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开始，东南亚国家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度假和旅游的首选，较低的物价、细腻的沙滩和蔚蓝的海景，再加上异于中国的热带文化，都是吸引中国人涌入东南亚的原因。在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上半年，到东南亚各国旅游的中国人数1520万，虽然在经过2015、201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速度开始减缓，总体上还是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国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前往东南亚的主力，直到新冠疫情将这一趋势打断。
现在的东南亚包含了11个国家，从地域上来看，东南亚跨越了约35度的纬度和近50度的经度，整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别很大，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与湄公河三大主要河流组成的中南半岛，往东南方向走，则是涵盖了一万多岛屿的大巽他群岛区域，再向北是菲律宾群岛。同时这一区域涵盖了一千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群体，分别信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与各种不同的本地宗教，显示出非同一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东南亚简史》一书中，米尔顿·奥斯本认为尽管东南亚各个社会之间存在不一致，但是许多区域却存在广泛的相似之处，而这在很久之前就存在，比如东南亚国家的宫廷都采用相似的礼仪，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家庭结构也基本相似，核心家庭或者说个体家庭是十分重要的。东南亚各地区的语言也具有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超越了国界，比如印尼/马来语（也就是“南岛语系”）的广泛传播，在现代文莱、东帝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南部沿海地区、柬埔寨和越南，都存在这历史悠久的语言。
在差异性和统一性同样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理解东南亚？我们能将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吗？还是说其内部的差异太大，造成整体的理解其实不太可能？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直思考，而且可能永远没有确定答案，而是需要考虑特定的时期和关注特定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自身观察到的现实和东南亚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马尼拉城市景观
边界的确定：东南亚国家的出现
奥斯本认为现代东南亚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在过去150年里，旧的松散边界和行政安排变得更加紧密，旧的国家存在得以确认，一些新生国家也确定下来。其中最后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是东帝汶，1998年苏哈托政权崩溃后印尼向民主政治转变，在1999年公投后印尼做出了允许东帝汶独立的承诺，在经历二十多年的长期抗争之后，东帝汶最终在2002年5月获得了独立。
地处于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之间的通道，海风带动了这些区域之间的互动，每年的某段时间，赤道附近的信风会改变风向，在中国和印度（为当时两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海面上，为两国商船提供一条便于通行的运输航道。12月至来年3月，来自中国的东北风袭向南方。自6月到9月，海上的东南风又迅速朝北吹至印度。
早在1世纪，东南亚国家就开始了所谓的“印度化”（Indianisation），在这一时期，有限数量的商人和学者僧侣把各种形式的印度文化带到了东南亚主要是中南半岛，而大部分文化被当地人吸收后再融入到他们自身的文化中。这并不是说本土文化完全被取代了，而是一个本土文化与印度的宗教、艺术以及政治理论相结合的过程，比如东南亚各国基本上没有接受印度的种姓制度。
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越南的直接影响，到了18世纪，越南王国与中国在宫廷和官员设置方面颇为相似，如政府结构和礼仪，包括官员的选拔体系，服装样式、职权明确等方面，这也造成了越南在很多方面都是东南亚文化圈里的“特例”。另一个是与“南洋”长期的朝贡关系，到了13世纪，中国开始自己同东南亚展开贸易，打破了位于苏门答腊岛的海洋王国室利佛逝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才达到的平衡。
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开始从欧洲到达东南亚国家，他们开始成为影响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外部力量。到了18世纪，英国、法国开始加入到殖民国家之列，到19世纪晚期甚至20世纪初，除了泰国之外，基本上所有东南亚区域都处于西方国家的殖民之下。欧洲势力和思想对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各种影响，比如西班牙一方面使菲律宾成为了天主教国家，另一方面将其从以小型社区为单位进行统治的方式中变成了一种高度分层的统治模式，这种高度分层直到现在还是菲律宾人的一大特征。
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过程则用了300多年。因为地域广大的原因，由于经济需求（香料贸易）和在这一区域外国竞争压力，其殖民过程在19世纪末期开始加速。到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基本框架才构建起来，通过不断的战争和签订条约，荷兰宣布自己控制了从西部的苏门答腊岛到东边的新几内亚西部的所有群岛，除了帝汶岛东部小块区域受葡萄牙殖民。荷兰人建立的这一框架最终成为了现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马来半岛的三个英属海峡殖民地虽然地处于马来区域，但是当时其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华人的涌入，以及后来的少量印度人，这也是现在这一区域冲突的历史来源之一。英国在划分新国界时也发挥了很明显的影响，婆罗洲成为了东马来西亚和文莱，曾经的文莱苏丹国被当作一个小飞地保留，在1888年成为英国的一个保护国。
东南半岛的国家，除了泰国未受殖民之外，缅甸逐步被纳入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英国殖民下逐渐确立了边界。而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逐步被法国纳入殖民范围，以便利于他们与中国的贸易，老挝在当时其实还是由一些诸侯国甚至更小的国家组成。
欧洲国家的殖民本质上是复杂而且多样的，包括经济转型、资源掠夺以及关于“进步”的种种观念，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本地社区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为现代东南亚国家基本确立了边界，之后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漫长独立过程，现代的东南亚国家版图得以正式确立。
从马尼拉到雅加达：贫富差距的扩大
2017年2月，我坐宿务航空的红眼航班第一次去东南亚国家菲律宾，凌晨五点到达马尼拉国际机场，机场大厅里冷气十足，我坐在候机处的木制座椅上昏昏欲睡，对面的Dunkin' Donuts在营业，不知道是整夜未歇业还是刚开门。两个小时后坐上了转机，十点左右到达薄荷岛（Bohol）的塔比拉兰机场，走出机场大厅，室外的热烈气浪和略带咸湿味的海风扑面而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群本地人试图拉着我们打车，我跟几个同行的中国小伙伴拼了个车，路边是棕榈树、椰子树、蝎尾蕉以及大部分从未见过的热带植物，铁皮顶的房子是第一次遇到的热带特色。阿罗娜海滩附近的当地民宿简单干净，房间里的空调噪音声音很大，但是勉强能用，海滩边是各种奢侈酒店和潜水店，里面塞满了来自欧洲和东亚的年轻人，大多数店员是本地人，他们每月的工资比一晚的房费还低。
阿罗娜海滩
我决定去附近逛逛，转到海滩背后沿着一条土路向前走，路边有一些木房子，外墙已经破旧，很久没有修补，门外一个木棍上绑着几只斗鸡，旁边还有养着牲畜的木棚，从挂着布条的窗口缝隙看进去，室内只有几个简单的木制家具，母亲带着几个小孩坐在地上，十多岁的孩子穿着破烂的T恤，更小一点的则完全光着身子，他们看到我之后微笑着跟我挥手，好像并不感到意外。
返回马尼拉后，我借住在一位菲律宾朋友位于马卡蒂（Makatti）的单间公寓，公寓不大，但各种现代电器齐全，大楼顶层是私人游泳池，公寓附近是菲律宾最繁华的金融商业区，包括马卡蒂街、阿亚拉（Ayala）街和最繁华的绿带商圈，到夜晚时分，穿着光鲜的本地男女开着豪车，出没于附近的高级饭店和酒吧。而跨越到帕西河之北，我们就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汤都区（Tondo），人们挤在简陋的棚屋里，有些甚至直接露宿街头，每天的生活是在垃圾堆里挑拣食物残渣，加工之后再次食用，人均寿命也极短。据统计，大马尼拉都市区接近1600万人口中，35%生活在贫民窟，其中三分之二是儿童。
Tondo贫民窟
以此为开始，我因各种机会去了东南亚的不同国家，而同样的感受不断重复，在不同国家的首都，从马尼拉、胡志明、吉隆坡到雅加达，总是可以看到钢筋和玻璃建成的商业大厦，人群涌动的商场，豪华的酒店和会议大厦。而在繁华的商业区之外，总存在着另一片与之完全相反的贫民窟，更不用说遥远的岛屿和乡村了，高速的城市化趋势带来的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
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末，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普遍经历了一个增长的过程，东南亚相对开放、教育程度较高以及较稳定的社会，吸引力庞大的外资，也使得这些国家已经到达某种程度的稳定状态。而现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超过了3000美元，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长期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代表更平均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贫富差距与金字塔顶端的收入比例差距不断增加。在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中，印度尼西亚过去十年来的发展主要受惠者是20%的人群，其余80%的人口在收入上远远落后，而有40% 的人口的收入实际上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一天收入2美元的贫穷线。
来自欧美的观察者们都试图去解释这一现象，比如新近出版的《季风吹拂的土地》的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东南亚国家有如此大量的资本和产值，为何始终无法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正义与自由？他认为在权力结构上因为赡徇制（Patronage）与犯罪免罚这两种属于过去王权统治的统治手法的存在，长期阻碍了人民获得自由。但是类似的答案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是在看似客观的立场背后，用西方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去评判在此地发生的事情，对于本地文化规则要不是完全置之不理，要不就是从完全的负面角度去解释，赡徇制（也就是贪污腐败）在书中被当成了东南亚所面对的困境的中心原因，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并未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
长期研究东南亚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爪哇人很可能像柏拉图一样，并没有抽象的权力观念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格限定，但同时他们对“具体的”权力有着清晰的概念，它是宇宙中固有的一种神力（mana），可以在神奇之物、灵魂和人类（包括他们的性器官）中被发现。在他看来，深入理解本地人的内部观念才是理解当地文化的关键，这样才可以一步步地从一个社会场域到下一个社会场域去（包括管理制度、外交、税收、农业等等）打探究爪哇人所理解的理性，从而去解释一些在外部人看来并不理性的行为。
多元统一：现实还是理想？
作为印尼的国家格言，“在差异中寻求统一”（Unity in diversity）在创立之初就被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人苏加诺确立，他一方面在领土争端中保持强势姿态，在西巴布亚岛、婆罗洲北部的争端中争取民心，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所谓的“指导式民主”在印尼的一万多个岛屿中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到了苏哈托主政时代，每个星期六，从亚奇省到巴布亚省的全国公务员都会举行升旗典礼，他们一律穿着款式雷同的爪哇蜡染服，衣服上都饰有象征印尼建国五原则的老鹰图。
到了20 世纪70年代，为消除地方差异，使管理体系走向现代化，苏哈托努力帮全国建立统一的政府架构，也鼓励爪哇人施行“内部移民”，去其他岛上出任公职或谋生，但实际上这种移民并未与当地社区融合，而是自成一体。苏哈托努力想要“将不同的种族融合成为一种人——印尼人。”
但是差异并未消失，印尼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始终在不同层面上上演，在《印尼ETC.》一书中，伊丽莎白·皮萨尼介绍了不同的岛屿如何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比如拥有像炼乳或蜜糖一般“浓厚”或“粘稠”的传统的西松巴岛，岛上特有信仰马拉普教每年的习俗，“受苦月”期间，村民生活必须有所节制，妇女不得在天黑后捣米，也不能梳妆打扮、大声奏乐，敲锣、宰牲、庆典一律遭禁止，但庆祝受苦月降临的活动仍可如常举行。印尼许多岛屿的集体生活——出生死亡、结婚离婚、遗产继承、文化保存、教育活动——全靠传统知识与先人智慧奠定根基。
除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印尼所面临的冲突还有分离主义，20世纪50年代，若干地区起而造反，西爪哇、南苏拉威西、西苏门答腊、亚齐省的叛乱分子渴望组成伊斯兰政权与雅加达政府分庭抗礼，信奉基督教的马鲁古省也打算独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帝汶、巴布亚、亚齐三地主动发起抗争活动，但只有东帝汶在1999年获得独立，但是内部的分离活动始终是印尼面对的问题之一。
而在马来西亚，主要的内部冲突发生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印度人相对较少），在19世纪殖民时期，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人力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马来西亚，华人进入了一些本地马来人不愿意进入的行业，比如锡矿业的矿工和小商店的店主，再加上一些华人有经济上的优势，他们跟殖民政府一起成为了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群体。虽然马来西亚作为苏丹国，马来人作为“国家的人民”享有特殊权利，但是华人在经济上的优势往往会引起当地人的嫉恨。
这种嫉恨的来源还来自于各种社会和宗教的因素，比如早期华人被当成了殖民征服的税收员和代理人，华人在遭遇冲突时也不愿用印度尼西亚的习惯法来解决，而是诉诸于殖民政府法律，这些外来移民很难被当地社区同化，他们自己也常常用“旅居者”（sojourners）自称，因此受到的怨恨也越来越强烈。在独立时，马来人和华人的政治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谅解，这些安排的要点是：马来人将在政治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而拥有强大商业力量的华人则继续以一个特权群体活跃在经济领域。
这样相互妥协的安排并没有给马来西亚带来和平，在1969年马来人和华人在议会选举的游行中爆发了持续了四天的野蛮全体暴乱，年轻的马来人和华人相互攻击，最后导致数百人死亡。其后政府通过修正宪法的方式强化了马来人的特权，比如在包括议会的场所，马来人的特权不容置疑，通过配额的方式增加马来人进入大学的比例，以及“新经济政策”为马来人的企业提供支持，以打破华人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现状。
缅甸内部的冲突根源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于不同的政治团体，以军方为代表的团体支持保守主义，而以民盟为代表的政治团体则试图推动民主化进程。另一个则是由缅人和其他族群之间的长期对抗引起的，这种冲突的根源更长久，主要族群缅族和几个重要少数民族如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和钦族之间存在复杂关系，高地民族不愿接受缅族人试图强加给他们的政府，原因之一在于缅族虽然人数上占优，却不像中南半岛其他国家那样主要民族占据了超过85%人口，虽然如此，这种高地少数族群和低地多数族群的分化状态，实际上在这些国家内部也很普遍。
今年2月缅甸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将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扣押，国内局势一度混乱。我们或许可以从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缅甸诸高地的政治体系》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在本书中，英国人类学界试图突破当时学界主流的结构功能论，提出了著名的“钟摆论”，解释缅甸高地民族克钦社会中贡萨和贡劳制度近150年时间的转化。在克钦人的社会中，理想的贡萨制度是类似于生活在低地的掸人社会，有着等级严明的体系，而贡劳制度则认为所有的世系群都是平等的，但这两个制度都因其内在的矛盾，在现实克钦社会中是无法做到的，因而只是理想形态，而在现实的克钦社会中贡萨制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中间政体，它始终在贡劳民主制和掸邦君主制之间不断“摇摆”。
这种“钟摆式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释缅甸社会当今的局面，在今年2月的军事政变之后，社会开始朝着类似掸邦君主制的集权社会转变，这一转变在西方社会看来是东南亚“民主”进程的又一次倒退。作为美国输出的主要价值观之一，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民主”被当成治疗不同国家问题的良方，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输送到了世界各地，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各区域的现实政治，比如近期缅甸和阿富汗发生的变局，或是在学术界的不同意见也很多，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一种“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世界将重回冲突的时代。
一直以来，人类学都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即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无论差别有多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相互的理解的，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和不同背景的族群都可以和平共处。但是东南亚的历史在不断提醒我们，理解是有限的，和平是暂时的，冲突是永恒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不断的重复。
可以看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的现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我们期望通过关注近期的发展得到一个笼统的概括，似乎不太可能，更需要通过对特定问题和情况进行关注以期达到更深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位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交际处，东南亚国家都试图在两者之间获取某种平衡状态，而理想的“多元社会”的实现，还需要东南亚人自己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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