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晞乾2009年发表的《张爱玲的牙牌签》一文，第一次披露了张爱玲1950年代用宋淇家的《牙牌灵数》起课求的签文。开篇作者便引了宋淇的文章，说这部牙牌签书深得张爱玲欢心，大凡“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即使后来略有变化，还是相信“它究竟有八九成灵验”。文章将张爱玲求的牙牌签和前后发生的事联系起来，从占卜的角度谈她的心理、性格和人生观，写得非常有趣，作者推测签书是清末流行的岳庆山樵的《新增牙牌灵数》也很准确。只是关于牙牌起数（占卜），以及张爱玲和牙牌数的关系，似乎还有再探究的余地。
《牙牌神数》或称《牙牌灵数》，这书久已消失于现代生活，偶尔能在旧书网站上找到。笔者手头有的是台湾地区竹林书局影印的《牙牌神数七种》，一共125课，最后有一段：
按数分五类，每类二十五数……数词四句，事变万物，惟在占者诚心求之，则无不应验。如占得之数与所问之事语气未谐，当于字句间玩味详测之，所谓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也。
说到牙牌，也就是常说的32张骨牌，可能《红楼梦》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这一回最为人熟知，不过贾府是用骨牌组成不同花样来行酒令，和占卜起课大不相同。而且从书中看，即使在《红楼梦》作者生活的时代，这种行令方式也不是那么普及，贾府就必须等鸳鸯在场才可以玩这种游戏。到清末，骨牌最盛行的玩儿法是占卜和赌博。
占卜，也就是牙牌取数，后世大多采用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的说法：
牙牌之戏，相传起于宋宣和时，其来久矣。近世有《牙牌数》一书，借以占卜，盖亦古者棋卜樗蒲卜之类也。
他还记下了一则故事：
光绪己卯岁江南乡试，无锡诸士子于榜前占《牙牌数》，其辞云：“大开围场，射鹿得獐。顾盼自喜，中必叠双。”是科无锡县中式者二人，一顾姓，一章姓。顾字明见数中，而“射鹿得獐”句暗影“章”字，尤为巧合也。
这正是《牙牌神数》里的内容。光绪己卯是1879年，《右台仙馆笔记》成书于1880年左右，按照俞樾的说法，此前牙牌占卜就已经颇为流行了。
曾国藩日记中有一条记载，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因为挂念很久没有来信的九弟曾国荃，他请李笏生占牙牌数，日记没有记录这一课的详情，只说“似尚平安”。曾国藩相信卜算，日记中有大量相关内容，之前已有学者指出绝大多数都是用《周易》卜卦，涉及牙牌数的笔者似乎只见到这一例。当然这也有原因，根据他女儿曾纪芬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记载：
昔文正公恶赌具最甚。尝至栗諴兄（即曾纪鸿，曾国藩三子）室，见案上有骨牌，遽取以出，语欧阳太夫人，太夫人以牙牌占课对，文正不之信也。
曾国藩极厌恶赌博，对也可以作为赌具的牙牌自然有所忌惮。这一小段文字很能表现出当时骨牌博戏和占卜的盛行程度。曾纪鸿1881年就去世，上文记载的明显是他青年时期的事，可见俞樾说的不错，牙牌占卜在光绪之前就已经相当流行了。《清稗类钞》中还记有一则嘉庆年间的牙牌占卜，但目前能看到的记载，仍以光绪年间及民国时期最多，文人的诗文日记中也往往有提到牙牌占数的。如樊增祥诗中所说的，大概比较能代表一般士大夫的态度：
鸡占镜卜本无灵，蜗角微名况自轻。底学世间儿女态，强持杯珓问平生。
这是他1883年除夕和朋友黄寿平同在北京过年时所作，小注“是日与寿平占牙牌数”。士大夫对这种占卜的态度游移于参与和轻藐之间，比较微妙。至于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则要直白得多。
《官场现形记》第八回写了山东办洋务的官员陶子尧奉派到上海购买机器，花天酒地之余，特意对人提出自己平生最相信“牙牌神数”，大年初一拿骨牌起课，得出的诗句“一帆风顺及时扬，稳渡鲸川万里航”，认为应验了自己官运和到上海办差。《九尾龟》中男主角章秋谷和家人聊牙牌数，不以为然，觉得是骗小孩子的，家人相信鬼神的事还是有的。章秋谷就不免认为对方“妇女性质，迷信甚深”，劝不动，只好算了。《海上繁华梦》的描写最为详细生动，起数时先点好一匣寿字香末，再取出32张牙牌和《牙牌神数》，第一次16开上上，第二次4开下下，第三次21开上上，于是翻书查看：
成算在胸中，安危道不穷。
淮阴天下士，背水出奇功。
后边还有四行解语和六句断语，内容大致和笔者手边的《牙牌神数》相同，只个别字有异。
《官场现形记》1903年9月开始在报纸上连载，《海上繁华梦》最早有1903年排印本，《九尾龟》的相关部分出版于1909年。这三本小说都是20世纪初风行一时的作品，读者数量相当可观，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切近当时的社会和风气。可见从咸丰光绪年间直到清末，牙牌取数这种占卜活动在社会上极为普遍。
民国时期也没有什么变化，试举几个例子：吴宓（1894-1978）1910年离家入京之前曾经用牙牌占数，问之后去欧美留学的吉凶。他日记中记载卦辞为“海船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御驭,何怕涉风涛”，正是书中的内容，他多年后还念念不忘这几句诗。
朱光潜（1897-1986）提到自己幼年的阅读书单既包括传统经史，也包括《太上感应篇》《牙牌起数》等杂书。杨绛（1911-2016）写到过破四旧的时候，她担心信件和家里藏着的一本《牙牌神数》，后者“这不是迷信吗”？
最有意思的是民国有些研究《周易》的学者，在谈到卦爻辞或者占筮的时候，常常会用《牙牌神数》就近取譬，比如杨伯峻有一段话是谈论如何看待《周易》的：
《周易》本是占筮书，犹如近代的《牙牌神数》之类的书。牙牌神数是用三十二张骨牙牌或者木制牌占卜的。假如你得了个“上上，上上，下下”，自然是先吉后凶，打开《牙牌神数》便看到四句话：“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是用项羽败于垓下，自刎乌江的故事作譬，容易懂。而《周易·卦爻辞》，作于周初，便不好懂。
还有如李镜池(1902-1975)，后世研究者引他的《周易探源》，提到有人将《周易》卦爻辞看作签诀，签纸上写着“姜太公八十遇文王”之类的故事，就如同《牙牌数》中的一条：“三战三北君莫羞,一匡天下霸诸侯。若经沟壑殉小节,盖世功名尽射钩。”讲的是曹沫和管仲的故事。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但不必多讲了，如果说民国时期的《牙牌神数》照样盛行，随处可见，大概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在冯晞乾关于1950年代张爱玲求牙牌签的文章之前，似乎没什么人讨论过张爱玲这方面的倾向，当然以上文提到的那些清末以下的社会环境，张爱玲没有接触到这类书的可能性非常小。而20世纪初的那些小说，在张爱玲的早年阅读经验中也极其熟悉。事实上，张爱玲在更早的作品中就已经写过关于牙牌数的内容了，只是很少为研究者注意。
1947年1月剧本《不了情》完成，电影于4月10日上映，改写的小说《多少恨》则发表于5月-6月的《大家》。小说里就有一段关于牙牌数的描写：夏宗豫去看望虞家茵，发现她正在灯下用骨牌起课，桌上有一本“破旧的线装本的课书”。虞家茵说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夏宗豫虽然“带着点蔑视的口吻”，但也一样起了一课问将来。得出的结果是：上上、中下、下下，查课书上说是“莫欢喜总成空喜乐喜乐暗中摸索水月镜花空中楼阁”（原文如此无标点）。男女主角受到这条签文的影响，都沉默了下来。
这一则也是《牙牌神数》里的内容：
上上 中下 下下
莫欢喜，总成空。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其言近谑，其理无差。
解曰：喜乐喜乐，暗中摸索，水月镜花，空中楼阁。
而在电影里，男女主角共同起课，则明显是简化了的版本，推三次骨牌变成一次，演员念的台词是：镜花水月，到底成空。比起小说更加醒豁明白。
电影《不了情》牙牌占数
如果从光绪年间的江南乡试故事一直看到1940年代后期的《多少恨》，以至于1950年代以后起课的张爱玲邝文美，不难看出求签或许虔诚，但在解签上，大家还是比较自由的。比如夏宗豫的占数，“莫欢喜，总成空”是提要，“小时了了”四句诗是正文，下面还有解和断。但是小说里要预示隐约的悲剧结局，就只选了提要和解的内容。而江南乡试故事，课名下“谋事有成，求财大利”是提要，“大开围场，射鹿得獐。顾盼自喜，中必叠双”是正文，由于中式者一姓顾一姓章，正文诗中的“顾盼”和“得獐”当作了证据，其他的内容自然也就不重要了。这种解释的方法倒也和书中最后所说的要“于字句间玩味详测之”一致。
最后，有一点值得指出，文中提到的所有材料来自目前能见到的文字记录，从俞樾的不置可否、樊增祥依违于相信与轻藐之间的摇摆、清末小说作者借着章秋谷表达出来的不信任，以及最后夏宗豫看到牙牌取数时不自觉的蔑视的语气，在这种差不多盛行了一个世纪的占卜方法面前，相映成趣。
参考文献
《绘图六壬金钱课、牙牌神数、白鹤神数》，竹林书局1999年
《曾国藩全集》之《日记一》，岳麓书社1994年
《樊山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
《吴宓日记：1917-1924》，三联书店1998年
《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
金景芳：《<周易>的两个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
冯晞乾：《张爱玲的牙牌签》，《南方周末》2009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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