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序言，加亚·文斯著，贾青青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0月。
2021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我和几位朋友来到贵州省锦屏县的瑶白村。
这次重访锦屏，是为了纪念20年前我们初到锦屏，在文斗的上寨和下寨等村进行的考察，那次特别了解了许多侗族和苗族村民家中山林契约文书保存的情况。20年间，清水江流域数以万计的明清契约文书得以被搜集、整理和出版，而且有许多学者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撰写了多部著作和大量论文，使这个黔东南大山中少为人知的县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之地。
当然，此行也不仅是为了怀旧，我们年复一年地行走在熟悉或陌生的山间水畔，每次都怀着追求新知的梦想。这次我们到瑶白村，恰好遇到了这里的村落仪式——摆古节，而且是三年一度的“大摆”，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识过的。
所谓“摆古”，应该不是侗话。在西南方言中，“摆”就是讲，比如大家熟知的四川人说的“摆龙门阵”的“摆”，也是同一个意思；“古”就是过去的事情。在黔东南和湖南交界地区，如怀化芷江的侗族，也有摆古的习俗，把讲述祖先和村寨的历史作为村寨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我猜测，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曾经是相当普遍的一种传统，不仅从黎平一直向南进入广西的柳州地区有，就是远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布朗山寨举行的“巴蒂然”仪式的老傣文文本中，前半部分也是关于祖先迁徙和村寨的历史。“巴蒂然”的本义是“有关系的村寨”，而瑶白的摆古，本来是黔东南地区“吃牯脏”仪式的内容之一，瑶白的“吃牯脏”仪式同样是一个重申九寨关系的仪式。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在相距或近或远的广大地域中，人们都要年复一年地不断重申祖先和村寨的历史？为什么历史讲述会作为他们神圣的村寨仪式的组成部分？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Transcendence: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Language,Beauty,and Time，讲的是人类的生物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过程中的四个关键要素：火、语言、美和时间。过去我们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的生物进化比较熟悉；又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了解了以达尔文线性生物进化为蓝本的社会进化过程。所以我们从学龄起，就认同火的重要性，但对语言、美和时间的重要性就未必说得清了，因为我们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课本，并没有给予它们重要的位置。
著名的全球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虽然该书的中译本早在1992年就已问世，但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的学术界，远远不像他的《全球通史》那样受到追捧和热议。在书中，作者提到了人类的四条生命线：生态、性别关系、社会关系、战争。他称之为“阿莉阿德尼之线”。阿莉阿德尼是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女儿，雅典王子提修斯正是凭借阿莉阿德尼给他的线团，顺利通过迷宫，杀死了怪物米诺陶，因此这个线团就是关乎人类命运之线。
从表面上看来，作为受过职业训练和始终关注历史学学科命题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总结出的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四条重要线索，与记者出身的这本书的作者文斯显然不同，他更集中关注“社会”这个关键词。因此，他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血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时段，所有四个要素在这三类社会中同样都是最重要的生命线。比如，在血族社会（即我们通常说的“原始社会”或“史前社会”）中，从人类起源到进入血族社会，都是人类对付身边的生态环境的结果。他同样认为，“人类利用工具战胜了食肉动物；利用火开辟了人类日常食物和居住地的新范围；发展语言，使每一代人均能由于自己的语言宝库而继承前一代人的事业，无须重新创业”。火和语言同样得到高度重视，但显然仅被他视为人类应对生态环境挑战而发明的成果。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性别关系在血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血族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是采集经济的特点造成的，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工作量日益增加，闲暇时间日益减少，性别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就是男性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升。这种情况，直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尽管在发达地区人们已做出许多努力。社会关系不过是超越了性别关系的更为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而战争则是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之一，反过来它又会改变或重新塑造社会关系。这些见解应该已成为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的共识，在此毋庸赘述。
所有历史学家以及形形色色企图解释历史的人都是事后诸葛亮，而且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算无遗策。不过，睿智的历史学家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论证自己说法的正确性。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概括的四条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生命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他在《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接近结束的时候说到人类发明的毁灭性战争武器时，引用罗伯特·利夫顿的话：“‘如果他们死，我们就死；如果他们活，我们就活。’共享命运是某种进程的开端……我们的毁灭性技术已经迫使我们开始醒悟……共享命运与人类自我意识，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一种信念，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段话与我们现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颇为一致，而在当下的全球性疫情泛滥并引发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对此的体会尤为深刻。令我怦然心动的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出版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1989年，而被他引述的这段文字则发表于1987年。
这本书的作者文斯的观察角度不同，所处时代也不同，但她同样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以确保自己的生存，而文化便是人类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按照她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指我们使用的工具、技术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通过学习得来的信息”，无论是火、语言，还是美，都是人类发明并使用的文化产品。所以，与斯塔夫里阿诺斯强调人际关系即社会相比，文斯在这本书中的关键词是“文化”。当然，还有时间。按照一般的理解，时间与火、语言和美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因为时间是物质永恒运动及其顺序的表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类对时间的界定、表达和利用又是多种多样的，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能意识到的和能表达出来的时间，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时间也是文化。
火和语言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很好理解，但美对人类的演化史有那么重要吗？文斯认为，“艺术表达不仅促进了文化物种形成，推动了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部落文化的形成，而且促进了资源、基因和思想之间的联结”。因为未见原书，我不知道“文化物种”和“部落文化”有没有更好的译法，但我能理解作者意指对美的追求导致了哪些人群，包括男女、部落、族群，结合在了一起，导致了他们共同形成了何种生计模式、聚落形态、书写方式和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即成为形成各种认同——地方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作者采用了生活中常见的例子，说明美创造了归属感。
作者充分地认识到了美的主观性，但正因为人类“对美有一种情感上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反应”，所以才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符号，从而形成了有凝聚力的社会。这一认识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在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将各种礼仪标识视为理解各种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出发点。比如不同文化的寺庙呈现出不同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他们用各自对美的认同来表达的文化认同，使我们轻易地发现他们分属不同的文化。再如，我们都知道后世所谓的艺术，包括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最初都是仪式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仪式本身的表达，这些以美的形式出现的行为之所以产生于仪式活动中，是因为仪式活动就是为了形成和强化认同而存在的。我们以往更多地认识到后一点，却往往忽略了前一点。由此，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在不同文化的节日活动中，为什么人们都盛装打扮，佩戴上他们认为最美的饰品；我们也可以由此找到与艺术史和建筑史的同行之间的共同关注之点；甚而，我们可以不止从字面上，而且从更深的意义上理解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到美这个概念，如前所述，这是因为他观察历史的角度不同。当文斯以21世纪的科技发明造就的“电子人”的魔幻经历开始她的讲述时，以十几岁在温哥华的贫民区餐馆做侍者的经历为其大著开篇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已然辞世。作为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20世纪的各种竞争和冲突的人，作为把被称为“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历史设为博士论文主题的人，他的著作充满沉重感和不安，并以他所梳理的这些生命线历程告诫世人：“我们的时代有着巨大的潜力，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文斯显然是乐观的，她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说：“我认为从猿人进化到现代人，我们从最初的悲惨困苦的猿一步一步变成了享受现代世界的舒适便利的公民。”“悲观和绝望有很多缘由，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角问题……因此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细枝末节对我们来说却是史诗般的大戏”，因此战争和不平等只是大海中的微波，是实现更伟大进步之路上的细坎。我不能说文斯的看法是错的，但不能完全以同样的态度去面对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没有强调美的重要性，但他对人类未来的忧心忡忡也证明他有一个美的心灵。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作为文化的时间。为什么人类需要标记时间，并且利用时间标记让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生活变得有序？在文斯看来，人类发明各种时间标记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会在上古时期就造出观星台，然后创造出各种历法，区分出各种时间类别（比如《四民月令》）。文斯提供的案例告诉我们，尝试在没有时间标记的状态下生活，一方面会有人体的生物钟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这个个体的生物钟也会和集体的时间标记产生差异。这说明，人类发明时间标记是自然而然的，同时，没有时间标记，只依据个人的生物钟行事，在一个社会中，就会出现无序。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用强调“美”来形塑认同并建构社会，然后需要用“时间”来维系认同并使社会有序。
人类的另一个生物本能是记忆。记忆的重要性对人类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失忆，人几乎就变成了行尸走肉，只剩下简单的诸如吃喝拉撒之类的生物本能。记忆本身又是有时间先后的，一般而言，距离发生时间越近的事就记得越清楚（老人常说的近事很快忘记，远事倒记得清楚，不过是一种感觉），但由于人类大脑的机制，记忆又总是与遗忘相伴，人们为了维持记忆及其准确性，就必须使用时间标记。利用时间标记保留下来的记忆就是可以确知的经验，个体的人具有这种经验，就可以更好地生存；无数个体的人通过语言和文字将此经验散播开去，就形成了集体的或社会的经验，就有助于集体或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历史书写的特征之一就是时间标记。人们常把神话、传说、史诗视为文学，把音乐、绘画、表演视为艺术而非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口头传统没有或者缺少时间标记，以至于人们无法判定其中的内容是何时发生的，从而也就无法判定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但我们只要找到定时的方法，从各种并非时间标记的信息中寻到相对的、哪怕是模糊的时间坐标，这些文学或艺术文本都可以成为历史文本，因为它们本来就可能是作为历史文本而出现、存在、传承的。不过，历史只代表过去的时间，而对未来，我们知道的只是过去制订的时间标记，而不知道未来的时间。正如文斯所指出的，人类可以对以往未知的空间进行探索，但无法对未来的时间进行探索，因为未来的一切还未发生。不过，尽管只发明了时间标记，我们还是足够幸运，因为我们确信，在大概率上，明天清晨，太阳会依旧升起。
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村民邀请贵宾好友在戏楼前长桌摆古
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到的瑶白摆古。
瑶白的摆古是由一些年长的摆古师以侗语来演唱的，从记录下来的一些当代的摆古辞来看，通常由旋律较单调的词句和旋律较复杂的段落构成，大体上就是我们知道的“说唱”形式。其内容从开天辟地讲起，两个重要的时间标记是明朝开寨和晚清的苗民起义，主要内容包括寨名的由来和变化、十个主要姓氏先后迁来的过程、定居后的开发、寨内十姓之间关系的缔结和变化、寨与寨之间关系的缔结与变化等，此外还有很多当代的内容，比如2008年因通水、通电、通公路、通电话而被添加为重要的时间标记。其中关于瑶白的十多个姓氏因为曾经统一为滚姓，与周边其他村寨的通婚变得极为困难，后来不得不恢复各自原来的姓氏，唱得最为详细，可见这是他们需要不断重申的重要内容。当然，由于我没见到古本摆古辞，不知道以前还有哪些重要内容，现在被忽略不唱，或者是在现在这种非遗化的公开展演中有意不唱了。
摆古师世代传唱的摆古辞如果没有中断，如果没有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变得越来越短，如果随着其种群日益扩大而传唱日益广泛，就会成为我们熟知的史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古老的内容会日益减少，晚近的内容会相应增多。瑶白的摆古辞中古老的内容，除了简单的明代开寨一句外，主要是反映了清代瑶白与九寨中其他村寨，特别是与彦洞之间的关系。据学者的研究，摆古辞中所唱的寨中各姓改姓为滚，是为了从原住民滚姓那里获得定居和开发的权利，而从雍正时开始的“破姓开亲”（即摆古辞中所唱的恢复本姓，从而可与邻寨结亲），则是在新的形势下建立村寨联盟的一种姻契关系表达。当然在我看来，所谓婚俗改革可能只是一种“文化语言”，立于瑶白和彦洞的光绪十四年《婚俗改革碑》禁革舅家索要姑家（男方向女方索要）礼银的习俗，可能是反映了主家（原住民）与客家（晚来移民）之间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改变。
如前所述，瑶白的摆古是与祭祖、祭树、斗牛等一起构成的村寨仪式的组成部分，讲述自己村寨的历史就被赋予了神圣性。我很好奇，假如明代这里就有摆古的传统，破姓开婚的事情还未发生，摆古师们会唱些什么呢？也许会主要唱他们如何迁徙到这里、披荆斩棘进行开发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虽然摆古辞中有“张古置人民，盘古置百姓”这样的与火的发明一样古老的创世故事，但尤为强调的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甚至是他们经历的各种苦痛和灾难。恰恰是这些内容被不断传唱和记忆，并通过富有神圣性的仪式行为在后世子孙的脑海里打下深刻的烙印。
我当然不敢说，所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或同一文化传统中的不同群体讲述和传承的自身历史都具有相同的特点，但我敢说，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去体验和理解不同传统和不同人群对自身演化进程的表达。正如摆古辞中所唱，“汉人有文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语言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传承尤为重要；美也是重要的，长桌摆古时寨民的节日盛装、五颜六色的瓜果和既悠扬又深沉的歌声，使这个特定的时间凝固在在场者的记忆里。但是，所有这些共同的要素传达给人们的，是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命运。
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在了解了作者对全人类的进化之路所做的共同性概括之后，利用自己的闲暇，去深入体验我们身边不同人群的独特生活经历。那能使你们的读书体验鲜活起来，因为那不仅是一些知识，那就是人类曾经的悲欢离合。
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1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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