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我在《〈管锥编〉手稿的下落》里说：
栾贵明《钱锺书和杨绛的两则故事》（《明报月刊》2016年7月号）：“被钱锺书称作《管锥编》‘追补’的《管锥编增订》正在暗地里进行。钱先生设想许多方案，看看怎能躲开编辑耳目，追回被删内容。任务很繁重，繁重点在于必须查清被删原因，绝不能把确有问题的内容再补回去。钱先生管这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比写新稿更难’。尤其让人不解者，为什么不允许作者再使用原稿？”好弄玄，好绰趣。《管锥编》是“地下工作”的“私货”，《管锥编增订》当然也得“在暗地里进行”。莫非“被删”者“繁”？而钱先生只道论《高唐赋》“云雨”一则遭刊落（“周君振甫审阅时，恐滋物议，命余删去。余以所考论颇能穷源发覆，未忍抛掷，录存备万一他年拾遗补阙焉”）。“不许用原稿”，莫非稿本早落“暗地”？栾贵明好像“不解”作者早把手稿备份（Backup）了——1977年11月18日复刘世南书（刘世南《记默存先生与我的书信交往》，载《记钱锺书先生》）：“近著一编，已付中华书局。排印前，先将稿本复制，以当副墨而代钞胥。”这复制的稿本，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听说栾贵明“现在正写《大书出世》”，准好看。
同年10月，栾贵明《小说逸语》出版（请参看书评《〈小说逸语〉的诞妄》），劈头就说：“我已写好《大书出世——〈管锥编〉真相》。”今天，网上看到栾贵明《〈管锥编〉密码（一）》，想来来自《大书出世》，“真相”果然“好看”。
《〈管锥编〉密码》“揭秘”：《管锥编》原稿是用白话写的，一百四十万字，中华书局令“不得超过八十万”，钱先生不得已“将白话文压缩为文言文”，编辑周振甫偷删引文，“于是大量出现‘……’”（栾文补足“一百个例证”）。又说《管锥编增订》的文字“绝大多数原来就有”，遭周振甫暗自擅自“删除”。还称三联书店本比中华书局本多出好几万字，“好得太多了”。
异想奇谈，骇人听闻。
《管锥编》初名《志林》，吴忠匡1973年7月30日通问中引钱先生函（见《苏渊雷往来信札》）：“正集旧所读《易》《诗》《左氏》《史记》《老》《庄》《墨》以下二十一种书笔记，为《志林》，而将以西文属草评泊西方典籍之作为外篇别子云。”与《管锥编序》相合。《管锥编》的蓝本是《容安馆日札》，《容安馆日札》的蓝本是读各种书的笔记，自少到老，从头至尾，没有不用文言的。
《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卷草稿
《管锥编》何以用文言，是个“街上人”（man in the street）的不成问题的假问题（pseudo question）。极明显，白话办不到完美地表达和展现作者的思想和学问——吐胸中山海之藏、天下之奇；张隆溪《自成一家风骨》记钱先生自许：“我不是学者，我只是通人。我有太多的想法，若要是一一铺开写来，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以他人文字疏证古典（引文占《管锥编》七八成），最适配的文体，只能是以“按”发端的文言文——文体正是文心的产物。钱先生自道：“《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抑其次也。《牧斋有学集》笔记札《复王烟客书》：“来教指用事奥僻，此诚有之。其故有二：一则曰苦畏，二则曰苦贫……为衮为钺，一无可加，徵人徵鬼，两无所当。或数典于子虚，或图形于罔象……始犹托寄微词，既复钩牵讔语。此所谓苦畏也。”钱先生眉识：“Aesopian language (Lev Loseff, On the Beneficence of Censorship: Aesopian Language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1985: ‘The Party is every writer’s co-author’, ‘strategies of indirection’).”刘永翔《钱通》覼缕：“有问《管锥编》何以用文言者，子钱子所答因人而异。答郑朝宗曰聊以试文言之弹性，余冠英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邓绍基曰一用白话便俗，余英时曰可减少毒素之传播。”那多半是钱先生的滑稽游戏耳。
编辑出版《管锥编》的整个过程，周振甫老早就言之津津（周振甫《钱先生让我读〈管锥编〉手稿》《〈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管锥编〉审读意见》《我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以及钱宁《访周振甫先生》），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周振甫为人迂谨朴懦，极尊敬钱先生，没有胆量更没有能耐去删掉几十万字引文。于标点符号钱先生独运的习惯用法，渠尚且翼翼询请而惴惴声明“拟即照排”（《〈管锥编〉审读意见》），以致照排钱先生的杜撰字。钱先生也遵重他的意见，删去一则（《全上古三代文》卷论《高唐赋》“云雨”）两段（《左传正义》卷论王夫之，《全梁文》卷论《舍道事佛疏文》）及数语数字。《史记会注考证》卷论《佞幸列传·邓通》是作者看末校时删略的（钱先生1981年1月11日复宋淇简）。
有著述以来，引用文献，非得删节或裁剪无关紧要和有碍文理的不可。钱先生驱遣他人文字，岂止删略，复多隐括点烦（参看《〈管锥编〉考异》），照样打上引号。《管锥编》节钞而未标明，远远多于已着省略号，如开卷头一页一行半的《法华玄义》就隐匿了四处省略号。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称“严谨、精细”是钱先生“一贯治学风格”，外行。钱先生祈向“妙哉绝艺竟至眇然绝迹”，本不爱用新式标点符号，觉得碰头绊脚、支离破碎，《谈艺录》初版就没用它——自然不会有省略号。《管锥编》的正文都是作者自己所为（真是废话），引文外所用符号业已破俗，引文内的省略号则不得不随俗。
请看栾文“例证”头条——
中华书局本《管锥编》第一册第4页，钱先生引《庄子·齐物论》：“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染色处为栾文所造，说是遭周振甫删掉。姑不论其意绪语脉，只覆勘《管锥编》此处的蓝本——《容安馆日札》第七六九则论《周易正义》：
《容安馆日札》第七六九则
庄子齐物论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云云
援举的不是和《管锥编》一模一样吗？日札的蓝本是《庄子集释》笔记：
《庄子集释》笔记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看见没有？笔记是没有句读的，而钱先生特地插入了省略号（作西式“…”而衍一点儿）。前引《复王烟客书》的省略号也是钱先生所施（“…”）。
在校样上修改，于出版后增订，那是钱先生的习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就有专门补遗（参看《起居注》卷十四），《谈艺录》开明书店本末有《补遗》，《管锥编》第一、二册末也附《增订》。《管锥编增订序》言明且清：“余重阅一过，亦见树义之藴蓄未宣、举证之援据不中者，往往而有。欲惬心以求当，遂费词而无惜。乃增订以成此卷。”翰简中如与郑朝宗：“《管锥编》细读一过，校正脱讹，又写补订四万言”；与傅璇琮：“比偷空将《管锥编增订》数十则写定，约五万字，将交周先生。”增订多为增益新知。《管锥编增订》开篇援据的Basic Works of Aristotle见于笔记，Basic Works of Aristotle笔记作于1977年，下文用的《道德指归论》出自1981年所作笔记。胡言连蹇如“追回被删”之类，都哪来的？
三联书店本《管锥编》是栾妻“好大编马蓉同志”“运作”的，把《管锥编增订》“逐一遣返”，弄得前言不搭后语（别详我二十年前的《评〈钱锺书集〉》），害得三联书店只好毁版，换人重编。那论《高唐赋》“云雨”的两千多字早见载于《钱锺书论学文选》，三联书店本没有钱先生的未刊文字。栾文计算它比祖本溢出几万字，谁知道是怎么搞的——即便第二版把祖本的“参观《谈艺录》（补订本）349-51页”翻番变成“参观《谈艺录》（补订本）第三则‘静安论述西方哲学’条补订”，也不至于相差那么大，怕是惯造空中楼阁者的小施故技。
栾文骂中华书局中人“似乎都得了字数‘幻想症’”（他显然忘记是胡乔木指令中华书局尽快出版《管锥编》的，否则不会臆造个什么“八十万的上限”），我怎么感觉《大书出世》的作者很可能患上了Delusional Disorder（妄想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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