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靖康之难后的信息秩序重构

靖康之难使朝廷与士大夫之间关系的结构性转变趋于稳定，这不仅体现在社会领域中，也体现在政治交往上。越来越多的士人所关注的地方主义，被政治交往的关系和结构中的变化相抵消，这为士人介入时事讨论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并使朝廷及其事务成为士人关注的中心。这种变化表现在三个主要层面上：制度层面、法律史层面和文本制作层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搜山图》局部，最初标为元人作品，现一般认为是南宋画。画面描绘一群凶神恶煞正在满山追杀妖怪，妖怪大多作宋贵妇人装扮，追捕屠杀者穿着辽金的异族服饰。

首先，在制度层面上，这种变化表现在宋朝初期数十年间为集中交流建立起来的机构的扩大化，但从11世纪晚期以降，这种制度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士人网络的渗透影响。在10—11世纪，宋朝统治者们实施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政策，这些政策远比汉朝、隋朝和唐朝前人们的政策更加激进。例如，科举考试制度作为一种三级制度，在理论上最终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圣裁，这被认为是长期独裁统治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毫无疑问，宋朝的政策和政治理论，为皇帝乾纲独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期间，以帝国对地区和地方权力拥有者的制度化控制为目标的早期中央集权政策逐渐被重新调整，允许朝廷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双向往来。诸如科举考试、国史院和进奏院等机制在宋朝统治的最初数十年间，旨在重新确立对官僚主义和地方士人的君主控制，并在12世纪朝廷和各地之间的交流中同样发挥了额外的作用。它们发展成为低级官员和士人搜集有关朝廷及其政策的信息，对其加以讨论，并将其反馈给中央网络的工具。

例如，进奏院从8—9世纪在唐朝都城中设立的节度使情报机构，转变为一个中央部门，其任务是为朝廷在10世纪后期收集、整理和选择性传播信息的兴趣服务。这个任务被证明很难完成。有渠道进入宫廷收集信息的进奏院工作人员和中间人屡屡遭指控；在得到授权并通过适当的官方渠道发送之前，他们就出售朝报和其他朝廷新闻。官方朝报（州府官吏）的预期受众，与当地士人共享这些朝报，而被称为“小报”的私人衍生品则在都城的大街上售卖。到了12世纪，在私人信件中引用朝报上面的文章，并出现了一种捕捉读者在“读朝报”时印象的新诗歌子类型。关于人们对新闻条目反应的写作和出版实践，表明了人们已经认可朝报更广泛的传播功能。

对士人来说，最迟在12世纪时，朝报已经成为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帝国范围内的想象共同体的场所。在12—13世纪的士人中，阅读朝报表现了他们对时事更普遍的兴趣。他们出于个人原因阅读朝报，也是为了与同事和朋友在官方沟通网络中的垂直层级上建立联系来阅读它们。人们广泛传播朝报的同时，还与明确要求把学者和学生们纳入政治团体的呼吁相一致。

《十八学士图》，南宋 刘松年

其次，在法制史的层面上，结构上的变化体现在朝廷的整体趋势上，即要在不断增长的出版法规，与承认士人的信息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在11世纪和13世纪中叶之间，宋朝政府多次颁布禁令，禁止泄漏、传播和出版不同类型的官方文件与文件汇编。这些规定针对的是单篇文件、朝报、档案汇编、国史、关于边事的奏议和科举策论。关于宋朝立法中何种材料被认定为敏感材料的变化，既反映出超出其预期受众范围的材料的扩大范围，也反映了印刷媒介在其传播过程中使用的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章重复出现，表明它们的执行是时断时续且不起效果。为查阅和重复使用，藏书家和读者可以接触到有针对性的资料。私人藏书家在他们的藏书及其目录中，包括了转变成国史不同阶段的档案汇编以及其他的违禁材料。就像王明清和张世南等笔记作者所做的那样，科举考试类书的编写者和坊刻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收录了最新版本的档案汇编和国史的摘编。王明清还将单篇文件，转录到他连续印刷出版的笔记中。华岳的军事专著被编入类书中，并在1213年的禁书令后以其他书名形式加以传播。坊刻者还将有关边事的策论和奏议收集到论文集和分类类书中，在这些图书中，它们继续为学生们可能要处理的问题类型和材料范围提供证据。这样的违规行为会被起诉——而且他们也被忽视了。此外，朝廷默许抄录违禁材料并将其保存在家庭藏书中的做法，因为它奖励藏书者在宫廷图书馆丢失原件时，允许朝廷抄写人员获取这些材料。

回想起来，我们看到了默许流通违禁国家文件对帝国结构和传统的维护有重大影响。回想一下，保密和公开也可以被视为平行的过程，确保了越来越多的士人继续合作。对士人来说，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使得接触时事变得重要。首先，在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中，必须熟悉档案收藏和宋朝历史。其次，除了国家官僚机构之外，还需要熟悉宋朝的历史和时事，为科举考试中的策论做准备，并且这也成为士人交谈的标准。第三，士人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依赖朝报及其衍生品，并在社交网络行为中，使用有关新任命和近期政策决定的信息。

书籍和媒体史学工作者对禁令和审查制度的关注，掩盖了宣传的重要性。在宋代，宣传是国家控制中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一套既坚持保密又承认公开的控制系统，对宋政权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未经编辑的报告以及诸如单篇文件和朝报等更为敏感材料的流通，使朝廷牢牢地处于士人网络和兴趣的中心。即便这些体裁被未经授权的读者所掌握，通过将朝廷置于竞争网络的中心位置，这些体裁确立了其政治权威。王明清的一系列笔记，同样体现了朝廷在12世纪士人话语中的持续中心地位，其中作者及其对话者连篇累牍地评论宋朝廷，并继续将家庭声望视为在朝廷上取得成就的一种功能。

士人与官方记录的接触，也加强了他们对王朝的认同。王明清和他的信息提供者，从宋代的档案和史料汇编中汲取了大量的资料，而且还分享并抄录了并没有包括在其中的诏令、请愿书和书信。笔记的流通，为讨论宋代的官方记录，并用其他相关资料加以补充和修改提供了一个途径。

档案的披露仍然模棱两可。它为评价特殊的宋代政治家的表现和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创造了空间——在王明清的例子中，秦桧的大权独揽与和议政策。另一方面，朝廷坚持保密的做法，使得那些可能会以与现在统治体制不符的方式修改记录的人偶尔遭到起诉，就像李光和其他人的笔记与史书在12世纪40年代遭到没收一样。保密以及执行为保护它而实施的规则所带来的威胁，是对朝廷承认士人可以获取其记录的补充。

第三，朝廷在学术话语中放弃了干涉主义的立场，进一步体现在与其事务有关的文本的制作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整个宋朝历史的前半段，宋朝档案资料的编纂、诏旨摘要、地图和地方志，以及政书和史学类书，大多是由受朝廷委托的官员编纂而成。在12世纪20年代的危机之后，其中许多没有考取进士，也没有正式官职的私人学者，开始在地方上开展大型项目。他们编制了历史和军事地理、舆地图、档案汇编、政书和地方志，从而采用并调整了以前被朝廷和官僚机构所垄断的体裁形式。此外，随着下层士人的笔记（谈话和阅读笔记的记录）与书信的编写和印刷出版，关于宋朝事务的二次论述在12世纪激增。印刷术的重大进展，同样可以追溯到12世纪。直到那时，它才开始被用于各种各样的书面文本，并越来越多地用于笔记，以及宋代学者和他们最钦佩的那些人的文集中。

上述发展在11世纪晚期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正是这场始于12世纪20年代的危机，促成了一场结构性转型。在随后数十年间，随着对宋朝廷历史和政策相关材料的读者群不断扩大，居住在各地的士人，在确定士人成员标准的文本制作者中越来越明显。朝廷在出版领域，更广泛地说是在管理地方社区或在制定科举考试和课程标准方面的地位持续下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似乎带来了士人致力于帝国的强化，而不是像人们所声称的那样，背离了中央和帝国政府。

致力于帝国政府的表达，是12—13世纪士人所制作的地图、地图集、综合史书、政论集以及史学类书和政书的一个显著特征。舆地图，其中现存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雕刻在大型石碑上或由私人和商业印刷者刻板，以促进在文化精英之间更广泛的传播，涵盖了昔日宋政权的全部领土，勾勒出中国联邦应有的轮廓。12—13世纪的碑文，伴随中国疆域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图形表现，承认了这一历史事实，即从公元前8世纪西周解体到作者写作时期，分裂统治时代在历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这些地图及其与之相关的诗歌，表达了精英间要把收复北方和全面恢复宋朝统治放在政治议程上的决心。在13世纪的文本《儒学枢要》中，士人知识的基础被定义为1127年前的宋帝国的行政地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年表（包括宋朝所有君主直到宋宁宗的年号），以及对其中宇宙概念的概述，这些概念结合了宋朝廷在中国历代王朝更替中的地位合法性。与此同时，这一作品的编者将宋朝廷的合法性与收复北方家园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刚刚有影响力的新儒家传统在其论著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领土问题的优先次序，也对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产生了影响。忠君爱国被定义为朝廷致力于恢复宋人的家园。

最后，文本交换网络的结构和地理范围，是士人对于统治王朝事务文本创作数量激增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像施坚雅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这样的流行模型，导致了对帝制中国政治交流的分析，这些分析涉及两个或多或少不相关的领域，即自上而下的行政层级和局部的交换节点。精英交流的地理仍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未被人们探索的领域。在12—13世纪通信和笔记中记录的信息共享网络的地理分布，表明跨地区交流是帝国精英间的一种常见现象。这可能进一步意味着，即使我们承认士人的婚姻模式在1127年之后在地理上受到更多限制，他们因此加大了在地方关系和地方利益上的投入，但这并不妨碍与中心持续的政治接触，甚至是一种对帝国依赖的强化。

总之，1126—1127年的地缘政治危机，导致了信息秩序的重构。士人成为与宋代历史和时事有关的所有文本的主要制造者和消费者，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向刊刻出版，以传播这些文本。在这些文本中，收复北方仍然是一个核心主题。传播并讨论这些文本的通信网络，遍及南宋帝国的广大地区。朝廷和中央政府机构在文化生产领域失势。但是，由于对来自中心的主要文本的需求，他们继续行使控制权。中央政府和朝廷工作人员在传播单篇国家文件、档案材料和朝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信息的传播和为此目的使用印刷术，不需要与公共领域联系在一起。在晚期帝制中国历史上，时事大规模地泄漏给官员和非官员，都有可能被看作是巩固帝国的关键因素。

靖康之难及其后果，对于帝制历史，特别是对中国历史在其中的表现有何影响？首先，我们通过在帝国比较研究的核心——中华帝国史中插入一个非典型的案例，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维护帝国传统的叙述，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历史关联性。司马光对于分裂现象普遍性的著名观察提醒人们，1127年之后旷日持久的地缘政治危机，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随着13世纪末蒙古统治下的统一，分裂统治时期至多持续了数十年，宋代地图中所描绘的中国领土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已经成为一种过去。尽管元朝和明初朝廷的暴力、胁迫和制度创新也促成了这一变化，但精英阶层与中国和获胜一方的夷狄政权的合作，通常也因其恢复领土统一的能力而获得公正的评价。艾森施塔特及其追随者，理所当然地强调了士人精英在中国政治史上的作用。笔者关于士人精英对靖康之难的反应及其随后对信息秩序重构的考察表明，他们对于从12世纪以降统一帝国的形成与维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这一事例也表明，明克勒在帝国维系的过程中，将接受帝国使命视为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对士人来说，这是对1127年危机集体反应的结果。危机时刻和不同社会群体对危机的反应，应该在帝国和其他类型政体的比较历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长期发展奠定了士人日益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对科举考试的认可，以及应举的人数呈指数级增长），但只有到1127年以后，他们才开始在文本和图像中描绘一个理想化的中华帝国。

第三，士人沟通通讯网络进一步支撑起帝国的使命，这些网络不仅从行政组织的下层垂直延伸到帝国的行政中心，而且横向跨越区域边界。旅行和接待旅行者是士人生活的一个共同特征，作为学生物色老师，参加科举考试，年轻的男性和家庭成员一起外出旅行，或者像那些被任命为官员的人一样在仕宦所在地、家庭和都城之间穿梭。书信和笔记的语料库不断壮大，这进一步证明了远近关系的建立。我们应该更详细地探讨精英通信网络的结构和地理特征，它们所维持的身份，以及它们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动力，以考察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千禧年帝国的长期维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维持或收缩中所发挥的作用。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中国史教授。本文节选自魏希德著、刘云军译《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