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情归私情，公事归公事：这一点宋朝官员分得清

北宋庆历三年（1043）九月，那个后来重修了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同僚郑戬检控“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所谓“公用钱”，相当于今日台湾地区实行的“特别费”，主要用于出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但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并接受审计。

经调查，滕子京确实有滥用公用钱的行为，只不过没有将公款纳入私囊，而是大手大脚用于“馈遗游士故人”。那么应该如何处分滕子京呢？朝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从严处罚；参知政事范仲淹、谏官欧阳修则替滕子京辩解，“力争而宽之”。范仲淹说，他以前在泾州为官时，也是这么使用公用钱的，如果这么做有罪，那么请将我一并治罪。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之言，对滕子京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徒知虢州（今河南灵宝）。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王拱辰说，如果不从重处分滕子京，他就辞职不了。

在御史官的压力下，皇帝只得又将滕子京徒到岳州。北宋时，岳州差不多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子京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上任不久，就重修了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了一篇《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

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时，刚被朝廷罢官未久。他是进奏院的长官，庆历四年九月，正值秋季赛神会，按宋人惯例，这一天，京师各机关单位都会准备酒馔，“吏史列坐，合乐终日”。苏舜钦也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了几贯钱，邀请进奏院的同僚以及几位有交情的文友，到酒楼喝酒联欢，还叫了几名官妓歌舞弹奏，陪饮助兴。

结果，这件事被御史中丞王拱辰获知，发起猛烈的弹劾，称苏舜钦挪用公款喝花酒，必须严肃处理。最后，苏舜钦因盗用进奏院的旧纸卖钱喝花酒，被认定为“监主自盗”，开除公职；其他参加喝花酒的官员，也都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对苏舜钦的这个遭遇，欧阳修非常同情，写了文章替他打抱不平。

公用钱案与进奏院案，相隔一年发生，其间正好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展开之际，而且滕子京与苏舜钦都与范仲淹关系密切，因此，修史的人多将这两段公案说成是北宋党争的体现，是王拱辰等保守势力拿滕子京与苏舜钦开刀，剑指主持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如《宋史?苏舜钦传》称，“（杜）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

我们并不排除公用钱案与进奏院案背后有着党争的暗流。不过，单纯一个党争的视角也会遮蔽历史的复杂性，比如最早揭发滕子京“枉费公用钱”一事的郑戬，并不完全反对新政，力主从重治罪滕子京的杜衍，更是新政的领袖之一。

那么公用钱案与进奏院案是不是出于私人关系的官场倾轧呢？我觉得，苏舜钦、滕子京被台谏官严厉弹奏，跟私人恩怨也是关系不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个检举滕子京的郑戬，与极力保护滕子京的范仲淹，是一对连襟（都是李昌龄的女婿），也一直保持着友谊；严辞弹劾滕子京与苏舜钦的王拱辰，与对滕子京与苏舜钦十分同情的欧阳修，也是一对连襟（都是薛奎的女婿），又是同门、同年，王拱辰中状元后致皇帝的谢表，还是欧阳修代写的。

显然，围绕公用钱案与进奏院案展开的意见分歧，跟私人关系并无明显的关联。甚至王拱辰本人还是苏舜钦的举主，最先举荐苏舜钦充馆职，我们看不出王拱辰对苏舜钦有什么私怨。

像郑戬与范仲淹、王拱辰与欧阳修这类私人关系密切、公共立场各异的情况，放在北宋历史中，其实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构成了一道特别的政治风景。

比如富弼，是晏殊女婿，但在庆历党争中，富弼站在新政派一边，晏殊则颇维护保守派领袖吕夷简，富弼一次当着仁宗面大骂老丈人：“晏殊奸，党夷简以欺陛下。”还有欧阳修，他第一位妻子胥氏（新婚未久便病逝了）的父亲胥偃，为纠察在京刑狱司的长官，曾经“数纠（范）仲淹立异不循法”，而欧阳修却是范仲淹的坚决支持者，为此与岳父胥偃颇合不来。

宋神宗熙宁—元丰变法之时，吴充与王安石是姻亲，但吴充并不支持王安石的新法；文彦博与蔡确也是亲家，蔡确为变法阵营之中坚，文彦博却反对新法，“极论市易司监卖果实，损国体，敛民怨”；蔡确与冯京也有姻亲关系，但冯京却是新法的反对者，曾上疏万言，批驳王安石变法；韩绛与韩维是兄弟，韩绛支持王安石变法，韩维却反对；曾巩与曾布也是兄弟，曾巩对变法颇多异议，曾布却是新党的一员骁将；还有，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也反对兄长主持的变法，“常非其兄所为”，神宗曾问他，你兄长秉政，外间物论如何？王安国实话实说：“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王安石是新党领袖，司马光是旧党领袖，俩人政见几乎完全对立，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但私下大家还是好朋友。神宗朝老臣赵抃与范镇有私怨，但两人却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同盟。

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政治立场是政治立场，私归私，公归公，宋人似乎分得很清楚。私谊不影响公事，公事也不影响私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