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代文学批评史》是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学者、比较文学巨擘雷纳?韦勒克的代表作，共有八卷，论述了从1750年到1950年跨度长达两百年的西方各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由杨自伍先生耗费二十五年时间完整译出。2021年9月26日，首届“译文年选”结果揭晓：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修订版）被授予首届“译文年选”奖。
《近代文学批评史》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于2007年全部出齐。紧接着译者杨自伍先生又开始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修改，于2009年出版了全套中文修订版，是为第二版，2020年出精装修订第三版。
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修订版）。 本文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杨自伍，1955年生，祖籍安徽怀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从事文学和学术翻译二十余年。1986－1997年由上海译文社出版其译著《近代文学批评史》前四卷，2002年至2006年，上海译文社又陆续出版了其翻译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后四卷。经过三年多的修订，2009年金秋，《近代文学批评史》(全八卷修订本)作为世纪出版集团国庆六十周年的献礼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推出。
杨自伍先生的作息很规律:白天从事英语编辑工作；五点半到家，六点一刻晚餐，其间有四十五分钟，杨先生素来见缝插针，伏案工作，在饭桌上最多十余分钟，然后开始挑灯夜战，直至半夜十一点才休息。春去秋来，二十多年如一日，杨先生以一人之力，翻译并修订雷纳·韦勒克的巨著——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二十五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过去了，当我们问起杨先生有没有厌倦过、懈怠过，他沉吟片刻说:“我从来没有后悔，但是有点遗憾。没有后悔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这套书的文化价值非凡，有点遗憾，是因为我的精力主要花在翻译这部巨著，而放弃了曾经爱好的文学作品翻译。”至此，他已经完成了五百余万字的学术和文学作品翻译。
杨自伍
老一辈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至深
二十多年前，杨自伍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他先前并未接触多少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限于帮父亲偶尔誊抄译稿。虽然杨岂深是国内研究英美文学的专家，长期在复旦大学英文系执教，早在解放前就曾在《文摘》杂志发表过几十万字的翻译，博涉西方文史，但是杨老先生对幼子的教育方法却很独特。他并不认为儿子应该天然地继承自己的事业，在他看来孩子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直到他看出杨自伍对西方文化和外国文学的兴趣，才加以点拨。杨岂深先生不仅为杨自伍开拓出一个宽阔的文化视野，涉及文学、哲学、美学、历史、诗学等领域，而且还培养儿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汉语方面的修养，至今杨自伍说起父亲教他古文的方法，还是十分感佩:“他曾经亲自手抄古文，让我加标点，学句读。”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的我国高教部便指定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为高校文科辅助教材，请杨岂深先生翻译。十年浩劫中，这套书的翻译计划搁浅。1981年，译文社编辑找到杨岂深先生，请他重起炉灶。这时，杨老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常常手抖不能握笔，这项重任就落在年轻的杨自伍肩上。为了训练儿子的翻译能力，在杨自伍翻译完《批评史》第一卷后，杨岂深先生逐字校改、定稿。在翻译过程中，父子两人也有过分歧和争执，也不乏争论得面红耳赤。杨岂深主张文字平实，“辞达而已矣”，而年轻的杨自伍则认为，这类学术性比较强的外国文艺理论及批评文字有些枯燥，为便于读者阅读，理应在翻译的时候适当提高译稿的可读性。因此，父子两人常常对译稿一页一页甚至具体到段落展开讨论，若无法达成一致，就在不违背翻译原则和减损译文水准的前提下，尽量寻求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表达。父亲对翻译事业的严谨态度深深影响了杨自伍的翻译生涯。
提起老一辈的翻译家，杨自伍先生充满了敬意。现在社会风气浮躁，优秀翻译人才相对缺失，他表示忧虑。他指出，如果倒回去十五年，上海可以举出十余位翻译名家，而现在屈指可数。他觉得像老一辈翻译家如孙家晋、方平、吴劳诸位，都在他翻译《批评史》的过程中给予了支持和鼓励，这让他更感到了肩头的责任，不能辜负他们的关爱和期望。杨自伍常常以贞观之治一代名臣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中的“克终”二字勉励自己，要在漫长的翻译岁月中“克服终止”。其中语云“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他引为座右铭。支持杨先生历时二十五年，翻译修订完三百五十万字的《批评史》的，乃是对待学问的虔诚奉献态度，他说；“唯有笃守虔诚的奉献态度，才有可能接近你的终极目标，我现在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对杨先生来说，从二十多岁开始翻译《批评史》，时至今年完成整套书的修订，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从事的并不只是一份简单的翻译工作，在职场和事业之间，他的学术兴趣比较广阔，长期的躬身践行体现了一种追求学术的信仰。
译注多达三十五万字
杨自伍最初的兴趣并不在文学理论上，而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上。八十年代初，他在当时外国文学译介期刊的重镇《外国文艺》上陆续发表了多篇译作，得到了老一辈翻译家方平、吴劳先生的肯定，这对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他来说，是件很受鼓舞的事情。他原本是想在文学作品翻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但是1984年，接手《批评史》的翻译，改变了他的翻译道路和兴趣。
刚开始的时候，他感到翻译文学理论是件枯燥的活儿，远不如翻译文学作品那么有趣。为了《批评史》的翻译，他当时几乎把坊间能买到的西方文论类的书都看了个遍，不仅如此，还研读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书籍。然而，这还是不够的。翻译《近代文学批评史》对译者的学识来说是个莫大的考验，在文学批评史的领域里，韦勒克堪称是二十世纪比较文学专家当中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他耗费后半生精力铸就的这部《批评史》，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领域的翘楚，囊括英、美、法、德、俄、意、西班牙七国文学，时间跨度长达两个世纪，涉及的西方批评著作可谓浩如烟海，翻译难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杨自伍先生告诉我们，三百五十万字的译著，译注超过三十万字，而这些注释都是他坚持查阅典书和各种资料，点点滴滴爬梳出来的。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某个情节，就需要到小说中去找出来这个情节出自哪一章。在《批评史》的第一到第四卷中，许多典故都是无出处的，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典故对于西方的读者应该是常识，但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往往还是比较生僻的典故。更有甚者，还有一些知识点在一般百科全书中都找不到，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二十世纪初叶介绍俄罗斯文学时涉及的问题。这些核查资料的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光《牛津大字典》他就先后购置了两个版本，日日俯首缩印本的《牛津大字典》上查考资料，也使得他的视力下降了许多。
回顾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杨自伍先生放弃了很多。他的女儿说他不是很称职的父亲。经年累月的学术翻译耗费了他的余暇和精力，他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多年的余暇都放在翻译上，甚至过年时也只抽出一天陪家人。有人曾戏称他是一个古人，常年闭门译书，鲜少与外界联系，一年中去不了市中心几次。青灯黄卷，精益求精，几乎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这套比较文学巨著的翻译上。在介绍翻译英美文化方面，他主编的几套书都得到了好评。
其实，在《批评史》刚出第一卷的时候，他因钟情文学翻译而向出版社建议组织人马，合作翻译，集合多人力量早点把这套书翻译出来。但是出版社为了保证译稿的质量，还是坚持由杨自伍先生一人完成。
回首往事，杨自伍先生十分感谢译文社几届领导对他始终不渝的支持。在九十年代，《批评史》的前三卷陆续出版，在编辑第四卷的时候，我国已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当时国内市场经济大潮已经兴起，出版社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而像《批评史》这样的“高精”产品属于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之类。但是译文社的领导却认为一个出版社要重在文化积累，向读者提供高层次的精神食粮，还是决定购买《批评史》的版权，坚持要把《批评史》出全，社长致电杨自伍先生，约请他继续合作。
对于出版社要他独立翻译《批评史》，现在回过头来看，杨自伍觉得这个决定还是十分正确的:“我觉得译文出版社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不搞大兵团作战，一时图快把这部书搞出来。因为后来我才体会到，大兵团作战非常困难，因为前后参照的东西太多，如果分多人来翻译，那统稿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艰巨。”有趣的是，这个经历养成了杨自伍先生在翻译界独行侠的脾气。前不久另有一套剑桥的批评史著作，北京的出版方专程派人来沪，约请他主持并翻译其中一卷，他婉言谢绝了。一则是因为《批评史》的修订尚未竣工，另外，在杨先生看来，不同的文学气质、修养要共同翻译一部作品，不甚妥当，这与他追求完美的个性格格不入。他说，“多人合作的单部作品我很难参与，到现在为止，我主编的东西，由我一个人负责到底。就某个层面来说，治学方面有点个性未尝没有益处，不然被牵着鼻子走的话，可能会留下更多的遗憾。”
2006年把八卷本的《批评史》翻译完后，杨自伍先生又开始马不停蹄的修订工作，这一修订就是三年多的光阴。由于前四卷翻译得比较早，难免存在一些差错疏漏，而且在翻译后四卷的过程中，他的翻译理念也有所改变。修订幅度可谓惊人，几乎都是逐字逐句地处理，纠正谬误和完善译文，这样原本可以翻译更多作品的杨自伍先生，把时间和精力再一次奉献给了完善这部译著上。这仍然出自强烈的文化责任的驱动，杨自伍先生说:“至少我想证明，在我这个年龄段从事文学和学术翻译这项工作的人，在回顾前辈翻译家的教诲培养时，还是有所薪传，这或多或少可以继续影响到下一代。”
杨自伍的执着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给责任编辑张建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建平说，每每都快到了付型的阶段，杨自伍还会把校样拿回去，再抽读一遍，结果自然又有改动，而张建平就又得向校对科的同事们打招呼，赔不是。有时候难免会向杨自伍抱怨几句，而他则总是诚恳道歉，回头依然故我……当然，长期的合作，也让张建平和杨自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杨自伍的理解也更深了。
与古典音乐为伴，期待完成一部经典作品的翻译
对于人生多少年华投入翻译事业、鲜有余暇的杨自伍先生来说，听古典音乐是最大的爱好。他回忆道:“我和方平先生有很好的私交，他住在太原路的时候，我们常常面对夕阳，默然良久，完全沉浸于古典音乐之中。”
杨自伍先生平时听得比较多的是舒伯特、门德尔松、莫扎特等浪漫派的作品。尤其是贝多芬的作品，“乐圣”的《命运交响曲》他经常听。音乐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说:“古典音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从现代音乐中能听出人的异化。古典音乐能让人少一点人格的分裂、异化，追求比较和谐的内在生命。”
读古文，是杨自伍先生的另外一个爱好，他说他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很少有三天以上不读古文的，《古文辞类纂》、《唐宋文举要》、《古文观止》等等，都是他置诸案几，经常阅读的书目。他认为如果要从事外国文学文化的翻译工作，必须具备古汉语的修养，没有中外古典文学的熏陶，在翻译作品时就难以达到“信达雅”。现在学生热衷英语，却把灿烂美妙的中国语言淡然置之，甚至缺乏人文情怀，杨自伍先生不以为然，表达了他的忧虑。
在修订《批评史》的间暇，杨自伍先生还为北大出版社编选翻译了《教育:让人成为人——西方大思想家谈人文教育和科学》，选择了康德、爱因斯坦、罗素、怀特海、杜威等人文和科学大师的教育思想论述。他想在传播精神文化方面再尽绵薄之力。二十多年翻译《批评史》的经历，让杨自伍学术视野开阔，这本选本或许是他检验自己在社科文学学术素养上的一个试金石。同时更令其欣慰的是，父亲和他的译文合集《英美名篇名译》，也由译文社推出。在新中国六十年的翻译史上，父子兵出合集尚不多见，杨家父子之外，现在看到的也就是陆谷孙先生和他父亲的合集了，这对两代人都从事西方文学翻译工作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两人各有偏重，杨岂深先生侧重于英美文学，杨自伍先生侧重于英美学术和人文。
结束了《批评史》的二十多年的翻译，当问及是否有重续年轻时候的理想，翻译文学作品时，杨自伍先生的眼里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华:“还是希望今后能翻译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果能像杨必先生那样，哪怕一生只译一部《名利场》，但能够传世，可谓无憾。”
（此文为2009年修订版问世之际的访谈，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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