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清朝击败准噶尔汗国后，与俄国地缘邻近，为保持对天山南北的疆域管辖和实现对俄国的地缘战略平衡，清朝在伊犁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实现了以满族为主导、蒙维汉回锡伯等多民族共同参与国家核心区建设的范例。伊犁这一国土空间的开发，不仅改变了天山北路的地理景观，而且长久的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社会生态结构，基本奠定了中国“西疆”的疆域形态，也成为早期现代国家建设的先声。由于晚清在俄国侵略下丧权辱国，加之辛亥革命以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话语具有强烈的“排满化”倾向，清代乾嘉伊犁开发与“中国西疆建设”这一重要历史意义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首都和核心区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前者往往是指挥中枢——“大脑”，而“核心区”则是供给大脑血液养分的主要器官。无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核心区”战略设计和控制。“核心区”分“起源核心区、经济核心区、民族核心区”，还有一种兼容多功能的核心区以及流动的核心区。“核心区”的历史往往是理解一个王朝、一个国家兴衰治乱的关键。如鲁西奇教授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受到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它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武力、财赋与人才资源，并拥有统治全国的合法性，此即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所依赖的“核心区”（全国性核心区）。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之下，又存在着大区的核心区以及高层、中层、低层政区的核心区等不同层级的核心区；王朝国家即通过控制不同层级的核心区，以实现对帝国疆域的控制。
古代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核心区有一定的差别，主要是从“内外之防”、“夷夏之防”向“中外之防”的国防核心区转变。由此，“核心区”逐渐实现了从“华夷边界”向“中外边界”的转移。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虽然哈萨克三个玉兹成为清朝与正在南下哈萨克草原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屏障。但是，俄国南下构成对清朝在中亚地缘政治方面的严峻挑战。地缘政治格局本质上是由实力和地理力组成的地缘政治力量互动而创造的平衡结构。伴随着各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实力的不平衡的加剧，原先的地缘政治格局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清朝在中亚腹地的伊犁河谷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本质上就是获得一种控驭中亚藩属，并保持对俄国南下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回应行为。因此，不是在传统的“隔绝羌戎”的兰州布防，而是将战略前沿推进到中亚腹地、重新建设一个“国防核心区”。这一视角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清代乾嘉时期的伊犁开发和国家建设，笔者拟就此进行一些讨论。
伊犁的国防地位：“新疆第一重镇”
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设置，与科布多参赞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黑龙江将军、三姓副都统东西相望，形势联络，共同组成了屏障北部边疆的藩篱。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巩固和加强西北边防的重要措施。后左宗棠在力倡新疆建省时称：“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对于这一防御体系有中肯的评价。
伊犁地缘政治地位险要，清人对于伊犁的认识是：“表带河山，控压雄远，为省城西北咽喉重镇，乃西域诸城中第一形胜之地也…故屯驻重兵，以资控制。”“（天山）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系葱岭，因以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建瓴”清廷在天山南北设立了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四大重镇，各派大臣驻守，控制天山南北，而又“以伊犁为总统之区，以乌鲁木齐为孔要之道，以雅尔为封守之固”。
伊犁是整个清朝北方边疆防御体系最重要的支点，内外之防与中外之防并重，诚如清人祁昀士所称，“为新疆第一重镇”。虽然控制伊犁并不足以控制全国，却足以动摇整个清朝北部边疆防御体系。“若以国防言之，天山南北为中国之城垣，中亚细亚则为中国之外郭”“新疆命脉一系于伊犁，伊犁为新疆头颅，北路塔城，南路疏勒，则左右其肩臂也。乌鲁木齐为其腰脐。其足骨则东伸低于甘肃、青海”。如失伊犁，则塔里木盆地易受攻击，乌鲁木齐则失屏障，而塔尔巴哈台的门户大开。而失去新疆，蒙古、西藏侧翼暴露，京师震动。
军事控制是保障这一战略空间最为有效的手段。“伊犁地极西徼，又为将军帅庭，故较之乌鲁木齐驻兵尤多，有满洲、蒙古八旗，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 伊犁将军府建立伊始，驻防伊犁的一位满洲将领就毫不隐晦的表达了清廷的意图，“国家之有伊犁也，外诸部总汇之区，为西陲保障之地；内尔重兵坐镇，外尔回夷抒诚。兵威固雄”。
“伊犁向为准夷腹地，加意经画，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趁机游牧，又烦驱逐。”防御外夷，就是传统的“内外之防”。“我同俄罗斯所有交界之处，俱应暗中警惕，加以防范。……断不可轻忽。”防御俄罗斯，则是表达了“中外之防”。清廷在伊犁地区建设惠远“九城”，驻扎重兵，满营驻惠远、惠宁两城，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4营“分列四境”为伊犁屏蔽。伊犁5营均为携带家眷的驻防军，长期驻守。伊犁的驻军人数为一万二千余人，占到新疆驻军的二分之一以上。
嘉庆九年（公元1804 年）， 嘉庆对伊犁的军事地位依然十分重视，上谕批示伊犁将军松筠:“（伊犁）惟是新疆重地，武备最为紧要，此项田亩即分给官兵，只可令其交给闲余丁代为耕种，不当令官兵亲身力作，有妨操练，转致技艺日就生疏。”伊犁驻防满洲八旗训练之一就是“哈什围”，哈什围演练是由满族早年的狩猎撒围形式演变而来的，是将狩猎形式与军事训练结合的产物。它既有初始的娱乐性狩猎性质，又具有军事训练性质，通过哈什围，各营可以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技艺，以共同提高战斗力。这是保持满洲武力的一项重要军事训练内容。
国家权力在边疆：伊犁将军府与“伊犁九城”
伊犁将军与科布多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南北对应，远则与乌里雅苏台将军、绥远将军、吉林将军等形成北方的防御体系。伊犁将军与其他将军、参赞大臣的统治不同，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国防、外交、屯垦、商业等事务繁杂，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统治体系，成为清朝国家权力的缩影。
明瑞和阿桂是乾隆朝承担开发伊犁重任的封疆大员，对伊犁事务的认识是，“各城驻防将军衙门设立左司、右司、印房，虽委派本省八旗官员承办事务，然只办本省单一部落官兵事宜， 此外别无他事。今伊犁有携眷之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各部兵丁，再加屯田绿营兵，共计一万数千名，又有屯田回子五千余户。其中有在城驻防者，有在外游牧者，亦有随所耕田地而居者，皆为其各自之生计有益安顿办理，远近不一，且又习俗不同。此外，商民往来本无定数，然常住者亦在二三千人左右。是故，伊犁地方事务极为繁杂。由此，他们提出伊犁将军的机构不能与其他将军的机构雷同。
从明瑞和阿桂的陈词中可以看出，官兵与商民众族群成分复杂：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汉（绿营）等；生计方式多样，有驻防、游牧、耕者、商民；风俗多样，习俗不同，管理不便，如内地商民“往来不定”。这与“然只办本省单一部落官兵事宜”的驻防将军管辖事务差距自然很大，“伊犁事务极为繁杂”，因此，其他各地的将军衙门一般都设左司、右司和印房，左司分掌兵、刑之事，右司分掌户、礼、工之事，印房分掌日行事件、印信及稿案等事。伊犁将军衙门内设印务处（又称印房）、粮饷处、驼马处、营务处等机构，分别办理各该事务。从清朝设置的14位将军职位上看，只有伊犁冠以“总统伊犁将军”，地位实较其他将军为高，这与其事权相应。清道光时期，凡关内来人参见伊犁将军，体制极为尊崇，“初次进见，皆带刀长跪，命之乃敢起”。“伊犁将军之权限，实包括军事、经济、交通、司法、民政与边防六项”，“而蒙回部之朝贡、封爵、承袭、优恤诸务，亦莫不由将军或大臣之办理。故谓新疆伊犁将军之权力，有过于内地各省之总抚。”
既然伊犁将军权柄之大，驻地自然要体现其政治等级和代表中央的象征地位，伊犁将军府驻地称之为“惠远”，威慑四夷，抚驭藩属、隐含在“惠泽远方”的意义之中，“天朝”的政治含义昭然若揭。虽然伊犁远离北京的战略核心区，四邻都是外夷。但是，它代表中央政权行使和承接一部分外交职能。不是所有的中亚“藩属”都能去北京从事朝贡，而是低层级的藩属事务，则交给伊犁将军就近办理。不过，整套的仪式和办公程序则是仿照北京体制。由此，作为中央政权的缩影起到象征统治的作用。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自然成为表达“清朝国威”的一个权力象征中心。
据《伊江汇览》、《西陲要略》、《西域水道记》等书所记，惠远城最初周长9里3分，城高1丈4尺，周1674丈。乾隆五十八年（1793），即保宁任将军时期，惠远城已创建30余载，“因八旗兵丁生齿日繁，房屋狭窄”，原建房间不敷居住，于是奏请城市复向东部扩展240丈。如此则城周长共10里6分3厘，为天山南北第一。此外，仅建设一座惠远城还不足以显示清朝的“国威”，调集到此处的官兵家眷和屯田的民户等都需要城池保护。由此，清朝修筑“伊犁九城”城市群。在内地城市一般是单独修筑满城，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修筑的是汉城（迪化）、满城（巩宁），唯有在伊犁修筑了九座声息相通的城池：以惠远城为中心，并陆续在其周围建起惠宁、绥定、广仁、宁远、瞻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八座卫星城，统称为“伊犁九城”。有清一代，在北方广大的边疆地域当中，仅有伊犁一地建设了“九城体制”。
城内主要是将军衙门、庙宇、官兵驻地，演武场、仓库、市场等；惠远城仿照中国传统建筑方式修造，布局整齐划一，纵横四条大街直通东西南北四座大门，大街四周分布小巷共48条，城市中心是高大的钟鼓楼，气势雄伟。城里分布着包括伊犁将军衙署在内的大小衙署200多所，八旗官兵住房一万余间。城内设置还设立万寿宫、关帝庙、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火神庙、老君庙、城隍庙、龙王庙、风神庙、子孙圣母庙、社稷坛、先农坛、文昌宫、文昌阁、真武庙、魁星阁、祠堂、节教祠、喇嘛寺等。
城东门外八里为普化寺（喇嘛庙），西门外建贸易厅。布鲁特、哈萨克牧民每年在惠远城西门外互市牲畜等物。咸丰三年（1853）惠远城西南月芽湖旁设贸易厅，建房48间，专司对俄贸易，俄国货从萨玛里（今哈萨克斯坦播菲洛夫），火轮船溯伊犁河运抵惠远城，大宗的皮革、呢绒，金属制品，连英国的锯条、截锯、划玻璃刀、条绒也来到惠远，运去茶叶、大黄。城市空间上的内外有别，体现无遗。
鲁西奇、马剑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它本身就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同时，城市还是一种文化权力，是用以标识统治者的正统或合法性，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
民生建设的“内地化”
从国防角度看，清朝允许满洲、八旗携带家眷驻防。惠远城满洲、蒙古八旗驻军为4240名，惠宁城满洲、蒙古八旗驻军为2120名。乾隆五十年（1785年），惠远城满洲官兵家口共22274口， 惠宁城满洲官兵家口共12458名。八旗子弟承担世袭的兵役制度，旗丁一旦编入，须世代披甲。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伊犁将军保宁为解决满营丁口的生计，曾奏请增加惠远城满营步甲400名，得到乾隆恩准，但以后不准增加。
驻军与家眷人口日益增多，物资匮乏，而从内地远距离调运物资的成本很高。“取之不易，守之尤难。”时人记载，“今大兵既驻其地，皆需谷食。因设屯田之法，开垦荒芜。回兵六千户，种地纳粮，仅足支用。一冬官傣薪，兵丁盐菜，必需于内地。每岁倒调内地银五十余万两，绸缎数万匹，与哈萨克交易牛羊马匹，变价充饷。又收关税地基银四万余两，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项，使能足一岁之用，钱价昂贵。” 因此，支撑伊犁军饷都是从内地调运，称之为“协饷”。但是，粮食无法调运，克服绿洲自然力的限制，进行垦荒和粮食生产。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清朝陆续从阿克苏、乌什、库车、拜城、沙雅、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喀喇沙尔（今焉耆）、吐鲁番等地迁移六千户维吾尔农民，安置在伊犁河两岸定居垦荒。他们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每年以粮赋的名义向当局交粮十万石左右，成为伊犁军民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陆续从内地增调绿营兵两干五百名到伊犁，主要安置在绥定、清水河、芦草沟一带，以五百名操练巡防，两千名屯田，五年更替。后来屯兵改为携眷，定额三千名。分为二十五屯，每屯一百名。清朝还将内地的犯人发遣到伊犁种地，交给屯兵看管，这是伊犁军民粮食的另一重要来源。再次是迁移内地的无地农民到伊犁屯田，对屯田士兵和遣犯的家属，也分给土地，尽量把他们编入民籍，使其安心生产。另外，这一时期从黑龙江移驻伊犁霍尔果斯的索伦营游牧种地，从盛京（今沈阳）移驻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着力务农。
除了伊犁进行屯田开发以外，乌鲁木齐、镇西则是国防与屯垦并重，大力发展屯田制度，根据华立统计，就是开发条件的问题了。天山横亘新疆中部，对南北坡及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地都有深刻的影响. 从热量条件看，有利于天山以南而不利于天山以北，从水分条件看， 情况恰恰相反，天山北坡年降水量比天山南坡多1-2倍，发源于天山的河流，全都是内流河。巴尔喀什湖、伊犁草原、乌鲁木齐盆地、巴里坤草原一线，形成了被戈壁荒漠阻隔而星罗棋布的草原绿洲地带，气候寒冷，只能种植一些耐寒的农作物，小麦等。
乾嘉时期北疆垦区发展迅速，为“屯城”提供了广阔的腹地，根据华立先生研究，北疆垦区耕地总面积在道光元年（1820）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亩。北疆草原变成了农业区，不仅为垦区各城市提供了粮食，而且出现了大量剩余。乾隆中期，“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其昌吉、特纳格尔诸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粮食主产区古城的粮价还低于北疆其它垦区，乾嘉之交，当地一石粮食价格甚至长期低于五钱。剩余的粮食可以进入商品流通流域了。同时乾嘉时期北疆各垦区还形成了一个连绵不绝的绿洲农业区，清人纪昀咏道“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三十四屯如绣错，何劳转栗上青天”。各“屯城”也是遥相呼应，“屯营列戍，烽堠相望” 。
无论是驻军、屯田还是修筑城市，首要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伊犁驻军的需要。清朝不惜代价，在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大力进行开发建设，主要是为了克服地理力的限制——距离内地的核心区过远这一事实。此外，伊犁还铸造货币，建立了“宝伊局”，开发各种矿产资源，实行对外贸易等，这些前人多有研究，就不一一而论。
乾隆对于伊犁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保宁）自抵伊犁以来，察看该处耕种百谷，屡岁丰收，牲畜滋生繁息……贸易之民亦渐增至数万。在此置产者既多，而于城市开铺，乡村耕种者亦复不少，较之从前，富裕数倍，实于内地无异。”表达了乾隆希望伊犁衣食财赋与“实与内地无异”，实现“经济自立”的愿望。
作为国家“核心区”的伊犁
伊犁成为清朝的一个重要核心区，这一建设是在满蒙旗人的领导下实现的，在他们的领导下，成功出现了一个以各族群共同参与国防建设和民生建设的宏大历史场景。按照嘉庆末年的《新疆识略》的人口统计，伊犁地区总人口是151940人，其中满营人口为35940人，约占23%；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营人口为61000人，约占40%；回户（南疆征调）为34300人，约占24%；绿营和民户（汉人）为20700人，约占14%。满营、察哈尔等来自东北内亚的族群人口占到65%以上。同时，以南疆维吾尔人组成的“回户”和汉族组成绿营官兵主要是屯田开发，为驻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后勤保障。
乾隆中期伊犁就成为新疆地区的教育文化中心：乾隆三十一年（1766），“各旗各设学房一所，教授八旗子弟”。 乾隆三十四年（1769），伊犁将军永贵上奏于惠远城建立满汉蒙古官学各一所，位置在惠远城营务处旁侧。同年又在两满营里各设义学一所。五十七年（1792），清朝在伊犁建立俄罗斯学校1所。作为培养熟悉对俄罗斯交涉的人才。
按照鲁西奇教授所提出的“核心区”标准：兵甲（军兵）、衣食（财赋）、人才（文武官员）以及合法性的地区，即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区。在核心区所应具备的四个要素中，兵甲与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拥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军队和官僚系统。由此可见，清朝在伊犁的开发建设至少具备了四个要素，第一，实现了“兵甲有所出”，以满洲、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等人口增殖，以男丁作为世袭军职，稳定的为清朝提供后备的军事人员；第二，“人才所萃”，在伊犁建立旗学和俄罗斯学，是储备行政和外交官员的重要机构；第三，“财赋所聚”，虽然不能完全自给，但是粮食、货币等实现了部分自给自足；第四，“正统所寄”，保持着满洲的骑射与武力，满洲最为重要的制度就是“八旗驻防”。所以，从上述特征看，伊犁确实具备一个国家核心区的特点。
伊犁“核心区”自身特色鲜明：一是不同于内地。如江南“核心区”，主要是提供财赋和科举人员；二是不同于实行封禁的满洲龙兴之地“东北”，保持满洲的纯粹性；三是不同于天山南路的“回疆”。“回疆”虽然有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但是回疆人户不服兵役，也不实行科举考试。
伊犁九城
伊犁“核心区”建设是一种特殊模式：
第一，以满族官员为主导，实施不同的族群政策。维持伊犁多族群社会的平衡和常态化运转。察哈尔及厄鲁特蒙古、鄂温克、达斡尔、满及锡伯等游牧为主的民族，因社会发展情况不同，清政府分别就其特点，将察哈尔蒙古军民安置于博尔塔拉以游牧为生；将索伦军民中的鄂温克族安置于霍尔果斯河以西以游牧狩猎为生， 将达斡尔族安置于霍尔果斯河以东地区， 主要从事农耕；将厄鲁特蒙古军民安置于昭苏、尼勒克、特克斯及新源等地以游牧为生；将满洲和蒙古军民安置于新筑成的惠远和惠今巴彦岱两城；将锡伯族军民安置于察布查尔地区以农耕为生。这样，各族1万多名官兵连同眷属近4万军民，以惠远城为中心，沿伊犁河流域东西南北相环顾，组成伊犁特殊的亦军亦农亦牧的八旗驻防军团。
伊犁驻防八旗组建以后，锡伯、索伦等很长时间不准许配备鸟枪和火炮，而满营则配备这些武器， 故在训练方面， 满营就有规范的鸟枪、火炮训练科目。伊犁四营则主要训练箭、枪（长矛）和马背技术，满营除了鸟枪、火炮以外，也练习骑射。
第二，“因俗而治”文化手段治理模式。满洲统治者熟谙不同族群的文化，因此，能够娴熟运用文化手段进行统治。“伊犁”还是满汉各级官员因触犯“天条”被流放的地方，伊犁作为“苦寒之地”，对于来自被贬谪的满汉官员以及犯人，不啻是一种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惩戒手段，如流放伊犁的不乏名宦：洪亮吉、徐松、林则徐、邓廷桢等等，流放途中确实心情沉重。另一方面，作为伊犁将军以及属下的八旗官兵，对于从东北森林草原原道而来的锡伯、索伦营等“准八旗”官兵则作为一种职责所在，世居在此，作为朝廷的倚靠，而官兵们也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
第三，善于发挥内亚官兵的特长。伊犁驻军主力不是绿营，而是满洲八旗驻防和实行盟旗制度的蒙古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等官兵，占据人口的多数。“满洲八旗”和“准八旗”保留了比较强大的战斗力，“八旗”主要是以操练军事技术为主。另外，八旗除驻防以外，还承担巡边的国防任务。“新疆南北各域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伊犁将军辖区的边界线长，如果步行则巡边费时长、补给困难，另外，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是伊犁驻防八旗的另一重要军事任务。要克服这一时空距离比较适宜善于骑射的八旗官兵出巡和换防。而言比对于绿营，则主要发挥其熟悉农业生产的优势，主要是以屯田为主。
可见，伊犁建设具有浓郁的内亚特色，与历史时期的核心区建设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元与清，主要建设大运河，沟通首都与南方的经济联系。此外，江南的开发是以水利建设和开荒作为重点，增加财赋收入。伊犁则体现了一种混合式的开发过程：既重视军事能力储备；同时也重视经济开发的作用，使得伊犁成为一块国防重地，不仅深刻改变了天山北路的地景，而且多族群共同开发伊犁也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生态。
第一，“取之不易，守之更难。”以前中原王朝无法克服远距离的“地理力”，导致西域“时叛时服”，伊犁一百多年的开发史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理力”的问题。如作乱的小和卓霍集占曾说：“莫若与中国抗争，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率皆疲弊，粮运难继……且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非常清楚指出了这一地理距离对于中国统辖天山南北具有天然的阻隔力。不过，随着伊犁核心区的建设，为中国北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战略支点。历次平叛中，伊犁将军所辖官兵成为平叛的生力军，而伊犁将军熟悉军务，屡屡成为平叛的总指挥，对疆域控制的时效性大大超过了前朝。
第二，巡边守卡，宣示主权，迟滞了俄罗斯对西域的蚕食。1834 年，沙俄勘察我国巴尔喀什湖地区，对清朝的版图觊觎之心表露无遗。谪戍伊犁的林则徐指出：“近来卡外夷情与从前迥不相同，设遇裁官减弁，更必妄生揣测，溷播谣言，似与镇静边防，大有关系。该镇兵丁以耕种糊口，俱应安土重迁，势难骤予裁撤。” 伊犁作为清朝的军事重镇，不仅具有清晰的主权意义，而且对于周边地区的管辖权也是明确的。使得俄国不得不尊重清朝的主权，与伊犁将军进行交涉。
伊犁将军府
第三，改变了天山北路的人地景观。伊犁河谷原是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核心区，经过清朝驻屯官兵及家属、南疆来的回户、内地民户数代人的辛勤开发建设，水利设施和农业开发使得伊犁河谷变成灌溉千里农业区。而且从东北征调过来的大量各族官兵家眷及其后裔在这里繁衍生息，最终成为世居民族，如锡伯、达斡尔族等。由此，新疆的世居民族增加了新的血液。
可以说，在清朝乾嘉时期开始的伊犁建设，对于确保中国北疆的版图，宣示主权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在非汉族群体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满族和其他内亚族群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明证。同时，这一历史遗产对于近代边疆地区的国家建构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王柯认为，清朝之所以在天山南北不直接对当地民族社会进行统治，固然有出于利用当地民族上层便于统治的考虑，但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在新疆保持一个区别于中国内地的军事自治领的目的。1762年，乾隆任命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推行了军府制度。伊犁将军不仅是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也是最高民政长官，乾隆时就将这一职位定为“旗缺”。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为止，担任过这一当时新疆最高职位的三十七人中，除了三位蒙古贵族（海禄、松筠、长龄）之外，其余均为满人。清朝推行隔离政策所致，不利于国家的整合和认同。从笔者的研究看，这一观点也有不当之处。至少在伊犁的建设当中，清廷调集了不同族群的官兵、屯户进行实边，这是一种混合型的族群政策，并不是族群隔离；而以满族为首的各族官兵对于中国的西北版图有守卫之功，不能忘记守边巡视卡伦、风餐露宿的主要是满族、蒙古官兵，从这些守卡官兵的书信中，依然可以读到他们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
虽然清朝在伊犁的开发取得了前朝难以比肩的成就，但是在“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在俄国这个日益工业化的近代强邻面前，在资源不对称的情形下，加上国内的太平军起义，缺少国内的支持，伊犁丧失了战略平衡，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清朝丧失了大片国土，清朝曾经在伊犁的核心区建设的历史功绩也黯然失色。同治期间，伊犁虽陷于俄国之手，但是，俄国也不得承认这是中国主权所在。曾纪泽通过谈判收复伊犁，终于部分保全了乾嘉时期伊犁开发的部分成果。
余论
1912年(农历辛亥年)1月7日晚，从内地调遣到伊犁的新军，在革命党人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等人的领导下发动起义，伊犁起义当夜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标志着中国西疆与内地几乎同步进入到共和时代，这一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在当代辛亥革命研究话语中并没有赋予应有的权重。另一方面，由于晚清国力不济，在沙俄的侵略下丧权辱国，丢失大片国土；为以后的革命党兴起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辛亥革命以后的民族国家建设也具有强烈的“排满”倾向；导致乾嘉时期的伊犁开发——中国西疆建设的历史功绩也被淡化和“遗忘”了。而在新疆，近代受苏联影响的中亚民族主义话语同样出现强烈的“排满”倾向，清朝在新疆治理基本被否定。这“双重”否定其实都具有民族主义的同构性。但是，从国家建构的视野看，现代中国疆域基本继承清朝的历史版图，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因此，要警惕历史书写中的“去满化”，清朝历史不能视为完全“均质化”的时空过程，应当分不同时期予以认识和评价。
美国学者李怀印近期指出，清王朝其实是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清王朝不是一个军事征服帝国，也不属于当时正在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的成员之一，但是清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疆界分明，其内部具有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的确具备早期近代国家的若干特征，所以称之为“早期近代疆域国家”是比较合适的。清代伊犁开发无疑具有上述特征，具有典型的国家行为的特征，伊犁巡边体现了比较明确的疆界意识，亦体现了某种近代性的“主权”意识；满洲八旗与“准八旗”驻防是职业化的常备军；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官僚体系不仅高度集权，而且管理部门齐全，相对完备，而且还建设有补充官员的“旗学”。
清代乾隆伊犁开发理应作为早期现代国家建设之先声，也意味着中国“西疆”建设或许早于“东疆”（海疆）建设，道路有所不同。从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程来看，还需对清代伊犁开发与中国的西疆建设进行更深入探讨和评价。（限于篇幅，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文/黄达远，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本文原刊载《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一辑，有部分删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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