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绍基：三十年“蚕我我蚕”，寻找蜕变

9月29日，艺术家梁绍基个展“蚕我我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借助一系列沉浸式装置、影像、摄影及声音等作品，展览呈现艺术家过往三十余年与“蚕”紧密缠绕的创作实践，梳理了艺术家与“蚕”共谋而成的“自然系列”作品，并呈现与生物学等领域发生跨学科关联的新作品。

刚刚度过76岁生日的梁绍基精力充沛，展览开幕前夕，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分享了其与蚕“相识”以及对于文化、生命的体悟。“蜕变对于蚕来说是生命必然的历程，我们的历史也是如此。”梁绍基对澎湃新闻说。

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层，蚕丝包裹着巨大的香樟木残体，两种生命携带着各自的历史彼此渗透。往前走，沉重的链环从昔日发电厂的天井悬空而落，轻盈的蚕丝缠绕在上面，和工业的冷峻形成对立，通向二层的电梯则被打造成一条茧型甬道，邀请观众一起步入蚕的世界。

《沉云》，展览现场

梁绍基为展览构想的茧型甬道

展览“梁绍基：蚕我我蚕”呈现艺术家过往三十余年与“蚕”紧密缠绕的创作实践。梁绍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涉纤维艺术，后在中国美术学院师从万曼（Maryn Varbanov）探索软雕塑。1988年，他开始以“蚕丝”这种具有生命感的活体纤维进行探索，并开启“自然系列”的创作。通过亲自养蚕，梁绍基深谙蚕性，将蚕置于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料与物件之上。在梁绍基所建立的艺术语言中，蚕意味着生命和时间，也是不同文化的交点。

梁绍基于其工作室创作大型装置《巨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020。艺术家供图。

文化

展览开幕前一日，恰逢梁绍基76岁生日，他在接受了大约两小时的媒体采访后，匆匆吹过生日蜡烛，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一楼展厅开始导览。从作品《沉云》开始，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自己与蚕的漫长“共谋”，《沉云》用到了来自唐代的香樟木，“1990年代农村城市化运动中，它们被锯断，我花时间把它们找来，组合起来做了这些作品。”梁绍基解释道，唐代的木头沉淀着历史，而缠绕的蚕丝则产生了更多的意象。如果说残木意味着传统文化根源在当下的存在，那么具有疗愈生命作用的蚕丝则蕴含文化的绵延、超越和可能性。

《沉云》中，梁绍基表达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与思考。他相信“天人合一”，在老子的“道法自然，自然而然”与庄子的“梦蝶”“齐物”里找到认同。他常年在浙江天台山居住工作，追慕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唐代诗人寒山，欣赏其超然物外的精神。与此同时，他经历并关注着外部文化的裂变。“虫，蛹，蛾，蚕的一生中有三次‘蜕’，蜕变对于蚕来说生命必然的历程，我们的历史也是如此。”梁绍基在采访中告诉澎湃新闻，“一方面，我们有‘春蚕到死丝方尽’，歌颂它的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又说‘作茧自缚’，这是悖论，而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悖论中一直纠缠不休，这里面就有无数次的阵痛，无数的蜕变。”

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宗教同样影响了梁绍基的创作。在“85新潮”期间，除了东方哲学，他还从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加缪一路读到弗洛伊德。而在艺术表达的方法上，他又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兴趣浓厚，“我喜欢德国的表现主义，也喜欢马蒂斯、毕加索创作里的‘原始性’，从这些作品里我可以看到一个生命的‘源’，生命最本初的状态。”

此次展览中，作品《平面隧道》透过薄薄的圆形蚕丝投下阴影，在平面中形成延展空间，“意大利艺术家丰塔纳在画布上切了几刀，使绘画成了雕塑，发表了《空间宣言》。马利维奇的《白上白》亮出了‘至上主义’。”梁绍基曾分享过这些对他带来影响的艺术家作品，“而薄如蝉翼的马王堆出土文物——49克重的‘素丝蝉衣’启示了我，在薄冥下让蚕自然吐就一个圆形，一个空无一物的微薄之致的平面，成为历史碎片、时空切片、宇宙虫洞。”

在梁绍基看来，文化的“蜕变”是与融合、对话相伴的。据他回忆，在中国美术学院上学时期，他被潘天寿、林风眠等人的绘画所吸引，但直到他见识了诸多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后，经过比较，才真正理解了这些国人的技法和内涵，他将潘天寿与塞尚作比，“比较是交流，是共生，”梁绍基说道，他与蚕“共谋”，也和不同的文化“共谋”。

科学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回顾其作品，此次展览复建了梁绍基日常的工作室以及与科学家合作开展蚕学研究的“实验室”，一间展厅甚至搬来了活体蚕和桑叶，让观众近距离观看蚕的动态。

梁绍基“工作室”复建，展览现场

蚕和桑叶，展览现场

全新作品《皮肤》《白光》同样出现在展览中。其中，《皮肤》通过把握生物钟和温度，赋予丝箔不同的折皱，书写出生命的记忆；《白光》则透过18个影像于加速中幻化为一束飞逝的白光，像蚕丝般绵绵伸延，以至无穷。

《皮肤》局部，2019-2021，蚕丝，尺寸可变。艺术家与香格纳画廊供图。

作为艺术家与科学家合作的新成果，“蚕我我蚕”还展出了《荧光》系列作品，除了延续他对于棱锥形的兴趣，作品利用转基因技术，使得蚕丝在光的激发下放射出荧光。在梁绍基看来，蚕和蚕丝中蕴含的自然性与转基因的人为性并不矛盾，反而能迸发出更多的对话与创造空间，而科学本身也蕴含着诗性。有一次，他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蚕体腔中最重要器官——丝腺结构，在他的观察里，上、中、下三部分腺体和吐丝管构成了一座神庙般的建筑造型。

《荧光》，展览现场

除了这些艺术与科学交织的作品，在采访中，梁绍基还分享了一些更大胆的构想：创作基因的音乐。为此，他和国内外的音乐家、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得到的答案是暂时无法实现。“但是我不死心，”他说道。最近，他又在和科学家等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未来蚕丝和蜘蛛丝有可能可以编织在一起，制造太空降落伞。

他将这些构想和诗的意义联系起来，“一个希腊人告诉我，诗是不可名状的，在希腊语里带有创造的意思。艺术家和科学家要携起手，走到不可名状、不可企及的彼岸。这就是动力，这就是诗。”

生命

在美术馆整整两层的空间里，梁绍基让蚕丝包裹不同的结构，将蚕脆弱而坚韧的生命力填满其间。在他与策展人侯瀚如的构想里，一组巨型链环出现在一层，经过茧型甬道，将人们引入二层如蚕茧般巨大而挑高的卵形空间，链环和卵形空间分别构成了如同但丁《神曲》中所说的“炼狱”和“天庭”，产生关于生命的共鸣。

《沉链：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展览现场

作品《沉链：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将金属焊接为链环，并彼此交叉为八字结构，蚕丝包裹其上，将轻盈和沉重结合起来。“工业和自然，坚硬和柔软，冷酷和温暖，死亡与生命，自由和囚禁，在这里共同发生。”在展览现场，梁绍基激情饱满地抛掷出了一组又一组对立的特质，展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作品的灵感不只来自于米兰·昆德拉的这本小说，“有一天，我看到一条蚕爬到屋顶上，差点要滑下来的时候，空中乱丝在飞舞，蚕也吐丝，沿着这些丝往上爬，最后生命获救了，这种‘千钧一丝’的意念让我久久难忘，”艺术家自述道，而作品中的八字结构则来源于蚕吐丝的形态。

《天庭》，展览现场

《天庭（PSA 特别版）》手稿，2013-2021。艺术家与香格纳画廊供图。

在展览前言里，侯瀚如写道，梁绍基的作品让人们“在一个绝对当代的生态，亦即这个‘史无前例的’脆弱和危险的处境中，一起去想像和试探某种我们可以赖以自救的‘诗意’出路。”如果说《沉链》与人类在疫情后的脆弱处境相重合，那么《天庭》则营造了一种宗教氛围，通往生命的超越。4件蚕丝缠裹铁丝而筑成的丝锥占据着空间的“轴线”，前方是3根丝织光柱，灯光在蚕丝的覆盖下显现出朦胧和流动的氛围。

相较于这两件大型作品，曾在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过的《床》系列则以一种小尺度表达了梁绍基在某一时刻对生命的领悟，即“我是一条蚕”。他将发电机铜线圈截断，绕成一个个摇摇摆摆的小床架，把蚕放进去，让其在上面生长吐丝、张网、结茧、蝶化。在某种意义上，蚕的一生也是疲于奔命的人的写照。

《床自然系列 No.10》，1993，烧焦铜丝、丝、蚕茧，800x200x10cm，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藏。艺术家与香格纳画廊供图。

除了威尼斯双年展，梁绍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陆续参加了许多国内外展览，奔波于不同的旅途之中。在采访和导览的过程里，你也能发现，他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和分享不完的想法。这让人很难想象，他又能长时间的在天台山上独处和冥想，似乎他对于生命的体验有着不同的维度和速度。

“我搬至天台并非是为遁世，我始终关注社会，关注当下，天台发展的节奏比外界慢了两个节拍，正因如此，容我对都市已纵即逝的许多事件和现象能于‘僻壤’静观一番。”梁绍基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说道，而冥想是他得以处理这两种不同“节拍”的方法。

《雪藏——困》局部，2019-2021，手机、树枝、芯片、丝、蚕茧、木板。艺术家供图。

疫情期间，梁绍基每天收到大量的手机讯息，“里面有很多是虚假的，搅得你心慌意乱；但是没有手机的时候，你反而感到不存在，你需要依靠手机去联络。”在作品《雪藏》里，梁绍基无比“叛逆”地把一个个手机埋到蚕丝所编织的“雪地”里。“手机是信息网，‘雪’是生命的网，”梁绍基在采访里这样形容道，他用蚕丝编织的生命之网去盖过纷杂的信息所发出的声音，也以此来治愈现实中的焦虑。“厉害的人是能在虚空里找到你的价值，”他这样讲述生命。

展览“梁绍基：蚕我我蚕”将持续至2022年2月20日。

（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由澎湃新闻记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