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张爱玲未曾完成的小说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千百年来引发了人们无数的遐想。在中国，甚至在东南亚，相关的小说、演义、故事和传说层出不穷。1940年代在上海成名的张爱玲，以擅长写新时代中旧家族青年男女的都市爱情与婚姻而著名；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刻画摩登爱情的作家，曾经想写一部郑和的小说。

实际上，南洋——如今的东南亚，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和目的地之一，几乎从张爱玲开始创作小说之际，便如山顶的白雾，时时萦绕在她的心头。1961年，张爱玲对在香港的好友宋淇、邝文美伉俪说，我想去东南亚。但张爱玲终究没有去。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去过东南亚，或者是东南亚这个名称出现之前的南洋。终其一生，张爱玲没有到过南洋；可是，在她的笔下，南洋随时随处可见，有时南洋人物（华侨）还是其中的主角。身在上海的张爱玲，究竟是为什么向往南洋，又是如何想象南洋，叙说南洋的呢？

张爱玲

“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

1961年，身居美国的张爱玲对在香港的好友邝文美说，她想去东南亚看看。

这封写于1961年9月12日的信说：“想在下月初一个人到香港来，一来是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Stephen当面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Stephen就是邝文美的先生宋淇。宋淇夫妇是张爱玲后半生最亲密的好友。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遗嘱中说：“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

那么，张爱玲想写的故事是什么呢？以笔者的理解，应该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在整理父母和张爱玲的通信时便谈到了张爱玲想写而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的作品。他说：“上世纪六零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父母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一九六三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宋以朗补充说：“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一般对她的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

从宋以朗介绍的其它张爱玲未完成的作品看，除了郑和下西洋，几乎没有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可张爱玲说的是两篇东南亚背景的小说。那么，另一篇是什么呢？笔者觉得除了《少帅》之外的另一篇可能是张爱玲以苏青和她小叔为背景的故事。1957年，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我想把苏青与他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 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 Aroma Port 直译过来就是“香港”的意思，可是张爱玲最终也没有写。

这是1961年，张爱玲提到了东南亚。十年之后，1971年张爱玲和水晶见面时，依然谈起了“南洋的事”，并向水晶询问各种有趣的当地风俗，这说明她对东南亚一直保持着兴趣。水晶回忆道，“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因为知道我在南洋呆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Dayak）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俗，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long house）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矢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Kampong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

其实，还在1950年代，张爱玲就注意到了东南亚。1955年张爱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所谓东南亚的读者，指的当然是可以阅读中文的华人华侨；可见，张爱玲在创作时，非常考虑到读者，尤其是南洋华侨的兴趣。

想写郑和下西洋的小说，所以张爱玲想到东南亚去看看，可是最终张爱玲放弃了这篇小说，而到过香港和台湾的张爱玲终究没有机会前去东南亚看看。但南洋却不时闪现于她的笔下。最著名者，莫过于《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倾城之恋》。

“一个‘蕊’字零零落落，索性成了三个字”

这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一个场景：振保看到出身南洋的女主人王娇蕊写下了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由得噗呲笑了。

在小说中，华侨女生王娇蕊是红玫瑰，她皮肤黝黑，身材起伏，敢爱敢恨，不久便和前来租房的振保陷入了热恋。最终，振保退却了。振保最终选择的妻子是“身家清白”的孟烟鹂，也就是白玫瑰，她“细高身量，一直线下去”，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结婚后渐渐“变成一个很乏味的妇人”。吊诡的是，振保万万没有想到，乏味的妻子却与裁缝有私。

虽然是小说，可是，当水晶夜访张爱玲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时，“《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起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二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说过”。张爱玲又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亲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讲给母亲和姑姑听的，那时我还小，他以为我不懂，那知道我听过就全记住了。写出来后他也看见的，大概很气——只能怪他自己讲。”

红玫瑰和白玫瑰都有着强烈的象征和隐喻。与中国传统女性相比，来自南洋的华侨女性受到了东南亚传统的影响：那就是，东南亚的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政治、经济和家庭中承担着重要乃至突出的责任，同时也享受着相应的权利。而传统中国的女性，却深深地笼罩在父权的桐油大伞下面，既看不到面容，甚至也看不到阳光下的投影。

张爱玲自幼生长在破碎的父权大家庭，一生没有安全感。她曾经反抗过一事无成沉醉于鸦片的父亲，投奔到同样反抗父权制度的母亲那里；可是她又因为得不到期望的母爱而焦虑和抱怨。当她自己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下挣扎、反抗的时候，她却无意识地把父权的阴影投射到华侨女生的身上。家学深厚的张爱玲，在上海的圣玛丽亚女子中学学习，英文很好。作为中西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她常带着讽刺和嘲弄的口吻来评说南洋（马来亚）和侨生。

上海市三女中编撰成3本《圣玛利亚女校》系列丛书及1937年张爱玲毕业照

振保诧异于红玫瑰把“蕊”写成了三个字，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张爱玲对于华侨同学中文的印象。当年香港跑马地墓园柴扉式的大门口就挂着一副绿泥黄木的对联，上面写着“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这股对联就是张爱玲所谓的华侨口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士洪评论红玫瑰的名字时，说：“你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欠大方。”张爱玲则讽刺马来亚文明说：“马来亚是在蒸闷得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她又嘲弄华侨女同学的口音，说：“她们的话不好懂，马来亚口音又重，而且开口闭口‘Man’，倒像西印度群岛的土著，等于称对方‘老兄’”；她还调侃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月女，说：“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北京，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没有北京，也就是脱离了帝国权力的管辖；没有传统，也就是不曾受到礼教的浸润；没有跳舞，也就是没有经历西方（现代）的诱惑，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非中非西，非传统非现代，这似乎就是夹在中西之间作为第三者存在的南洋。因此，对于红玫瑰的刻画，张爱玲的笔端明显采用了从高处鸟瞰的视觉，带着从北京审视边缘的口吻。

“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

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华侨”，背井离乡，抛家弃子，离开了父母之邦，乘船历经海上的风浪，辗转抵达了被海洋包围的东南亚。这些华侨，是作为大中华边缘的他者出现，是作为“我们”的对照而展现。正如《倾城之恋》的主角、来自于马来亚的华侨范柳原自称：“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这样，华侨和“真正的中国人”是分割并立的，是他者。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华侨”这个称谓反复地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出现，如以下的一段对话。

士洪笑道：“你不知道他们华侨——”才说了一半，被娇蕊打了一下道：“又是‘他们华侨！’不许你叫我‘他们！’”士洪继续说下去道：“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

“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虽是戏言，何尝不是大众的印象呢？从外形上看，华侨又瘦又黑，如张爱玲所言，比中国人黑，比印度人瘦；而华侨女性则身材玲珑，嘴唇饱满，充满了和传统中国审美大不一样的性感和肉欲；从物质上看，华侨很有钱，正如俗语所说：南洋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无论是范柳原还是其他侨商，都是“星洲富豪”；从文化和教育上看，华侨没有文化，言辞带有“华侨口吻”；从男女关系上看，华侨比较随意，所以才有红玫瑰的两次与租客有私情；而“马来亚男孩子最坏了，都会嫖”。

无独有偶，张爱玲的南洋，和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也是吻合的。丁玲成名之作《莎菲女子的日记》里面的男主人公凌吉士，就是“一个十足的南洋人”，有个做橡胶生意的父亲。钱钟书的《围城》开头就花了许多笔墨来描述欧洲学医回来的混血儿鲍小姐。鲍小姐皮肤“暗而不黑”“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巾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她“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上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这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红玫瑰。同样留学归国的苏小姐却似白玫瑰，她的“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白皙，单薄，瘦削，硬线条，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振保的妻子孟烟鹂么？

钱钟书和张爱玲的笔，刀锋锐利，入肉不知，而后却让人感觉到一丝丝的刺痛，痛彻心扉，却叫不出声来。钱钟书写鲍小姐的混血出身，其实就是张爱玲的“他们华侨”的隐喻：混血的结果便是“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他俩还不约而同地突出了华侨女生学医的背景，更加令人推测，这究竟是当时的实情，还是两位不露痕迹的嘲讽？

另一方面，艳羡与嘲讽同在。华侨是新兴产业的象征，是南洋的橡胶园、锡矿和跨地区商业在上海的展现。提到南洋和华侨，人们不由不带着一两丝如有若无的妒忌和艳羡。

“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

范柳原自称“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对文化他者——“他们华侨”——作的注解；不过，此处的范柳原还象征了华侨的另一个呈现，那就是新兴的海外商机及其带来的财富。

范柳原“今年三十二岁，父母双亡”，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西亚等处”。不仅在南洋的产业和生意代表着财富，连和南洋的商业联系，也是上海（也就是近代中国）财富的来源，所以红玫瑰的丈夫王士洪就跟前来租房的老同学振保说：“前些时没来得及同你说，明儿我就要出门了，有点事要到新加坡去一趟。”在张爱玲的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中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张爱玲曾经感叹，生活并不拮据的她，却时常有想象中的窘迫。她对姑姑说：“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她的侨生同学，包括茹璧，她“是汪精卫的侄女”；当然还有橡胶大王们的子女。张爱玲回忆：“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 她又回忆道：“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华侨同学的富裕，使得端着墨水瓶去上课的张爱玲感到自己的相对贫困，带着一丝妒忌的尴尬从那时起就在她过于敏感的内心深处播种发芽，多少年后都没有消逝。

张爱玲塑造的南洋和华侨可以概括为上述的方式，但也并非完全如此。看似风流成性的娇蕊，带着孩子去看牙医在公交车上和振保偶遇，面对振保冷笑和讽刺“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她并不生气，反而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别的是什么呢？自然是爱。红玫瑰这段话，揭示了她成长后对于男女关系本质的把握，令人心酸和感动。而华侨女生如苏雷珈在香港战火中的表现和成长，也令张爱玲感佩。“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可是，在日军的炸弹下，“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她和男护士“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同样的，马来亚的自然，一方面象征着野蛮与落后，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人渴望的自然与纯朴。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流苏说：“我陪你到马来亚去。”流苏问：“做什么？”范柳原道：“回到自然；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马来亚，马来亚的森林，无疑代表着南洋那种原始自然的状态，没有像范柳原装的假，也没有流苏和她周围家人的耍心眼。

“她只知道星加坡陷落的时候，二婶坐着难民船到印度去了”

张爱玲关于南洋的书写，既有张本人的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张本人的观念；而张爱玲书写的南洋和南洋人物的巨大生命力，更加反映了张对南洋印象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令人不得不琢磨其知识产生的社会和心理背景。张爱玲前半生最亲密的好友炎樱就是斯里兰卡和天津的混血儿，是她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她或许带给了张爱玲一些间接的热带知识。而香港大学侨生则是张爱玲南洋构建的一个直接来源。另一个直接能向张爱玲分享南洋印象的无疑就她的母亲黄素琼，张爱玲则称她为“二婶”。所谓“二婶”，就是张爱玲的母亲。因为张爱玲从小过继给大伯家，所以反而叫父母为二叔二婶。

张爱玲与炎樱

黄素琼，后来改名叫逸梵（Yvonne）。她裹着小脚，抛夫别子，陪着小姑子留学欧洲。在欧洲，她画油画，因而认识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一双小脚既在阿尔卑斯上滑过雪，也在地中海游过泳；她几次路过新加坡，也曾到过爪哇，因为“她有个爪哇女朋友一定要她去玩，所以弯到东南亚去了一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去了新马，她曾经打算加工新马的皮毛做生意；她有个男友，“英国商人，比她年青，高个子”，“仿佛听说在星加坡”；日本入侵时，“劳以德打死了，死在星加坡海滩上”；随后她坐着难民船去印度，在印度担任过尼赫鲁二个姐姐的秘书；二战后，她回到了马来亚，“1948年她在马来亚的一所侨校教了半年书”。实际上她是在吉隆坡坤成女中教书，和和青年女同事邢广生结交，不久就去了伦敦。1955至1956年，马来亚华校视学官王宓文和妻子丁俨来到伦敦，经邢广生介绍，他们认识了黄素琼，并有交往。王宓文夫妇的公子王赓武当时在剑桥念博士，曾随父母一起拜访过黄素琼。

黄逸梵

母亲的南洋经历，给张爱玲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南洋细节。榴莲糕、咖哩、沙袋、巴里岛的舞蹈、沙笼、柬埔寨的神殿和佛像以及马来亚的森林，这些时常在张爱玲的笔端涌现。她在《倾城之恋》中写道：

吃完了饭，柳原举起玻璃杯来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着。流苏道：“有什么可看的，也让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里头的景致使我想起马来的森林。”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黏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积着的茶叶，蟠结错杂，就像没膝的蔓草和蓬蒿。

这种栩栩如生的马来森林的景色，非亲见者不能形容。笔者很怀疑这是母亲对张爱玲的描述。

张爱玲的南洋印象和想象既有着宏观的社会背景，也有着个人的联系。总而言之，那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对于海外世界，特别是对于隔海相望的南洋的开发。因为有了下南洋，所以才有了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范柳原。遗憾的是，张爱玲最终没有完成郑和下西洋的小说，给“张粉”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笔者倒以为，这未必是件坏事。毕竟，对于未曾下过南洋的张爱玲来说，这部小说的历史感太浓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