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川归海博德林：一座伟大的图书馆和背后的士林传奇

英国鸟类学家和鸟类艺术家JohnGould所著1838年版《咬鹃专论》中的手绘插图

17世纪的牛津学者安东尼·伍德曾如此评价博德利爵士：“毋庸置疑，托马斯·博德利将与他的国家一样不朽。”博德利的朋友佛朗西斯·培根也赞扬他的图书馆是“将知识拯救于滔滔洪水的方舟”。博德林图书馆是一座知识的海洋，她是由成千上万名对知识与书籍有着虔敬之心的爱书人共同构筑的知识王国。四百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四面八方的书籍持续不断地汇聚于牛津小城，汇入博德林之海，成就了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士林传奇。

馆藏的16世纪晚期航海图

远方的朋友初到牛津，大都会问：牛津大学在哪里？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又千真万确的答案是：牛津大学在牛津。与国内外绝大多数大学不同，牛津大学（以及剑桥大学）是既无围墙又有围墙的大学——无围墙，38所学院、6家永久性学堂散落在牛津城内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校园与社区间隔；有围墙，是各个学院有自己独特而封闭的院落，大部分学院不对外开放。令人欣慰的是，牛津大学也并非没有“地标”。20世纪40年代，曾客居牛津五载、后来移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画家——“哑行者”蒋彝说，短暂造访牛津，四大标志性建筑不可不看，其中排名首位者即是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1935—1937年，钱锺书负笈英伦，求学于牛津大学埃塞克特学院（Exeter College），常年沉浸其中的，亦是这座博德林图书馆（钱锺书先生称之为“饱蠹楼”，并有《饱蠹楼读书记》留世）。

之所以被看作牛津不容错过的胜迹，从地理位置上讲，博德林确是占尽天然优势：老博德林图书馆位于高街和宽街之间，南面是大学教堂（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北面与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威斯顿图书馆（Weston Library）隔街相望；东面是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和赫特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西面是埃塞克特学院和布雷齐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所处之地可谓牛津的核心地带，当然也是牛津大学的中心（学校的行政会议机构亦设于此）。从图书馆自身而言，博德林图书馆并非一家，而是包括了老博德林图书馆（Old Bodleian Library）、拉德克利夫图书馆（Radcliffe Camera）、威斯顿图书馆以及依附于博德林图书馆的诸学院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系统。在牛津现有的96家图书馆中，博德林拥有其中的69家，是英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图书馆体系之一，其藏品超过1200万册（份）——绝大多数是书籍，同时还藏有地图、钱币、乐谱、勋章，甚至是动植物标本。当今世界，恐怕很少有这样的大学图书馆，在大学和整个城市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显赫的社会地位，并持续保持巨大的社会影响。博德林从何而来，藏品为何如此珍贵与丰富，她与英国乃至国际学术有何深厚渊源，又缘何会有今天万众瞩目之地位？一切都要从四百多年前谈起。

“你的名字，……应叫‘天德利’（Godley）”

1544年，埃塞克特一位笃信新教的著名出版商约翰·博德利家里诞下一名婴儿，父母为之取名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这名婴孩日后被称为博德利爵士，系博德林图书馆的创办人。在托马斯·博德利进入大学学习前，他们一家客居日内瓦，少年博德利曾从加尔文、伯萨（Beza）研习神学，从贝鲁瓦杜斯（Beroaldus）学习希腊语，从康斯坦丁诺斯（Constantinus）修读荷马著作。1558年，博德利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读本科，五年后进入牛津最负盛名的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继续学业。博德利学术能力不错，尤其是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有较深造诣。1607年，培根出版了《想法与结论》（Cogitata et uisa）。1608年，博德利致信培根，洋洋洒洒数千言，与培根论学，视域宽阔，富有见地。但年轻的博德利似乎志不在此，厌倦了学院生活的他于1576年远赴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施展其外交才华，致力于解决新教与天主教的纠纷。1588年，他又被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任命为英国驻荷兰大使。但随后的外交生涯却使他感到厌倦，处在政治、宗教、外交诸复杂问题旋涡中的他常常感到左支右绌，惹得女王不开心，自己也精疲力竭。1597年，返回英格兰后，曾一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他，还曾多方谋求国务大臣的职务，终未成功。

已过知天命之年而又笃信基督新教的博德利思考着未来的人生，最终他眼光落在了曾经度过韶华青春的牛津——重建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在博德林图书馆之前，牛津大学曾先后创建过四家图书馆：第一家由科巴姆主教捐其所藏建立，但是因主教1327年去世后无钱入葬，校方就变卖了他的书籍以作安葬费用，这所图书馆也就烟消云散；第二家是亨利五世国王的幼弟汉弗莱公爵创办的汉弗莱图书馆；第三家是《书之爱》的作者、著名的藏书家理查德·伯利捐建的达勒姆图书馆，但它随着亨利八世国王将达勒姆学院解散也化为乌有；第四家由主教肯普和伍斯特伯爵蒂普托夫特创办，但由于疏于管理，借走的书籍大部分未能归还（借书者宁肯交罚金而不愿还书），也渐渐消亡。四家图书馆中，以汉弗莱图书馆影响最大，存续时间也最为持久。灾难发生在1550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的特使抵达牛津，将图书馆大部分书籍尤其是有天主教色彩的“毒草”抢掠一空，有的还付之一炬。曾经装饰辉煌、藏书还算丰富的汉弗莱图书馆也因此变得空空荡荡，昔日的书柜、书桌、书椅也被卖到校外。可以想见，当年初入牛津的求学者博德利，当时面对的大概也是无书可读的图书馆，想必这在他年少的心中留下了难忘印象，并成为其晚年致力于重建大学图书馆的重要诱因。

1588年的牛津地图。这是博德林图书馆所藏最为古老的牛津地图

1598年2月28日，牛津大学副校长收到了博德利来自伦敦的信。博德利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愿以一己之力重建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决心与设想。校方讨论后，同意了博德利的建议。在晚年自撰的生平中，当谈及图书馆何以成功时，博德利说，有四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他的事业：一是拥有一定的学识；二是具有一定的财力；三是有一群社会名望非凡的朋友；四是有特殊的闲暇。相比此前几家最终走向衰败的图书馆，博德利在以上四方面确实条件优异。他的学识与见地超乎常人，在英国上流社会中亦属难得。尤其是他游历欧洲期间，学习了欧洲多国语言，对其文化历史也有深入了解。至于财力，他本身继承了父亲较为雄厚的遗产，52岁时又迎娶一位富商的遗孀，家产更加丰厚。博德利去世后几十年，博德林图书馆馆长及其馆员的薪资还是由博德利的遗产支付的。拥有众多声名显赫的朋友，这是博德利宦游四海的重要收获，这些朋友时不时给予图书馆经济上的资助，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藏书者，在筹建博德林图书馆的早期岁月，他们为图书馆捐赠书籍，成效显著。时间方面，晚年的博德利深知自己已与政治无缘，现实的考虑应是为“神圣的上帝”做些什么，可以说，远离宦海的他，自此可以全身心投入图书馆的筹建中。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1602年图书馆正式开放。1603年、1605年，英王詹姆士一世先后两次造访图书馆。首次参观图书馆后不久，国王即颁发了皇家特许状给图书馆。1604年，又加封博德利爵士头衔。访问图书馆时，这位喜欢读书、爱好学问的国王还深情地对身边的人说：“如果我不做国王，我愿意成为一名大学职员；如果我不幸成了阶下之囚，我宁愿被囚在图书馆里，和这些优秀的作者们‘锁’在一起。”他还致信博德利：“你的名字不应被称为博德利（Bodley），应该唤作‘天德利’（Godley）。”笃信宗教的博德利爵士听到国王这般嘉奖，想必也会倍感欣慰吧。

摘录自《古兰经》的18世纪阿拉伯祈祷书抄本

“很抱歉，国王陛下，我们的书不外借”

作为欧洲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博德林图书馆不仅对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开放，也对英国公众和欧洲诸国的研究者开放。她的成立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术人的眼光，他们对图书馆给予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寄予厚望。但是，有一点是很多人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书，不外借。

1610年，牛津大学奥瑞尔学院（Oriel College）的院长向博德林图书馆商借一本他非常想读的书。身在伦敦的博德利爵士致信托马斯·詹姆斯（Thomas James，博德利亲自选定的博德林第一任馆长），婉言谢绝院长的借书请求。或许是碍于朋友情面，博德利在伦敦买了一本主题相似的书，寄给詹姆斯，托他送去给院长，算是借阅，并言明该书归还后入藏图书馆。此前，他曾数次致信詹姆斯，措辞极为严厉地多次声明，图书馆的书绝不许外借，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均不可以。

1645年12月，身在牛津的落难中的英王查理一世亲笔致信牛津大学副校长，想借阅西奥多·阿格里帕·多比涅的《世界通史》。接到校方指示的博德林图书馆第二任馆长约翰·劳斯（John Rouse）急急忙忙赶往国王的“行辕”基督教堂学院，随身携带一份博德利爵士在图书馆创办后草拟的图书馆章程。面对曾经宣称“君权神授”、

骄傲自负的一国之君，馆长的答复简单明了：“很抱歉，国王陛下，我们的书不外借。”国王听完馆长的解释，看罢章程，竟然打消了借书念头，还表示，他本人尊重图书馆创办者对书籍和知识的一片虔诚之心和遗愿，不会破坏章程。

艾萨克1471年希伯来文祈祷书，该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全书绘有44位音乐家奏乐肖像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努力，博德林图书馆的藏书早已在英国和整个欧洲享有盛誉，想凭借特殊身份借书一览的，大有人在。1654年4月，权倾一时的护国公克伦威尔出面为当时的葡萄牙驻英国大使向博德林借书。图书馆的第三任馆长托马斯·巴罗（Thomas Barlow）依从前例，寄送一份章程给护国公，并复信说明不借书之原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克伦威尔不仅不以为意，当年晚些时候，还将自己所藏的22部希腊手稿送给了图书馆。1630年，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彭布罗克伯爵去世，临终前将平生所藏珍贵希腊手稿中的绝大部分（约250部）捐赠给了博德林图书馆，剩余手稿中有22部辗转流散至克伦威尔手上。由于克伦威尔的捐赠，这些当年彭布罗克伯爵赠给图书馆手稿中没有捐出的部分也入藏博德林，使得彭布罗克所藏珍贵手稿完美合璧。

其实，“书不外借”仅仅是博德林图书馆早期章程中的一小部分。为了使构建一座“伟大的学术性公共图书馆”的梦想走得长远，博德利早在1605年就草拟了颇为细致的章程。从篇幅上看，这份章程比他撰于1609年的生平自述要多出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图书馆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章程事无巨细，涉及图书馆建设的方方面面：（1）馆长任职条件；（2）馆长遴选者宣誓；（3）馆长宣誓；（4）馆长辞职条款；（5）捐赠者登记；（6）书籍入藏；（7）开放时间；（8）不许人工照明；（9）书籍上锁与否；（10）馆长助理遴选；（11）书不外借；（12）馆长假期；（13）馆长薪资；（14）馆长助理薪资；（15）读者条款；（16）读者宣誓；（17）惩罚条款；（18）外部到访者条件；（19）冗余书籍处理；（20）大学副校长的职责……

博德林图书馆能够走过400多年，与博德林这份卓有远见的章程密不可分。尤其是“书不外借”、“不许人工照明”这样的条款，保障了图书馆的“长治久安”。书籍不能借出，为研究者开展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事实上这也避免图书馆重蹈因读者“只借不还”而归于倒闭厄运的覆辙（书不外借的条款在1856年后有所松动）。而不许人工照明，则主要是出于防火考虑。只能用日光照明，意味着图书馆不能装备人工火源，与之相应的，取暖也成了一大问题。想想几百年前，在朔风呼啸、阴冷潮湿的英格兰，坐在空旷的阅览室里几个小时，即使裹着厚厚的羊毛大衣，依然冻得瑟瑟发抖，什么样的人受得了。17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后学院的院长葛瑞德·朗贝因（Gerard Langbaine）和东方学者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因在图书馆受冻先后去世。1701年，图书馆长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在致副校长的辞职信中说，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值守在图书馆里，凄风苦雨，实在是一件苦不堪言的惨事。

图书馆的种种不便，在其创办者博德利眼中，都是为了图书馆的真正主角——书籍的安全。这些条款看上去确实有些不近人情，但它们实现了博德利的宏愿，保证了图书馆的安全。1845年，图书馆安装了锅炉和取暖水管，1905年又新装了电灯，但这些都是在反复论证确保万无一失的前提下进行的。 

发现于伊朗设拉子的10世纪作家费尔杜西（Firdawsī）的史诗《列王记》抄本

“拯救知识于洪水的方舟”

博德林图书馆的早期发展，与其创办人的执着和前几任馆长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博德利自身才华过人，虽未从事学术研究却具有不凡的学术识见，他理想中的图书馆是一座学术性的图书馆。基于此，他选图书馆馆长时也就格外挑剔：必须是聪慧多识、研修语言学的学人，诚实可信、行动能力强还要性格谨慎；为避免工作分心，必须是未婚青年。选来选去，选中了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的托马斯·詹姆斯。詹姆斯对图书目录之学很有兴趣，当时正在编纂牛津、剑桥的存世手稿目录，而其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的伯利著《书之爱》（第一个英文译本）也接近尾声，语言功底相当不错。

除了优秀的管理者外，16世纪末17世纪初，还有几个因素为博德林图书馆的崛起创造了便利。首先是现代印刷术的兴起。自1450年左右，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印刷术在欧洲和英国获得长足进步，尤其是英人威廉·卡克斯顿自欧洲大陆返国从事印刷出版，大大改变了英国出版业的落后状况，书籍生产能力迅速提升。其次是修道院图书馆的衰落。在大学图书馆兴起之前，西方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掌控在国家与教会手中，修道院图书馆因此成为重要的藏书机构。而英国15、16世纪的宗教纷争，令修道院成为纷争不断的场所，图书馆也因此风雨飘摇，这些散出的书籍，流入新型图书馆，成为新的收藏。再次，是个人藏书的崛起。16世纪中期时，一般学者轻易就可达到100册的藏书，而私人图书馆往往会有两三百本藏书，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当一位学者过世的时候，其藏书常常会成为图书馆的收藏。博德林图书馆的早期收藏，得益于这三者甚多，此后的扩充亦多有赖于此。自1599年12月首次与詹姆斯通信起，迄1613年1月，博德利与詹姆通信231封，事无大小，俱与图书馆与书籍收藏相关。期间，由于詹姆斯的建议，博德利通过与伦敦书商公会的洽谈，使博德林图书馆成为当时英国最早的版本图书馆（英国的版本图书馆，有时7家，有时5家，但博德林总是名列其中。其他几家是：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爱丁堡律师图书馆、都柏林三一学院），“英国书商出版的任何一本书都需要递交一册”，这是博德林早期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博德林图书馆早期藏书的最重要来源是捐（遗）赠而非购买。1613年，博德利去世之前，他每年都会向他那些“社会地位显赫的朋友”写信，请他们赠书，如果有回复但尚未落实，他会不厌其烦写信提醒。在给詹姆斯的通信中，有不少涉及如何与某位绅士打交道争取无偿赠书的内容。博德利的好友、默顿学院院长同时

也是伊顿公学校长的亨利·萨维尔（Henry Savile）就曾向图书馆捐赠了大量珍贵书籍。事实上，很多学者、文化人到了晚年，为了给自己珍爱的手稿和书籍寻找一个可靠的存身之处，常常选择博德林图书馆。而博德利在世时，为了鼓励这种捐赠，亲笔撰写感谢信的同时，还会印制捐赠名录，并以捐赠者之名为书籍编目。对于数量大或者重要文本的捐赠，还亲自督促牛津校方以学校名义授予捐赠证书。

极其珍贵又具传奇色彩的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

这种捐赠传统，为博德利身后诸位图书馆馆长发扬光大，在书籍收藏门类上还得以大大扩充。1813—1860年担任图书馆馆长的伯克利·班迪内尔（Bulkeley Bandinel）学识过人，脾气也不小，但他是了不起的图书目录学家，同时是鉴赏力过人的钱币奖章收藏家。在其任上，积极促成的两大捐赠，非同寻常：一次捐赠事关莎剧，另一次则捐赠数量庞大。博德利在世时，在给詹姆斯的信中，多次提及，作为一家学术性图书馆，戏剧、历书、公告不在收藏之列。在他看来，英文著作登不了大雅之堂，更遑论不入流的戏剧。因此，博德利在世时，虽然莎士比亚早已蜚声士林与民间，但图书馆从未收藏过莎士比亚著作。在其去世之后，图书馆曾收藏一套1623年版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可惜在1664年图书馆购入第三对开本后被当作无用之物以24镑的价格卖给了牛津一位书商（此书再次被传奇性地发现并以3000英镑的价格重回博德林，是200多年以后的事了）。伯克利任上，以自己的眼光与人脉，为博德林弥补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空白。1821年，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埃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去世后，其亲属向博德林捐赠其所藏的800余册书籍，大部分是早期的英文诗歌与戏剧，其中也包括一种极其珍贵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佛朗西斯·都斯（Francis Douce），曾任职于大英博物馆，一生爱书，1799年去世后也将他令人惊叹的收藏（430份手稿，1500幅绘画，20000册书籍，44000件印刷品）捐给了博德林。其中，有1476年版印于威尼斯的普林尼《博物志》，1535年版《伊索寓言》。

这种传统绵延不绝，19世纪末20世纪初，雪莱的手稿、早期著作以及阿拉伯的劳伦斯（T.E. Lawrence）的书信手稿，医学家、教育家、皇家钦定教授亨利·阿克兰爵士（Sir Henry Acland）与画家罗斯金（John Ruskin）等人五十年的通信手稿，亦通过家属及后人捐赠得以入藏博德林……

“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手稿

但是捐赠犹如农人种田，靠天吃饭，时有时无，终非长久之计。版本图书馆的有利地位，使博德林省下大笔购买英文书籍的支出，使其得以在18、19世纪投入大笔资金购买手稿、抄本、摇篮本等珍书秘籍以及其他语种的书籍。以博德利的观点，拉丁文、希腊文文献才是学术经典，英文书写简直浅薄无比。因此，自博德利爵士的时代起，博德林就非常重视西方经典文献尤其是“两希”（古希腊、希伯来）文献的收集。17世纪之初，他们就曾购买三大重要抄本——克拉克·柏拉图抄本（Clarke Plato）、德奥维尔·欧几里得抄本（D’Orville Euclid）、塞班特·艾匹克蒂塔斯抄本（Saibante Epictetus）。1829年，博德林更是大手笔买下藏书甚丰的奥本海默图书馆。这家图书馆为博德林带来5000册藏书，其中有780种是珍惜的希伯来抄本。这使博德林一跃成为希伯来抄本的最大藏家（当时的大英博物馆，直到1840年，希伯来抄本还不足200种）。19世纪末，博德林又购入了发现于开罗藏经洞（Cairo Geniza）的圣经羊皮卷残本，这是公元6世纪时的作品。抄本之外，博德林还购入了很多珍贵的早期印本，圣经收藏是其一大特色。例如，1539年版的克伦威尔《大圣经》（Cromwell’s Great Bible）、1541年版克兰默《圣经》（Cranmer’s Bible），1488年印于布拉格的波西米亚文《圣经》，1534年印于维滕堡的路德译《圣经》……

西方经典之外，博德林还把眼光投向远方，中国、印度、中东，都成为其关注之地，中文、梵文、波斯文文献成为其渴求的收藏目标。剑桥学者彼得·伯克说，自达伽马开始西方探求新世界的三个大发现时代，西方人在发现新世界的同时，收集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扩充了人类的眼界。如果说为发现新世界而获得新知识是无心之举，那么，博德林通过书籍购买求索异域文明的收藏之旅则是全身心投入有意为之。博德林的中文收藏，自图书馆建立时就开始了，博德利爵士曾将自己经手的中文书籍寄给詹姆斯，可惜当时几乎无人能读。1687年，跟随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赴欧洲的中国人沈福宗抵达牛津，不仅面见了当时身在牛津的英王詹姆斯二世，还受时任馆长托马斯·海德邀请，入馆整理中文图书，编辑中文书目。17世纪初，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收集了很多中文典籍，这些书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出售，博德林买下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据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东方学者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研究，这个时期博德林收藏了许多明清刻本，如《四书》刻本多种，《艺文类聚》《资治通鉴节要》《编注医学入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本草蒙筌》《医方考》《东西洋海图》《广舆图》等，还有劳德爵士捐赠、向达先生在牛津时研究的《顺风相送》抄本。1875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习教授职位后，中文书籍的收藏进入一个新阶段。1882年，博德林图书馆从墨海书馆的主持者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手上买过600部中文书籍。伟烈亚力与中国士大夫阶层交往密切，谙熟中国文史，他所收藏的中文书籍品质上乘。博德林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据称是当今存世最完整的一套。在梵文文献收集方面，博德林开始时主要依靠牛津大学的东方学教授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在欧洲搜集，成效极为显著。1856年时，博德林已成为欧洲梵文抄本数量居于第二位的图书馆。19世纪80年代末，博德林又从考古学家郝爱池(E、Hultzsch)处购入465种梵文和帕拉克里语手稿，其中有些手稿是极为罕见的写在桦树皮上的文献。在波斯文献的收集方面，博德林也毫不逊色。其中，1844年购得的威廉·乌斯利(William Ouseley)爵士的400件波斯手稿尤为珍贵。在这些手稿中，有一部1460年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异常精美。而大约同时期的一部抄本薄伽丘《十日谈》1467年完成于佛罗伦萨，系插图本，也是精美绝伦，五百多年过去，风采不减。

叶芝《万灵节之夜》草稿，上有其修改字迹。他曾在牛津宽街45号居住五年，此地现在是威斯顿图书馆

为了能够聚集更多有价值的珍贵书籍，1925年博德林成立了“博德林之友”。这是一个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朋友圈”，他们为博德林购买和捐赠了大量的珍贵图书。斯威夫特的《布商的来信》，蒲伯的《论批评》《夺发记》，斯特恩的《项狄传》，斯摩莱特的《蓝登传》，约翰逊博士的《漫游者》《闲人》，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素描》，雪莱的《麦布女王》，汤尼生的《两兄弟诗集》，司各特的《威弗利》，柯勒律治的《克丽丝德蓓》《忽必烈汗》，这些书的初版本，都是由“博德林之友”购买后赠送给图书馆的。其中有些书，像雪莱的《麦布女王》，初版本极为少见，寻寻觅觅将这些书海中的一颗颗金粒找到并汇集，着实难得。

17世纪的牛津学者安东尼·伍德曾如此评价博德利爵士：“毋庸置疑，托马斯·博德利将与他的国家一样不朽。”博德利的朋友弗朗西斯·培根也赞扬他的图书馆是“将知识拯救于滔滔洪水的方舟”。博德利当然值得赞扬，他创建的图书馆使得大量有可能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的珍贵书籍得以保存下来，称其图书馆为“方舟”恰如其分。其实，因热爱知识而进入博德林图书馆工作的每一位馆员都值得颂扬。如果没有尼克尔森( E、B、Nicholson，1882—1912年任馆长)的眼力与魄力，博德林就没有玛格丽特王后福音书(当时只花了6镑)，也不会有埃及藏经洞中的希伯来文献，更不会有那么多的古希腊莎草纸文献。如果没有图书馆员斯特里克兰·吉布森( Strickland Gibson)的慧眼，1623年版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也不可能传奇性地重新回归博德林。此外，牛津本校的学者与牛津的毕业生，也是重要的贡献者。以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他们都是社会诸“场域”中的精英阶层，“社会资本”雄厚，这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人类优秀的知识与文本，留下青春印记的母校和图书馆，常常成为他们晚年捐赠书籍的对象。这些人，共同铸造了今天的博德林。

万川归海，学术与收藏互为促进

博德林的藏书，每年都有增长，1885年时，仅馆藏印刷书籍已超过40万册。自17世纪初期起，包括博德利本人在内，历任馆长即为扩大图书馆场地而奔波。老博德林图书馆方庭北面，原来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在地Clarendon Building，为满足图书馆扩充需要，出版社于1831年搬离了这幢大楼，还把所藏的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藏书捐给了博德林;老博德林图书馆南面的拉德克利夫图书馆，由拉德克利夫爵士捐资于1749年建成，系英国第一座圆形穹顶图书馆，以收藏医学及科学类图书见长，但因管理不善，图书馆停滞不前，经过谈判，1862年成为博德林的阅览室;老博德林图书馆初成立时居于二楼一隅，其底层是牛津大学考试学院，系牛津学生举行重要考试和开办各类讲座的场所，1860—1870年，经过与校方长期商谈，考试学院在高街上另择新址，原场地也让给了博德林。后来，博德林还在拉德克利夫阅览室和老博德林图书馆之间的地下挖建了一个地下书库(可藏书100万册)，并修建了连接二者的地下通道。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40万英镑，牛津校方开始在宽街的北面筹建博德林新馆———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落成的威斯特图书馆。图书馆的持续扩充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书籍找到了安居之所。

回首遥望，四百年的博德林图书馆确实完美地体现了博德利爵士“建一座学术性公共图书馆”的理想。事实上，博德林图书馆的馆藏书籍真正做到了学术与收藏齐头并进。从收藏方面看，上述提及的很多著名珍本、善本，甚至是孤本，无论是购买，还是捐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牛津大学学者的帮助下获得的。例如，王后学院教授阿奇博尔德·塞斯( Archibald Henry Sayce)是知名的亚述问题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14年将个人收集、源自卡纳克神庙的4000多份陶片捐赠给了图书馆，使后者的陶片收藏称冠全球，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奠定基础。前述马隆等人捐赠的英国早期英文印刷品，则使牛津成为早期英国文学研究的重镇。事实上，很多馆藏著作可能在图书馆中沉睡多年，而研究者与他们的不期而遇，往往开启一个学术研究新领域。20世纪60年代，尚在剑桥读书的杜德桥( Glen Dudbridge)在博德林图书馆发现了《新锲三藏出身全传》，这部万历年间由阳至和编、福建建阳书商朱苍岭刊印的小说，后来被称为阳本《西游记》，是17世纪中后期由乔治·伯克利勋爵捐赠给图书馆的。杜德桥的到来，唤醒了沉睡了三百多年的阳本《西游记》，他据此撰写了多篇考证《西游记》祖本的论文，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论题，后来还出版了专著，收入“剑桥中华文史论丛”。同样是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博德林获得了英国著名海洋法专家、藏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的几乎全部藏书。这次难得的捐赠卷帙浩繁，包括大量珍稀文献，既有墨西哥的抄本，又有诸多东方学文献。鉴于藏书数量众多且价值非凡，图书馆专门在汉弗莱图书馆旁辟出空地用于其书存放与陈列，这就是迄今仍在使用的塞尔登角。由于塞尔登个人的知识兴趣，他还收集了不少地图，其中有一幅中国地图。2008年，美国学者巴彻勒在牛津进行学术研究，偶然发现了这张沉寂350余年的地图，他据此撰写了《伦敦：塞尔登中国地图与全球都市的崛起》(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而时任牛津大学邵逸夫汉学讲习教授的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也据此写出《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Bloomsbury Press，2013)。两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探讨全球贸易的发展，引发诸多探讨与争议。

博德林图书馆是一座知识的海洋，她是由成千上万名对知识与书籍有着虔敬之心的爱书人共同构筑的知识王国。四百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四面八方的书籍持续不断地汇聚于牛津小城，汇入博德林之海，成就了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士林传奇。在可见与不可见的未来，这种传奇还将继续……

(文/姜华，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本文撰写参考了Mary Clapinson、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Bodleian Library,2015;Edmund Craster、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1845-1945)、Clarendon Press,1952;Trecentale Bodleianum、Clarendon Press,1913;C、W、Wheeler (editor)、Letters ofSir Thomas Bodley to ThomasJa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6;Thoams Bodley、The Life ofSir Thomas Bodley、A、C、McClurg & Co、,1906;Timothy Brook、Mr、Selden’s Map of China：Decodingthe Secrets ofa Vanished Cartographer、Bloomsbury Press，2013。本文写作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博德林图书馆数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