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官场的胡林翼与曾国藩
按道理，曾国藩与胡林翼早就应该成为好友。两个人论籍贯的话，同属长沙府（一个是湘乡县，一个是益阳县），是货真价实的老乡；论年龄，只差一岁（曾国藩大胡林翼一岁）；论中进士的时间，只差一科（胡林翼道光十六年金榜题名，而曾国藩到了下一科也就是道光十八年才中）。中进士后又都进了翰林院，成为同事。这两个人又都是交游广阔之人，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成为朋友。
但是很奇怪，两个人同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交往极为疏淡。翻遍曾国藩京官时期的日记，关于与胡林翼交往的记载只有寥寥数条。一条是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到胡林翼家询问其父归葬之事：“至胡润之处，问伊扶榇归葬事宜。”（胡林翼送了曾国藩两部陶澍文集：“胡送余《陶文毅公全集》两部。”）另一条是数日后送胡林翼父亲的灵柩出京：“早起，走送胡云阁先生柩殡出京。”
这两次交往，都是纯粹礼节性的。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也在北京为官，是曾国藩的前辈，他病逝于北京，儿子胡林翼扶棺南返，这样的场合作为老乡的曾国藩当然应该参加。除此之外，有关二人交往的记载极少。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两个人出身、门第、性格、作风皆大不相同。曾国藩出身普通农家，而胡林翼是官宦子弟。
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探花出身，岳父陶澍则更是一代名臣，做到两江总督，所以他是世家子弟。胡林翼又是老胡家的独苗，胡达源三十五岁上才得了这个儿子，爱如珍宝，对胡林翼学习方面的要求还算严格（所以胡林翼才能科名早达），但是生活上就比较放任了。胡林翼十九岁上入赘陶家，据说洞房花烛之夜，居然在外面烂醉而归。婚后不久，“常恣意声伎”，出入色情场所。“时胡润之亦在文毅幕中，僚属之冶游者皆借润之为名。”也就是说，陶澍幕府中的其他人出去声色犬马，都打着胡林翼的旗号。人们甚至给胡林翼起了个外号，叫做“附驴”。一是比拟“驸马”，二是借“潘驴邓小闲”之典，可见胡林翼年轻时是多么放诞不羁。据说陶澍对此并不在意，反而对别人解释，此子将来必成大器，为国操劳之日多，现在不妨让他多多行乐，“盖预偿其后之劳也”。当然，这只是野史传说而已。以陶澍之身份，加上当时的社会风气，他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但既然多种笔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胡林翼有冶游之习，可见这不是空穴来风。
据说进京为官之后，胡林翼还是积习难改。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中说，有一天，胡林翼和老乡周荇农一起冶游，在妓院过夜。不料，巡察人员突然来到，周荇农为人机警，跑到厨房找了件大厨的衣服披上，蒙混过去了。胡林翼却被抓了起来，关到局子里，“不敢吐姓名，坐是颇受辱”，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遭了很多罪。
此事在曾国藩家书中也可以见到一点旁证。曾国藩在家书中曾提到，“同乡周荇农家之鲍石卿，前与六弟交游；近因在妓家饮酒，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农荻舟尚游荡不畏法，真可怪也！”可见这个周荇农的放荡大胆是出了名的。
曾国藩出身普通农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与胡林翼大不相同。胡林翼是个轻裘肥马的浪子班头，整日花中消遣，酒内忘忧。曾国藩却是清贫拮据，谨言慎行。到京不久，曾国藩就发誓要做“道学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天天记检身日记，连多看两眼美女都会在日记中检讨半天。因此胡林翼在曾国藩眼中，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一般情况下只能敬而远之。
曾国藩像 东方IC 资料图
两个人性格也大不相同。
胡林翼是一个少年天才，据说胡林翼两岁时，祖父右执书而左抱之，他“视书目不转睛，隐隐有识之之状”；五岁时，祖父“示以堂楹联语，室壁图画，辄能记诵不忘”。1819年陶澍赴官时经过湖南益阳，偶遇在祖父身边玩耍的八岁的小林翼。小林翼长得清秀可爱，对长辈又彬彬有礼，一举一动落落大方，说起话来更是像小大人一样：“进退居止有常度，吐词不疾不徐”，聪敏一望即知。陶澍大喜，“惊为伟器”，说“吾已得一快婿”。当时就与胡林翼的祖父商定，把自己才五岁的女儿许配给了他。陶澍眼光很准，胡林翼科名顺遂，他二十三岁因返乡之便参加科举考试，当年六月中秀才，八月中举人，第二年入都会试，三月中进士，四月点翰林，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成年后的胡林翼更是一表人才，“状貌英伟”（郭嵩焘语），“精悍之气，见于眉宇”。综合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确定胡林翼是一个精明强干、反应迅速、聪明外露的人（胡林翼祖父在家书中汇报说，“林翼好，但喜多言。”从小就喜欢说话）。
反观曾国藩，天资平平，内向儒缓，望之无足异者。曾国藩成功全靠苦读。他十四岁就开始参加考试，结果秀才考了七次，进士考了三次，“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比胡林翼晚了两年才中进士，在翰林院成了胡林翼的“晚辈”。曾国藩自己说过，有些人是天才，处事果断：“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胡林翼正是这样的人。曾国藩则是另一个极端：“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两个人的性格一快一慢，一外向一内向，并不投合。胡林翼“少以才气自豪，视世俗无当意者”，土头土脑、一脸苦大仇深的“土包子”曾国藩显然也入不了青年胡林翼的法眼。
而胡林翼与性格明快的左宗棠却能一见倾心。早在道光十三年，左宗棠赴京会试，在北京结识了胡林翼，二人顿成莫逆。胡林翼所欣赏的，正是左宗棠的明快直爽。二人“每风雨连床，彻底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每天晚上共居一室，彻夜纵谈，探讨天下古今政治得失，为大清王朝的前途忧心忡忡。左宗棠后来回忆他们初识之相的情景说：“我歌公咢，公步我趋，諧谑杂遝，不忘箴言。”纵歌击鼓，抚掌大笑，两个性格投合的年轻人的相处起来是多么欢快。
可见在门第之外，性格更是北京时期曾胡二人交往的主要障碍。
曾国藩初入翰林院时，胡林翼正处于一帆风顺之境。胡林翼本人才调绝伦，父亲胡达源和岳父陶澍官场基础又非常深厚，所以胡林翼刚入翰林，就显出一副势不可挡的“红翰林”之势，接连被任命为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道光二十年又被任命为江南乡试副主考。主持乡试，既可以收取众多门生，又可以捞到不少“外快”，是翰林们最梦寐以求的差事。这蒸蒸日上的势头，令所有同僚都羡慕不已。
而曾国藩刚刚以三甲身份进入翰林院。三甲在进士中“低人一等”，进入翰林院也只能授从七品的检讨一职，比胡林翼低了半级。胡林翼是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光彩照人。而曾国藩却心存自卑，只能甘居角落。
胡林翼受挫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与人开玩笑。就在这个人人艳羡的副主考任上，胡林翼出事了。原来这届乡试的主考文庆在阅卷时私带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触犯了科场大忌，被人举报，受到撤职处分。胡林翼也受到此事牵连，降一级调用，成了从七品的内阁中书。
虽然是因他人过错而受连累，并无损于名声，但胡林翼仕途上那股蒸蒸日上的势头却被一下子打断了。按照当时官场惯例，受到这样的处分，很难迅速消弥，通常会导致一个人多年沉沦下僚，难以复起。所以这对官场中人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挫折。胡林翼的父亲此时本来就已经患病，听到这个消息，病情加重，第二年就去世了。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胡林翼黯然扶棺南返，结束了与曾国藩的第一次交集期。
因为科场案被处分降级，是胡林翼一生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他的人生一直是一帆风顺，他原本以为，命运接下来为他安排的是好风青云出将入相。没想到，这次突如其来的挫折，不但断送了自己的前途，甚至累及自己的父亲。
年纪轻轻的胡林翼一时无法适应如此剧烈的命运转折，在家守制三年后，他仍然意态消沉，迟迟不愿返京。因为被降级调用后，他就成了内阁的小办事员，内阁中书根本无事可做，出头的机会少而又少。这个鸡肋一样的闲官，不做也罢。所以他前后在家呆了将近七年。
乡居生活表面上很潇洒，他每日读书写字，登山观水，访僧问稼，“终日与书卷为伍，以翰墨自娱。若逢春秋佳日，与兄等乡村散步，浏览山水；或与老衲谈禅，或与野老话稼穑，其愉快为如何！”实际上胡林翼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
他在给叔叔的一封信中说了实话：“惜志之不伸，亦叹命之不辰矣。对镜则面觉其胖，围腰则带嫌其短，身虽肥而心则疚。”无所事事，暴饮暴食，导致体重暴增，腰围渐厚，眼看着大好年华浪费在山水之间，精神一天比一天苦闷。
胡林翼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子哥儿。是的，他贪玩，他好色，但是他胸有大志。他的父亲胡达源和其他湖湘学人一样，为学以经世致用为本，胡林翼后来在《箴言书院序》中回忆父亲说，“独以有宋诸儒之学力，践诸其躬，盖所谓卓然不惑者”。他经常告诫胡林翼：“读书当旁搜远览，博通天人，庶几知上下古今之变而卓然成家。若仅仅以辞句相夸耀，非所以励实学也。”因此胡林翼自幼“志趣蒸蒸日上”，“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且“有心儒先理学”。十岁那年，叔父乡试不第。胡林翼写信安慰叔父，如此痛论科举制度之弊：“考试制度， ……唯以一日之短长，定万人之高下，沧海遗珠，势安能免。士之怀才而不售者岂果文章之劣，非命运之舛！ ……殆不知有多少才人因挫折而抑郁，而穷愁，而颓放，或且至于老死而默默无闻。 其狡黠者，不甘岑寂，则更别出奇途，以求遂其富贵功名之欲望，而天下者遂不堪问，呜呼，此又岂创者之本意哉！ 侄年少，言未能合于理，聊抒所怀，尚望叔父纠绳而训导之。”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文笔如此老练，对世事的认识已经如此深入，这显然与父亲的成功教育有关。
身为高官的岳父也曾经长期向他言传身教。陶澍是晚清湖南经世学派的领袖人物，当政时对当时积弊严重的漕务、盐政及河工等政治难题均有富有成效的改革与整顿。道光十二年，胡林翼携夫人入居两江总督陶澍任所，陶澍公务之余，很喜欢与这个聪敏的女婿聊天。胡林翼说：
岳丈公退之余，辄与男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
陶澍像
陶澍把自己的理学理念、人生经验和官场心得向这个东床快婿毫无保留地娓娓传授，胡林翼感觉受益非浅。《清史稿》说:“林翼负才不羁，娶总督陶澍女，习闻绪论，有经世志。”
后来咸丰六年，胡林翼曾在一封家书中说：“平生自谓才大，自幼即狂，谓世人皆无才，因狂而傲，二十三十岁以前均是如此。”少年天才的他，眼里能瞧上的人没有几个。
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发生大水，益阳受灾严重。那时胡林翼年方二十，在家乡居，连个秀才都不是，却毅然挺身而出，“急诣县令贾亨，晋请按灾区编户口，劝富民出钱粟以贩”。提出把灾民分为三等，分别情况进行救济的计划。大家都觉得这个毛头小伙子过于天真，“无一人赞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数人”，但胡林翼“毅然不移”，以“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糜鹿奔于左而不顾”（家书中语）的气概，先以岳父家捐出二千两白银为首倡，又复四处奔走募捐，苦口婆心劝导，“以至诚感之，以大义责之，以危言动之，以赏劝诱之”，终于募得巨款，“立致数万金”。“已而，散米表食，全活甚众”（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同时他还 “以威制暴”，以各地地主协同办理，“镇压地方”，“严拿地痞”，防止了灾民暴动。
此事所表现出来的坚毅和成熟，完全超出二十岁的年龄。年轻时的胡林翼，在狂放不羁的形象背后，有一颗所图至大的凌云之心。他本来以为上天派他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成就一番不凡的事业。因此大好年华在家闲居，胡林翼内心当然非常落寞。
胡林翼的转变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正是这次命运的沉重打击，使胡林翼性格气质发生了重要转变。
父亲去世后，做为独子的胡林翼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家族的责任，也开始反省自己早年的放浪形骸。宋代以后的中国读书人，不论表面上是多么放诞，内心其实都已经被注入强大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基因。胡林翼父亲胡达源为学“由宋五子，上推孔孟之旨，而尤严于公私义利之际，始于切近，以致远大”，是一个严肃的理学信徒。胡林翼后来回忆说：“自辛丑见背于父，而痛念我父，克去利心。……其勉力自修者，谨守礼法，追思先人教训，一言不妄发，一步不妄行。”父亲早年在他头脑中种下的“道学”种子，虽然在青年阶段敌不过荷尔蒙的汹涌，但是在这几年家居生活中却慢慢成长起来，枝繁叶茂。他开始反思自己早年行为上的失检，究心理学，“专意道德”。
胡林翼悟性本来极高，数年的读书和沉淀，使他身上的浮浪、纨绔、“豪宕不羁”渐渐淡去，而胡氏家族血脉里原有的坚强、峻烈生长起来，他从早年热衷享受生活的富贵公子，慢慢变成了一个“劲气内敛”的中年人。这种“中年变法”，和曾国藩爷爷曾玉屏由浪荡子变成勤苦农民的生命轨迹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再度出山之后，他的表现与以前大不相同。
胡林翼
胡林翼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笔下，是六年之后。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在写给好友陈源衮和郭嵩焘的信中说：
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
原来胡林翼滞留家乡，让官场中的很多大老都感觉浪费人材可惜。道光二十六年，他的父执、时任两淮盐运使的但明伦派专差写信给他，促他复出，并承诺帮他筹钱捐官。胡林翼既然不想在内阁中书任上浪费时间，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花钱捐一个实官。
胡林翼正在犹豫之际，大学士潘世恩、安徽巡抚王植以及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等人纷纷来信，劝他出山。这么多人一齐出手相劝，可见胡家在官场上的渊源是多么深厚，也可见大家对这个才华耀眼的年轻人的期望有多高。
在大家的怂恿下，胡林翼来到北京，计划捐一个知府，以遂他经世致用之志。那时捐一个知府需要用银一万六百四十两，这对一般人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但是胡林翼的老师、前辈、朋友都纷纷帮忙，不到一个月，一万多两白银就筹齐了。速度之快，让曾国藩惊讶不已。所以他才在信中表示“不可及”。
不过在这封信中，曾国藩仍然以胡林翼“光芒透露”为虞。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非昔比。进入翰林院之后，曾国藩刻苦修身，精研理学，翰林大考又屡次名列前茅，因此深得道光皇帝赏识，升官非常迅速，已经在前一年升到了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成了一个“红翰林”，眼看着下一步就要升内阁学士，和胡林翼已经是一荣一枯之势，所以评价胡林翼的语气中已经透露出一丝居高临下。接下来曾国藩又说：
岱老在外闻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曾国藩全集书信（1—10）共10本,岳麓书社,1990年06月第1版,第42页）
曾国藩以胡林翼为前车之鉴，告诫陈岱云在外做官，不要锋芒毕露。他说，胡林翼因为世人的赏识而光芒毕露，陈岱云则因为名声气节而自矜。光芒的来源不同，但是容易为人忌恨则相同。
可见，和大家一样，曾国藩也非常认同胡林翼的才干，但是对他的锋芒毕露仍然不以为然，担心这个“富贵公子”到了地方上能否适应。更何况胡林翼选择的是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为官之地。
既然是捐官，胡林翼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风柔水软的江南，但是他却偏偏选择了地瘠民贫的贵州。胡林翼在给诸堂弟的信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决定：
黔本为先严持节地，兄亦曾淹留多时，风俗夙所习闻，天下官方日趋于坏，输金为吏者，类皆择其地之善者以为自肥计。黔硗瘠之所，边僻之境也，为人所掉首而不顾者，然兄独有取于黔者，诚以黔之官吏尚能奉上以礼不以赀，以礼则知自重，不以赀则知恤民，而治理庶儿可冀。兄初为政，遇贫瘠之士，当可以保清白风而不致负国。
就是说，父亲胡达源曾经任贵州学政，他也随父亲在贵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选择这里，一个原因是想追踪父亲的脚步，在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做出成绩来。另一个，是现在天下几乎无官不贪，只有在贵州这样的边鄙之地，官场风气尚不太恶，可以自保清白，不负死去的父亲，也不负国家。
显然，胡林翼认为前半生的他享受太多，已经把一生的甜美甘肥日子享尽。后半生，他要开始刻苦自励，换一种活法了。赴任之前，胡林翼专门回了趟老家，祭扫了父亲的坟墓。他跪在父亲坟前，发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先人羞”。
在胡林翼到任之前，相信京中很多人和曾国藩一样，担心这个富贵公子在艰苦落后的大西南呆不长。然而一到贵州，胡林翼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胡林翼初署的，是安顺知府。安顺位于贵州中西部，山水崎岖，交通不便，最大问题是土匪横行。因此剿匪是胡林翼的首务。
胡林翼初到贵州，刚一施政，就显示出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力，远高于寻常官僚。他深知民间情伪，知道当时各地兵丁和衙役都风气极坏，只知捞钱，不办正事，“兵将之滑者十之九”，“官兵数万，己成废器”。因此剿匪一事断不能指望体制内的力量，只能指望于当地老百姓，所谓“治盗之法，与其用捕，不如用民”，所以他发动民众训练乡勇来对付土匪。这一想法和曾国藩跳出体制创建湘军的思路暗地里不谋而合。他到任之后，宣布地方百姓每捕一盗，赏银五两。“寄以耳目，尽得盗匪姓名状貌及道里远近状”。就是说，通过实地走访，从乡绅百姓那里获得大量情报线索，然后率领乡勇前去抓捕。胡林翼算过，这样一来，不但效果好，而且费用低。用一千兵，每月所费要六千两。而一千乡民，不过一千二百余两。“土著之民保护乡里，其情既切，其勇自倍。节浮费而收实效。”可见其精明和干练。这种见识显然与岳父昔日的教诲有关。
得到百姓提供的情报之后，胡林翼“躬往缉捕，短衣芒履，出入嵁岩，几忘寝食。”亲自率人缉捕，穿着短衣草鞋，爬高山，入深谷，顾不上寝食。谁还能想得到，这个在大山老林里艰苦跋涉的短衣芒鞋的汉子，几年前还是一个轻裘宝马纵酒狂歌的纨绔子弟。到任一年，他前后捕获有名大盗二百余名，“一郡肃然，盗贼衰息。”
因为安顺的成功，胡林翼的捕盗之名顿起，贵州省内，哪盗匪之患急，上司就派他到哪。后来在黄平剿匪时，已是腊月，大家劝他过了年再去，他却说这正是剿匪的好时机，“乃以除夕前一日，挈委员等行。” 为一举成功，他还采取秘密行动。“方会燕僚佐，忽起更衣疾率健捕，夤夜驰至某处，掩获渠魁黄老广、佘饶贵等，其党无一脱者。”趁匪帮毫无防备之际突然袭击，擒获大盗二百九十八名，困扰贵州多年的一大股匪患至此平息。凭着这股一般人没有的吃苦劲头，他又渐次署理镇远黎平等地，每到一地，匪患顿息。他的大名，不久就远达京城。连咸丰皇帝都问“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
胡林翼的官声传到北京时，曾国藩已经升到二品，成为礼部侍郎。天下动荡之际，曾国藩一直在关注人才问题。他说：“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想不到，昔日的浪荡公子胡林翼居然变成了一个耐苦有为之地方官，在惊诧之余，他对胡氏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
而胡林翼对曾国藩的印象，也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胡林翼离开京城之时，曾国藩还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从七品翰林院检讨，没想到在那之后居然开始了火箭式的“十年七迁”。当然，最令胡林翼印象深刻的不是曾国藩升官的速度，而是他在京官任上体现出棱棱风骨。他署刑部侍郎之时，宁可得罪同僚，也力主严办大员琦善赛尚阿等人。咸丰皇帝登基之后，他又连上多道奏折，直指天下官场弊端，提出多项有地放矢的建议，表现出来的经世才识，令胡林翼非常佩服。特别是那道著名的差点让曾国藩入狱的《敬陈圣德三端疏》，更令胡林翼再三击节，自认为无此勇气。胡林翼对于这个自己当年没怎么放在眼里的湖南老乡，早就刮目相看。曾国藩在他眼中不再是那个无趣的土包子，而成了这个浊流世界中不多见的端人正士。
这种相互印象的转化，给曾胡后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文/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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