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研究馆员李维明：跟邹衡先生学习考古

今年是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1927-2005）90周年诞辰，澎湃新闻采访了邹衡先生的高足、国博研究馆员李维明先生，请他讲述跟随邹先生学习考古的部分往事以及他自己的求学经历。

李维明

大学前：管我们叫“知识青年”并不确切

我是1956年出生在河南洛阳。父亲是黑龙江人，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干部，后转业到河南洛阳，参与第一拖拉机厂建设。他一直很正统，作为干部两袖清风，一心扑到工作上，不怎么顾家，做事很认真。母亲是拖厂医院小儿科医生，那时候谁家小孩生病了，随时抱到我们家来，即使是吃饭的时候，母亲会放下饭碗就给人家看病。据说儿科医生很难当，因为小孩不会准确表达，有的婴儿连话都还不会说，所以病情主要是靠医生的判断。父母的为人对我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作为五零后，我们赶上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物质非常匮乏，身体缺营养。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很多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怎么上课呢？农村的学校是贫下中农来讲课，城市的学校是工人来讲课。我当时在第一拖拉机厂的子弟学校上学，曾经历工人教师走上讲台，工业课主要讲抽水机、拖拉机、发电机；农业课是讲果树修剪；政治课就是“反帝反修”、“巴黎公社”这些内容。到高中以后好一些，有历史、地理等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这些课，还会找厂里的技术员来教，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那时候“读书无用”嘛，所以就是应付应付。

1974年，我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到河南方城。现在回想起来，管我们叫“知识青年”并不确切，大概是与当时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相比而言，但其实没有学到我们那个年龄应该学到的知识。

1974年，上山下乡光荣证

三年半后，招工回到拖厂，当机修工人。我在的那个车间生产拖拉机外壳，机器特别大，冲床有两三层楼那么高，还有地下室，有个大滑块往下压。有时候修机器要钻进大滑块里或登上机器顶上，当时螺钉都这么大（李维明比划，直径大约十几厘米），我印象中需要好几个工人来上紧螺钉或松卸螺帽，先拿个套子套住它，上面有个杆儿，像推磨那样推着让螺钉松紧。当工人非常辛苦，三班倒，机床坏了就得白班连二班，二班连三班地修。

后来我调到拖厂二中——我的母校——当了美术老师，因为那时候我能画两笔画，这是小时候的兴趣。其实除了学校的图画课，我也没学过画画，小时候家里连买画材的钱都没有，当时一个鸡蛋2分钱，一张糊窗户的棉纸5分钱，而一张图画纸是2毛钱，2毛钱是什么概念呢？一斤猪肉是4毛钱，一张图画纸相当于半斤猪肉。那时候家庭人口多，生活都勉勉强强。所以我在当学生帮老师撤展览的时候，就把揭下来的废纸带回家翻过来用；学工劳动的时候，看到人家洒在地上的宣传粉，就搓起来拿回家兑点水当颜料用，就那么个条件。当美术老师以后我还是买不起画夹，曾经捡了块三合板，我姥姥用旧床单帮我糊了一个，后来厂里的俱乐部又奖了一个。我当时给自己规定每天画五幅画，如果白天画不完，晚上回到办公室接着画，所以那时候进步比较显著。

1979年，李维明在办公室习画

读本科：只要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就行

1977年恢复高考，我已经年龄很大了，相当于别人大学毕业的年龄。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可以学知识的机会，其实对我来说学什么不重要，机会是人生中更难得的。我就开始复习考试，第一次就报考美术专业，素描都不怎么会，现学。我后来听说洛阳市报考美术专业的初试有400人，进入复试40人，而这40人中就走了一个，去了当时的开封师范学院。我进入复试了，当时填了三个志愿：第一，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广州美术学院；第三个才是开封师范学院。后来知道第一志愿不录取，第二、第三志愿也就完了。

1977年，高考准考证

当年高考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没有外语，我考了225分，过了文科分数线录取线，但是没报文科学校。后来我感到考美术这条路太窄了，就改考别的去了，原则是只要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就行。1980年，我被郑州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为什么选择历史系呢？当时文科可选的不多，就觉得中文和历史咱还知道是干啥的，其他一些学科都不大清楚是干啥的，就这样去了历史系。当时历史系有个考古班，我觉得考古挺有意思的，就去听考古班的课，也跟着他们考核，成绩还不错。考古班有的授课老师认为，这个同学学考古还不错，就把我要到考古班。

本科时，开始翻翻课外书，但很多书看得都不太明白。比如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时买了一本，因为知识的欠缺，看不大明白；另外看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觉得特别深奥、特别枯燥。随考古班到洛阳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参观学习，看到考古专家拿起陶片就能说出这是什么年代的，觉得他们特别神。当然我也清楚，人家这些知识都是下功夫来的。

读硕士：邹先生不看好我

1984年，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俞伟超先生的研究生，结果专业成绩过了，外语没过。当年本科毕业，我被分配到洛阳市文化局文物科，主要负责管理报批、安全检查、接待客人、起草公文等工作。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其实同事、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我总觉得大学知道的那些知识跟实际工作相差太远了，于是就想再读个研究生提高一下。

1986年，我报考了北大邹衡先生的研究生，所有科目都及格了，但都不高，在六十分到七十分之间，就这样考上了。后来我听说，那年邹先生想要一个来自长江流域的学生，培养他来做长江流域（楚文化起源）考古研究。他那年要招的学生专业成绩很高，可惜外语没过，被研究生院给卡掉了。

所以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邹先生对我这个来自黄河流域的学生很不以为然。有一次，就我们两个人，邹先生说，“我想要的没考进来，我不想要的却考进来了。门门都及格，这就是万金油。”加上我的基础不太好，缺课很多，田野考古也不行，所以邹先生对我不看好。不过我从来没怨过先生，我觉得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先生对你不满意你就努力呗。

在学校我就是“三点一线”：教室、寝室、图书资料室。只要在郑大没上过的课，都要补，那时候大概一周有二、三十节，我当时右手腕做了一个小手术，缝着线，即使这样也不敢拉一次课。在北大上过的课有：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还有一些公共课，另外还去中央民族大学听民族学等。研究生选本科生的课特别吃亏，本科生拿2学分，研究生只拿1学分，尽管如此，还是把这些课都补下来了。听北大所有老师的课，我都觉得非常棒、非常好，当时就觉得这是老师应该的嘛。我那时候很少跟老师打交道，为什么呢？我觉得要跟老师打交道，首先得有问题，要向老师请教，必须有准备。

其实我跟邹先生接触也不多，因为我觉得他不满意我嘛。1986年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都30岁了，那年刚刚结婚，家在郑州。有一次，邹先生带着我们两个硕士生到郑州选发掘地点，同时到开封参加学术研讨会。我们三个一起坐火车，上车以后把东西一放，邹先生就拉着那个研究生补卧铺去了，我留在那儿看行李。到了郑州，邹先生就让我在郑州待命，他带着那个他觉得有培养价值的同学去开封开会，汽车就把他俩接走了。等他们开完会回来再会合，一块儿做考古调查。有时候想想，还是会觉得老师有偏见。

邹先生喜欢跟别人聊，到他家去的人也特别多。每次我去他家，不会超过15分钟就会有人来。我一般一学期就去三次：开学了到他那去一次，说我来了，先生有啥吩咐没有？学期中间去一次，给先生说我上半学期都做了什么事。到快放假的时候，去跟先生说一声放假了，我走了。

假期的时候邹先生一般都给我们安排实习，还让我们写实习报告，一假期别想闲着。比如说第一学期让我们去山西曲沃曲村实习，报告中要写发掘了多少座墓、多少灰坑、多少遗物、怎么分期等等，寒假20多天我大概整理出数万字厚厚一本报告。当时每天只感觉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春节期间都不敢和家人一起看电视。报告拿给邹先生，他也就是淡然地翻一翻，就算过去了。

1987-1989年，邹衡先生布置写作的考古实习报告

1987年春夏，我在河南密县曲梁遗址发掘，发掘完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留下来整理资料。整理工作在县电影院会议室进行，房间很大，但窗户是木头的，多已经松散了，非常破败。三伏天的时候特别热，我就穿个裤衩子，掂了桶凉水，把两个脚放在水桶里，捞一个湿毛巾搭在身上，把干毛巾垫在胳膊肘下，怕弄湿图纸，就这样绘图。还有两卡车陶片要统计，一片一片地数，开始还戴手套，手套都磨破了，后来就不戴手套了，手指皮肤磨破又长出新皮肤。最后像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陶片特征就熟悉了，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那些考古学家一摸陶片就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缘故。

整理期间我每天晚上睡在一块用于修复、绘图的门板上。资料整理完要走的时候，把那块门板掀起来，才发现下面堆放着发掘出土属于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尸骨，原来我每天就睡在这些尸骨架上方。所以说我们做考古的，有时候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1988年，邹衡先生检查曲梁遗址发掘工地

读博士：做考古确实非常艰苦

1989年我硕士毕业，分配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当年邹先生到河南淇县指导研究生整理出土遗物，我就过去看他。当时他们在一个很大的破旧房子里整理出土遗物，房子漏雨，蚊虫叮咬也很厉害，还要自己做饭。他那时候60多岁了，每天汗流浃背地在那儿干。我在那里观摩部分陶器并绘了图，晚上聊天，我就说，邹先生我考您的博士吧。他说，考我的博士都排着队呢，你排吧，大概你排到第三年。他每年一般只招一个博士生。

1989年，李维明淇县参观时所绘部分器物图

于是，我1992年考了北大博士。刚一入学，邹先生就给我制定任务，让我的博士论文做豫南地区考古，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第一年时间，我收集南阳、信阳、驻马店以及襄樊等地的材料，做了一万多张卡片，然后背着这些卡片下去，不管到哪儿晚上我都要看卡片，看哪些是没有的材料，把新的材料补充进卡片。

1992-1993年，李维明制作豫南及邻境地区部分资料卡片

豫南地区以往的考古基础很薄弱，我用一年多时间查看了采自340处遗址的陶器标本，后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为了后人查阅资料方便，我把收集到的材料信息都放进论文了。比如豫南地区考古的目录索引，豫南地区的学术史，我当时的调研日志。论文是有时效性的，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材料的补充就过时了，但是这些材料信息以后还是有用的。

博士研究生这三年有四千块钱经费。我留下来一千块钱，用作论文打印等答辩之需，用三千块钱用于考古调查，像火车、长途汽车、住店、雇用民工在南阳淅川、方城和信阳的固始平寨进行了三次发掘等都要靠这些钱。我在豫南一共待了425天，行程10500公里，摊下来每天平均不到八块钱。当时一个人，晚上能住办公室就住办公室，有时候也睡在教堂或者别人家的过道上。说实在的，外出时跟系办公室主任告别的时候，都想说，也许这次出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1993年，李维明和邹衡先生在荥阳汉霸二王城

在外办事，我的风格是坚持。有同志陪着我去调查遗址，中午喝点啤酒，下午就想休息，我说不行，时间有限，继续调查。有时因伙食不好，有同志提出来，咱们能不能改善一下？我说不行，地方老百姓怎么吃，咱们就怎么吃。他们怎么咽下去，咱们就怎么咽下去。谁要是受不了，谁就走。我觉得你在那儿，老百姓都看着你呢。

在南阳淅川发掘，我们在一个五保户家里用饭，本来说好一顿饭给她三块钱，但是她太困难了，我们一顿饭就给她五块钱。后在条件较好家用饭，一次给我们上四个菜，其中有一盘青菜，其余三盘是臭豆腐、干辣椒和咸萝卜丝。每次我们四个人都把那盘儿青菜吃光，这三盘菜端下去拿报纸盖着，下次再端上来，加一盘儿青菜，说起来也还是四个菜。

在信阳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的时候，我住的地方离工地有4里地，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往工地跑，晚上回来天都黑了。那地方水很少，每天只有半盆水用。发掘工作行将结束的头天夜里下了雨，有几根地层线还没有测量绘图，本想第二天再测绘，结果第二天仍然下着瓢泼大雨，那个发掘坑有五米深，黑漆漆的，旁边的黏土都往下掉，随时有塌方的危险。有同志好心，为了安全劝我不要下去，用目测估计把地层线连上。但我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如果我这么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说不行，穿上雨衣，让一个人给我打伞，撑个大长竹竿子下去，把那几根地层线测绘在地层剖面图上。此时，雨转为雪。来接我们的汽车，由于路窄雪滑进不来，就用拖拉机把我们拉出去，包括陶片。接应我们的同志说，我在那儿等你几个小时，听老乡说了你不少的好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中央有这么好的干部。

离开发掘工地后，我因病毒感染病倒了，在地方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十六天，什么药都治不好，每天周而复始地高烧，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就好了。病好了以后就赶到信阳去整理出土遗物，一间简易房子就是整理室。十二月河南多冷啊，屋顶是一层薄薄的石棉瓦，窗户是纸糊的，也没有炉子取暖，我就穿着棉大衣、棉鞋、棉帽，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工作，终于把这些材料全整理完了，获得一批有科研价值的新材料。做考古确实非常艰苦。

毕业后：和邹衡先生“不仅是师生，而且还是学术上的朋友”

邹先生是个严师，上学的时候我听说他厉害，就躲着他，尽量少见他。而且也觉得他顾不上我。其实这段经历反而让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特别平等。博士毕业后，我到首都师范大学教书。邹先生退休了，原来簇拥他的人有很多，退休以后身边的人慢慢就少了。有一次他跟我感慨：“以前我身体还好，不需要人搀扶时，却有那么多人殷勤相搀；现在老了，需要有人搀扶时，却少有人这样做了。”

那时候我刚到首师大，收入很低，生活也很艰难。但我想得明白，吃苦人过来的嘛，也不讲究，专心学术，不断有学术成果发表。邹先生有时候看到我发表的学术成果，就给我打电话。为了节约电话费，只要他打进电话来，我就骑自行车到他家去陪他聊天，他家在中央党校附近，骑过去大概需要五十分钟，一去就聊一上午或者一天。有些车轱辘话，不知道已经听了多少遍。

2001年，我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有一次说起先生退休后来往的人较之前少了很多。我就很直白地说，先生没有用了，这句话惹他不高兴。第二天，他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了一些很不愉快的话，其中有一句，他说要跟我断绝师生关系。等他说完，我说：“先生，我们是师生关系，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谁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先生一生都说真话，为什么学生说了一句真话，先生就这么受不了？先生是不是也要学生说假话？”他在那边沉默了。隔天上午九点，他又打电话给我，说昨天态度不好，他知道我当时正在评正高职称，在准备外语考试，希望不要影响我的职称考试。我说先生不会啊，你的话我都这耳朵进，那耳朵出去啦！

邹先生是研究郑州商文化专家，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观点：郑州商城是商代的亳都，是商代的第一首都，这填补了安阳殷墟之前的早商都城与文化的空白。先生找了很多证据，其中文字证据就是郑州出土东周时期的“亳”字陶文，结果有人就质疑说亳字陶文是东周的，不能证明郑州商城是商代的亳都。我在郑州商文化的学习上投入了很多精力，最大的收获是在1953年出土于郑州二里岗的一件商代牛肋骨刻字上补识出一个“乇”字，可以说是我学术人生中最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就给邹先生“郑亳说”提供了一个商代文字的时证，他很高兴，先生对我这个发现非常认可，反复对我说：“没想到啊，我当年在学校瞧你不起，没想到你有这样的进步。我身边有你这样的学生很欣慰，我们不仅是师生，而且还是学术上的朋友。”

《郑州二里岗》肋骨刻字

邹先生提出郑亳说这个学术观点以后，有几位学人（包括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到2005年先生去世，不断地发表文章跟先生争论。邹先生生前我没有替他说过什么，先生去世以后，那几位学人还在写文章，而且是用尖刻的质问语气来写，我曾经告诫说，你有不同意见正面表达没有一点问题，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今他都不在了，你还用质疑的方式发难，人家怎么回答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学生，我就要回答了。有的人就是这种心态，先把邹先生说成泰斗，然后蹦到他肩膀上批驳这个泰斗，整个批驳的过程，就觉得邹先生是个阿斗。其实，这些人对相关材料并不十分熟悉，多为意气用事。后来我就开始写文章反驳了，代邹先生讲学术道理。他当年带了我这么个学生，现在在学术上捍卫他创建的郑亳说，这也是一种学术上的延续吧。

2006年，李维明为邹衡先生扫墓

邹先生学术体系做的很大，我做的很小。我以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点儿学术收获，我生足矣。（文/钟源 杨全）

2004-2016年，李维明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