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问题一直困扰着清帝，对于自关外入主中原的清朝而言，“夷夏”问题作为一种政治忌讳，时不时卷起风潮，触碰到清帝的敏感神经。清帝一方面采用严厉的删削、禁毁策略，对涉及到夷狄问题的图籍进行全面处理；另一方面，也试图树立起一套新的夷夏观，对传统的夷夏观进行了颠覆性改造。
删削、禁毁的策略
晚近学者黄节较早发现康熙时编修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后省称《汇纂》）中对《左传》《公羊传》有关“夷狄”文字刊落的情形，他觉得清帝作如此处理，是为“崇高其地位，使释经者忘夷狄之耻”，满人至关外入主中原，作为东夷异族，于图籍中的夷夏之防、攘夷大义保持相当敏感与警觉。
不止《左传》《公羊传》，康熙的《汇纂》还对宋儒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后省称《胡传》）中申发攘夷之论的地方皆加以删削。如僖公元年“夏六月，邢迁于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胡传》云：
书“邢迁于夷仪”，见齐师次止，缓不及事也。然邢以自迁为文，而再书“齐师、宋师、曹师城邢”者，美桓公志义，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兴师，亦圣人之所与乎？中国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迁徙奔亡，诸侯有能救而存之，则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兴师者正，能救而与之者权。
《汇纂》中对此文字完全加以删除。如僖公三十年“夏，狄侵齐”，《胡传》云：
左氏曰，晋人伐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遂侵齐，诗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四夷交侵，所当攘斥。晋文公若移围郑之师以伐之，则方伯连率之职修矣。上书“狄侵齐”，下书“围郑”，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也。
《汇纂》将《胡传》中讨论“攘夷”的内容“诗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四夷交侵，所当攘斥”加以删除，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除了隐形的删削手段，亦有因夷狄问题而产生文字之祸的治罪手段，康熙时处置过一桩私修明史的案子。浙江人庄廷鑨购得明人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并延请一大帮士子加以编纂，不久庄氏病殁，其父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1660）将此书刻成，名为《明史辑略》。次年为人告发，庄允诚随即下狱，庄廷鑨亦遭开棺戮尸。康熙二年（1663年），凡与此书相牵涉的人员，包括作序者、校阅者以及刻书、卖书、藏书者皆被朝廷处死，庄廷鑨之弟庄廷钺也遭凌迟之诛，殃及同族，此案牵连到了千人之众。《明史辑略》中涉及到满洲入关以前的历史，直言不讳地称满人为“奴酋”“建夷”“虏”等，这些明显带有强烈的夷夏之防情绪的文字，触及到清廷的忌讳，遂酿成惨案。
康熙皇帝
乾隆对夷狄问题的敏感程度，亦毫不逊色于其祖父，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对图籍中所涉“夷夏之防”字眼皆加以严格处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湖广总督进呈的应毁各书清单中有两部书赫然在列——明人郑晓的《四夷考》与叶向高的《四夷考》，郑著下附“内载《女直考》，语有违碍”之语，而叶著中列有《女真考》，将女直、女真列入四夷，这显然是于满人之大不敬，故遭禁毁。除了明确含有“夷狄”“四夷”字眼的图籍之外，还有带有容易引发夷夏之防联想的词句之图籍，亦是稽查、销毁的重点。四库馆臣制订《查禁违碍书籍条款》，其中有一条说：
自万历以前，各书内偶有涉及辽东、女直、女真诸卫字样者，外省一体送毁。但此等原地名，并非指斥之语，现在《满洲源流考》内拟考核载入，似当分别办理。如查明实止係纪载地名者，应签出，勿庸拟销。若语有违碍者，仍行销毁。
在万历之前书中偶有涉及“辽东、女真、女直诸卫字样”者皆要销毁，“若语有违碍者，仍行销毁”，“辽东、女真、女直诸卫字样”皆是满人入关之前的称谓，辽东、女真、女直诸卫从地理方位上就属于“夷狄”范围，故这些称谓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满人来源于“四夷”的身份。
乾隆四十年（1775），湖南巡抚觉罗敦福查缴了陈祖法所著的《古处斋集》，其内第四卷《闱中》《秋感》二诗中有如“惭缨络、泣冕旒、无明发、击短缨”等句，被指“语涉诋毁，不应留存”“请旨销毁”。另外，清初祝廷诤所作的《续三字经》内有“发左披，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字样，戴移孝、戴昆父子所著之《碧落后人诗集》、《约亭遗诗》内含“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之句，皆被视为“系怀胜国”“指斥本朝制度”而遭惩治。汉人遵从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头发受之于父母，剃发是为大不孝，而满清入关以后要求剃发，披发左衽是夷狄风俗，故陈祖法、祝廷诤与戴氏父子皆是借“发”暗讽满人，隐然表露夷夏之防，遂遭到清廷严肃处理。
《四库全书》对宋儒胡安国《春秋传》中的“夷”“狄”违碍等文字亦进行了大规模处理，将胡安国《春秋传》激烈讨论夷夏之防的文字皆加以删削、铲除。如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胡传》原文云：
戎狄，举号外之也。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天子与天地参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独外戎狄乎？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载覆者，王德之体，内中国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夷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为此说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会同之有，书会戎，讥之也。
《四库全书》录入之《胡传》查不到此段文字，胡安国在此花费大量笔墨对《春秋》经文发表议论，将戎狄与“小人”同视，反复陈说“内中国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警惕猾夏之祸，意在使人“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认为《春秋》经中书会戎，是讥戎狄也，通篇皆在议论戎狄与华夏的区别。这一讨论很容易引发满人作为外族的联想。文公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洛戎，盟于暴”。《胡传》原文云：
《春秋》记约而志详。其书公子遂盟赵盾及洛戎，何词之赘乎？曰，圣人谨华夷之辨，所以明族类，别内外也。洛邑，天地之中而戎丑居之，乱华甚矣。再称公子，各日会，正其名与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国夷狄终不可杂也。自东汉以来，乃与戎杂处而不辨，晋至于神州陆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乱，许翰以为谋国者，不如学《春秋》之过，信矣！
此段遭全文删削。胡安国认为，《春秋》中两书公子遂以及会的具体时间、地点之缘由，是“圣人谨华夷之辨”，故“明族类、别内外”，中国与夷狄不可相混杂，其他几处被全文删除的，也大都如此。胡安国借用《春秋》经，连篇累牍地大加强调夷夏之别，在乾隆眼里，这些都是极为刺眼的文字，遂遭到一例删削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清帝一面删削，一面禁毁，甚至加以治罪，实际是为了模糊民族分别，淡化满汉冲突。
清代记述海外诸国及国内各民族史籍的《皇清职贡图》
清帝对宋儒夷夏观的改造
清帝不唯采取政治手段来严肃处理“夷夏”问题，对这一问题亦进行了充分地回应与解释，试图争夺夷夏观上的话语权。宋儒胡安国在《春秋传》中从种族角度强调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他指出“韩愈氏言，《春秋》谨严，君子以为深得其旨，所以谨严者，何谨乎？莫谨于华夷之辨矣”，“何莫谨于华夷之辨，要在明族类、别内外也”。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胡安国说：
《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
胡安国强调“内中国而外四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地理上将之羌胡排斥在外。文公五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胡安国说：
《春秋》记约而志详，其书公子遂盟赵盾及雒戎，何次之赘乎？曰，圣人谨夷夏之辨，所以明族类、别内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狄丑居之，乱华甚矣。再称公子，各日其会，正其名与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国、夷狄终不可杂也。
胡安国“谨夷夏之辨”，“明族类、别内外”，批评戎狄居天下之中，乃“乱华甚矣”，表示中国、夷狄不可杂处，从种族上严守华夷之辨。
尽管清代官方对图籍中的夷狄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削，但是并不避讳此一问题。康熙于二十五年（1686）编纂《日讲春秋解义》（后省称《日讲》），表达夷夏之间本没有严格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守礼，夷亦可自进于中国。如僖公二十一年“公伐邾”，《日讲》云“邾曰蛮夷，盖近诸戎，杂用夷礼，故极言之”，指出邾称蛮夷，是采用了夷礼之故，如文公七年“冬，徐伐莒”，《日讲》云：
徐，僭号，即戎也。后自进于中国，数从会伐，经皆称人，以能其附中国也。今以中国无霸，兴兵伐莒，故以举号。
《日讲》以为徐本是戎狄，“后自进于中国”，在于其数从中国会伐，依附中国。可见，华夏可以滑落为夷狄，夷狄亦可以转变为中国。
雍正曾于七年（1729）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中就有诸多讨论《春秋》中夷狄的问题。在雍正看来，《春秋》大义乃君臣、父子之伦，雍正进一步驳斥曾静、吕留良：
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
曾静认为“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吕留良在讨论管仲管仲九合一匡之功时，“独谓仁在尊攘”，雍正一并加以反驳，他引用《论语》解释“攘”仅指的是楚国，“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并不是在于地理之远近，他所要突出的依然是君臣大伦、尊王之义。也就是说，夷夏之间的区别根本在于是否讲究君臣、父子之伦。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表示“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大清乃是“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故不当“以华夷而更有殊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是故，文教与地理上的一统，皆成为清帝反驳传统以种族区隔为中心的夷夏之辨的依据，以此论证其统治正当性的理论支撑。
乾隆于二十三年（1758）编纂《御纂春秋直解》（后省称《直解》），对夷狄多有褒奖、称许。如僖公十八年“狄救齐”，《直解》云“苟有善，虽狄必予之”，对狄救齐之举表示赞许，如襄公十八年“春，白狄来”，《直解》云：
春秋之时，戎狄错居中国，与之会盟则有讥。若其慕义而来，则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谨所以待之之道而已。
《直解》并不完全按照《春秋》中的理解，夷狄与中国会盟而持批评的态度，相反对夷狄“其慕义而来”，采取接受的态度。乾隆曾对胡安国的华夷之见表现出相当地不满，并斥之为胡说：
又是书既奉南宋孝宗敕撰。而评断引宋臣胡安国语。称为胡文定公。实失君臣之体……夫大义灭亲，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亲。岂有灭伦背义。尚得谓之变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右逆子而乱天经，诚所谓胡说也。其他乖谬种种，难以枚举。
乾隆批评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右逆子而乱天经”。其与康熙一样，乾隆亦表示夷夏之间并无根本区分：
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今古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而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
乾隆以大一统自居，抛出“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而夷狄之”之论，指出中国与夷狄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清帝将《春秋》中的“夷夏之防”转变为夷夏无别，实则为满汉、中外一体的民族观提供依据。康熙在满汉、中外关系上，倡导“满汉一体”“中外一体”，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称“满汉人民，俱同一体”，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称“朕于满洲、蒙古、汉军、汉人视同一体”，康熙五十年（1711），称“朕统御寰区，抚绥万国，中外一体”。乾隆亦有一样的看法，他表示“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国家中外一家，况卫藏久隶版图，非若俄罗斯之尚在羁縻，犹以外夷目之者可比”。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清帝对宋儒胡安国《春秋传》中坚持“夷夏之防”的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强调夷夏本无分别，从文教、礼仪、地理大一统的角度，打破了胡安国所坚持的夷夏之间以种族为限制的传统壁垒。
清人入关，尽管地理、疆域上实现了大一统，然面临着种族、文化之异所带来的巨大考验。从康熙到乾隆，清帝对夷夏问题的处理愈来愈峻烈，删削、禁毁，甚至不惜治罪，以高压式的政治手段，清除夷夏之间的文化记忆与知识记忆，这只不过是刚性策略之一，直面并回应这一问题似乎更为要紧，清帝通过文教手段，对《春秋》中的夷夏问题重新进行讨论、解释，争取夷夏观上的表达权，这种柔性策略更具有说服力。迈过海内外种种论述，我们能具体注意到清帝的政治言说艺术，是如何克服种族、文化的冲突与障碍，使得清朝成为一种超越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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