献资料。

第二篇《中国所藏吐鲁番文书及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前面三部分分别介绍了1959—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及其整理情况、1975年以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黄文弼所获文书和旅顺藏大谷文书的情况，第四部分谈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关联与互补，第五部分在唐长孺先生讲演内容的基础上，结合1982年以后的研究成果，论述了新出吐鲁番文书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亦即学者们通过新材料获得的新知。这篇文章原载《敦煌学》第21辑，1998年6月出版。因为涉及敦煌和吐鲁番文献的关系，可以和《三升斋随笔》所收录的《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一文对照来读，后者完稿于2007年，原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是在作者作为主编之一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出版以后所写，能看出作者更宏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

第三篇《罗布泊——中国西部探险的热点话题》，原载《深圳特区报》1999年6月20日第15版《读书》。文章以《中国西部探险丛书》第1辑的四本书入手，评述了和罗布泊相关的写作及出版情况。在一般读者的认知中，罗布泊神秘莫测，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一个很大的湖泊变成了荒漠，楼兰古国就在附近，古老的文明被深埋于地下；即使是现场考察过的探险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们，也都没有解开罗布泊荒漠掩盖着的谜底。文章指出，在楼兰发现一百周年纪念日到来之时，集中发表中国学者关于罗布泊的地理、历史、民族的种种看法，不仅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文中回顾了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写作历程，他们是20世纪初叶考察罗布泊和楼兰的外国探险家中最有成绩的两位。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是，在完成大部头的科学考察报告的同时，也撰写了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一般读物。又从《探险丛书》这套书的作者背景出发，说明这套丛书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

第四篇《中古时期来华胡人墓志研究的新进展》写作于2010年，从四方面谈论了入华粟特人的问题：一、石刻史料的整理与刊布；二、相关石刻史料的调查；三、新出石刻史料对粟特人研究的贡献；四、关于粟特人的判断问题。本文第四部分特别针对学术界“泛粟特化”的倾向，提出判断粟特人的几个标准，也指出新出石刻史料的增多有助于判别粟特人墓志记载的真实和虚构的部分。正是在对新材料不断追踪的基础上，荣老师才能出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著作。本文能使读者管中窥豹来看荣老师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即“为如何利用新史料研治中古史确立了典范，并开拓了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沈琛：《〈三升斋随笔〉：荣新江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华读书报》2021年2月23日）。

第五篇《长安学与敦煌学》写作于2014年，是继2003年《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提出要建立“长安学”之后，对“敦煌学”和“长安学”的关系所进行的详细论说。从本文能看出荣老师如何将长安与敦煌的文献进行互补：一是利用两《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等和王朝政治史、制度史密切相关的长安文献，来构筑敦煌历史的总体发展面貌，运用敦煌文献，来补充长安历史的细节层面；二是对比传世史料、出土墓志、敦煌文书，对同类史事加以研究，从中体会不同史料对于同一事件的处理方式，以及三类史料最终给予我们的历史面貌；三是有关佛教寺院的研究，除了传世的佛教传记和长安保存的寺院碑刻能够了解佛教教学和宗教思想的情形，还可以利用敦煌保存的大量寺院文书，来了解唐朝下层僧侣的思想、推拟长安寺院的社会生活及其教育功能，以及长安佛寺作为大众娱乐场所的世俗化情境；四是除了从传世史料和长安出土的墓志来增补长安坊里的人物宅第以外，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能增加我们对长安坊里生活的认识，补充长安历史的一些细节；五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抄本时代书籍的原本形式，可以让我们知道长安书籍的主体面貌；六是敦煌石窟保存的雕塑和绘画，可以部分复原长安寺院壁画中的尊像、经变、佛传等画作，壁画中的建筑形象，也可以作为复原、模拟长安地面建筑景象的参考。以上六点，正体现了荣老师研究敦煌吐鲁番的同时，把具体的、细节性的材料，放在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思考的治学方法和特征，也正是秉承田余庆先生“立足中原”的教诲和治学理念的体现。

系统读书、全面掌握学术史，认真研读大学者的著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走，追踪新材料、及时掌握学界动态，正是本书三部分内容所提示的读书和治学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