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代文明的创生而言，中华文明的贡献很少

提问：“如果文明不是超越性、稳定的，不是只有一条标准，中华文明能够为文明提供什么样的新定义，并在实现现代文明基础上超越现代文明？”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在任何一种二元对立里，既可以看到对立，又可以看到相互渗透，一定不是单方向的，即使处于弱势的一方也绝不仅是单方面的受动者。比如我们说“百年耻辱”，难道仅仅是西方改变了中国吗？中国没有改变世界吗？没有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激励，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会不会不一样呢？我们越强大对世界的影响越大，这是肯定的。

回到这个问题，我想到一个词——教化。真正的普遍主义文明都自诩有一个使命，就是教化世界。不管是一神论宗教，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中华文明都赋予自身这个使命，也正是因为这个使命才能在观念里划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今天有政治正确，有相对论、多元主义，很多人不再敢这么说了。但还是可以看到，对不同文明来说，不管是功用上还是哲学高度上、思想深度上，所有文明并非等值的，未来的世界将仍然是文明相互竞争与文明相互塑造的产物。

提问：“光有情怀是不行的，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文明资源、挥洒我们的情怀？”

就现代文明的创生而言，中华文明的贡献很少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当我们说中国文明时，不仅是指这一方水土成长化育的纷繁文化艺术成就，同时，它是一个历史概念，陈述的是五千年来中国文明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足以支撑生活世界、提供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理想社会图景，关于人际关系和惬意生活的美好设想，以及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信仰体系，它们在今天是活的还是死的，等等，等等。

今天讲中国文明，当然不止于此，同时面对的是如此浩瀚时空中十四万万生民之生居作息。其之婚丧嫁娶，其之柴米油盐，其之坐卧行止，其之歌哭和战，其之生老病死。而且，千百年来，此方水土营造中华世界，牵连世界风云，从未止息。问题是1840年以来，文明论意义上，而非解决国族独立与衣食温饱的意义上，吾国吾民，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

在文明论立言，就现代文明的创生来看，坦率而言，这一百多年间，中国文明的贡献微乎其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时段一时代，文明有高低，发展有快慢，闻道有先后。当其古典枢纽文明时代，中华文明民胞物与的普世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的救赎精神，产生于不同地域，各领风骚，难言高下。因为它们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中孕育了不同的人生哲学、宇宙图景、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养育了各自的人民，都算功德圆满。

问题在于，人类这波大转型起自十七世纪前后，三、四百年来的世界就处于这波文明大转型的漩涡之中，终于造就出了一个叫做现代、现代文明与现代秩序的文明体系，并于旦夕之间，指东打西，席卷全球。而率先启动这波大转型的不是中国，而是地中海—大西洋文明。换言之，这次人类文明更新换代、第次迈向新境之际，人家走在了前头。所以，无论是工商文明还是现代性的个人设计，不管民主法治抑或日用家常的锅碗瓢盆，的确，如你所言，多半发明自西方，舶来自西方。这是历史事实，毋庸讳言。

但我以为，没什么关系，见贤思齐历来是中国人的传统，“三人行必有我师”，学就是了。回头一看，从开始的懵懂蒙昧到后来的自明自觉，从一味抗拒到被迫学习、主动学习，而至今日之锐意进取，就器物层面来看，多半学到手了，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世界。制造业，包括重工制造业，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实际上，近代中国大转型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放眼大中华，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易，不简单。

在此，中国文明体量之大，蕴含之深，从而，大转型所牵动的势能之浩瀚与阻力之沉重，确非小型国族或者小型文明体系所能比拟，而使得中国的转型较诸其他文明，更多一份艰辛，可能，也更多一点曲折。实际上，走到今天，也不能说中国对于现代文明的创生毫无贡献。一百多年来，中华大地亿万生民建设现代国家的实践，史无前例，非英美德法的成例所能框含，其之试验，其之效应，就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我相信，并且再次重申这一信念，那就是，再干一、两代人，好自为之，凡此治国安邦的现代体制安排与理念资源，中国人全都能学会，全都会运用自如，而且，因地制宜，一定会有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在此，如何避免民粹主义，如何防止极端民族主义等等，均需也终将会获得中国式解答。这一波大转型完成之际，也就是历史到此终结之时，那时节，如同黑格尔当年所说，世界历史精神在德意志翱翔，也许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精神在中华大地翱翔。

对此，我相信，你我都有这份愿望。而小步子慢慢走，但却走个不停，和平、理性、渐进，一直走出历史三峡，才是核心所在。在此进程中，力避革命、动乱、暴乱，不要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一步一步地走向理想图景，我相信，这就是政治精英、思想精英和财富精英在内的全体中国心智，应当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刻下必得回答交卷的问题。

所谓的“天下”是一种文教本质性

正是在此，今天重温“家国情怀”或者“家国天下”意识，尤为重要。实际上，自古以来，“天下”并非实体，而是理念。生而为人，我们的认识范围有限，不仅肉眼所见有限，而且，一生所历也很有限。中国之外是什么？穹窿之下，四合茫茫，究竟有些什么？宇宙之中，人类的邻居在哪里？凡此种种，我们并不确知，而放飞想象，权以“天下”笼统之。即便是中国周边，一个中华世界，自古以来，历经战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凄婉哀绝，但也分合无定，同样为此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置此情形下，古典中国所谓的“天下”，与其说是地理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教本质性，一种典范性价值真实。所求者何？朋友，一家人嘛，都是同胞嘛，别打仗，一起过日子，过好日子嘛。

实际上，就“天”之一字而言，古来中国人命意，如先贤早已揭橥，包含多重含义，而有“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与“德性之天”。换言之，首先是地理空间概念，然后是文明概念，最后是道德概念，使得天下概念总是意味着一种文教取向。所谓“文教”相对于“政教”，意味着和平文化、文明开化、崇尚王道而非霸道。就此而言，对于此间的和平文化、文明开化与王道精神的创造性阐释，或有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之处，也就是中国文明对于这个纷纭人世有所贡献之处。

毕竟，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帝国体系、霸权体系和条约体系错综交织的世界。置此世界，中国不能天真，径认其一派美好，而需清醒认识到这个世界体系的霸权本质和民族国家体系的自利本性，时刻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倡扬“天下为一家，世界为一人”的“家国天下”理念，赋予了中国民族和中国文明以德性超越，一种基于内在道德紧张的向上提撕劲道。

嘉宾介绍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理学、西方法哲学、宪政理论和儒家人文主义与法学等。近著有《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2011），《坐待天明》（2013），《汉语法学论纲》（2014），《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2015），《文化中国的法意叙事》（主编，2015），《重思国家》（主编，2015），《国家建构与法律文明》（主编，2016），《政体与文明》（2016）等。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民族与民族主义、族群政治和社会发展项目应用研究，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乐平基金会的多项课题研究，发表过《族群政治》（2007）等专著及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本文为嘉宾在闲谈系列“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活动上提问部分发言，有删减，经嘉宾本人修订，编辑：豆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