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某网络拍卖平台看到一批收件人为作家、出版人李庆西的书信资料，包括作家汪曾祺先生1986年9月写给他的一封。信不长，录如下：
李庆西同志：
斤澜已将拙作《晚翠文谈》稿交给你了，不知审阅后有何意见？有意见告斤澜，或直接告我。
此集第三辑（戏曲杂论部分）尚缺一篇，兹补寄上，如可用，即请排入第三辑的最后。
专渎，即候
著安！
汪曾祺
九月十五日
汪曾祺致李庆西信
此信写于1986年，未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
1988年3月，汪曾祺的第一本文论集《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庆西是责任编辑之一。大约在2009年，为了搜集汪曾祺书信，我曾联系李庆西先生，问他是否和汪先生通过信。李先生答复道，因为搬家遗失了东西，书信都丢了，包括汪信。不想十多年之后，有幸在网上见到这一封。
《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
更早一些，2003年12月，也是在网上拍卖平台，我曾见到林斤澜先生给李庆西的一封信，照片有遮挡，只能看到第一页的内容：
庆西同志：
来信收到。散文集编好后，请把编目寄我一阅。
汪曾祺说，你看了“晚翠文集”稿后，给他去信说“大部份可用”，此事有些意外，汪老的文章你们都是推崇的，年近七十，今后的集子恐不多得。原先和温总一起，在我家说定不作删削。而后由我帮汪编出来，请你们多所考虑，最好照发，要挑也只能挑出来不关紧要的个别篇章。“大部份可用”不妥。
……
落款日期11月8日，即1986年11月8日，上文所引汪信之后。根据内容很容易推断：汪曾祺《晚翠文谈》书稿由老友林斤澜转交浙江文艺社之后，他写信给李庆西，补了一篇文章，顺便询问情况；李给汪回信，说审阅后“大部分可用”，汪把出版社的意见转告林；林又急忙写了上面这封信——从语气中可以看出性格平和的林斤澜先生确实有些着急，担心汪的书不能顺利出版，或者被删削太多。
汪曾祺的《晚翠文谈》出版过程颇曲折。1982年11月，汪曾祺应邀赴长沙为湖南作协《芙蓉》文学讲习班讲课，其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约请他把谈创作的文章结集出版。1983年8月11日，汪曾祺致弘征信中提到，“前在长沙，出版社约我将谈创作的文章编为一集。我十月底以前要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近两年所写小说编集，创作谈需在十一月以后动手编。材料不凑手，可能要拖到明年了”。1984年12月24日汪曾祺写给朱德熙的信中，又提到编选评论文章出版事，“过了年想把评论集起来，集名《常谈集》”。至于接手的出版社，或有变化。程绍国《文坛双璧》云：
《晚翠文谈》原是应北京出版社之约编就，交稿后却未通过。责任编辑舍不得，又不好意思退稿，与林斤澜商量，眼睛都红了。林斤澜说：“交给我吧。”便略加整理，添上两篇新作，林斤澜介绍给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从林斤澜致李庆西信中可以看出，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作家温小钰在林家商谈过汪的稿子，且有具体约定。
2013年4月8日《钱江晚报》刊出一篇《故纸堆里，老编辑找出汪曾祺为杭州写的诗》，写到曾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徐正纶先生和汪曾祺通过信。当天我通过报社联系到徐先生，想请把那些书信复制给我，但徐先生年高，不方便拍照扫描，说要等到自己在国外的儿子回来帮忙处理。打电话闲聊，得知徐先生是《晚翠文谈》的二审。后来又打了一次电话，仍然没有办法拿到信。一直等到2017年11月，汪曾祺先生的小女儿汪朝辗转拿到了徐手里的九封信，后来收入了《汪曾祺全集·书信卷》。这九封信从1987年4月2日始，至1988年3月29日止，内容全部是关于《晚翠文谈》出版事宜，涉及文章的编校细节、装帧设计、购书，非常具体。最后一封信中，汪充满感激地说：“一看版权页，印数只2700，我心里很不安，这本书无疑将使出版社赔钱。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我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种赔本买卖，深致敬意。”
“2700”这个数字，大约汪曾祺一直挥之不去。同年4月3日给漓江出版社《汪曾祺自选集》责编彭匈的信中问起订数，仍然惴惴不安：“自选集征订数惨到什么程度？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晚翠文谈》，只印了2700册，出版社为此赔本，我心里很不安。漓江恐怕赔不了这个钱，早知如此，真不该出这本书。”
《晚翠文谈》作为一本单纯的文论集，确实读者有限，浙江文艺出版社后来似乎未再重印。但《汪曾祺自选集》是一本不错的长销书，第一版印了六次。
1995年秋，汪曾祺与作家林斤澜（左）在温州
林斤澜为《晚翠文谈》的出版忙前忙后，做了不少工作，出版的战线拉得也很长。只是更多的细节今已无从了解。1987年11月24日，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汪曾祺给夫人写的家书中，提到有人帮他代理在海外出书，要收取百分之二的费用，又拿林斤澜来对比：“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商《晚翠文谈》，门也没有。”《晚翠文谈》要到第二年的3月，才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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